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理嘉先生1931年生于上海，1950年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1952年随燕大国文系转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54年毕业后留系，跟随著名语言学家魏建功先生攻读副博士学位。195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他于1986-1996年间担任北大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1989-1992年间担任北大中文系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2011年起担任国家语委普通话审音委员会顾问，2018年起担任国家汉办“国家级汉语水平考试（HSK）等级标准”项目组专家委员会顾问。
1950年8月的一天，在刚刚更名的上海站，王理嘉先生坐上了京沪线北上的列车。当时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还不能直达，必须在浦口转车时是在一个晚上；列车到达浦口时，王先生向外望去，车厢外面一片通明，原来是在等待过江。岸边红底白字的“解放全中国，建设新南京”的大木牌标语十分醒目，充满着时代的战斗气息。随着人流，王先生下了车，然后乘坐轮渡跨越长江到南京，再换乘火车北上前往北京。老旧的蒸汽火车，车厢也较为老旧，且速度普遍在每小时50公里左右。经过三昼夜的颠簸。王先生终于到达了北平火车站（通常指前门火车站）。1950年的北平城外路况普遍较差，且汽车较少，王先生雇用了三轮车夫。两个小时后，王先生抵达了燕大校门口。
当他第一次站到燕京大学门口时，被这个美丽的校园迷住了。燕园门口有两头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园内 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王先生后来回忆道：在京郊西山落日余晖的照耀下，踏入暮色笼罩的燕园。虽然在西校门内洁白挺立的华表下，在校友桥前有各系高年级学长热闹亲切的热情接待，我的第一感觉仍然是，这个芳草遍地，满眼翠绿的校园好生安静啊。
迎接王先生的燕园原来是一座透着皇家气息的世外野园。正如王先生在《燕园忆旧》中描述的：
踏入燕园的初夜，我就在男生宿舍的首座筒子楼----红一楼一层119室入住了，几昼夜旅途的困顿疲乏使我一挨枕头就进入梦乡。清晨，在小鸟啾啾声中醒来的时候，一睁眼看到的竟是床边绿色纱窗外一只肥硕的野兔，在宽阔的窗台上探头伸脑向屋里好奇地张望。想不到在燕园第一个来探访我的竟是一只可爱的野兔。
那时候未名湖畔总是静悄悄的。
三园相连，遍布池水湖塘，满山坡尽是酸枣树、桑树，一派野外风光，是燕大学生“野游”之处。与三园毗邻只有一路之隔的圆明园更是荒凉，一片废墟，断垣残壁，满目凄楚，偶见几家农舍，墙外都用白石灰散乱地画着大白圈，听说为的是保护家畜，防狼。
正因为圆明园是野物出没之地，所以燕园里偶尔也难免会有它们的踪迹。就在我就读期间，镜春园校景亭下面的小山坡里曾逮住过一只个头不小的獾。曾被称为清八大古园之一的蔚秀园，是光绪皇帝之父、七王爷醇亲王的赐园，那时也还保留着古园旧貌，园里经常可见黄鼠狼、刺猬一类野生动物，偶尔也有从圆明园跑来的狐狸。
这里有兔子、獾、狼、刺猬、黄鼠狼、狐狸，还有野狗，湖水池塘，加上酸枣树和桑树，构成了一个十足的充满野趣的园子。但是这里总是静悄悄的，这里有钱穆先生命名的未名湖和冰心先生命名的临湖轩，俨然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
在 1926 年燕京大学正式迁至北京西郊美丽的燕园后，它作为教会大学就已经开始引人注目了，成为了带着异域思想的学术乐园。自由的学术氛围，吸引了大批知名学者。教育家陆志韦，社会学家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宸，法学家张友渔，哲 学家张东荪、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政治学家萧公权，文学家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陆侃如、冰心……这些中国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聚于燕京大学任教。
1950年的燕京大学国文系处于该校最后辉煌的阶段，不仅名师荟萃，也是中国顶尖的文科院系之一。在这里学习的王理嘉先生，一身蓝布大褂西服裤，依然保留着“五四”时期的遗风。在寂静的燕园里他憧憬着未来。王先生在回忆文章中说：此后整整两年的校园生活，燕园的宁静一直是我心头永恒的感觉。这种宁静自然环境和学术环境以外，还有一种心灵的宁静，那就是燕园是一座带有宗教信仰的精神家园。每逢圣诞之日，这些燕大师生就会在校园，乃至于北京当时最具国际水准的北京饭店，举行圣歌演唱。在电风琴伴奏和音乐系主任、美籍教授范天祥（Bliss M. Wiant）的指挥下，歌声好似来自深山空谷，由远而近，悠扬如天籁之音，激昂如电闪雷鸣。尤其当演唱韩德尔的《弥赛亚》时，会场气氛肃穆，台下听众鸦雀无声，上百人多声部纵情高歌：”圣父圣母给我们生下了圣子……”，那美妙的合声令台下听众如同置身于仙境之中，一时感情升华，如痴如醉。比如燕大受基督教大家庭观念影响形成的亲密师生关系，却一直保持了下来。每到圣诞日，燕京大学教授的家便开放给学生们。入夜后，家家门前精心装饰的圣诞树闪亮着五颜六色的彩灯，迎接成群结队喜气洋洋的学生们。大家纷纷涌到教授家中贺节日，吃点心，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燕京大学校训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英文为“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该校训由首任校长司徒雷登确立，核心旨在强调探求真理以获得思想与精神的自由，最终目的是服务社会与他人，体现了基督教信仰的服侍精神。 这和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心学观正相契合，其核心理念，强调认识事物的道理（知）与在现实中实践、运用这一道理（行）是一致的，不可分裂为两件事。其真意为：真正的知识必然表现在行动上，不行则不谓真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相辅相成。
