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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影星胡蝶的骨气
上了天堂又怎樣 下到地獄又何妨 天堂地獄雖两樣 只當流浪在他鄉
稍微上了年纪的人, 大概对早期中国电影的天后胡蝶, 不会陌生。
她是1908年3月23日出生在上海，但她祖籍是广东鹤山, 父胡少贡，母吕氏。她出生时取名“宝娟”，学名“胡瑞华”，但后来却她以艺名“胡蝶”闻名于世。
胡蝶家庭小康，又是独女，所以母亲与姑姑对她宠爱有加。而且她姑父的兄长是民国首任总理、政治家、外交家唐绍仪。
因此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胡蝶从小就养成一种矜持的性格，雍容华贵的气质，这种性格和气质是她一生的标签。然而平时她待人亲切、随和, 但不失分寸。
她在工作、生活与人交流方面, 周旋于所谓的上流社会，均落落大方，应对自如。虽然仰慕者众，但她有她的底线，既不得罪人，又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而不受到伤害。
由于胡蝶从小就爱好戏剧艺术，又刚好碰上中国电影这时正在开创期, 在这样一个绝佳的时机，她于是便决心投身于新兴的电影艺术事业。
胡蝶一生参演了不少电影，从默片到有声片，从国语片到粤语片，而且都卖座奇佳, 声名远播！
1933年元旦，上海《明星日报》以“鼓励诸女明星之进取心，促成电影之发展”为宗旨，发起了一场观众评选电影皇后活动。在选举过程中，侯选的三位著名电影女明星是：明星公司的胡蝶、联华公司的阮玲玉、天一公司的陈玉梅，这时她们的票数都非常接近。
当时竞争相当激烈。结果胡蝶得21334票，陈玉梅得10020票，阮玲玉得7290票，胡蝶以巨大的优势胜出，获得了“电影皇后”的称号。
（二）
正当胡蝶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1931年东北突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沉阳城外炮声骤起，当时有新闻报导, 东北少帅张学良正在北平（今北京）, 出席一场舞会，舞伴正是当时中国最红的影星胡蝶。
这画面极具戏剧性：一边是铁蹄踏碎山河，一边是水晶灯下华尔兹。
这一新闻报导, 致使舆论哗然，上海《时事新报》还刊出了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作的打油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沉阳。”
这首诗很快不迳到处飞传，一时之间, 胡蝶竟然成为了“红颜祸水”的代名词。事后胡蝶和明星影片公司都上报, 刊出辟谣声明，但不少人仍不断炒作，后来胡蝶晚年的回忆录中感叹：“该结束这段莫须有的公案了吧？”
其实当时胡蝶正随剧组赴北平拍摄《自由之花》、《落霞孤鹜》和《啼笑因缘》的外景。根本没有遇到过张学良。
事后查明：这是日本通讯社, 四处散布“九一八”之夜张学良与红粉佳人胡蝶, 欢歌共舞的谣言，为的是将中国人民对日侵华的怒火，转移到对张学良的怨恨！
1930年代的上海滩，胡蝶已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这时有一位商人潘有声, 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胡蝶。
不同于那些只把她当“明星”的追求者，潘有声对她十分尊重，也给了她难得的安全感。
潘有声在她最不安稳的时候, 给予了支持，这种陪伴让他们感情迅速升温。
1935年，两人正式结婚。婚礼并不张扬，却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
“电影皇后”嫁给了圈外商人，而不是导演或演员。
（三）
1937年，婚后胡蝶与丈夫潘友声携家带眷前往香港，原准备就此息影，然而，胡蝶禁不住“制片大王”张善琨的盛情邀请，又担纲主演了《绝代佳人》、《锦绣天堂》和《孔雀东南飞》三部电影，再度轰动香港。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后，急需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的大陆名人为他们装潢门面，粉饰战争罪行。
