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历史学与全球事务学教授韦斯塔德（Odd Arne Westad）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国际局势为镜鉴，指出当今世界，尤其是中美关系，正呈现出令人不安的相似性。当年列强在局部冲突、误判与竞争中滑向大战，而今天的国际体系同样充斥大国竞争、民族主义与全球化受阻等因素。韦斯塔德教授强调，中美关系已成为这种结构性风险的核心，一旦失控，将带来全球性灾难。韦斯塔德在文中进一步分析中美经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美国虽仍具金融、科技与制度优势，但其相对地位下降，引发国内不满与对中国大陆的指责；这种情绪部分源于产业空心化、贫富差距扩大及社会保障不足等内部问题。与此同时，大陆凭借制造业与供应链优势崛起，对美国构成挑战，但自身也面临增长放缓、债务压力、人口老龄化及对民营经济管控等深层困境。在外部环境上，美国通过关税、出口管制等手段遏制中国大陆，虽效果有限，却强化了中国“被围堵”的认知，增加战略误判风险。类似一战前德国的心态，中国大陆部分精英认为国家正处于相对实力巅峰，可能倾向在窗口期内采取更激进行动。韦斯塔德指出，避免冲突的关键在于中美建立更稳定的合作框架，包括公平贸易规则、有限安全边界下的技术交流，以及对台湾问题的相互理解与克制。然而，两国领导风格与战略互信不足，使这一目标难以实现。历史启示在于，大国若不主动化解深层矛盾，极易在无意中滑向冲突边缘。以下为韦斯塔德发表于《外交事务》杂志上关于川习北京峰会、题为《Trump, Xi, and the specter of 1914. Foreign Affairs》文章的主要内容。
1914年的幽灵
20世纪10年代初，时任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dward Grey）在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即便是在1914年的最初几个月里，国际局势的天空看起来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晴朗。”仅仅数月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便爆发了，并最终夺走了4000万人的生命。战后包括格雷勋爵在内的许多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各大强国未能妥善化解那些零星的、却共同为1914年的那场浩劫火上浇油的诸多小型冲突。
当今的世界，与20世纪初的世界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包括正困扰世界的伊朗和乌克兰等地局部战争。世界同样是群雄并立 - 美国、中国大陆和俄罗斯等 – 彼此虎视眈眈，极力捍卫自认为属于自己的利益。民族主义、恐怖主义、经济与科技领域的竞争，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受阻等这一切都与当年如出一辙。各国领导人虽互通声气，却鲜有真正的相互理解。人们隐隐感到，他们或许正像一百年前的前辈们那样，即将错失化解分歧的最后时机。的确，有时那种“似曾相识”的历史回响，显得格外刺耳而真切。
这种历史回响，在当今的中美关系中显得尤为强烈。当总川普统与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举行那场筹备已久的峰会时，那种因无序竞争而潜藏的巨大危险，都应当令这两位领导人警醒。作为当今世界两大领军强国，一旦中美之间的冲突失控，其后果不仅对两国自身而言将是灾难性的，对整个世界而言亦将是一场浩劫。尽管双方都声称致力于寻找途径，以遏制两国关系滑向全面对抗的深渊；然而，两位领导人似乎都未能真正领悟：仅仅达成贸易与关税领域的暂时休战，抑或仅仅在禁毒问题上发表口头声明，绝不足以扭转当前的中美关系颓势。若将当今的国际局势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那场格局重组相类比，或许更能对其有准确的理解。那一时期，经济相互依存关系面临考验，众多大国竞相争夺地缘政治地位。最终，导致了1914年爆发的那场灾难。如今，若想让中美两国避免重蹈覆辙并迈向某种形式的缓和局面，积极的合作必不可少，其中也包括着手解决两国关系中潜藏的一些深层问题。
当今的美国与彼时的英国
如今，美中两国之间的经济对比，引发了一些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德两国之间如出一辙的问题。正如20世纪初的英国所经历的那样，美国已从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巅峰，转变为如今与其他几个顶级强国并立的局面。在制造业总产出方面，中国大陆已遥遥领先于美国。此外，美国目前对100多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然而，正如20世纪初的英国一样，关于美国衰落的论调仅在“相对”意义上才是成立的。如今的美国依然拥有当年英国所具备的某些优势：它主导着全球银行业与金融业；其货币是全球通行的国际货币；而且，从交通运输、计算机技术到时尚潮流，美国在国际社会的诸多领域中依然扮演着规则制定者的角色。此外，如今的美国还拥有其他一些有利因素。例如，其在研发领域的投入就远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目前，美国用于新产品和新技术研发的投入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这一比例冠绝全球。此外，美国还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有利的人口结构，以及丰富的本土自然资源。所有这些优势，都是1914年的英国所不具备的。