王理嘉先生虽然没有赶上圣诞节的庆祝活动，但是那种亲密的师生之情和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氛围，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燕大的校训成为了生命的一部分，王先生一生都在燕大校训的践行者。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几千公里外的枪炮声震碎了燕园的宁静。
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发出文件，强调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内办 学校的方针。包括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首批11所教会大学改为公办；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大学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给予补贴。
燕京宣布改为国立后，燕京师生表示热烈拥护。1951 年 2 月 12 日是燕京大学再生之日。还在头一两天，”贝公楼”（Bashford Hall）的牌子就被换成了”办公楼”，”宁德阁”（Ninde Hall）改成了”民主楼”、”麦风阁”（Miner Hall）和”甘德阁”（Gamble Hall）改成了”姊妹阁”，”适楼”（Sage Hall）改成了”俄文楼”，”穆楼”（McBrier Recitation Hall）改成了”外文楼”……燕园里凡带有旧中国色彩和美国文化痕迹的名称大都不复存在了。12 日这天，办公楼前新搭起一座牌楼，上面挂着巨大的横幅，红底白字醒目地写着”庆祝燕大新生”。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和副部长钱俊瑞、曾昭抡等亲临燕大，代表政府宣布正式接管燕京大学。政务院随后通过决议，批准了教育部的接管行动，并任命陆志韦为校长。政务院的委任状上还印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签章，毛泽东本人还亲笔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校名。
1951 年上半年，政府全力推行土改、镇反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一时还无暇顾及教会大学的进一步改造问题。因此，全校渡过了两年来最为平静的一个学期。当年的英语教师巫宁坤的回忆很传神地从一个侧面描述了这段时间里燕大教师们的工作生活情景。
一方面，他们按照新政府的要求，在授课中政治挂帅。巫负责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对马列一窍不通”，就从带回国的几百本书中，每天读些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着作及美国”进步作家”的小说，”驴头不对马嘴”地剥出一些阶级斗争之类的概念，打成讲稿，讲给学生听。另一方面，教师们在私下里仍旧保持着亲密关系，你来我往，时常一起喝咖啡，品白酒，谈天说地，抚琴吟诗。只要在京，陆志韦有时也会跑到年轻教师家去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如英语系新任主任赵萝蕤是赵紫宸的女儿，她丈夫陈梦家是着名的新月派诗人，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桥牌打得好。国学造诣极深，又喜欢打桥牌的陆志韦，就常到陈梦家的家里去打牌。两位只要坐在一起，常常”出口成章，妙趣横生”，让牌友们很是享受。
但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正如王先生所说：但是燕大在燕园消失后，燕园的宁静也随之而去。
1952年夏秋之际，燕京大学撤销。其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原国文系主要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燕京大学的校址也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新校址。王先生也转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先生异常兴奋，并积极面对这个崭新的环境。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到“三校合并后，虽然居住条件都比以前差了很多，但是对知识的渴求，学习情绪之高涨，听课之积极，政治上的进取心，都是过去无法比拟的。”“当时，林庚、游国恩两位先生的古代文学史。吴组湘先生的小说分析，浦江清先生的戏曲小说选，王瑶先生的新文学史，王力先生的汉语发展史，魏建功周祖谟两位先生的文字音韵训诂，高名凯先生的语言学概论，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学，岑麒祥先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凡此等等，是我们大开眼界，其中有许多课程都是当时其他高校还无法开设的。所以吸引了全国许多高校的青年教师来进修、听课，后来这一大批青年教师大都成为各自高校中文系的学术骨干和领军人物。”
