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生诊所工作的那段日子里，麦琪通过与医生、病人以及病人家属的接触，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同时，她也学到了不少医疗知识，逐渐了解了美国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各种保险公司的运作方式。
三位医生的门诊时间并不完全相同。平时不在诊所时，他们可能在医院查房、参加医学会议、度假，或在家休息。为了方便病人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及时联系到医生，在当时手机尚未普及的年代，他们每人都配有一个传呼机（Beeper）号码。遇到紧急情况时，麦琪可以拨打医生的传呼机号码，医生收到讯息后便会回拨办公室电话，与麦琪沟通病人的情况。
洪医生和林医生的病人大多是说英语的美国人，偶尔也会有一些能说英语的韩裔或华裔病人。华裔病人大多能够使用英语交流，但有时也会出现例外。
林医生是在美国长大的华裔医生，他的朋友圈里大多是ABC（American Born Chinese，即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人）。有一次，他的一位ABC同学朱迪（Judy）陪母亲来做体检。出乎意料的是，朱迪的母亲竟然是上海人。当她得知麦琪也来自上海时，立刻改用上海话与她交谈。她高兴地对女儿说：“以后你不用陪我来看医生了，让麦琪帮我翻译就可以了。”朱迪听了也很开心。从那以后，朱迪的母亲每次来诊所体检、看病或领取处方时，她总会与麦琪聊上几句。她向麦琪讲述自己年轻时如何辗转经由香港来到美国的经历，也谈起自己的家庭。她告诉麦琪，朱迪是她最小的女儿，刚刚结婚不久。有一次，她用上海话兴致勃勃地介绍自己的女婿：“侬晓得伐，伊格丈夫是夏威夷华人。伊拉屋里到美国老长神光了，伊是第五代了。”意思是：“你知道吗？她丈夫是夏威夷华人，他们家很早以前就来到美国了，到他这一代已经是第五代了。”麦琪听了觉得十分新鲜。
后来有一次，朱迪和丈夫一起来诊所体检，麦琪终于见到了这位“第五代夏威夷华人”。果然如朱迪母亲所说，他与一般华人长得有些不同。他身材高大，皮肤白皙，虽然五官仍保留着不少亚洲人的特征，但整体气质却与普通华裔略有差异。麦琪不禁猜想：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衍，也许他的家族中早已融入了白人或夏威夷原住民的血统。麦琪后来在林医生的婚礼宴会上又遇见了他们，朱迪的丈夫还在婚宴上演唱了一首电影《Ghost》（《人鬼情未了》）中的经典插曲，赢得了不少掌声。
林医生还有一位病人徐先生，也是早年来美国的上海人。除了自己来体检之外，他有时也会陪太太前来看病。徐太太总是沉默寡言，看上去精神萎靡、神情黯淡，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第一次来诊所时，是他们的儿子陪同前来的。后来得知麦琪会说中文，他们便让儿子不用再专程陪伴。有一次，徐先生私下对麦琪说：“我太太得了忧郁症，整天想着要上吊自杀。”这是麦琪第一次听到如此严重的病情，不禁感到震惊和难以理解。后来林医生向她解释，徐太太患的是严重的更年期忧郁症，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因此建议她接受心理医生和神经科医生的专业治疗。当时的麦琪看来，一个人衣食无忧，却整天想着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后来随着接触的人越来越多，她才逐渐明白，精神上的疾病往往比身体上的疾病更不易让人理解和面对。
徐先生自己也是林医生的常客。他患有较严重的高血压和高血脂，需要定期检查。那时候的诊所里，医生抽取病人的血液样本后，会统一放在诊所门外的医疗收集箱内。每天都会有化验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取样。一般情况下，一两天后便能收到化验结果。如果没有异常情况，化验报告会通过传真传送到诊所。麦琪收到后，先放到医生办公桌上，待医生查看完毕，再将报告归入病人的病历档案中。如果发现紧急情况，化验公司除了传真报告外，还会立刻打电话通知医生，例如某位病人的血糖或胆固醇数值异常升高，需要立即联系病人进行进一步治疗。徐先生的化验结果几乎每次都不理想。尽管他一直服药控制，胆固醇指标却始终偏高。每次化验结果出来后，化验公司往往都会专门打电话通知医生。麦琪望着那些复杂的数字，当时并不明白它们究竟代表什么。那是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很多医学知识并不容易获得。后来经过林医生的讲解，她才逐渐了解了胆固醇、甘油三酯以及血脂指标所代表的意义。然而徐先生对此似乎并不十分在意。有一次，他笑着对麦琪说：“你知道吧？我经常要去加州出差。到了加州怎么可能不吃海鲜呢？那里海鲜又多又便宜，和朋友聚在一起，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啊！” 说完，他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
