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灯塔的前世今生

洞庭東山人 (2026-02-21 20:37:00) 评论 (0)
从海底巨石到世界奇迹

      ——亚历山大灯塔的前世今生

文|徐令予

今天这个故事,得从一张照片开始。



正午的阳光洒在地中海平静的海面上,一艘工程作业船停泊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边上。起重机缓缓收紧钢索,一块体量巨大的石块从水下被拖曳而出。甲板上的工作人员屏息凝神,注视着这块重达近八十吨的巨石被稳稳安放在船上。它表面仍覆盖着深色的海洋沉积物,与一旁已经清理过、显露出浅色本体的石材形成鲜明对照——这块沉睡在海底近千年的巨石有着显赫的身份,因为它曾经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亚历山大灯塔”的一部分。

两千多年前,人类曾在这里竖起一座指引地中海航路的高塔;两千多年后,这些支撑奇迹的石块,借助现代工程机械,重新回到阳光之下。远处是当代港口的消波设施,近处是刚出水的古老石材,古代工程与现代技术在同一片海面上短暂相遇。人们不只是“发现了一块遗石”,而是在重新触摸一个消失的世界奇迹,以及它背后的古代航海文明。

一、亚历山大灯塔:古代世界的工程巅峰与航海地标

那块刚从海底打捞出的巨石,不过是这座宏伟建筑留下的一个碎片。真正值得回望的,是它曾经所属的整体——亚历山大灯塔,以及这座灯塔在古代地中海世界中的位置与意义。

亚历山大城位于尼罗河三角洲西侧,正处在地中海航运网络与埃及内陆交通的交汇点。托勒密王朝在此营建灯塔,这可绝不是“形象工程”,而是出于极为现实的航海需求:复杂的暗礁、浅滩与多变的海流,使得进出港口的航道并不安全。高耸的灯塔在白天以反射光线作为标识,夜晚则以火焰指引航向,为地中海世界的贸易与航行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参照物。

从古代文献与现代考古复原的综合判断来看,亚历山大灯塔并非一座单一形态的高塔,而是一座由多层结构叠加而成的复合型建筑。其底部为方形基座,中段为多边形塔身,上部逐渐过渡为圆柱形塔体,最顶端设有火焰与反射装置。关于高度,古代作者记载不一,但普遍认为其总高在百米左右,在古代建筑尺度中几乎难有匹敌。若以吉萨金字塔为参照,这座灯塔虽未必更高,却以更为挺拔的垂直形态矗立海岸,成为海天之间最醒目的地标。



真正令人震撼的,并不仅是它“有多高”,而在于这样一座高耸的石构建筑,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技术条件之下[1]。巨大的石块被切割、运输、吊装,并在海岸线附近完成精确拼接;层层塔身向上收束,却又必须承受来自海风与地震的反复考验。亚历山大灯塔无疑是人类建筑工程的佳作,它被列于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绝对是名之实归!

站在地中海沿岸仰望这座灯塔,白昼时,塔身在阳光下投下长长的阴影,标记着港口的方位;夜幕降临,塔顶的火焰升起,成为海面上最醒目的光点,为远航归来的船只指引方向[2]。在没有六分仪和GPS的时代,在黑夜中的茫茫大海上,当远航的水手处于极为焦虑不安的时刻,地平线尽头忽然浮现出一个稳定而温暖的光点,黑暗仿佛被撕开了一道缝隙,亚历山大灯塔的火焰就是他们的希望和生命线。

古代作家的记述为这种震撼提供了历史证词。斯特拉波在《地理志》中称其为航海者远远即可辨认的标志;普林尼在《博物志》中亦记载其宏伟与实用价值。稍晚的阿拉伯旅行家与地理学家,仍反复提及这座高塔夜间以火焰照亮海路。跨越古希腊、古罗马与伊斯兰世界的多重记载,共同指向一个事实:这是一座真实存在过的工程奇迹。

二、灯塔的衰毁与沉没:从世界奇迹到海底遗迹

亚历山大灯塔并非在某一次灾难中骤然消失,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走向衰败。自罗马帝国晚期起,地中海东部多次发生强烈地震,灯塔结构反复受损,虽经修补,却已难复昔日的完整形态。到中世纪时期,这座曾经照亮航路的高塔,更多以残破的轮廓出现在旅行者的记述之中。

随着港口地貌的改变与城市重心的迁移,灯塔的航海功能逐渐被削弱。部分坍塌的石材被就地取用,用于修筑城防与其他建筑,其余残骸则在地震与风浪的作用下滑入海中。至十四世纪前后,这座古代世界奇迹基本失去作为灯塔的实际存在,仅在文献资料中延续其声名。

也正因为这种“缓慢消失”,亚历山大灯塔并未留下清晰可辨的地面遗址。它的遗存散落在港湾海底,沉睡了近千年,直到现代水下考古技术的发展,才重新被一块块打捞出水。从高塔到碎石,从地标到遗迹,这条消逝的轨迹,本身便是大多数古代工程命运的缩影。

