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的博文《不够残暴，回去重做》是写文革的，今年是文革爆发60周年，我个人认为这篇小文写的还是可以的，因为它跳出了就文革谈文革的框框，力图视角能高一点远一点，写完之后发现对我自己的认识提升也很有帮助，说文革的无道和残忍，几百万字也写不完，无限纠缠于此，反反复复，也就那样了，就像纪念64，也大差不差，三十几年过去了，年年唠叨的就是那些事，如果只是纠结于事件本身，不能看的深远一点，等当事人都离世沉寂之后，这一页也就彻底翻过去了。

我自己是亲历者，就算64没有夭折，不是那样的惨烈收尾，继续下去，也不会成为真正改变国家的重要事件，完全不能和64镇压主导者邓小平力推的改革开放的效果比，至少经此改变，中国总算是半只脚踏进现代化了，思想上没有现代化，物理设施，物质生活已经现代化，虽然不彻底，但仍能形成巨大的牵引力，对人的改造也会因此开始，尽管很慢，很曲折，但大趋势不可逆。

根本上看，没有经历过现代启蒙运动的人，是不可能进入真正的现代化的，近代史上，文革的极端，愚昧，残暴与荒唐和太平天国运动有一比，两者相差100年，在很多方面却如出一辙（写此文查资料才知道，国内人工智能应用拒绝讨论太平天国相关信息），这100年里，世界先进文明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却原地踏步，居然再次发生有巨大破坏性的野蛮运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能彻底的进行一次深入持久的全民思想启蒙运动。

现代思想启蒙的核心，最本质的部分，就是对“人的定义与发现”，这是历史性的转向。无论中外，传统社会的秩序是由神权、皇权或宗法体系构建，人在这个体系中是微弱、渺小的，启蒙运动带来的变革，就是将社会的重心第一次真正放到了“人”本身。

理性成为新的判断基础，科学精神、逻辑推演与实证方法取代了迷信、教条与权威崇拜，使人能够以自己的思考主动地和世界交流。与此同时，个体本位的观念开始确立，个体被视为拥有与生俱来的尊严、自由与私有财产权，社会的存在不再是为了统治者，而是为了保障每一个人的福祉。

权力也不再是个人意志和小团体利益的延伸，而是被法治与契约所约束，暴力获取不具有合法性。公共秩序建立在规则与共识之上，不是威权的恩赐。随着世俗化的推进，宗教与意识形态逐渐退出公共政治生活，使政治讨论回到现实利益与公共福利的层面。

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观念重塑，需要时间和社会实践来让大众逐步接受，当这些价值观被大多数人或核心精英接受并内化为社会运行的逻辑时，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才由此成形。

当这些价值观成为绝大多数人的思想主导和行为准则时，文革发生的底盘基础就彻底瓦解了，文革不是一小撮人作恶，可以说是全社会在作恶，是很多生活在前现代社会中的人集体作恶，打死老师的人是执行者，看着他们这么做的人是帮凶，沉默的大多数也不无辜，他们一起造就文革土壤。虽然今天已经是2026年，但是中国仍然和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有很大的距离，一旦环境给予条件，就会出来作恶，这才有了疫情封控期间种种与现代文明相悖的糟糕表现，现代化的小区瞬间变成一座座监牢，出入口被焊死，拉上铁丝网，围墙上装上锐角玻璃，被封控的人，基本生存都成问题。执法者滥用权利，上海这样的所谓现代化魔都，可以让一帮大白冲进民众家强制喷洒消毒液，而且不管你是谁，都只能无助的看着，毫无办法，以至于让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叶慧贤发出谁要去他家这样做，他就跳楼自杀的警告。

当然这件事最终还是因为落后倒退的野蛮意味太强而不了了之，同时我也相信，如果它要坚持，才不会搭理谁会因此跳楼，叶慧贤因为要保护自己收藏的字画文物要以命相搏，文革时很多人则是要保命而主动舍弃被定性为四旧的文物，疫情期间这种明显反文明的行为还是被叫停了。这样一比，好像终究还是进步了一些的，但是那种对人的轻贱物化的做派，其实一点都没有变，还是有很多人，会去执行这样的事，他们就是活在前现代观念里的人，如果他们是在启蒙运动的语境下受教育成长出来的人，有对人权，财产权的基本认知，首先这样的指令就不会产生，产生了也不会有这样去执行的人，执行了也会立即遭遇巨大的社会性反抗和愤怒的浪潮。