与洪医生和林医生相比，梁医生的病人来源更加多元，来自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其中亚裔病人尤其多。由于梁医生当时刚开业不久，为了扩大就诊人数，他接受各种医疗保险，包括政府提供给低收入群体的医疗保险——Medicaid（俗称“白卡”）。当时许多私人诊所并不愿意接受这种保险，因此持有白卡的病人大多只能前往医院门诊就诊。这三位年轻医生在医院工作时，经常会接触到持Medicaid保险的病人。有些病人希望能够在私人诊所接受后继续检查和治疗，梁医生便同意让部分病人来诊所进行常规体检和复诊。
记得有一位名叫Gloria的美国白人病人，她持有白卡。第一次来诊所时，把麦琪着实吓了一跳。Gloria体型极其肥胖，走进诊所大门都显得十分吃力。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她身上散发着浓重而刺鼻的异味，让人很难靠近。每次她离开之后，候诊室里都会残留着久久无法散去的气味，令其他正在等候看病的病人感到十分不适。多年以后回想起来，麦琪觉得，Gloria的情况或许不仅仅是个人卫生习惯的问题。肥胖、贫困、健康状况以及生活环境，往往会交织在一起，形成外人难以了解的困境。只是当时的她还年轻，对这些问题并没有太多认识。后来，当Gloria再次打电话预约时，麦琪委婉地提醒她：“其实很多私人诊所并不接受白卡病人。梁医生愿意接收你来诊所看病，而不是让你去医院排长队，已经是对你的特殊照顾了。不过你来看病之前，最好能够把个人卫生整理一下，这样也不会影响其他病人。”虽然这番话听起来有些直接，但效果却出乎意料地很有效。此后Gloria每次来诊所时，都会明显注意自己的清洁卫生，身上的异味也减轻了许多。
梁医生的华人病人相对较多，因为他既会说粤语，也会说普通话，对于新移民而言，沟通起来更加方便。许多刚到美国不久、英语还不熟练的华人，都愿意来找他说话看病。在那段时间里，麦琪接触了许多来自台湾、香港以及中国大陆各地的华人移民。病人在候诊时常常会主动与她聊天，讲述自己的经历。通过这些交谈，麦琪不仅了解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移民故事，也接触到了各地华人的生活习惯、家庭观念和文化传统。
有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来做体检。填写完表格后，他在等待医生时主动和麦琪攀谈起来。他说自己来自中国大陆，妻子则是一位美国人。谈起往事时，他毫不避讳地告诉麦琪，自己当年在大学读书时认识了一位来中国学习的美国女孩，也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人。由于与外国女孩谈恋爱，在当时的环境下，他曾受到学校处分。后来为了能够与爱人团聚，他经历了许多波折和困难，最终才来到纽约定居。
麦琪一向是个很好的倾听者。对于这些愿意向她讲述人生故事的人，她总是静静地听着，从不轻易打断。她知道，这些人之所以愿意诉说，无非是希望有人能够理解他们一路走来的艰辛与不易。后来，这位年轻人再次来诊所时，还兴致勃勃地讲起他和妻子到墨西哥坎昆度假的经历。两个人因为不习惯当地饮食而严重水土不服，整个旅行几乎是在拉肚子和看医生中度过的。说起这些糗事时，他自己倒是笑得十分开心。
梁医生还有一位来自四川成都的女病人。熟悉以后，她经常坐在候诊室里与麦琪聊天，诉说家中的烦恼。有一次，她忧心忡忡地告诉麦琪，她的儿子和媳妇结婚没多久便离婚了。离婚的原因并非夫妻感情不和，而是她儿子一心沉迷于宗教生活。“他整天念经、拜佛，什么事情都不管。”她叹着气说，“媳妇实在受不了，就离婚了。”令麦琪印象深刻的是，这位母亲并没有责怪儿媳妇。“我不怪她。”她说，“换成谁都受不了。我是怪我儿子，学佛以后什么都不顾了，连我这个当妈的都不来看了。”说到这里，她的眼圈微微发红。当时的麦琪对于宗教了解不多，也无法给出什么建议，只能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耐心倾听，并尽力安慰这位伤心的母亲。