尽管如此，美国依然感到自身正在丧失其曾经的霸主地位，原因在于过去一个世纪里，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二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总量曾占据全球GDP总额的约40%；即便在冷战结束之后，这一比例依然维持在20%以上。然而，这种超然地位的形成，是基于当时一系列特殊的历史背景：欧洲和日本在二战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中国大陆则历经了一个世纪的战乱，随后又爆发了共产主义革命 - 这场革命至少在初期阶段，并未能给中国人民带来显著的物质改善。如今，在经历了数代人的和平与相对稳定之后，其他工业强国奋起直追、逐步赶上美国，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在1990年，日本曾是美国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其经济总量一度占据全球GDP总额的10%。当时中国大陆的份额仅为4%，但此后已飙升至19%。鉴于其他国家份额的增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美国目前约占GDP15%的地位，其实并不显得那么糟糕。然而，这种被感知的“衰退”却助长了民间的怨愤情绪。
美国人还始终怀疑，中国大陆用来推动其经济增长的手段并不公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类似的指控也曾针对德国。正如当今的中国一样，当时的德国建立了一套全面的、由国家主导的工业间谍体系，其目标涵盖了军事和民用领域的各类专业技术。此外，德国还利用补贴、非关税壁垒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手段来扶持本国企业。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曾综合运用此类手段来促进自身经济增长，但如今大陆的相关举措，其规模之庞大，似乎已远超此前人们所见的一切先例。
然而，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一样，美国在经济领域的一些疑虑，主要不过是其国内困境的一种投射罢了。高达70%至8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有大量的就业岗位流失到了其他国家，尤其是去了中国大陆。鉴于自200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已流失了至少500万个就业岗位，这种看法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当年的英国一样，如今的美国也未能为本国工人提供足够的技能培训，亦未在工人向新型工作岗位转型方面投入足够的资源。其后果是，许多公民不仅面临着工资停滞不前的困境，还无法享受到应有的医疗保险、带薪病假以及退休保障计划。与其直面国内问题的根源，将自身的经济脆弱归咎于外部势力，显然要容易得多。
20世纪初的英国一样，当今美国所面临的另一个显软肋，便是国内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1910年，英国最富有的5%的公民占据了全国近90%的财富。而在当今的美国，最富有的5%的人群掌握着全国约三分之二的财富，且这一比例仍在持续上升。由于许多美国工人早已习惯了优越的工作条件，这种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与政治后果在美国显得尤为严重。因此，许多民众深信国内精英正与境外势力相互勾结，企图中饱私囊，并维系一个对美国工人极不公平的国际经济体系。
中国也有难处
这种经济层面的不满情绪，很大一部分是针对中国大陆的。这既是因为大陆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也是因为其实现这一增长所采用的路径。此外，将批评矛头指向一个拥有截然不同政治制度的外国，往往也显得更为容易。然而，尽管许多指责之词不免夸大其词，但中国大陆对全球供应链的掌控确实对美国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这种动态局势与1914年之前英法两国对德国的看法如出一辙；尽管当时英法两国拥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帝国作为后盾，能够从中获取物资供应，但如今的美国相比之下却对国际市场表现出高度的依赖；而且，大陆目前的生产能力（占全球份额的28%）远超1913年的德国（当时仅占全球份额的15%）。
