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2月14日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了长篇主旨演讲（keynote speech）。我细读了一下，发现整场发言洋洋洒洒近四千词，远不同于特朗普惯常霸气凌人的外交姿态与表达方式。他没有关税威胁，也没有公开嘲弄欧洲的衰落，而是打起了亲情牌，以近乎“寻根”“拜祖”的语气，谦卑地将美国描述为“欧洲的孩子”。他回顾西班牙边疆传统、德意志农耕文化以及英国传统对美国的影响，试图用文明与历史的情感纽带，为本质上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 America First 政策涂上一层“同宗文明”的外衣，殷切唠叨着欧美之间的血缘关系及一荣俱荣的文化传承。
卢比奥显然是在修补特朗普再度执政后与欧洲盟国产生的裂痕，包括围绕格陵兰（Greenland）问题的争议、对欧贸易关税，以及对北约盟友安全承诺的粗暴质疑。卢比奥在慕尼黑获得的超常掌声，很大程度上更像是一种松了一口气的心理反应，欧洲终于又听到了曾几何时的那种更熟悉、更温和的美国语气，但未必意味着欧洲国家对其政策逻辑的诚心认同。换言之，欧洲欢迎的是语气的改变，而非对美国现行政策的认可和接受，毕竟美国的总统是特朗普。人们很难相信卢比奥的想法能左右特朗普反覆无常的执念。
卢比奥的温和口吻，本质上仍是“美国优先”的修辞美颜版本。卢比奥试图说服欧洲，“美国优先”并不等同于“美国孤立”，而是一个与欧洲携手回归“共同文明”基础的战略选择，即所谓西方社会需要团结起来，共同应对“西方的文明危机”。但这一论述同时也暴露出其局限：相较于拜登政府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多边主义以及覆盖亚太与东南亚的全球联盟体系，卢比奥的观点明显向“西方内部”收缩，将政治共同体主要界定为共享历史、宗教和文化传统的西方国家。
这种以文明划分的方式，很容易被理解为以文化与历史血缘为基础的结盟观。它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冷战后美国所主导建立的全球制度体系，也带有对旧有西方主导秩序的怀旧意味。当他将“反殖民主义”与多边主义描述为削弱西方力量的“抽象理念”时，这种叙述会被许多国家理解为对西方至上和霸权主义，而非面向未来的全球国际合作构想。
这一逻辑对现代多元社会尤其敏感。美国本身就是典型的移民国家，其政治共同体并非建立在共同血统之上，而是建立在宪法与公民身份之上的。虽然卢比奥自己也是古巴移民后代，但他演讲中表达的对移民的微词，认为大量移民破坏了社会的fabrics,或种族结构，在这点上他与特朗普没有差别。然而，若文明认同被表述为与“基督教传统”或“欧洲血源”紧密相连，许多非欧洲背景的移民，包括亚裔、非洲裔以及拉美裔群体，很容易产生被排除感。在这种语境下，我最近也看到一些华人对卢比奥演讲的热烈赞美，他们其实未必充分意识到这一叙事的深层内涵：它所强调的“文明共同体”并不一定包含所有在美国生活与贡献的人群。当然，除非你能把黄皮肤彻底换掉。
卢比奥在演讲中痛陈西方“去工业化”的错误，并将其归咎于某种失败的“全球秩序幻想”。然而，他刻意回避了一个冷酷的事实：去工业化并非由于外部掠夺所致，而是西方资本和工业集团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做出的主动选择。这是一把双刃剑，既养肥了一大批富人，同时又让西方失去了对产业链的控制和工作机会，尤其是蓝领工作。但资本没有国界，也没有所谓的“文明眷恋”。当卢比奥表现出对非西方国家由贫穷走向富裕的无法容忍时，他实际上是在挑战全球发展的必然趋势。他所倡导的脱钩与重建新的西方工业体系，虽然在主权逻辑上无可厚非，但在资本驱动的全球市场中，这种逆流而上的努力往往显得苍白无力。