另一位梁医生的病人来自台湾。来的次数多了，便常常与麦琪聊聊家事。有一天，他来看病等待时告诉麦琪，他和妻子退休后，为了能够住进政府补贴的公寓，便将名下的大部分财产转移到了儿子名下，因为政府对于申请人的经济状况有一定要求。起初，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他们顺利住进了政府补贴公寓，也取得了白卡医疗保险。然而儿子结婚以后，生活重心逐渐转向自己的小家庭，与父母的来往越来越少，甚至有时不愿再支付当初承诺承担的生活费用。为此，这对老夫妇感到十分失望和无奈。他们既不愿意与儿子彻底翻脸，又常常为了生活开销的问题发生争执，亲情关系也因此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是麦琪第一次听说有人为了取得政府福利而提前转移财产。她虽然同情这对老夫妇晚年的处境，却也隐隐觉得，他们当初为了获得政府补助而作出的选择并不十分明智。有时候，人们为了得到某种利益而作出的决定，往往会在多年以后以另一种方式影响自己的生活。透过这件事，麦琪也开始意识到，许多家庭矛盾并非单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利益、亲情和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使得原本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在接触各种各样病人的同时，麦琪也逐渐认识和了解了美国复杂的医疗保险制度。美国的医疗体系还十分复杂。除了政府提供给老年人的Medicare以及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的Medicaid之外，大多数人的医疗保险都来自商业保险公司。许多在职人员的医疗保险由工作单位提供。年满六十五岁的老人则可以享受联邦政府提供的Medicare保险。不过，Medicare通常只支付百分之八十的医疗费用，其余百分之二十则需要病人自行购买补充保险来承担。
不同保险公司的保费标准、赔付范围以及支付给医生的费用都不相同。有些保险要求病人每次就诊时支付挂号费（Co-pay）；有些保险则设有年度自付额（Deductible），即病人必须先自行支付一定金额后，保险公司才开始承担费用。即使是政府的Medicare，也有病人需要自行承担的部分。因此，麦琪每天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在前台收取病人的挂号费和自付费用。有些病人长期拖欠医疗费用，欠款越来越多。有的人最终干脆拒绝支付。遇到这种情况，麦琪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催账。通常催缴两三次无效之后，医生们便会将这些欠款病人的资料转交给专业催账公司（Collection Agency）处理。催账公司收回款项后，会按照约定提取一定比例的佣金。不过，在麦琪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这几位年轻医生对于欠费问题并不像某些诊所那样斤斤计较。他们知道有些病人确实经济困难，因此往往会给予一定宽限。
闲暇时，医生们也会向麦琪讲解各种保险公司的特点，告诉她哪些保险公司的理赔效率较高，哪些公司的手续繁琐、赔付较低。后来麦琪得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持Medicaid保险的低收入病人来诊所就诊，医生最终能够获得的诊疗费用往往只有六美元。听到这个数字时，她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私人诊所不愿意接受这类保险。对于许多医生而言，这几乎是一项赔本的工作。然而梁医生依然愿意接收部分这样的病人，这也让麦琪看到了年轻医生身上难得的理想主义和责任感。
在诊所工作的几年里，麦琪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有人富有，有人贫穷；有人乐观开朗，有人被疾病和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透过一间小小的医生诊所，她看到的不仅是病人的病痛，也看到了不同人生的悲欢离合。
多年以后回想起来，那些来来往往的病人、那些候诊时的闲谈，以及那些关于疾病、家庭、移民与生活的故事，依然留存在她的记忆深处。正是这些平凡而真实的人生片段，让她逐渐认识了美国社会的另一面，也让她对人性的复杂、生活的不易，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无奈，有了更深的理解。对于初到美国不久的麦琪来说，那间小小的诊所不仅是一份工作的场所，更是一门认识美国社会与人生百态的课程。
2026年6月，美国
麦琪的北美故事 （十一）诊所众生相