就其经济地位而言，中国大陆对世界其他国家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挑战者角色，其地位之重要，唯有19世纪崛起时期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可与之比肩。然而，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一样，当今的中国也面临着自身特有的经济难题。在这些难题中，有些的棘手程度甚至可能丝毫不亚于美国所面临的挑战。首先，中国大陆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期”已宣告终结。这一转变本是迟早要发生的事，但大陆的经济转型过程显得颇为突兀，且因全球疫情的冲击而进一步加剧。大陆经济年增长率最后一次突破10%大关是在2010年。到了2019年，这一数字已回落至6%。而根据部分机构的估算，2024年的增长率已降至2%至3%之间。这种向“常态化”增长速度的急剧转变，导致青年失业率飙升，民众的预期落差感也随之急剧放大。此外，大陆经济目前正深陷高企的债务泥潭之中。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经济狂飙突进之后，出现这种债务问题实属意料之中。然而，主要出于政治层面的考量，大陆政府在制定新的债务纾困方案方面显得步履维艰，而这种困境又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此外，中国大陆经济还面临着两项具有大陆特殊国情的独特挑战。其中之一，便是大陆的“人口结构特征”。中国共产党（CCP）推行了逾一代人的独生子女政策已酿成一场灾难：大陆成为了世界上首个“未富先老”的国家。2023年是大陆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人口减少了约250万人。到2050年，大陆人口将至少减少2亿，届时其人口中将有超过40%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换言之，许多大陆公民届时将体弱多病，亟需照料。因此，大陆人口结构已成为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的经济“定时炸弹”。
中国大陆经济面临的另一项重大挑战，在于执政党对私营企业，至少是对那些取得成功并处于扩张期的私营企业，持有的根深蒂固的疑虑。过去几年间，中共针对大陆顶尖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打压行动。名义上，这些行动旨在解决反垄断、数据安全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问题。但其真正的目的在于将大型私营企业纳入党的掌控之下。这种管控冲动究竟会走向何种极端，目前尚难预料。然而，针对商界领袖的抓捕与审讯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已促使许多企业家选择将更多时间花在海外。除了上述国内经济困境之外，中国大陆还面临着一个强烈不满的美国政府。美国官员坚信，中国正是通过利用美国，才得以跻身当今的经济地位。因此，除了加征关税之外，北京方面如今还遭遇了来自美国的出口管制、投资限制，以及对大陆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的种种钳制。与此同时，美国正积极游说其盟友与友好国家效仿其做法，共同对华施压。
迄今为止，这些举措除了激怒大陆领导层及相当一部分民众之外，几乎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效。然而，真正的危险在于：这些举措助长了一种“中国正遭受经济围堵”的认知 - 恰似一战前德国和二战前日本所感受到的处境。如果普通中国公民确信美国的目标在于阻挠其经济增长，那么这种怨愤情绪演变为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的风险将急剧上升。
北京的行动时机
北京与华盛顿面临着某些共同的经济挑战。此外，中国大陆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因为民众怀疑，部分中国人所聚敛的巨额财富，实则源于盗窃与腐败。人们还存有另一种疑虑：大陆在海外开展的经济项目，如“一带一路”倡议，与其说是为了协助陆企在海外实现盈利性扩张，倒不如说是为了彰显国家声望。针对“一带一路”项目及大陆政府在海外推广的其他计划，关于其存在铺张浪费、风险隐患、腐败问题、工程质量低劣以及投资回报率低下等指控，正引发着日益紧张的舆论暗流。
大陆国内的这些经济隐忧，在某种程度上，与1914年之前的德国所面临的状况颇为相似。这助长了大陆精英阶层内部的一种论调：即中国的未来前景或许并不如他们此前预期的那般光明。因此，此时此刻的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正处于其国力最为强盛的巅峰时期。此类观念曾经促使德国在1914年甘冒战争风险。而若当下的东亚地区爆发危机，此类观念亦有可能引导大陆采取类似的行动。在北京的决策圈内，确实流传着这样一种论调：即中国目前的相对经济影响力已达巅峰 - 因此，也是大陆重塑本地区格局以维护自身利益的绝佳契机。
正如当年的德国一样，对于中国大陆而言，非凡的经济成就未必能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对未来日益增强的自信心。举例而言，当乘客搭乘往返于北京与上海之间那既舒适又令人叹为观止的高速列车时，他们不会不注意到沿途那些尚未享受到大城市那般经济繁荣的众多村庄与小镇，以及那些因2021年房地产市场停滞而被弃置荒废、仍笼罩在烂尾阴影之下的高楼。