三、遥远的光影:中国古籍中的亚历山大灯塔

这座曾经矗立在地中海岸边的高塔,声名之盛,甚至传到了遥远的东方。令人意外的是,早在南宋时期,中国人已在文献中留下了关于亚历山大灯塔的记载,有《诸蕃志》为证。

《诸蕃志》成书于南宋,作者赵汝适长期主管海外贸易事务,其书中关于异域风物的记述,多来自来往商旅的口述与流通于港口的见闻汇编。书中对地中海沿岸城邦的描写中,提到亚历山大城外有“巨塔临海”,塔高异常,顶设明镜,可照见远方来船。这样的记载,显然混合了真实信息与夸张想象:灯塔确实以高耸著称,也确实以火焰与反光装置指引航路;但关于“明镜照敌”“塔高不可测”等细节,很可能是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失真放大导致的。正是在这种真实与想象的叠加之中,亚历山大灯塔以“遥远奇观”的形态,进入了中国古人的世界图景。



这类带有夸张色彩的描写,并非刻意杜撰,而更像是跨文明信息长距离传播的自然结果。亚历山大灯塔的消息经由商旅口述、层层转述,进入汉文书写体系时,工程事实已与传奇想象交织。对未曾亲历地中海世界的南宋作者而言,那座“临海巨塔”更多是一种对远方文明规模与技术的想象,而非可供精确复原的历史记录。

四、同一时代,不同路径:中西古代工程的分化

在公元前三世纪,地中海世界已经能够建造出百米级的石构高层建筑,而中国尚未出现同等尺度的建筑工程。从建筑工程技术层面来看,亚历山大灯塔确实是遥遥领先,这是不容争辩的客观事实。

然而,这种差距并不等同于文明“高下”的评判,而更应被理解为技术路径的分化。不同文明面对的生存环境与核心问题并不相同。地中海世界以航海与贸易为轴心,港口密集,远洋往来频繁,迫切需要可被远距离辨识的航标性建筑。与之相比,中国文明的基础是内陆农业社会,水利治理、交通通达与区域整合,远比“地标式高建筑”更为紧要。在这样的需求结构下,工程资源更多被投入到河道疏导、灌溉系统与交通网络等“系统性基础设施”之中。

以同样诞生于公元前三世纪的都江堰为例,这项水利工程并不以高度震撼世人,却以对水文规律的长期把握与对地形的配合利用,支撑了持续两千余年的灌溉与防洪体系。亚历山大灯塔展示的是结构工程上的突破,而都江堰体现的,则是一种组织型、系统型工程能力。前者更依赖建筑技术与材料运用,后者更依赖大规模人力组织、长期维护与代际传承。这种差异,既是工程技术取向的不同,也是社会结构与治理方式的反映。

因此,承认古代西方在高层建筑工程上的领先,并不意味着否定中国工程传统的价值。两者分别在不同领域内达到了高度成熟:一个面向海洋与远方,一个扎根土地与眼前。亚历山大灯塔以高度与光芒标记文明的边界,都江堰则以持续运转的系统维系文明的内部稳定。它们并置在同一历史时段之中,恰恰提醒我们,技术进步从来不是一条单线展开的道路,对于不同文明环境的挑战,存在多种各自合理的应战方式。

结语

文章的开头,是一块刚从海底被吊起的巨石。那些散落在港湾深处的石构残片,正被考古学家与工程师逐一测绘、建模,试图在数字世界中重建亚历山大灯塔的整体形态。千年沉没的遗迹,正以数据与算法的方式,被重新拼合为一座可被“看见”的虚拟建筑。

从海底残石到数字重构,这条路径本身,构成了当代技术对古代工程的一次回望。消失的世界奇迹,不再只停留在传说与图像之中,而有机会以更接近真实的形态重返我们的视野。

我期待有一天,能戴上苹果的 Apple Vision Pro,走近这座数字复原的亚历山大灯塔,在虚拟的海风与火光中,亲临其境地仰望它的雄姿,进而漫步其间,一窥两千多年前那座灯塔内部各处的奥秘。



注释

[1] 百米级石构建筑如何保持结构稳定

亚历山大灯塔并非依靠现代钢筋混凝土或金属骨架支撑,而是典型的古代大尺度石构建筑。其稳定性主要来自厚重的基座与逐级收分的塔形结构:下层墙体极厚,上部逐渐变薄,使整体重心向内收敛,以抵御海风与地震的影响。大型石块经过精密加工后相互嵌合,局部可能使用金属夹件或榫槽增强连接,并辅以石灰砂浆固定。通过“以重抗重”的结构逻辑,灯塔在缺乏现代材料技术的条件下,仍能实现百米级高度,体现了古代工程在结构设计与施工组织上的成熟水准。

[2] 高处灯火的燃料供应与日常运维

灯塔顶部的火焰并非通过管道或机械系统输送燃料,而主要依赖人工运输与日常维护。学界普遍认为,灯塔内部设有可供通行的阶梯或坡道,便于人员将木柴、油脂或树脂等燃料运送至顶部燃烧平台。夜间点火、白天维护,都需要专人值守,形成持续性的后勤运作体系。正因如此,亚历山大灯塔不仅是一项建筑工程成就,更是一套长期运行的公共设施系统,其正常运转依赖稳定的财政支持、专业工匠队伍与持续的物资补给能力,这在古代国家治理层面本身就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徐令予 作于美国南加州 (2026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