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日本自民党选举的结果令不少观察者感到意外, 很多人认为高市早苗是豪赌，因为她在决定解散众议院选举时，自民党的席位只有196席。日本众议院总席位是465席，当时自民党的196加上同盟的维新会的34席也只是230席的少数派。
这次选举日本自民党却获得了316席，自民党还在某些地区少提名了十几个议员，不然他们的议席应该是329或330席。
虽然与英国不同，日本选举后少数党的首相不会自动下台，但是多数党派很容易通过政治操作让首相走人，所以高市早苗当时几乎是在赌博。但是她遇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贵人，那就是中国的猫儿，他们对日本的攻击激励了日本人民。
尽管天气寒冷、经济压力上升和国际局势高度不确定，日本选民依然以较高的参与度完成了这次具有明显政治指向性的选举。
根据最新选举结果，自民党单独赢得 316 席，而执政联盟（包括自民党加上其主要盟友日本维新会）合计约 352 席，达到并超过了三分之二的门槛。
高市早苗所代表的执政联盟在众议院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多数，也是自民党历史上非常罕见的高比例席位表现。
这一结果不仅是一场常规的执政党胜选，更是一种关于国家安全方向的民意确认。日本正在逐步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型，这次选举本身就反映了这一趋势。
现在自媒体很多在说自民党的压倒性胜利，几乎是日本修宪的倒记时，那是完全的误判，我们应该稍微详细地谈谈。根本原因是自民党及支持性派系（如日本维新会等）在参议院并未取得多数，动员全民公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现在的数据显示日本执政联盟在参议院只有约 101 + 19 = 120 个席位（自民党是101、维新等支持党派为19），不到半数的124，更不谈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日本参议院共有248席。参议员任期 6 年，每 3 年改选约一半（约 124 席），我们需要看高市早苗旋风能够持续多久。
我们先谈日本和平宪法的第九条与战后日本的制度。日本战后政治秩序的核心基础，是1947年施行的《日本国宪法》，其中第九条长期被视为战后体制的象征：日本永久放弃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军、海军、空军等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因此，日本法律上并不承认“军队”的存在，其武装力量被称为自卫队，并严格限定为防御性力量。这一宪法并非日本国内政治妥协的自然产物，而是在美国占领时期主导制定的制度安排。它既反映了战后反军国主义的国际共识，也嵌入了冷战初期的地缘政治结构。
二战结束后，日本处于盟军占领之下。当时的盟军实力极其强大，日本在政治、军事与制度层面几乎不具备任何对等谈判能力。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战后宪法的制定，并不是一个日本国内自然政治演化的结果，而是由美国占领当局主导完成的制度重构工程。虽然日本人爱面子，经常说日本战后宪法是经日本议会批准的，其实不然。
我们有次在东京旅行时，错过了参观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办公室的机会，似乎那天不开门。一个主权国家，在日本最大城市的繁华地带拥有外国将军的纪念办公室，这具有相当的象征性意义。
1946年初，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政府提交的修宪草案极为不满。在他看来，该草案在保留天皇权力、限制军国主义方面都不够彻底，无法确保日本不再重返战争道路。因此，麦克阿瑟决定绕过日本政府原案，直接要求盟军总司令部组织起草一部新的日本宪法文本。
为此，他动员了几位在美军服役、但具有系统美国法学训练背景的年轻法律人员。这些人中，有的毕业于斯坦福或康乃尔本科，两位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生，有位军官毕业于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他们本质上都是接受过美国宪政制度与法律工程训练的专业人士。因为他们并非日本问题专家，所以将熟悉的美国式宪政模板直接应用到了日本。
这也解释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事实：日本《和平宪法》的制度结构，在修宪程序上几乎是美国模式的移植版本。美国和日本的修宪逻辑是相通的。在美国的宪法修正案需要, 国会两院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再由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批准。以此可见美国的修宪门槛是多么地高，所以每次枪支事件谈及修改宪法修正案第二条时，我都会说不是不可能，但是非常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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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日本宪法起草人这样规定日本的修宪程序，在日本众议院和参议院以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通过后，还需要日本全国公民投票以简单多数而不是绝对多数通过。因为日本并不存在“州”这样的联邦结构，美国法律专家们引入了一个功能等价的替代机制。最后由天皇以国事行为形式公布，注意这里是公布而不是批准。
这里需要特别澄清两点常见误解：
第一，修宪所需的是三分之二多数，而不是三分之一；第二，天皇不拥有否决权，其角色是象征性的“公布”，而非“签署或批准”，但是美国总统对宪法修正案拥有否决权。
换言之，日本用全民公投来替代美国宪法中“州批准”的功能，以确保宪法变动必须得到超越议员所代表的精英社会的广泛民众同意。
这种制度设计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方便未来修改宪法，而恰恰相反，是为了最大限度提高修宪成本。这防止了短期政治风向左右国家根本制度，也已经被时间证明它锁定了日本战后非军事国家的结构性路径。
因此，日本宪法的修宪程序，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一种高度保守和极难启动的机制。这并不是日本政治文化的自然选择，而是在盟军主导下，为防止日本再次军事化而刻意设置的制度安全阀。
日本和平宪法之所以难以修改，并非偶然，而是美国占领时期以美国宪政为模板、为日本量身定制的一套高门槛制度设计，其目标正是限制未来任何轻易改变战后秩序的政治冲动。
近年来，中国在东亚周边海域的军事活动显著增加，包括导弹试射、海空力量展示及台海局势表态。部分导弹因为技术原因还落入到日本的专属经济区，这些都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关注。这种环境变化，直接挑战了长期建立在“低威胁外部环境”上的和平共识。
在中国官方叙事中，日本防卫政策调整常被描绘为军国主义复活，但事实上，许多政策变化更像是被动反应。正如此前分析，如果中国对周边国家无法展现克制与责任，其他国家必然强化自身安全。日本是这一逻辑下的典型案例。
日本自民党大胜的美国因素也不可忽视，战后日本安全体制是美日同盟的一部分。当前美国对印太战略重心的可能调整，使日本被期待承担更大的地区安全责任。但是我不认为美方对日本防务的态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川普在第一时间祝贺高市早苗当选，她也会在近日访美，美日同盟仍然牢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