麦琪儿 (2026-06-11 14:58:20) 评论 (0)在医生诊所工作的那段日子里，麦琪通过与医生、病人以及病人家属的接触，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同时，她也学到了不少医疗知识，逐渐了解了美国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各种保险公司的运作方式。
三位医生的门诊时间并不完全相同。平时不在诊所时，他们可能在医院查房、参加医学会议、度假，或在家休息。为了方便病人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及时联系到医生，在当时手机尚未普及的年代，他们每人都配有一个传呼机（Beeper）号码。遇到紧急情况时，麦琪可以拨打医生的传呼机号码，医生收到讯息后便会回拨办公室电话，与麦琪沟通病人的情况。
洪医生和林医生的病人大多是说英语的美国人，偶尔也会有一些能说英语的韩裔或华裔病人。华裔病人大多能够使用英语交流，但有时也会出现例外。
林医生是在美国长大的华裔医生，他的朋友圈里大多是ABC（American Born Chinese，即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人）。有一次，他的一位ABC同学朱迪（Judy）陪母亲来做体检。出乎意料的是，朱迪的母亲竟然是上海人。当她得知麦琪也来自上海时，立刻改用上海话与她交谈。她高兴地对女儿说：“以后你不用陪我来看医生了，让麦琪帮我翻译就可以了。”朱迪听了也很开心。从那以后，朱迪的母亲每次来诊所体检、看病或领取处方时，她总会与麦琪聊上几句。她向麦琪讲述自己年轻时如何辗转经由香港来到美国的经历，也谈起自己的家庭。她告诉麦琪，朱迪是她最小的女儿，刚刚结婚不久。有一次，她用上海话兴致勃勃地介绍自己的女婿：“侬晓得伐，伊格丈夫是夏威夷华人。伊拉屋里到美国老长神光了，伊是第五代了。”意思是：“你知道吗？她丈夫是夏威夷华人，他们家很早以前就来到美国了，到他这一代已经是第五代了。”麦琪听了觉得十分新鲜。
后来有一次，朱迪和丈夫一起来诊所体检，麦琪终于见到了这位“第五代夏威夷华人”。果然如朱迪母亲所说，他与一般华人长得有些不同。他身材高大，皮肤白皙，虽然五官仍保留着不少亚洲人的特征，但整体气质却与普通华裔略有差异。麦琪不禁猜想：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衍，也许他的家族中早已融入了白人或夏威夷原住民的血统。麦琪后来在林医生的婚礼宴会上又遇见了他们，朱迪的丈夫还在婚宴上演唱了一首电影《Ghost》（《人鬼情未了》）中的经典插曲，赢得了不少掌声。
林医生还有一位病人徐先生，也是早年来美国的上海人。除了自己来体检之外，他有时也会陪太太前来看病。徐太太总是沉默寡言，看上去精神萎靡、神情黯淡，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第一次来诊所时，是他们的儿子陪同前来的。后来得知麦琪会说中文，他们便让儿子不用再专程陪伴。有一次，徐先生私下对麦琪说：“我太太得了忧郁症，整天想着要上吊自杀。”这是麦琪第一次听到如此严重的病情，不禁感到震惊和难以理解。后来林医生向她解释，徐太太患的是严重的更年期忧郁症，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因此建议她接受心理医生和神经科医生的专业治疗。当时的麦琪看来，一个人衣食无忧，却整天想着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后来随着接触的人越来越多，她才逐渐明白，精神上的疾病往往比身体上的疾病更不易让人理解和面对。
徐先生自己也是林医生的常客。他患有较严重的高血压和高血脂，需要定期检查。那时候的诊所里，医生抽取病人的血液样本后，会统一放在诊所门外的医疗收集箱内。每天都会有化验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取样。一般情况下，一两天后便能收到化验结果。如果没有异常情况，化验报告会通过传真传送到诊所。麦琪收到后，先放到医生办公桌上，待医生查看完毕，再将报告归入病人的病历档案中。如果发现紧急情况，化验公司除了传真报告外，还会立刻打电话通知医生，例如某位病人的血糖或胆固醇数值异常升高，需要立即联系病人进行进一步治疗。徐先生的化验结果几乎每次都不理想。尽管他一直服药控制，胆固醇指标却始终偏高。每次化验结果出来后，化验公司往往都会专门打电话通知医生。麦琪望着那些复杂的数字，当时并不明白它们究竟代表什么。那是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很多医学知识并不容易获得。后来经过林医生的讲解，她才逐渐了解了胆固醇、甘油三酯以及血脂指标所代表的意义。然而徐先生对此似乎并不十分在意。有一次，他笑着对麦琪说：“你知道吧？我经常要去加州出差。到了加州怎么可能不吃海鲜呢？那里海鲜又多又便宜，和朋友聚在一起，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啊！” 说完，他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