对5月北京峰会的期望
因此，在任何一次“川习峰会”上，两位领导人必须开始构想这样一种途径：即中国大陆的抱负与美国的利益需求并非必然处于冲突之中。尽管中美两国在经济总量上旗鼓相当，但大陆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四倍，而人均GDP却仅为美国的五分之一。换言之，北京仍需为经济增长寻求空间，以满足其人民的愿望。其他国家若试图扼杀这种增长，不仅注定徒劳无功，更会在中国人民心中埋下持久的怨恨。解决之道在于建立稳定的贸易规则、开放的金融市场，以及仅受明确且可证实的国家安全需求所限的技术交流机制。只要获准在公平的条件下参与竞争，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依然大有可为。
双方还必须设法换位思考，理解对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 这是两国关系中最具爆发性的燃点。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坚信，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美国正以一种不公且执拗的态度，阻挠其回归祖国的怀抱。这种认知的成因究竟如何，其实已无关紧要。除非中美两国领导人能够达成共识：即台湾海峡的现状在当下已是所能企及的最佳状态，且“独立”或“武力统一”均非可行选项；否则，围绕台湾未来走向而爆发冲突的风险将居高不下。
在着手处理这些举足轻重的议题时，川普与习近平的领导风格显得格格不入。川普行事冲动，且其宏观战略目标日益显得摇摆不定。相比之下，习近平则是一位远胜川普的战略家，和邓小平之后中国大陆最具权势的领导人。但他往往墨守成规，鲜少偏离既定剧本；他似乎也缺乏那种在私下场合展现自发性、通过灵活变通来促成新安排的能力。如果说1914年的历史能给予我们某种启示，那就是：大国若想从悬崖边缘勒马，至少需要找到几个确凿且令人信服的理由。而要找到这些理由，双方所付出的努力，恐怕要远超他们迄今为止所表现出的意愿。
* 本文作者奥德·阿恩·韦斯塔德（Odd Arne Westad）系耶鲁大学历史学与全球事务学“伊莱休”讲席教授。本文改编自其即将出版的著作《风暴将至：权力、冲突与历史的警示》（亨利·霍尔特出版社 / BBC图书）。版权所有 © 2026 Odd Arne Westad。
参考资料
Westad, O. A. (2026). Trump, Xi, and the specter of 1914.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trump-xi-and-specter-1914
川习会应谈什么
国华P (2026-05-11 08:29:26) 评论 (0)耶鲁大学历史学与全球事务学教授韦斯塔德（Odd Arne Westad）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国际局势为镜鉴，指出当今世界，尤其是中美关系，正呈现出令人不安的相似性。当年列强在局部冲突、误判与竞争中滑向大战，而今天的国际体系同样充斥大国竞争、民族主义与全球化受阻等因素。韦斯塔德教授强调，中美关系已成为这种结构性风险的核心，一旦失控，将带来全球性灾难。韦斯塔德在文中进一步分析中美经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美国虽仍具金融、科技与制度优势，但其相对地位下降，引发国内不满与对中国大陆的指责；这种情绪部分源于产业空心化、贫富差距扩大及社会保障不足等内部问题。与此同时，大陆凭借制造业与供应链优势崛起，对美国构成挑战，但自身也面临增长放缓、债务压力、人口老龄化及对民营经济管控等深层困境。在外部环境上，美国通过关税、出口管制等手段遏制中国大陆，虽效果有限，却强化了中国“被围堵”的认知，增加战略误判风险。类似一战前德国的心态，中国大陆部分精英认为国家正处于相对实力巅峰，可能倾向在窗口期内采取更激进行动。韦斯塔德指出，避免冲突的关键在于中美建立更稳定的合作框架，包括公平贸易规则、有限安全边界下的技术交流，以及对台湾问题的相互理解与克制。然而，两国领导风格与战略互信不足，使这一目标难以实现。历史启示在于，大国若不主动化解深层矛盾，极易在无意中滑向冲突边缘。以下为韦斯塔德发表于《外交事务》杂志上关于川习北京峰会、题为《Trump, Xi, and the specter of 1914. Foreign Affairs》文章的主要内容。
1914年的幽灵
20世纪10年代初，时任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dward Grey）在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即便是在1914年的最初几个月里，国际局势的天空看起来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晴朗。”仅仅数月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便爆发了，并最终夺走了4000万人的生命。战后包括格雷勋爵在内的许多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各大强国未能妥善化解那些零星的、却共同为1914年的那场浩劫火上浇油的诸多小型冲突。