64也是一样的，如果权利被法治和契约所约束，学生们的诉求就会有正常合法的表达通道，政府对自己的权利定位也会有必然的克制，军队也不可能在这件事上被调用，发生这类悲剧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现代文明意识的启蒙有多么重要，在我们反思过去的重大悲剧性事件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明显，一味的指责所谓劣根性是远远不够的，也不到位，人的根本性改造，是底层认知，这甚至和他掌握多少知识技能无关，文革中最惨烈的一批人就是知识精英，在基本的底层认知层面，他们或幼稚，或无感，或自己就是错误的理念的持有者，所以就算他们中不少人从欧美回来，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业内翘楚，但他们没有一点现代启蒙运动主张的理念，回来拥抱这个骨子里与太平天国没什么太大差别的国，胡适在这些问题上说了那么多，却一个字都不入耳，这批人用各种极其惨烈的死法为自己的认知支付代价，其中也包括胡适的儿子。

今天世界主要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一是个别极端伊斯兰教国家，根源也是未能把人从神权体系中独立出来，他们的底层教育就有很大的问题，我最近在抖音上刷到一位新疆维族小哥的视频，他说自己小时候和汉人同学玩的挺好，他家里人就说他，不要和他们往来，灌输排斥甚至厌恶意识，他觉得很无助，也不理解，很显然，这位小哥是觉醒一代，因为他有现代工具，手机互联网短视频让他看到一个不同于他家庭氛围给他的另一种知识和教育，他们在慢慢脱离旧的体系，让理性占据他们的心智，人怎么可以因为一个古老的宗教教义就去做出伤害另一个个体的事情呢？

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可以靠技术输入与工具理性完成，但文明层面的现代化无法绕开思想启蒙所带来的观念重塑。现代化是可以分层的，一个是可见的、物质性的工业与经济现代化；另一个是深层的、制度与文明意义上的社会现代化。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思想现代化在前，物质现代化在后，它的产生秩序一定是这样的。只是当物质现代化产生之后，作为实体物理工具，它完全可以被没有实现思想现代化的人或国家拿去用，甚至可能产生巨大的破坏力，这是伊朗想要拥核但却被竭力阻止的根本原因。

一个国家并不需要经历深刻的思想启蒙，也能实现令人瞩目的“物质现代化”。只要具备足够的工具理性，它完全可以引入先进的科学技术、现代教育体系、职业经理人制度以及高效的行政动员能力，从而在短时间内建起高铁网络、通信基础设施、现代化城市与强大的制造体系。历史上不少威权国家都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跨越。它确实能带来高速增长，却并不必然触及社会的深层结构。

一个重要的证明就是这样的社会绝对不会有创新活力和持续的螺旋式上升的可能，只能是跟从或者间或有一些零星的发明创造，因为真正可持续的科技与文化创新，往往依赖思想自由与对权力的质疑精神；高阶现代化社会需要的社会信任、创新活力、权利保障、纠错机制，必然来自思想启蒙所带来的基层社会的观念转变。真正低成本的社会治理，依赖法治、公民意识与社会契约；真正具备抗风险能力的国家，需要在危机中依靠公共理性达成共识，而不是依赖行政命令维持秩序。没有这些观念基础，一个社会即便拥有先进的技术，也会在内部协作、社会信任与制度韧性上逐步式微，直到难以持续。

技术与物质的积累可以让一个国家迅速变得富强，但如果缺乏制度与观念的升级，它往往会陷入“现代化陷阱”——外表现代，内在仍停留在传统逻辑之中。中国对自己的定位一直是不准确的，以前称自己是半封建本殖民地国家，实际上和封建没半毛钱关系，更不是一个被殖民的国家，仅香港澳门那点子体量根本可以忽略不计，它一直是一个基本逻辑没有什么大变化的内循环国家，即使今天外表已经和发达国家没有差别，但本质上，它仍是一个半现代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