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单民主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指1978—1979年间北京西单地区的一面围墙，成为民众张贴大字报、表达政治意见的公共空间，被视为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开端和“北京之春”的象征。

西单民主墙位于北京市西长安街与西单北大街交会处东北角（现西单文化广场南侧附近），约2米高、100米长的一面砖墙，紧邻38路公交车总站，人流量极大。

1977年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工地围墙上出现悼念和上访大字报。围墙拆除后，这些活动转移到西单墙。1978年11月起，大字报激增，从最初对文革的不满、要求平反四五运动(现在能贴平反六四的大字报吗？)，逐步发展为对专制、毛泽东时代错误的批判，以及呼吁民主、言论自由、人权和政治改革的呼声。

西单民主墙最重要的文章是魏京生1978年12月和1979年3月贴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等文章，明确提出中国需要政治民主作为“第五个现代化”，影响巨大。

高峰时期每天数千人聚集，墙上内容涉及批判专制、要求法治、反思毛泽东与文革等，成为全国类似“民主墙”的象征。

邓小平初期（1978年11-12月）支持/容忍民主墙，邓小平多次对外国记者/政要公开表态，肯定大字报是“宪法允许的”“正常现象”“民主墙是好事”，甚至派部队守护。消息传到墙前引发民众欢呼。这帮助邓小平获得民意支持，施压华国锋、汪东兴等“凡是派”，配合十一届三中全会。

到了1979年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阵营主导大局，民主墙内容超出预期——不仅批华国锋/文革，还批整个体制、要求更多民主（魏京生《第五个现代化》等）。邓小平转为批评，认为威胁稳定。1979年3月魏京生等被捕，大字报受限，3月后要求张贴者登记实名，1979年11月，全国人大决议取缔西单民主墙，随后大规模逮捕参与者，民间刊物被禁。 民主墙迁址并最终拆除，1980年邓还推动删除宪法中“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西单民主墙虽短暂，却是中国当代民间民主运动的开端。它证明了民众对自由、法治和问责的渴望是真实的，但也暴露了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这种诉求极易被精英操纵，最终服务于权力巩固而非真正转型。

在中国这样的威权体制下，底层群众的政治热情往往容易被高层派系借力（“借民意打击对手”），但一旦超出工具价值，就被迅速收割或压制。邓小平初期利用民主墙打击政敌和巩固自身“开明”形象。一旦权力稳固，它就从资产变为负担，成为“卸磨杀驴”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