随着各个学校学生的到来，燕园热闹了起来。原本荒芜的燕农园也盖起了一大片十分简陋的大通间简易楼，。在全国院系调整后的头几年，这里却是全校最有活力最热闹的地方。大通间里的生活丰富多彩，最为壮观的是晨起的集体出操。王先生在《燕园忆旧》中写道：“每天晨光熹微，两遍催促起床的进行曲一停止，燕农园15栋宿舍楼前各自的开阔地区，各系各年级已经站好队形的学生立刻随着广播操的口令和乐曲，两千来人各自在班上体育干事的示范带领下，整齐划一，动作有致地做起矫健优美的体操来，英姿勃发，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让王先生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庆祝五一劳动节，学校特许晚上不统一拉闸熄灯，于是大家一顿吃喝，一直闹到了下半夜一点多。可是，第二天得照常上课，照常出操。第二天一大早，催促起床的进行曲按时响起，大家实在太困了，就装聋作哑，赖床不起，想不出操，多睡一会儿。急得体育干事大声嚷嚷，可是也无济于事。“正在千钧一发之际，褚斌杰同学忽然在上铺坐起来，提高嗓门说：各位！各位！我给大家念一首起床诗，听完赶紧起床……，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起床声，小便知多少。顿时，大通间里二十多人一起哄堂大笑，大家从迷迷糊糊中完全清醒过来，迅速起床，纷纷快步冲出楼外，站队出操，无人缺席，全勤！”。
在这种温馨、热闹的环境中，王理嘉先生于1954年本科毕业，随即留校，并跟魏建功先生读研究生。1958年研究生毕业，随即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留学生高级汉语、现代汉语（语法，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汉语写作、音系学基础、语音专题研讨、语音研究和普通话音位研究等课程。
1956年1月31日，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汉字简化进入实施阶段；同年2月6日，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推广普通话工作正式展开。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由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用于标注现代标准汉语（普通话）的法定的拉丁字母拼音系统。
1958年秋季入学的小学生，成为中国第一批学习汉语拼音的人。据统计，仅1958年一年，全国就有5000万小学生学习了汉语拼音。而在此前，为了能更好地完成汉语拼音教学工作，大批的中小学老师也分期分批地进行了培训。城里的教师由区文教局负责培训，而农村的教师的培训工作只能依靠北京高校的大学生了。
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是相连贯的。必须有自由才能得真理，但是得了真理就要服务于人类，比如科学家宣扬真理，也是一种服务的方式。本着这种精神王理嘉先生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了推广普通话的热潮之中。
1958年那年暑假，还在念研究生的王理嘉先生背上铺盖卷，跟同学们一起来到京郊房山。王理嘉先生后来回忆：“那时候，农村条件很差，交通也不方便。我们坐长途车到房山边上，又坐着村里的马车进山，光路上就几个小时。”
到了村里，十里八村的小学老师都搬着小板凳集中到生产大队的场院里。一块小黑板，几根粉笔头儿，刚从报纸上学会新汉语拼音的大学生们，当起了老师的老师。
那时，农村老师普遍文化程度比较低，初中毕业就算是秀才了，更多的只上过小学。之前，他们压根儿就没见过拉丁字母，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王先生和同学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教，老师们一点一点地学。三四天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居然都掌握了。王理嘉先生还记得，结束培训时，他还专门为他们出了一张卷子考核。“大部分人都考得不错。连一个抱着吃奶的孩子来上课的女教师，也考了九十多分。”同时，王先生还教他们简化汉字。因为他自己有深刻的体会。上世纪三十年代，王理嘉先生正在上海上小学。对着字帖描字模是他每天的必修课。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每天一笔一画地写那些少则十几画，多则三十多画的汉字，真是一件苦差事。那时，王先生经常会在店铺的招牌上，家人的书信中，甚至老师私下的便条中看到这些俗体字。他想，如果在作业中，也能写这些字就好了。有一次，他在作文中把“費”字写成了俗体“费”，结果受到老师严厉地批评。王先生对此事一直记忆犹新，“在老师的眼中，写俗体字是没有文化的表现。”
1967年，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在燕园爆发。1969年至1971年，2000余名北大教职员工响应号召，前往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五七干校。一时间，从鸟语花香的燕园来到了血吸虫遍布的鲤鱼洲。真是才子佳人未名湖，牛鬼神说鲤鱼洲。王理嘉先生便是其中的一员。这段经历是北京大学校史中一段充满艰难、反思与坚持的特殊时期。
1969年秋，工、军宣传队组织北大7000多名师生分赴江西、汉中和北京远郊农村劳动，接受再教育。其中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的教职工有2000多人，因鲤鱼洲是血吸虫重疫区，不少人染病。而血吸虫病的蔓延使得不少人出现了腹肿、肝大等症状，农场医疗手段有限，情况不断恶化。根据廖太燕收集整理，当时南昌的各大医院住满了北大，清华的五七战士，经普查发现80%的人受感染。
除了劳累和血吸虫病，鲤鱼洲更难熬的，还有精神折磨。军代表、政治指导员、工宣队想法设法修理这些知识份子，天天晚上开会，搞活动批斗，鼓励相互揭发。在所谓的“一打三反”中，黄万里教授被打成了所谓的美蒋特务。516运动清理阶级队伍中，陈贯良被逼自杀。
