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干部和军转干部，听起来差不多，实际上还是有很大区别。
文革最初的几年，在各种“打到”，“砸烂”的口号鼓动下，各行各业基本上都处于瘫痪状态。没人管事，有人管也没人听。也许是为了借助军队强大的执行力，压制各地的混乱局面，毛泽东要军队执行“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的“三支两军”任务，从部队派了大批干部到地方，这就是这里说的“军队干部”。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招解决的问题不多，带来的问题不少。这些人到了地方，美其名曰是“帮助工作”，实际却是“太上皇”，所带来的后遗症延续了很长时间。
我们厂是个军工单位，上面好像格外重视，派来了一大批干部。这些人有来自陆军的，也有空军的，互不隶属，各打各的算盘。每到开全厂大会时，主席台上坐了一大溜军人，把原来厂里的干部挤到了一边。很少有人能说清上面坐的都是谁是谁，只能通过看他们的裤子的颜色来分辨（草绿的是陆军，蓝的是空军）。人们一般把这类军队干部也简称为“军代表”，不过他们和那些本来就驻厂的掌管产品质量的军代表是两回事儿。
本来厂里干部的关系就盘根错节，现在加上额外的一层，领导关系更加复杂。军队干部插手各种事务，不可避免地造成军队和地方干部的关系紧张。同时这些军队干部来自不同单位，相互之间也是矛盾重重。当时好像每个分管某项工作的干部旁边都配了一个军代表，各管各的事。这些人有的就是敷衍一下，装装样子，但也有真正进入角色的。记得有一次，保卫科通知厂领导，厂里的男澡堂出了事。分管生活的那个军代表来自空军，身材又高又壮。他跑到澡堂一看，澡堂里那个水池的水面上飘着一条黄色的人类排泄物。这个景象把他气得暴跳如雷。在转天的全厂大会上，他几乎是破口大骂：“我一定要把这小子找出来！我去看过了，那个屎橛子又粗又长！绝不是小孩儿干的！”这话要是出自原来的厂干部，免不了要引起一番哄笑，但这次，人们最多就是在下面咧咧嘴，没人敢说什么。实话实说，他的这番话虽然粗俗点儿，但逻辑还是正确的。不过不知道他当初被派来时，想没想到要让他为澡堂子的事操心？
后来，一些军队干部陆续地离开回原单位了。以后听说，这批干部的命运也是颇为坎坷。他们当初离开军队到地方时，原来留下的空缺自然就被旁人补上了。现在回去后，很多人面临的问题就是没了位置，成了编余干部。当时军队的规模已经非常臃肿，那时虽然还没提裁军的事，但想法让军队瘦身肯定是任务之一。于是那几年不但有原来的军代表留了下来，后来又调来了不少的军队干部。名义上说是加强地方工作的领导，其实就是为了遣散多余的干部。和前面说的“军代表”不同，他们是实实在在的落户在厂里了，不但有厂级干部，还有很多到了车间科室的中层。刚开始几年，他们还都穿军装，还会定期回原单位，参加军方的学习之类的活动，后来突然有一天，他们都齐刷刷地脱了军装，成了和其他职工一样的老百姓。这样的结果对他们的很多人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能留在大城市，转业到这样规模的军工厂，在那个年头可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这就是前面说的“军转干部”。
老郭是这些军转干部之一。他来自空军，飞行员出身。刚认识他的那年他可能也就四五十岁的样子，个子不高，身体非常好，走在路上如果迎面碰上，都好像有一种会被他的那股气场弹回来的感觉。那时他的职务是政治部主任，政治教育是本职工作。不过当兵的出身，做这类工作自有他的特点，能说服你就说，说不服就用资历压你，总有让你低头的时候。那年九一三事件过后不久，厂里传达有关中央文件。事后，下面的人议论纷纷，有的人就怀疑，一个“副统帅”的飞机怎么说坠毁就坠毁了？该不会是被打下来的吧？类似说法在下面传的沸沸扬扬，这就到了他出来做工作的时候了。在全厂大会上，他就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别在下面瞎猜了！我就是开飞机的出身，我难道还不如你们懂的多吗？既然中央说了是坠毁，那就是坠毁，总之飞机摔了，人死了，就是这么回事，你们瞎议论个啥？”
老郭的业余爱好是打乒乓球，我和他就是通过打球认识的。他打球和很多当兵的一样，是野路子出身，没经过正规训练，但是却非常难对付。他打球的风格说好听的就是“非常顽强”，说难听的就是“滚刀肉”，休想一两板就打死。那个年代大家都受国家队的影响，讲究拼“前三板”，力求在发球或接发球后用速度和力量快速拿下，绝不和对方纠缠。但这招儿对老郭不太灵，不管姿势怎么难看，他总能把球对付回来。而且他的体力很好，一旦相持起来我反而往往落到下风。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有迎面被弹回来那种奇怪的感觉的原因，来源就是那个打过去又被弹回来的球。