当他们得知中国的“电影皇后”正滞留香港，于是便派日军报道部艺能班班长、人称“中国通”的和久田幸助，前往游说胡蝶，施以怀柔政策。
和久田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称胡蝶是闻名中外的大明星，希望她以自己的知名度在香港继续发挥作用，参与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建设。
面对和久田幸助的所作所为的“司马昭之心”，胡蝶一面虚与委蛇，敷衍应付，一面暗下决心尽快逃离香港。
她随后专程拜访同样寓居香港的梅兰芳，商量逃离事宜。当她见到梅兰芳时，不禁大吃一惊，因为留在她记忆中的梅先生潇洒俊逸，可是眼前的他，清癯消瘦，唇上还留着一撇浓浓的胡须。
胡蝶听了梅兰芳“蓄须明志，为避国耻”的解释，不由得心生敬意。当胡蝶询问梅先生是否会去重庆时，梅兰芳坚定地表示，自己暂时哪儿都不去。
他告诉胡蝶，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一份中国人的骨气，日本人再强硬也奈何他不得！
但是，他对胡蝶的处境表示非常担忧，认为日本人必定不会放过她，怕她一个弱女子经不住威胁诱惑。胡蝶在梅兰芳的感染下，郑重地说:
“请梅先生放心，我胡蝶决不当汉奸明星。”
然而，这个时候的胡蝶已经被日本人严密监视，行动很不自由。不久，和久田再次光顾，他笑里藏刀地说:
“大日本皇军对你们这些有名望的文化名人，拟定了三条政策：
第一，如果你们愿意留在香港，我们妥善保护你们的生命财产；
第二，尊重你们名人的自由，如果感到不能接受日方的做法，想去重庆的话，即时无条件放人；
第三，不损害中国人的自尊心，中国人和日本人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互相合作。不知胡蝶女士对这些条件是否满意？”
胡蝶心有准备，诚如她在回忆录中所指出的:
“所谓的无条件是相对的，实质上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要出卖自己的良知，背叛自己的民族。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哪有什么平等而言。至于保护生命、财产，尊重个人自由，也不过是一个交换条件而已。”
和久田见胡蝶沉默不语，又向胡蝶游说东京是亚洲的天堂，有樱花，有高度文明的物质生活，希望胡蝶前去看看东京的建筑风光，看看富士山和北海道。
胡蝶心知日本人必有阴谋，便不卑不亢地说:
“和久田先生不会无缘无故地邀我去看樱花吧？”
“其实也没什么，日本百代电影公司想邀请胡女士合作拍片，片名就叫《胡蝶游东京》。”
这下，胡蝶终于看清了日本人的真正意图，但她始终以自己到香港后, 已发誓息影为由相推辞。
和久田认为胡蝶一再推脱，是担心自己会被国人骂为汉奸，便告诉她这是一部风光片，一点不涉及政治，希望胡蝶不要有所顾虑。他见胡蝶蹙眉苦思，沉默不语，就语带威胁地说:
“这次是陆军总部下达的命令，我奉劝胡女士最好答应，别忘了你目前是在香港，而香港又是我们日本的天下……”
面对和久田咄咄逼人的凶恶嘴脸，胡蝶暗生一计，她答应去东京，并笑着说很想跟日本影界合作，只是眼下已有身孕，不便拍片，但“承诺”分娩后一定赴东京。
和久田将信将疑，后来他想到诱胡蝶拍片，终不能强行，这才罢休。
胡蝶深知自己目标太大，很难逃脱，她心烦意乱，寝食不安。正当她一筹莫展之际，当年在上海为“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献旗英雄”杨惠敏, 突然出现在胡蝶面前，说明自己是奉命来营救她的，胡蝶的脸上终于露出一种绝处逢生般的惊喜。
胡蝶了解情况后，表示很愿即刻回到大后方，与全国军民共赴国难。但杨惠敏考虑到这次行动情况特殊，一是日本人对胡蝶监视严密，二是日本人对救援行动已有警惕，为了保险起见，杨惠敏决定与在广九一带活动的东江游击队取得联系，并约定了双方再次见面的时间。