从1969年到1971年，几千名中国知识精英在鲤鱼洲经历了人间炼狱。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形容鲤鱼洲是毛泽东改造不听话的知识份子的中国版“古拉格群岛”。用现代文学教授黄修己的话说，那是“十年噩梦中长达两年的、又黑又惨的一段。”
厉以宁先生的一首五绝似乎可以概括当时在鲤鱼洲的北大人的心情：
五绝
在鲤鱼洲过新年有感
一九七 0 年
家事试忘怀，
国愁心底来，
怕逢元旦日，
何处见梅开？
注： 1970 年元旦在鲤鱼洲上凄风苦雨中度过。
在鲤鱼洲最让王理嘉先生难忘的有两件事。
1970年12月底，中文系教学小分队带工农兵学员去井冈山革命教育实践。此前连续下雨，卡车在大堤上行驶时常常陷入污泥，但小分队仍决定继续上路，其中一辆卡车打滑翻下大堤，10多人被困车底，多人受伤，老师张雪森与一名学员身亡。原本让段宝林拟张雪森悼词，因为两人都是1954年从上海考进北大，感情较深，“写了一些抒情的悲伤的话。分校领导听后说：‘调子太低沉！我们部队打仗，死人是经常的，都这样凄凄惨惨戚戚怎么行。’这篇稿子就没有用。”
另一件事是这样的。据王理嘉先生回忆，一个夜晚搞紧急集合，大家赶紧起床，背上行李铺盖，在外面绕了一大圈就回来了，解开铺盖，躺进被窝刚要睡着，又响起紧急集合哨，搞得大家疲惫不堪，又赶快起来，穿错衣服的，来不及叠被子的，找不着鞋子的，乱成一团。可等到集合好，只是被管制者训斥一顿就完事了，解散。几十年后同事们回忆这段往事，忍不住气愤地说，“这简直就是拿老九当猴耍，故意作弄你。”自今日看来，我们深切理解北大教师们的心情，但军宣队的心理是如何呢？固然他们接到的总体指示就是改造知识分子，但应该不会具体到事无巨细的措施。恶作剧的紧急集合，雷鸣电闪不允许躲避，大雨滂沱仍旧让卡车外出（以至酿成悲剧），诸多事端，显然都是管制者自出机杼的“发明创造”。这些人在常态环境下也应都是普通人，可此时为何会残忍冷酷到这样的地步？政治对人性的“异化”实是令人触目惊心。钱锺书也说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我从善意一面揣测，这些人或许还是惭愧的吧，不过终究，没有人出来道声惭愧。
王理嘉先生表示 “回忆当年鲤鱼洲的岁月，不能只是停留在悲情和豪情中，对曾在一个历史时期内，普遍出现的‘五七干校’，应该给以理性的审视和反思。”
从燕大被解散，经过三反五反，又经过反右运动，再到鲤鱼洲五七干校和文化大革命，从安静的燕园，到鲤鱼洲这个人间炼狱，王理嘉先生不仅挺过来了，而且能理性对待，这都得益于燕大校训。燕大校歌里唱到：
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
人文荟萃，中西合璧，文化纪繁兴。
巍巍燕大，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精诚团结，同心同德，为国干城，为国干城。
立德立言，行善行道，前路光明。
巍巍燕大，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歌词“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融入校训精神，彰显了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宗旨。这种服务社会，就是求是，就是知行合一。
劫后余生。经过洗礼的王理嘉先生，一方面对北京话、普通话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从实验语音学的角度来确立普通话的读音；另一方面大力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并配合汉语言的国际推广，进行正音工作。同时，先生展示了宏大的国际视野，王理嘉先生于198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高级汉语等课程；1990年2月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学术访问；1992年到1993年任韩国延世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为研究生、本科生讲授现代汉语、高级口语、音系学、音韵学、现代汉语专题研究课程。1999.7到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术访问，讲授现代汉语语音学，普通话专题研究等课程。
王理嘉先生从事语言学研究和教学半个多世纪，主要学术成果分布在以下几个领域：（1）普通话和北京话音位研究；（2）北京语音的实验语音学研究；（3）《汉语拼音方案》和汉民族标准语的关系；（4）汉语规范问题；（5）词义研究。特别令人感动的是，王老师晚年致力于阐释《汉语拼音方案》的理论基础以及方案与标准语的关系，多次在国家语委等语文政策部门讲授相关知识，并担任国家语委普通话审音委员会顾问。
王理嘉先生生前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不知是不是巧合，北大中文系的不少先生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包括高名凯先生、朱德熙先生、岑麒祥先生、林焘先生、唐作藩先生、王瑶先生、季镇淮先生、袁行霈先生等，此外前北大校长丁石孙、副校长季羡林等也是民盟盟员。
王先生去世后，人们纷纷纪念他，“王老师为人谦和，淡泊名利，学风朴实严谨。”、“王老师谦和大度、兢兢业业，他们都是我人生路上的灯塔。”北大中文系在王理嘉先生的讣告中这样评价王先生：他做到了“生命不息，学术不止”。
燕京大学前校长陆志韦发表曾在燕大《青年作家》上发表了这样一首诗《教给人怎样做好诗的人》：
世界上还是短不了这个理
就是一个人为了穷苦受罪的人
多吃一点亏，就当做把他自己
毁了，他的名字决不会叫做傻瓜
他死了也不就变成第二个上帝
穷人笨人跪倒在他床前哭
聪明人会擦擦眼擤擤鼻涕
聪明人你还不如哭罢
许是你一生一世的一个转机
我想把这首诗献给王理嘉先生。
北大中文系的先生们 （十六） 知行合一王理嘉