在国际层面，这种文明血亲论也可能带来副作用。对强调多元文化的加拿大，欧洲国家，以及呼吁主权平等的“全球南方”国家而言，纯西方“文明复兴”很容易被理解为种族等级划分，而非合作框架。他赞美西方人过去攻城掠地，殖民扩张，繁荣昌盛了五百年；他哀叹现在遇到了抵抗，被非西方国家沾了便宜。所以他认为是时候重建欧美文明了，并宣称美国需要与欧洲一起完成这一使命。但他的西方文明优胜论，在安抚部分欧洲情绪的同时，也可能加深与世界其他国家间的心理距离与政治对立。
与此同时，卢比奥在极力粉饰外交政策的同时，对美国内部正在腐蚀根基的危机却绝口不提。他大谈西方文明的伟大，却无视高达数十万亿美元且不断膨胀的美国国债、国内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撕裂。对于一个内部正面临严重信用危机和认同碎裂的国家来说，解决这些内在危机才是“让美国伟大”的根本途径，而非通过在国际上筑起文明的高墙。如果美国不能通过自我修复来赢得尊重，那么卢比奥在慕尼黑表现出的那种“谦卑”，那种自称“孩子回到祖父母身边”的姿态，只会被看作是由于力量削弱而进行的表演秀。这种调门虽然掩盖了特朗普式的霸凌实践，但本质上都是在为一种保护主义的战略服务。
因此，卢比奥在慕尼黑的发言更像一次修辞层面的再包装。他的语气比特朗普更温和、更具历史亲切感，但国际政治最终是由政策与行动决定的。当美国继续实施贸易保护、对盟友施压或在领土与安全议题上采取单边立场时，“文明”话术的说服力自然会减弱。欧洲所面对的将不是“家庭关系”，而仍是利益关系；而在华盛顿，真正决定政策方向的仍是总统而非国务卿，华丽的演讲难以替代决策实操本身。
因此，即便外交辞令呈现出“回归传统”的姿态，只要实际政策仍体现孤立倾向与保护主义，这种“文明寻根”就难以建立稳定信任，反而可能让不属于所谓西方传统的人群感到疏离。在国内，它会引发身份焦虑；在国际，它会加剧阵营划分。世界所期待的，其实不是强调血缘与文明边界的大国，而是能够在解决自身问题的同时，与不同文化与制度的国家共同合作的负责任大国。
2026.2.17 于美国
从慕尼黑会议看“卢比奥主义”
远远的雾 (2026-02-17 05:31:23) 评论 (7)在2026年2月14日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了长篇主旨演讲（keynote speech）。我细读了一下，发现整场发言洋洋洒洒近四千词，远不同于特朗普惯常霸气凌人的外交姿态与表达方式。他没有关税威胁，也没有公开嘲弄欧洲的衰落，而是打起了亲情牌，以近乎“寻根”“拜祖”的语气，谦卑地将美国描述为“欧洲的孩子”。他回顾西班牙边疆传统、德意志农耕文化以及英国传统对美国的影响，试图用文明与历史的情感纽带，为本质上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 America First 政策涂上一层“同宗文明”的外衣，殷切唠叨着欧美之间的血缘关系及一荣俱荣的文化传承。
卢比奥显然是在修补特朗普再度执政后与欧洲盟国产生的裂痕，包括围绕格陵兰（Greenland）问题的争议、对欧贸易关税，以及对北约盟友安全承诺的粗暴质疑。卢比奥在慕尼黑获得的超常掌声，很大程度上更像是一种松了一口气的心理反应，欧洲终于又听到了曾几何时的那种更熟悉、更温和的美国语气，但未必意味着欧洲国家对其政策逻辑的诚心认同。换言之，欧洲欢迎的是语气的改变，而非对美国现行政策的认可和接受，毕竟美国的总统是特朗普。人们很难相信卢比奥的想法能左右特朗普反覆无常的执念。
卢比奥的温和口吻，本质上仍是“美国优先”的修辞美颜版本。卢比奥试图说服欧洲，“美国优先”并不等同于“美国孤立”，而是一个与欧洲携手回归“共同文明”基础的战略选择，即所谓西方社会需要团结起来，共同应对“西方的文明危机”。但这一论述同时也暴露出其局限：相较于拜登政府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多边主义以及覆盖亚太与东南亚的全球联盟体系，卢比奥的观点明显向“西方内部”收缩，将政治共同体主要界定为共享历史、宗教和文化传统的西方国家。