与洪医生和林医生相比，梁医生的病人来源更加多元，来自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其中亚裔病人尤其多。由于梁医生当时刚开业不久，为了扩大就诊人数，他接受各种医疗保险，包括政府提供给低收入群体的医疗保险——Medicaid（俗称“白卡”）。当时许多私人诊所并不愿意接受这种保险，因此持有白卡的病人大多只能前往医院门诊就诊。这三位年轻医生在医院工作时，经常会接触到持Medicaid保险的病人。有些病人希望能够在私人诊所接受后继续检查和治疗，梁医生便同意让部分病人来诊所进行常规体检和复诊。
记得有一位名叫Gloria的美国白人病人，她持有白卡。第一次来诊所时，把麦琪着实吓了一跳。Gloria体型极其肥胖，走进诊所大门都显得十分吃力。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她身上散发着浓重而刺鼻的异味，让人很难靠近。每次她离开之后，候诊室里都会残留着久久无法散去的气味，令其他正在等候看病的病人感到十分不适。多年以后回想起来，麦琪觉得，Gloria的情况或许不仅仅是个人卫生习惯的问题。肥胖、贫困、健康状况以及生活环境，往往会交织在一起，形成外人难以了解的困境。只是当时的她还年轻，对这些问题并没有太多认识。后来，当Gloria再次打电话预约时，麦琪委婉地提醒她：“其实很多私人诊所并不接受白卡病人。梁医生愿意接收你来诊所看病，而不是让你去医院排长队，已经是对你的特殊照顾了。不过你来看病之前，最好能够把个人卫生整理一下，这样也不会影响其他病人。”虽然这番话听起来有些直接，但效果却出乎意料地很有效。此后Gloria每次来诊所时，都会明显注意自己的清洁卫生，身上的异味也减轻了许多。
梁医生的华人病人相对较多，因为他既会说粤语，也会说普通话，对于新移民而言，沟通起来更加方便。许多刚到美国不久、英语还不熟练的华人，都愿意来找他说话看病。在那段时间里，麦琪接触了许多来自台湾、香港以及中国大陆各地的华人移民。病人在候诊时常常会主动与她聊天，讲述自己的经历。通过这些交谈，麦琪不仅了解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移民故事，也接触到了各地华人的生活习惯、家庭观念和文化传统。
有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来做体检。填写完表格后，他在等待医生时主动和麦琪攀谈起来。他说自己来自中国大陆，妻子则是一位美国人。谈起往事时，他毫不避讳地告诉麦琪，自己当年在大学读书时认识了一位来中国学习的美国女孩，也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人。由于与外国女孩谈恋爱，在当时的环境下，他曾受到学校处分。后来为了能够与爱人团聚，他经历了许多波折和困难，最终才来到纽约定居。
麦琪一向是个很好的倾听者。对于这些愿意向她讲述人生故事的人，她总是静静地听着，从不轻易打断。她知道，这些人之所以愿意诉说，无非是希望有人能够理解他们一路走来的艰辛与不易。后来，这位年轻人再次来诊所时，还兴致勃勃地讲起他和妻子到墨西哥坎昆度假的经历。两个人因为不习惯当地饮食而严重水土不服，整个旅行几乎是在拉肚子和看医生中度过的。说起这些糗事时，他自己倒是笑得十分开心。
梁医生还有一位来自四川成都的女病人。熟悉以后，她经常坐在候诊室里与麦琪聊天，诉说家中的烦恼。有一次，她忧心忡忡地告诉麦琪，她的儿子和媳妇结婚没多久便离婚了。离婚的原因并非夫妻感情不和，而是她儿子一心沉迷于宗教生活。“他整天念经、拜佛，什么事情都不管。”她叹着气说，“媳妇实在受不了，就离婚了。”令麦琪印象深刻的是，这位母亲并没有责怪儿媳妇。“我不怪她。”她说，“换成谁都受不了。我是怪我儿子，学佛以后什么都不顾了，连我这个当妈的都不来看了。”说到这里，她的眼圈微微发红。当时的麦琪对于宗教了解不多，也无法给出什么建议，只能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耐心倾听，并尽力安慰这位伤心的母亲。