墨村乡士 (2026-05-06 23:26:36) 评论 (1)王理嘉先生1931年生于上海，1950年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1952年随燕大国文系转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54年毕业后留系，跟随著名语言学家魏建功先生攻读副博士学位。195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他于1986-1996年间担任北大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1989-1992年间担任北大中文系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2011年起担任国家语委普通话审音委员会顾问，2018年起担任国家汉办“国家级汉语水平考试（HSK）等级标准”项目组专家委员会顾问。
1950年8月的一天，在刚刚更名的上海站，王理嘉先生坐上了京沪线北上的列车。当时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还不能直达，必须在浦口转车时是在一个晚上；列车到达浦口时，王先生向外望去，车厢外面一片通明，原来是在等待过江。岸边红底白字的“解放全中国，建设新南京”的大木牌标语十分醒目，充满着时代的战斗气息。随着人流，王先生下了车，然后乘坐轮渡跨越长江到南京，再换乘火车北上前往北京。老旧的蒸汽火车，车厢也较为老旧，且速度普遍在每小时50公里左右。经过三昼夜的颠簸。王先生终于到达了北平火车站（通常指前门火车站）。1950年的北平城外路况普遍较差，且汽车较少，王先生雇用了三轮车夫。两个小时后，王先生抵达了燕大校门口。
当他第一次站到燕京大学门口时，被这个美丽的校园迷住了。燕园门口有两头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园内 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王先生后来回忆道：在京郊西山落日余晖的照耀下，踏入暮色笼罩的燕园。虽然在西校门内洁白挺立的华表下，在校友桥前有各系高年级学长热闹亲切的热情接待，我的第一感觉仍然是，这个芳草遍地，满眼翠绿的校园好生安静啊。
迎接王先生的燕园原来是一座透着皇家气息的世外野园。正如王先生在《燕园忆旧》中描述的：
踏入燕园的初夜，我就在男生宿舍的首座筒子楼----红一楼一层119室入住了，几昼夜旅途的困顿疲乏使我一挨枕头就进入梦乡。清晨，在小鸟啾啾声中醒来的时候，一睁眼看到的竟是床边绿色纱窗外一只肥硕的野兔，在宽阔的窗台上探头伸脑向屋里好奇地张望。想不到在燕园第一个来探访我的竟是一只可爱的野兔。
那时候未名湖畔总是静悄悄的。
三园相连，遍布池水湖塘，满山坡尽是酸枣树、桑树，一派野外风光，是燕大学生“野游”之处。与三园毗邻只有一路之隔的圆明园更是荒凉，一片废墟，断垣残壁，满目凄楚，偶见几家农舍，墙外都用白石灰散乱地画着大白圈，听说为的是保护家畜，防狼。
正因为圆明园是野物出没之地，所以燕园里偶尔也难免会有它们的踪迹。就在我就读期间，镜春园校景亭下面的小山坡里曾逮住过一只个头不小的獾。曾被称为清八大古园之一的蔚秀园，是光绪皇帝之父、七王爷醇亲王的赐园，那时也还保留着古园旧貌，园里经常可见黄鼠狼、刺猬一类野生动物，偶尔也有从圆明园跑来的狐狸。
这里有兔子、獾、狼、刺猬、黄鼠狼、狐狸，还有野狗，湖水池塘，加上酸枣树和桑树，构成了一个十足的充满野趣的园子。但是这里总是静悄悄的，这里有钱穆先生命名的未名湖和冰心先生命名的临湖轩，俨然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
在 1926 年燕京大学正式迁至北京西郊美丽的燕园后，它作为教会大学就已经开始引人注目了，成为了带着异域思想的学术乐园。自由的学术氛围，吸引了大批知名学者。教育家陆志韦，社会学家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宸，法学家张友渔，哲 学家张东荪、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政治学家萧公权，文学家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陆侃如、冰心……这些中国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聚于燕京大学任教。
1950年的燕京大学国文系处于该校最后辉煌的阶段，不仅名师荟萃，也是中国顶尖的文科院系之一。在这里学习的王理嘉先生，一身蓝布大褂西服裤，依然保留着“五四”时期的遗风。在寂静的燕园里他憧憬着未来。王先生在回忆文章中说：此后整整两年的校园生活，燕园的宁静一直是我心头永恒的感觉。这种宁静自然环境和学术环境以外，还有一种心灵的宁静，那就是燕园是一座带有宗教信仰的精神家园。每逢圣诞之日，这些燕大师生就会在校园，乃至于北京当时最具国际水准的北京饭店，举行圣歌演唱。在电风琴伴奏和音乐系主任、美籍教授范天祥（Bliss M. Wiant）的指挥下，歌声好似来自深山空谷，由远而近，悠扬如天籁之音，激昂如电闪雷鸣。尤其当演唱韩德尔的《弥赛亚》时，会场气氛肃穆，台下听众鸦雀无声，上百人多声部纵情高歌：”圣父圣母给我们生下了圣子……”，那美妙的合声令台下听众如同置身于仙境之中，一时感情升华，如痴如醉。比如燕大受基督教大家庭观念影响形成的亲密师生关系，却一直保持了下来。每到圣诞日，燕京大学教授的家便开放给学生们。入夜后，家家门前精心装饰的圣诞树闪亮着五颜六色的彩灯，迎接成群结队喜气洋洋的学生们。大家纷纷涌到教授家中贺节日，吃点心，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燕京大学校训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英文为“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该校训由首任校长司徒雷登确立，核心旨在强调探求真理以获得思想与精神的自由，最终目的是服务社会与他人，体现了基督教信仰的服侍精神。 这和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心学观正相契合，其核心理念，强调认识事物的道理（知）与在现实中实践、运用这一道理（行）是一致的，不可分裂为两件事。其真意为：真正的知识必然表现在行动上，不行则不谓真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相辅相成。