当今的世界，与20世纪初的世界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包括正困扰世界的伊朗和乌克兰等地局部战争。世界同样是群雄并立 - 美国、中国大陆和俄罗斯等 – 彼此虎视眈眈，极力捍卫自认为属于自己的利益。民族主义、恐怖主义、经济与科技领域的竞争，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受阻等这一切都与当年如出一辙。各国领导人虽互通声气，却鲜有真正的相互理解。人们隐隐感到，他们或许正像一百年前的前辈们那样，即将错失化解分歧的最后时机。的确，有时那种“似曾相识”的历史回响，显得格外刺耳而真切。
这种历史回响，在当今的中美关系中显得尤为强烈。当总川普统与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举行那场筹备已久的峰会时，那种因无序竞争而潜藏的巨大危险，都应当令这两位领导人警醒。作为当今世界两大领军强国，一旦中美之间的冲突失控，其后果不仅对两国自身而言将是灾难性的，对整个世界而言亦将是一场浩劫。尽管双方都声称致力于寻找途径，以遏制两国关系滑向全面对抗的深渊；然而，两位领导人似乎都未能真正领悟：仅仅达成贸易与关税领域的暂时休战，抑或仅仅在禁毒问题上发表口头声明，绝不足以扭转当前的中美关系颓势。若将当今的国际局势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那场格局重组相类比，或许更能对其有准确的理解。那一时期，经济相互依存关系面临考验，众多大国竞相争夺地缘政治地位。最终，导致了1914年爆发的那场灾难。如今，若想让中美两国避免重蹈覆辙并迈向某种形式的缓和局面，积极的合作必不可少，其中也包括着手解决两国关系中潜藏的一些深层问题。
当今的美国与彼时的英国
如今，美中两国之间的经济对比，引发了一些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德两国之间如出一辙的问题。正如20世纪初的英国所经历的那样，美国已从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巅峰，转变为如今与其他几个顶级强国并立的局面。在制造业总产出方面，中国大陆已遥遥领先于美国。此外，美国目前对100多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然而，正如20世纪初的英国一样，关于美国衰落的论调仅在“相对”意义上才是成立的。如今的美国依然拥有当年英国所具备的某些优势：它主导着全球银行业与金融业；其货币是全球通行的国际货币；而且，从交通运输、计算机技术到时尚潮流，美国在国际社会的诸多领域中依然扮演着规则制定者的角色。此外，如今的美国还拥有其他一些有利因素。例如，其在研发领域的投入就远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目前，美国用于新产品和新技术研发的投入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这一比例冠绝全球。此外，美国还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有利的人口结构，以及丰富的本土自然资源。所有这些优势，都是1914年的英国所不具备的。
尽管如此，美国依然感到自身正在丧失其曾经的霸主地位，原因在于过去一个世纪里，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二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总量曾占据全球GDP总额的约40%；即便在冷战结束之后，这一比例依然维持在20%以上。然而，这种超然地位的形成，是基于当时一系列特殊的历史背景：欧洲和日本在二战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中国大陆则历经了一个世纪的战乱，随后又爆发了共产主义革命 - 这场革命至少在初期阶段，并未能给中国人民带来显著的物质改善。如今，在经历了数代人的和平与相对稳定之后，其他工业强国奋起直追、逐步赶上美国，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在1990年，日本曾是美国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其经济总量一度占据全球GDP总额的10%。当时中国大陆的份额仅为4%，但此后已飙升至19%。鉴于其他国家份额的增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美国目前约占GDP15%的地位，其实并不显得那么糟糕。然而，这种被感知的“衰退”却助长了民间的怨愤情绪。
美国人还始终怀疑，中国大陆用来推动其经济增长的手段并不公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类似的指控也曾针对德国。正如当今的中国一样，当时的德国建立了一套全面的、由国家主导的工业间谍体系，其目标涵盖了军事和民用领域的各类专业技术。此外，德国还利用补贴、非关税壁垒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手段来扶持本国企业。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曾综合运用此类手段来促进自身经济增长，但如今大陆的相关举措，其规模之庞大，似乎已远超此前人们所见的一切先例。
