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家属回忆，出事前一个晚上，公安部长李震在家中，接了一个电话，说是去“五号楼开会”。他出门了，然后——消失。
第二天，公安部大院开始找人。一开始是礼貌的询问，接着变成焦躁的搜寻，最后，气氛彻底变了，有人提议：地下管道也查一下。那是个不太有人愿意去的地方。阴暗、潮湿、狭窄。
两名工人下去了。几分钟后，他们出来，脸色大变：“找到了。”“在下面。”一个人，半跪着，身体斜靠在管道壁上；脖子上有绳索，另一端固定在管道上方。姿势，说不出的别扭，不像正常上吊，更像被摆在那里。
消息迅速上报。当晚，周恩来听完汇报，说了一句后来反复被提及的话：“极大可能是被害。”这句话，像一锤定音。案件的方向，从一开始就被锁定——这是一起谋杀。一个公安部长，在自己的地盘上被杀。凶手胆大包天，而且，很可能就在系统内部。
当时，公安部内部正围绕“算旧账”问题陷入严重分裂。所谓“算旧账”，是对文革中冤假错案的重新审视，这在当时，是一个高度敏感、带有政治风险的话题。10月20日晚公安部核心小组会议，议题就是“算旧账”。
李震在报告中写了一句话：“算旧账，有损文化大革命，有损毛主席。”这句话，让会场瞬间分裂。反对者，以副部长于桑为代表，坚持不能这么写。争论声音越来越大，桌子，被拍响。会议，被中断。这是李震生前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会议上。
案件中最诡异的一点，是那通电话。是谁打的？能把一个公安部长，在夜晚轻易叫走？那通电话没有记录，没有证人，没有线索，就像它从未存在过。
法医的初步结果，让事情更加复杂。李震体内，有大量安眠药成分。口袋里，还有残留药片。有两种可能：他服药后自杀；他被下药后再被处理。而现场姿势，又不像典型自缢。绳索勒颈，却不是标准悬挂。一个细节，让不少人心里发毛：像是“做成自杀的样子”。
几天后，在人民大会堂门口，于桑和核心小组成员刘复之被当场带走，进入“保护审查”。这说明调查，已经锁定了“人”，或者说——需要锁定一些人。紧接着，会议上出现了更加明确的定性：“反动势力”“向党进攻”“两条路线斗争”。案件，从刑事侦查，变成政治斗争。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脱离了“破案”的范畴。公安部内部开大会，做动员，查每个人的行动轨迹，大规模揭发、批判，提出“放几把火”。不是在找证据，而是在找方向，在确认一个设定好的方向。
就在一切要走向“政治定案”的时候，事情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听取汇报后，问了一句：“为什么要杀人？”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只是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像一盆冷水。
紧接着，主管公安部的副总理华国锋在内部会议上说：“没有调查，说他杀不对；没有调查，说自杀也不对。”这是第一次官方承认，两种可能都存在。
1974年1月。最终结论公布：自杀。几个月的调查，数百人的审查，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归于一句话。没有凶手，没有阴谋。只是一个人，自己结束了生命。
李震为什么要死？他是公安部长。权力、地位、资源，他都有。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承受的压力，外人无法想象。那段时间，他压力重重：政治路线分歧，内部严重对立，报告迟迟无法定稿，个人被夹在中间。有人评价他：“政治上偏软。”“软”，意味着孤立。孤立，意味着危险。危险，不一定来自他人，也可能来自内心。
但如果——这不是自杀呢？那么，这将是一个可怕的故事。意味着有人可以在公安部内部，调动资源；有人可以伪造现场；有人可以引导调查方向；有人可以让“他杀”，最终变成“自杀”。这个“有人”，是谁？没有答案。也可能，答案不允许存在。
回看整个案件，从“他杀”到“自杀”，不是证据决定，而是判断在变化。这正是这起案件扑朔迷离的地方。李震究竟是被人害死，还是被时代逼死？也许答案并不在某一个结论里，而在这段历史本身。那是一段让人连如何“死”，都无法确定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