王理嘉先生虽然没有赶上圣诞节的庆祝活动，但是那种亲密的师生之情和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氛围，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燕大的校训成为了生命的一部分，王先生一生都在燕大校训的践行者。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几千公里外的枪炮声震碎了燕园的宁静。
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发出文件，强调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内办 学校的方针。包括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首批11所教会大学改为公办；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大学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给予补贴。
燕京宣布改为国立后，燕京师生表示热烈拥护。1951 年 2 月 12 日是燕京大学再生之日。还在头一两天，”贝公楼”（Bashford Hall）的牌子就被换成了”办公楼”，”宁德阁”（Ninde Hall）改成了”民主楼”、”麦风阁”（Miner Hall）和”甘德阁”（Gamble Hall）改成了”姊妹阁”，”适楼”（Sage Hall）改成了”俄文楼”，”穆楼”（McBrier Recitation Hall）改成了”外文楼”……燕园里凡带有旧中国色彩和美国文化痕迹的名称大都不复存在了。12 日这天，办公楼前新搭起一座牌楼，上面挂着巨大的横幅，红底白字醒目地写着”庆祝燕大新生”。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和副部长钱俊瑞、曾昭抡等亲临燕大，代表政府宣布正式接管燕京大学。政务院随后通过决议，批准了教育部的接管行动，并任命陆志韦为校长。政务院的委任状上还印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签章，毛泽东本人还亲笔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校名。
1951 年上半年，政府全力推行土改、镇反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一时还无暇顾及教会大学的进一步改造问题。因此，全校渡过了两年来最为平静的一个学期。当年的英语教师巫宁坤的回忆很传神地从一个侧面描述了这段时间里燕大教师们的工作生活情景。
一方面，他们按照新政府的要求，在授课中政治挂帅。巫负责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对马列一窍不通”，就从带回国的几百本书中，每天读些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着作及美国”进步作家”的小说，”驴头不对马嘴”地剥出一些阶级斗争之类的概念，打成讲稿，讲给学生听。另一方面，教师们在私下里仍旧保持着亲密关系，你来我往，时常一起喝咖啡，品白酒，谈天说地，抚琴吟诗。只要在京，陆志韦有时也会跑到年轻教师家去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如英语系新任主任赵萝蕤是赵紫宸的女儿，她丈夫陈梦家是着名的新月派诗人，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桥牌打得好。国学造诣极深，又喜欢打桥牌的陆志韦，就常到陈梦家的家里去打牌。两位只要坐在一起，常常”出口成章，妙趣横生”，让牌友们很是享受。
但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正如王先生所说：但是燕大在燕园消失后，燕园的宁静也随之而去。
1952年夏秋之际，燕京大学撤销。其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原国文系主要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燕京大学的校址也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新校址。王先生也转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先生异常兴奋，并积极面对这个崭新的环境。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到“三校合并后，虽然居住条件都比以前差了很多，但是对知识的渴求，学习情绪之高涨，听课之积极，政治上的进取心，都是过去无法比拟的。”“当时，林庚、游国恩两位先生的古代文学史。吴组湘先生的小说分析，浦江清先生的戏曲小说选，王瑶先生的新文学史，王力先生的汉语发展史，魏建功周祖谟两位先生的文字音韵训诂，高名凯先生的语言学概论，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学，岑麒祥先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凡此等等，是我们大开眼界，其中有许多课程都是当时其他高校还无法开设的。所以吸引了全国许多高校的青年教师来进修、听课，后来这一大批青年教师大都成为各自高校中文系的学术骨干和领军人物。”