然而，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一样，美国在经济领域的一些疑虑，主要不过是其国内困境的一种投射罢了。高达70%至8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有大量的就业岗位流失到了其他国家，尤其是去了中国大陆。鉴于自200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已流失了至少500万个就业岗位，这种看法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当年的英国一样，如今的美国也未能为本国工人提供足够的技能培训，亦未在工人向新型工作岗位转型方面投入足够的资源。其后果是，许多公民不仅面临着工资停滞不前的困境，还无法享受到应有的医疗保险、带薪病假以及退休保障计划。与其直面国内问题的根源，将自身的经济脆弱归咎于外部势力，显然要容易得多。
20世纪初的英国一样，当今美国所面临的另一个显软肋，便是国内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1910年，英国最富有的5%的公民占据了全国近90%的财富。而在当今的美国，最富有的5%的人群掌握着全国约三分之二的财富，且这一比例仍在持续上升。由于许多美国工人早已习惯了优越的工作条件，这种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与政治后果在美国显得尤为严重。因此，许多民众深信国内精英正与境外势力相互勾结，企图中饱私囊，并维系一个对美国工人极不公平的国际经济体系。
中国也有难处
这种经济层面的不满情绪，很大一部分是针对中国大陆的。这既是因为大陆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也是因为其实现这一增长所采用的路径。此外，将批评矛头指向一个拥有截然不同政治制度的外国，往往也显得更为容易。然而，尽管许多指责之词不免夸大其词，但中国大陆对全球供应链的掌控确实对美国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这种动态局势与1914年之前英法两国对德国的看法如出一辙；尽管当时英法两国拥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帝国作为后盾，能够从中获取物资供应，但如今的美国相比之下却对国际市场表现出高度的依赖；而且，大陆目前的生产能力（占全球份额的28%）远超1913年的德国（当时仅占全球份额的15%）。
就其经济地位而言，中国大陆对世界其他国家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挑战者角色，其地位之重要，唯有19世纪崛起时期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可与之比肩。然而，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一样，当今的中国也面临着自身特有的经济难题。在这些难题中，有些的棘手程度甚至可能丝毫不亚于美国所面临的挑战。首先，中国大陆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期”已宣告终结。这一转变本是迟早要发生的事，但大陆的经济转型过程显得颇为突兀，且因全球疫情的冲击而进一步加剧。大陆经济年增长率最后一次突破10%大关是在2010年。到了2019年，这一数字已回落至6%。而根据部分机构的估算，2024年的增长率已降至2%至3%之间。这种向“常态化”增长速度的急剧转变，导致青年失业率飙升，民众的预期落差感也随之急剧放大。此外，大陆经济目前正深陷高企的债务泥潭之中。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经济狂飙突进之后，出现这种债务问题实属意料之中。然而，主要出于政治层面的考量，大陆政府在制定新的债务纾困方案方面显得步履维艰，而这种困境又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此外，中国大陆经济还面临着两项具有大陆特殊国情的独特挑战。其中之一，便是大陆的“人口结构特征”。中国共产党（CCP）推行了逾一代人的独生子女政策已酿成一场灾难：大陆成为了世界上首个“未富先老”的国家。2023年是大陆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人口减少了约250万人。到2050年，大陆人口将至少减少2亿，届时其人口中将有超过40%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换言之，许多大陆公民届时将体弱多病，亟需照料。因此，大陆人口结构已成为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的经济“定时炸弹”。
中国大陆经济面临的另一项重大挑战，在于执政党对私营企业，至少是对那些取得成功并处于扩张期的私营企业，持有的根深蒂固的疑虑。过去几年间，中共针对大陆顶尖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打压行动。名义上，这些行动旨在解决反垄断、数据安全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问题。但其真正的目的在于将大型私营企业纳入党的掌控之下。这种管控冲动究竟会走向何种极端，目前尚难预料。然而，针对商界领袖的抓捕与审讯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已促使许多企业家选择将更多时间花在海外。除了上述国内经济困境之外，中国大陆还面临着一个强烈不满的美国政府。美国官员坚信，中国正是通过利用美国，才得以跻身当今的经济地位。因此，除了加征关税之外，北京方面如今还遭遇了来自美国的出口管制、投资限制，以及对大陆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的种种钳制。与此同时，美国正积极游说其盟友与友好国家效仿其做法，共同对华施压。