若干年后，老郭也退休了，但退休后的生活好像并不太如意。听说他后来得了半身不遂，因此性情大变。有去看过他的人回来说，老郭得病后变得让人不认识了，原来那个开朗，豁达，精力充沛的人现在变得暴躁，偏执，不通人情。见面就骂人，而且得谁骂谁：骂厂里的前任领导，骂现任领导，骂同事，骂老婆，骂孩子，甚至骂前去看他的人，以至于后来没有人敢再去看他。人们说起这事一方面觉得他太过分，但也大都流露出同情，都认为这可能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当年那个好像浑身都充满力量的汉子，现在连行动都成了问题，这心理上的落差可想而知，放在谁的身上都是一座大山。联想到这些，好像也觉得没有什么理由责怪他了。
老康好像也可以算作军转干部。说是“好像”是因为他进厂时已经不是现役军人了，他的情况有些特殊。老康原来是总参通信兵部的干部，文革期间被扣上了个什么罪名，开除了军籍，发配回了原籍。文革后，老康被落实政策，原来的罪名一笔勾销了，但军队是回不去了，于是作为落实政策，被重新分配来到了我们厂。他来厂报到那天，恰好我也是刚刚从大学毕业，来厂干部处报到，在那里碰到了他。后来又和他一起出过几次差，他的那些经历也是从他的言谈中了解的。
老康进厂以后，先在厂里的总工程师办公室作总工程师助理。可能是因为他过去在通信兵部呆过，对通信体制一类的问题很熟悉，很多和军方打交道的事就落在了他的头上。老康的老家是附近郊县的，说话口音有明显的“郊区”味儿，形象的一些说，和那些郊区进城卖菜的大爷们差不多。现在有种说法：口音会影响人的“颜值”，当然这多半是针对美女之类的人群而言。但对像老康这样的人来说，很难说不会影响人们对他的印象。综合众人的观感，从正面的说，就是“接地气”，从反面说，就是“俗气”。除了口音这个表面的原因之外，他平日里不经意地流露出的对小事的计较和在意，也加重了人们的这一印象。
老康后来好像又作了一段时间的副总工程师。“干部年轻化”的进程开始后，厂里各级干部变动频繁。厂级领导的类型经历了“老干部”，“技术干部”，“本地干部”,“外来干部”等等眼花缭乱的轮回。终于有一天，上面和下面同时都把眼睛落在了老康这个“接地气”的外来军转干部的身上，于是，老康就成了新一届的总经理（那时已经不叫厂长了）。
老康上任的时候，厂里的情况已经很不乐观。军品的研制和生产已经基本停止，各种乱七八糟的民品纷纷上马，看着什么赚钱就干什么，结果什么也没赚着钱。老康为了在这些纷乱中找到门路，也是费尽了心机。那时候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对自身能力的信心丧失到了谷底，争取外来援助，不论是投资，是合资，还是来料加工，只要是外面来的都一律欢迎。于是老康平常日程中的重要部分就是出去或者在厂里会见各种各样的客人，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既然要见面，就少不了各种招待和应酬。时间长了，老康“能吃”和“好吃”的名声在人们中间传开了，这样的传闻加上以往他给人留下的“卖菜大爷”的印象，很难在人们心里产生尊敬的感觉，特别是在设计所的工程师们之间，背地里人们对他都是直呼其名。不过我也的确听到过对他不同的评价。一次在闲聊中听到一个经常给他开车的车队司机说：“都说他爱吃，他就是撒开了吃，一个人能吃多少？要是他谈的那些事儿能成，就让他吃去呗！”
很不幸，老康的这些“吃”的经历没能换回什么实质性的结果。印象里老康在位的时间不长，在后面又一波干部轮换中，老康下台了。这个过程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足球队走马灯似的换教练的情景。平心而论，把工厂那几年的形势都归结到老康头上不太公平。那是个一辆手推车过了山顶后面临一个大下坡的困境，不论是谁，都改变不了一路下滑的命运，区别只是快慢而已。
老康下台后就离开了厂，后来很少见到他。不过听有见过他的人说，老康没有像老郭那样过得愤世嫉俗，看谁都不顺眼，反而与时俱进玩儿起了股票。九十年代初期，股票开始出现，能一夜致富的幻想吸引了不少人投身其中。老康开始涉足这个领域，有人见过他夹着一个小手包，出入股票交易所，有时还会来到厂里，找一些熟人和他一起操作。老康到底在股市赚没赚到钱不得而知，不过他在每个人生阶段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的确值得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