随着各个学校学生的到来，燕园热闹了起来。原本荒芜的燕农园也盖起了一大片十分简陋的大通间简易楼，。在全国院系调整后的头几年，这里却是全校最有活力最热闹的地方。大通间里的生活丰富多彩，最为壮观的是晨起的集体出操。王先生在《燕园忆旧》中写道：“每天晨光熹微，两遍催促起床的进行曲一停止，燕农园15栋宿舍楼前各自的开阔地区，各系各年级已经站好队形的学生立刻随着广播操的口令和乐曲，两千来人各自在班上体育干事的示范带领下，整齐划一，动作有致地做起矫健优美的体操来，英姿勃发，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让王先生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庆祝五一劳动节，学校特许晚上不统一拉闸熄灯，于是大家一顿吃喝，一直闹到了下半夜一点多。可是，第二天得照常上课，照常出操。第二天一大早，催促起床的进行曲按时响起，大家实在太困了，就装聋作哑，赖床不起，想不出操，多睡一会儿。急得体育干事大声嚷嚷，可是也无济于事。“正在千钧一发之际，褚斌杰同学忽然在上铺坐起来，提高嗓门说：各位！各位！我给大家念一首起床诗，听完赶紧起床……，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起床声，小便知多少。顿时，大通间里二十多人一起哄堂大笑，大家从迷迷糊糊中完全清醒过来，迅速起床，纷纷快步冲出楼外，站队出操，无人缺席，全勤！”。
在这种温馨、热闹的环境中，王理嘉先生于1954年本科毕业，随即留校，并跟魏建功先生读研究生。1958年研究生毕业，随即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留学生高级汉语、现代汉语（语法，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汉语写作、音系学基础、语音专题研讨、语音研究和普通话音位研究等课程。
1956年1月31日，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汉字简化进入实施阶段；同年2月6日，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推广普通话工作正式展开。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由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用于标注现代标准汉语（普通话）的法定的拉丁字母拼音系统。
1958年秋季入学的小学生，成为中国第一批学习汉语拼音的人。据统计，仅1958年一年，全国就有5000万小学生学习了汉语拼音。而在此前，为了能更好地完成汉语拼音教学工作，大批的中小学老师也分期分批地进行了培训。城里的教师由区文教局负责培训，而农村的教师的培训工作只能依靠北京高校的大学生了。
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是相连贯的。必须有自由才能得真理，但是得了真理就要服务于人类，比如科学家宣扬真理，也是一种服务的方式。本着这种精神王理嘉先生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了推广普通话的热潮之中。
1958年那年暑假，还在念研究生的王理嘉先生背上铺盖卷，跟同学们一起来到京郊房山。王理嘉先生后来回忆：“那时候，农村条件很差，交通也不方便。我们坐长途车到房山边上，又坐着村里的马车进山，光路上就几个小时。”
到了村里，十里八村的小学老师都搬着小板凳集中到生产大队的场院里。一块小黑板，几根粉笔头儿，刚从报纸上学会新汉语拼音的大学生们，当起了老师的老师。
那时，农村老师普遍文化程度比较低，初中毕业就算是秀才了，更多的只上过小学。之前，他们压根儿就没见过拉丁字母，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王先生和同学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教，老师们一点一点地学。三四天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居然都掌握了。王理嘉先生还记得，结束培训时，他还专门为他们出了一张卷子考核。“大部分人都考得不错。连一个抱着吃奶的孩子来上课的女教师，也考了九十多分。”同时，王先生还教他们简化汉字。因为他自己有深刻的体会。上世纪三十年代，王理嘉先生正在上海上小学。对着字帖描字模是他每天的必修课。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每天一笔一画地写那些少则十几画，多则三十多画的汉字，真是一件苦差事。那时，王先生经常会在店铺的招牌上，家人的书信中，甚至老师私下的便条中看到这些俗体字。他想，如果在作业中，也能写这些字就好了。有一次，他在作文中把“費”字写成了俗体“费”，结果受到老师严厉地批评。王先生对此事一直记忆犹新，“在老师的眼中，写俗体字是没有文化的表现。”
1967年，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在燕园爆发。1969年至1971年，2000余名北大教职员工响应号召，前往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五七干校。一时间，从鸟语花香的燕园来到了血吸虫遍布的鲤鱼洲。真是才子佳人未名湖，牛鬼神说鲤鱼洲。王理嘉先生便是其中的一员。这段经历是北京大学校史中一段充满艰难、反思与坚持的特殊时期。
1969年秋，工、军宣传队组织北大7000多名师生分赴江西、汉中和北京远郊农村劳动，接受再教育。其中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的教职工有2000多人，因鲤鱼洲是血吸虫重疫区，不少人染病。而血吸虫病的蔓延使得不少人出现了腹肿、肝大等症状，农场医疗手段有限，情况不断恶化。根据廖太燕收集整理，当时南昌的各大医院住满了北大，清华的五七战士，经普查发现80%的人受感染。
除了劳累和血吸虫病，鲤鱼洲更难熬的，还有精神折磨。军代表、政治指导员、工宣队想法设法修理这些知识份子，天天晚上开会，搞活动批斗，鼓励相互揭发。在所谓的“一打三反”中，黄万里教授被打成了所谓的美蒋特务。516运动清理阶级队伍中，陈贯良被逼自杀。