迄今为止，这些举措除了激怒大陆领导层及相当一部分民众之外，几乎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效。然而，真正的危险在于：这些举措助长了一种“中国正遭受经济围堵”的认知 - 恰似一战前德国和二战前日本所感受到的处境。如果普通中国公民确信美国的目标在于阻挠其经济增长，那么这种怨愤情绪演变为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的风险将急剧上升。
北京的行动时机
北京与华盛顿面临着某些共同的经济挑战。此外，中国大陆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因为民众怀疑，部分中国人所聚敛的巨额财富，实则源于盗窃与腐败。人们还存有另一种疑虑：大陆在海外开展的经济项目，如“一带一路”倡议，与其说是为了协助陆企在海外实现盈利性扩张，倒不如说是为了彰显国家声望。针对“一带一路”项目及大陆政府在海外推广的其他计划，关于其存在铺张浪费、风险隐患、腐败问题、工程质量低劣以及投资回报率低下等指控，正引发着日益紧张的舆论暗流。
大陆国内的这些经济隐忧，在某种程度上，与1914年之前的德国所面临的状况颇为相似。这助长了大陆精英阶层内部的一种论调：即中国的未来前景或许并不如他们此前预期的那般光明。因此，此时此刻的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正处于其国力最为强盛的巅峰时期。此类观念曾经促使德国在1914年甘冒战争风险。而若当下的东亚地区爆发危机，此类观念亦有可能引导大陆采取类似的行动。在北京的决策圈内，确实流传着这样一种论调：即中国目前的相对经济影响力已达巅峰 - 因此，也是大陆重塑本地区格局以维护自身利益的绝佳契机。
正如当年的德国一样，对于中国大陆而言，非凡的经济成就未必能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对未来日益增强的自信心。举例而言，当乘客搭乘往返于北京与上海之间那既舒适又令人叹为观止的高速列车时，他们不会不注意到沿途那些尚未享受到大城市那般经济繁荣的众多村庄与小镇，以及那些因2021年房地产市场停滞而被弃置荒废、仍笼罩在烂尾阴影之下的高楼。
对5月北京峰会的期望
因此，在任何一次“川习峰会”上，两位领导人必须开始构想这样一种途径：即中国大陆的抱负与美国的利益需求并非必然处于冲突之中。尽管中美两国在经济总量上旗鼓相当，但大陆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四倍，而人均GDP却仅为美国的五分之一。换言之，北京仍需为经济增长寻求空间，以满足其人民的愿望。其他国家若试图扼杀这种增长，不仅注定徒劳无功，更会在中国人民心中埋下持久的怨恨。解决之道在于建立稳定的贸易规则、开放的金融市场，以及仅受明确且可证实的国家安全需求所限的技术交流机制。只要获准在公平的条件下参与竞争，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依然大有可为。
双方还必须设法换位思考，理解对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 这是两国关系中最具爆发性的燃点。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坚信，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美国正以一种不公且执拗的态度，阻挠其回归祖国的怀抱。这种认知的成因究竟如何，其实已无关紧要。除非中美两国领导人能够达成共识：即台湾海峡的现状在当下已是所能企及的最佳状态，且“独立”或“武力统一”均非可行选项；否则，围绕台湾未来走向而爆发冲突的风险将居高不下。
在着手处理这些举足轻重的议题时，川普与习近平的领导风格显得格格不入。川普行事冲动，且其宏观战略目标日益显得摇摆不定。相比之下，习近平则是一位远胜川普的战略家，和邓小平之后中国大陆最具权势的领导人。但他往往墨守成规，鲜少偏离既定剧本；他似乎也缺乏那种在私下场合展现自发性、通过灵活变通来促成新安排的能力。如果说1914年的历史能给予我们某种启示，那就是：大国若想从悬崖边缘勒马，至少需要找到几个确凿且令人信服的理由。而要找到这些理由，双方所付出的努力，恐怕要远超他们迄今为止所表现出的意愿。
* 本文作者奥德·阿恩·韦斯塔德（Odd Arne Westad）系耶鲁大学历史学与全球事务学“伊莱休”讲席教授。本文改编自其即将出版的著作《风暴将至：权力、冲突与历史的警示》（亨利·霍尔特出版社 / BBC图书）。版权所有 © 2026 Odd Arne Westad。
参考资料
Westad, O. A. (2026). Trump, Xi, and the specter of 1914.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trump-xi-and-specter-1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