另一位梁医生的病人来自台湾。来的次数多了，便常常与麦琪聊聊家事。有一天，他来看病等待时告诉麦琪，他和妻子退休后，为了能够住进政府补贴的公寓，便将名下的大部分财产转移到了儿子名下，因为政府对于申请人的经济状况有一定要求。起初，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他们顺利住进了政府补贴公寓，也取得了白卡医疗保险。然而儿子结婚以后，生活重心逐渐转向自己的小家庭，与父母的来往越来越少，甚至有时不愿再支付当初承诺承担的生活费用。为此，这对老夫妇感到十分失望和无奈。他们既不愿意与儿子彻底翻脸，又常常为了生活开销的问题发生争执，亲情关系也因此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是麦琪第一次听说有人为了取得政府福利而提前转移财产。她虽然同情这对老夫妇晚年的处境，却也隐隐觉得，他们当初为了获得政府补助而作出的选择并不十分明智。有时候，人们为了得到某种利益而作出的决定，往往会在多年以后以另一种方式影响自己的生活。透过这件事，麦琪也开始意识到，许多家庭矛盾并非单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利益、亲情和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使得原本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在接触各种各样病人的同时，麦琪也逐渐认识和了解了美国复杂的医疗保险制度。美国的医疗体系还十分复杂。除了政府提供给老年人的Medicare以及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的Medicaid之外，大多数人的医疗保险都来自商业保险公司。许多在职人员的医疗保险由工作单位提供。年满六十五岁的老人则可以享受联邦政府提供的Medicare保险。不过，Medicare通常只支付百分之八十的医疗费用，其余百分之二十则需要病人自行购买补充保险来承担。
不同保险公司的保费标准、赔付范围以及支付给医生的费用都不相同。有些保险要求病人每次就诊时支付挂号费（Co-pay）；有些保险则设有年度自付额（Deductible），即病人必须先自行支付一定金额后，保险公司才开始承担费用。即使是政府的Medicare，也有病人需要自行承担的部分。因此，麦琪每天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在前台收取病人的挂号费和自付费用。有些病人长期拖欠医疗费用，欠款越来越多。有的人最终干脆拒绝支付。遇到这种情况，麦琪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催账。通常催缴两三次无效之后，医生们便会将这些欠款病人的资料转交给专业催账公司（Collection Agency）处理。催账公司收回款项后，会按照约定提取一定比例的佣金。不过，在麦琪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这几位年轻医生对于欠费问题并不像某些诊所那样斤斤计较。他们知道有些病人确实经济困难，因此往往会给予一定宽限。
闲暇时，医生们也会向麦琪讲解各种保险公司的特点，告诉她哪些保险公司的理赔效率较高，哪些公司的手续繁琐、赔付较低。后来麦琪得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持Medicaid保险的低收入病人来诊所就诊，医生最终能够获得的诊疗费用往往只有六美元。听到这个数字时，她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私人诊所不愿意接受这类保险。对于许多医生而言，这几乎是一项赔本的工作。然而梁医生依然愿意接收部分这样的病人，这也让麦琪看到了年轻医生身上难得的理想主义和责任感。
在诊所工作的几年里，麦琪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有人富有，有人贫穷；有人乐观开朗，有人被疾病和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透过一间小小的医生诊所，她看到的不仅是病人的病痛，也看到了不同人生的悲欢离合。
多年以后回想起来，那些来来往往的病人、那些候诊时的闲谈，以及那些关于疾病、家庭、移民与生活的故事，依然留存在她的记忆深处。正是这些平凡而真实的人生片段，让她逐渐认识了美国社会的另一面，也让她对人性的复杂、生活的不易，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无奈，有了更深的理解。对于初到美国不久的麦琪来说，那间小小的诊所不仅是一份工作的场所，更是一门认识美国社会与人生百态的课程。
2026年6月，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