从1969年到1971年，几千名中国知识精英在鲤鱼洲经历了人间炼狱。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形容鲤鱼洲是毛泽东改造不听话的知识份子的中国版“古拉格群岛”。用现代文学教授黄修己的话说，那是“十年噩梦中长达两年的、又黑又惨的一段。”
厉以宁先生的一首五绝似乎可以概括当时在鲤鱼洲的北大人的心情：
五绝
在鲤鱼洲过新年有感
一九七 0 年
家事试忘怀，
国愁心底来，
怕逢元旦日，
何处见梅开？
注： 1970 年元旦在鲤鱼洲上凄风苦雨中度过。
在鲤鱼洲最让王理嘉先生难忘的有两件事。
1970年12月底，中文系教学小分队带工农兵学员去井冈山革命教育实践。此前连续下雨，卡车在大堤上行驶时常常陷入污泥，但小分队仍决定继续上路，其中一辆卡车打滑翻下大堤，10多人被困车底，多人受伤，老师张雪森与一名学员身亡。原本让段宝林拟张雪森悼词，因为两人都是1954年从上海考进北大，感情较深，“写了一些抒情的悲伤的话。分校领导听后说：‘调子太低沉！我们部队打仗，死人是经常的，都这样凄凄惨惨戚戚怎么行。’这篇稿子就没有用。”
另一件事是这样的。据王理嘉先生回忆，一个夜晚搞紧急集合，大家赶紧起床，背上行李铺盖，在外面绕了一大圈就回来了，解开铺盖，躺进被窝刚要睡着，又响起紧急集合哨，搞得大家疲惫不堪，又赶快起来，穿错衣服的，来不及叠被子的，找不着鞋子的，乱成一团。可等到集合好，只是被管制者训斥一顿就完事了，解散。几十年后同事们回忆这段往事，忍不住气愤地说，“这简直就是拿老九当猴耍，故意作弄你。”自今日看来，我们深切理解北大教师们的心情，但军宣队的心理是如何呢？固然他们接到的总体指示就是改造知识分子，但应该不会具体到事无巨细的措施。恶作剧的紧急集合，雷鸣电闪不允许躲避，大雨滂沱仍旧让卡车外出（以至酿成悲剧），诸多事端，显然都是管制者自出机杼的“发明创造”。这些人在常态环境下也应都是普通人，可此时为何会残忍冷酷到这样的地步？政治对人性的“异化”实是令人触目惊心。钱锺书也说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我从善意一面揣测，这些人或许还是惭愧的吧，不过终究，没有人出来道声惭愧。
王理嘉先生表示 “回忆当年鲤鱼洲的岁月，不能只是停留在悲情和豪情中，对曾在一个历史时期内，普遍出现的‘五七干校’，应该给以理性的审视和反思。”
从燕大被解散，经过三反五反，又经过反右运动，再到鲤鱼洲五七干校和文化大革命，从安静的燕园，到鲤鱼洲这个人间炼狱，王理嘉先生不仅挺过来了，而且能理性对待，这都得益于燕大校训。燕大校歌里唱到：
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
人文荟萃，中西合璧，文化纪繁兴。
巍巍燕大，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精诚团结，同心同德，为国干城，为国干城。
立德立言，行善行道，前路光明。
巍巍燕大，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歌词“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融入校训精神，彰显了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宗旨。这种服务社会，就是求是，就是知行合一。
劫后余生。经过洗礼的王理嘉先生，一方面对北京话、普通话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从实验语音学的角度来确立普通话的读音；另一方面大力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并配合汉语言的国际推广，进行正音工作。同时，先生展示了宏大的国际视野，王理嘉先生于198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高级汉语等课程；1990年2月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学术访问；1992年到1993年任韩国延世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为研究生、本科生讲授现代汉语、高级口语、音系学、音韵学、现代汉语专题研究课程。1999.7到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术访问，讲授现代汉语语音学，普通话专题研究等课程。
王理嘉先生从事语言学研究和教学半个多世纪，主要学术成果分布在以下几个领域：（1）普通话和北京话音位研究；（2）北京语音的实验语音学研究；（3）《汉语拼音方案》和汉民族标准语的关系；（4）汉语规范问题；（5）词义研究。特别令人感动的是，王老师晚年致力于阐释《汉语拼音方案》的理论基础以及方案与标准语的关系，多次在国家语委等语文政策部门讲授相关知识，并担任国家语委普通话审音委员会顾问。
王理嘉先生生前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不知是不是巧合，北大中文系的不少先生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包括高名凯先生、朱德熙先生、岑麒祥先生、林焘先生、唐作藩先生、王瑶先生、季镇淮先生、袁行霈先生等，此外前北大校长丁石孙、副校长季羡林等也是民盟盟员。
王先生去世后，人们纷纷纪念他，“王老师为人谦和，淡泊名利，学风朴实严谨。”、“王老师谦和大度、兢兢业业，他们都是我人生路上的灯塔。”北大中文系在王理嘉先生的讣告中这样评价王先生：他做到了“生命不息，学术不止”。
燕京大学前校长陆志韦发表曾在燕大《青年作家》上发表了这样一首诗《教给人怎样做好诗的人》：
世界上还是短不了这个理
就是一个人为了穷苦受罪的人
多吃一点亏，就当做把他自己
毁了，他的名字决不会叫做傻瓜
他死了也不就变成第二个上帝
穷人笨人跪倒在他床前哭
聪明人会擦擦眼擤擤鼻涕
聪明人你还不如哭罢
许是你一生一世的一个转机
我想把这首诗献给王理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