胡蝶随即开始着手逃离香港的准备，悄悄地把在香港的全部不动产兑成了现钞，并把自己除随身以外的皮鞋、香水和名贵衣物、收藏品等财物, 装入多达三十几箱（一说三十多只大皮箱）的行李。 （也有一说, 仅十几箱）
几天后，杨惠敏带着游击队老王如约前来，为确保胡蝶一家能够安全撤离香港，老王带胡蝶夫妇及孩子走一秘密山道，此行虽艰苦，却安全；其余的人则由杨惠敏带领, 从罗湖桥封锁线过，最后在广东惠阳会合，再同赴曲江。
那天，香港大雾弥漫。清晨，胡蝶身穿紫红马夹，下着黑长裙，足蹬平底布鞋，丈夫潘友声则身着浅灰色长袍，戴着礼帽，他们一前一后走出了沉默的孤岛香港。
对于这次逃离的经过，胡蝶晚年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
“我们全家装作走亲戚的模样，走出了家门……整整走了一天。这可说是我自出生以来所走的最多的路程，以致脚底全走起了泡……”
但天有不测风云，据告胡蝶在撤离香港时携带的数30几箱财物，竟在路上遭到抢劫，胡蝶视若生命的家当丧失殆尽，其中包括胡蝶精心积攒的各种首饰和宝物，她一生的影集和剧照，以及鎏金溢彩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纪念奖杯等。
五天后，胡蝶一家顺利地抵达韶关小镇曲江会合。
胡蝶这不畏日军威逼利诱，冒着生命危险逃离香港的消息, 迅速传开，立即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许多记者闻讯纷纷前往采访。胡蝶在记者招待会上，感慨地说:
“我虽然是个演员，但在这民族危难的时刻，我很清楚我应选择的道路。”
（四）
1942年深秋，胡蝶全家离开香港，一路逃亡，到达重庆已是1944年四五月份，不久，就应邀参加《建国之路》的拍摄，并随外景队到桂林拍摄。
为了找回这些财物，胡蝶又辗转托人，最后找到了军统头子戴笠这里。
其实戴笠一直对胡蝶十分爱慕，是她的铁粉, 得到这个机会，自然欣喜异常，一口答应帮忙。
戴笠虽然对胡蝶有觊觎之心，但是也不敢直接用强，他先将胡蝶夫妇请到重庆，并请胡蝶将损失财物, 列一明细清单, 立即派手下的得力特务到广东，调查胡蝶财物被劫一案。
眼见财物无法找回，戴笠又计上心来，按照胡蝶的清单，买来一部分珠宝交给胡蝶，谎称是追回来的。
胡蝶一看这些珠宝，就知道了戴笠的用心，也只好照样收下，满口说着感激的话。
随后，戴笠又指示人将潘有声秘密抓捕，并把消息透露给胡蝶，为了丈夫的安危，胡蝶只能再求助于戴笠。
这正中戴笠下怀，他假惺惺释放了潘有声，并给了潘有声一张滇缅的通行证，将潘有声打发去云南缅甸做生意。
胡蝶与丈夫就此分开, 她也被戴笠藏了起来，潘有声回国后多次寻找，都被戴笠派人搪塞了过去。
为了留住胡蝶，戴笠还特意为她，在重庆枇杷山，花费重金打造了一个神仙洞。
1946年，戴笠逼迫潘有良与胡蝶离婚，并打算在上海与胡蝶结婚，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3月17日，戴笠乘坐的飞机坠毁，他本人也死于这场事故。
关于戴笠的死众说纷纭，其中就有一种说法：戴笠是为了赴胡蝶的约，才急匆匆在雨中乘坐飞机的。
不管戴笠之死真相如何，戴笠死后，胡蝶终于重获自由，她和丈夫也再一次离开上海，迁居香港。
其实上述戴笠霸占胡蝶三年之说, 有人指出出, 那是遥传, 胡蝶真正在重庆的日子也就七、八个月。
因为1945年8月，抗战胜利。作为公众人物，胡蝶出席公开活动，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公众视线。这都是有迹可循、有报纸的报道可查的。
据胡蝶说，当时杜月笙、谷正纲、孔祥熙乃至电影界的黄子布（夏衍）、司徒慧敏等人都是认识并有来往的，戴笠不过只是其中一人，也并不是特别的一人。而且潘有声在生意经营, 为当时政府部门购买物资上和戴笠只是有往来而已。胡蝶相信这些事实都是有据可查的。
1989年3月23日，胡蝶在加拿大温哥华她家对面商场中风跌倒，4月23日晚七时许，告别人世。
胡蝶说过：“人家说，看穿了人生就是戏，但在我看来，却是用不着看穿，人生本来就是戏。”
戏演完了，帷幕落下，演员退场。胡蝶走了，但却永恒地留在了历史的记忆里。
白钉 发表评论于
"...同样寓居香港的梅兰芳..." 不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