这种以文明划分的方式，很容易被理解为以文化与历史血缘为基础的结盟观。它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冷战后美国所主导建立的全球制度体系，也带有对旧有西方主导秩序的怀旧意味。当他将“反殖民主义”与多边主义描述为削弱西方力量的“抽象理念”时，这种叙述会被许多国家理解为对西方至上和霸权主义，而非面向未来的全球国际合作构想。
这一逻辑对现代多元社会尤其敏感。美国本身就是典型的移民国家，其政治共同体并非建立在共同血统之上，而是建立在宪法与公民身份之上的。虽然卢比奥自己也是古巴移民后代，但他演讲中表达的对移民的微词，认为大量移民破坏了社会的fabrics,或种族结构，在这点上他与特朗普没有差别。然而，若文明认同被表述为与“基督教传统”或“欧洲血源”紧密相连，许多非欧洲背景的移民，包括亚裔、非洲裔以及拉美裔群体，很容易产生被排除感。在这种语境下，我最近也看到一些华人对卢比奥演讲的热烈赞美，他们其实未必充分意识到这一叙事的深层内涵：它所强调的“文明共同体”并不一定包含所有在美国生活与贡献的人群。当然，除非你能把黄皮肤彻底换掉。
卢比奥在演讲中痛陈西方“去工业化”的错误，并将其归咎于某种失败的“全球秩序幻想”。然而，他刻意回避了一个冷酷的事实：去工业化并非由于外部掠夺所致，而是西方资本和工业集团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做出的主动选择。这是一把双刃剑，既养肥了一大批富人，同时又让西方失去了对产业链的控制和工作机会，尤其是蓝领工作。但资本没有国界，也没有所谓的“文明眷恋”。当卢比奥表现出对非西方国家由贫穷走向富裕的无法容忍时，他实际上是在挑战全球发展的必然趋势。他所倡导的脱钩与重建新的西方工业体系，虽然在主权逻辑上无可厚非，但在资本驱动的全球市场中，这种逆流而上的努力往往显得苍白无力。
在国际层面，这种文明血亲论也可能带来副作用。对强调多元文化的加拿大，欧洲国家，以及呼吁主权平等的“全球南方”国家而言，纯西方“文明复兴”很容易被理解为种族等级划分，而非合作框架。他赞美西方人过去攻城掠地，殖民扩张，繁荣昌盛了五百年；他哀叹现在遇到了抵抗，被非西方国家沾了便宜。所以他认为是时候重建欧美文明了，并宣称美国需要与欧洲一起完成这一使命。但他的西方文明优胜论，在安抚部分欧洲情绪的同时，也可能加深与世界其他国家间的心理距离与政治对立。
与此同时，卢比奥在极力粉饰外交政策的同时，对美国内部正在腐蚀根基的危机却绝口不提。他大谈西方文明的伟大，却无视高达数十万亿美元且不断膨胀的美国国债、国内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撕裂。对于一个内部正面临严重信用危机和认同碎裂的国家来说，解决这些内在危机才是“让美国伟大”的根本途径，而非通过在国际上筑起文明的高墙。如果美国不能通过自我修复来赢得尊重，那么卢比奥在慕尼黑表现出的那种“谦卑”，那种自称“孩子回到祖父母身边”的姿态，只会被看作是由于力量削弱而进行的表演秀。这种调门虽然掩盖了特朗普式的霸凌实践，但本质上都是在为一种保护主义的战略服务。
因此，卢比奥在慕尼黑的发言更像一次修辞层面的再包装。他的语气比特朗普更温和、更具历史亲切感，但国际政治最终是由政策与行动决定的。当美国继续实施贸易保护、对盟友施压或在领土与安全议题上采取单边立场时，“文明”话术的说服力自然会减弱。欧洲所面对的将不是“家庭关系”，而仍是利益关系；而在华盛顿，真正决定政策方向的仍是总统而非国务卿，华丽的演讲难以替代决策实操本身。
因此，即便外交辞令呈现出“回归传统”的姿态，只要实际政策仍体现孤立倾向与保护主义，这种“文明寻根”就难以建立稳定信任，反而可能让不属于所谓西方传统的人群感到疏离。在国内，它会引发身份焦虑；在国际，它会加剧阵营划分。世界所期待的，其实不是强调血缘与文明边界的大国，而是能够在解决自身问题的同时，与不同文化与制度的国家共同合作的负责任大国。
2026.2.17 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