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扬州长江中学，记录着我两年的青春时光。好像是在1968年"复课闹革命"？(有点记不清楚年代)，失学在家的我们可以重新上学了，上的就是这所长江中学，是按居住地段分配的学校。这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中学，以前的历史不清楚，大概文革结束不久即停办了。这几天我在网上反复查询，没有任何关于这所中学的历史信息。希望这篇小文发表后，或许能碰到知情的读者，能帮助回忆一下。

扬州长江中学是所胡同里的中学，位于扬州的苏唱街东头，以现在的眼光看，苏唱街并不能算大街，仅仅是扬州的一条较宽的巷子。学校的斜对面有两个单位挤在民居中，一座是扬州友谊服装厂，另一座是扬州遣送站。苏唱街的得名，源于江南苏州的昆曲流行，当时的昆曲在苏州，略同于现在人们传唱流行歌曲。据说民国时期，在虎丘那里的一块平地上，曾经有过一人立于大石头上领唱丶下面千人和唱的场景。此风传到文化习俗同样浓厚的扬州，昆曲艺人和昆曲发烧友大多数聚会在这条青石板铺成的路上，大概扬州人称昆曲为苏唱，久而久之这条宽巷子得名为苏唱街。而长江中学是文革时期的称谓，原名是"扬州民四中"，即扬州市民办第四中学。学校规模很小，借用的是苏唱街上的一处豪宅。豪宅具体布局有前后好几进，前面的大厅成了学校礼堂，供开大会用。后面还有精致的两进深的两层楼，两进楼上面用迴廊相连，下面是个大大的石板天井。我们上学时，每天从开在苏唱街上的一个砖砌门楼进去，迎面即是十个平方左右青石铺成的小天井，一面高高的石灰砖墙(照壁)挡住了后面的建筑群，几个班级散落在不同的大屋子里面。我所在的一连四班(文革时期称呼)，就在这个小小天井的左拐角处的平房里。记得开始的一段时间，每逢雨天教室会漏雨，因为此学校原来的中学生造反派相互之间武斗，揭掉了一些屋顶瓦片当作投掷的武器，我们上课时，可以透过屋顶上的破洞看到蓝天。

长江中学有多位老师对我的人生有影响和帮助，至今犹存深深的感激之情。此文暂且回忆这两位戴着"帽子"上课的老师。这个帽子并不是真的帽子，而是一种无形的政治帽子。文革时将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中区别出来的"专政对象"，再归纳为"地富反坏右"，以便监控，他们又被叫作"五类分子"或"黑五类"，政权制造出那个时代的被人格侮辱的"贱民"。其中之一，就是让他们每天早上做个仪式:早请罪一一向毛主席请罪。我们学生和老师则是当时的"革命群众"，每天也有一课:跳"忠字舞"。当时的世道疯疯癫癫，学校里管事的是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工人宣传队)，但已经有了被结合重新使用的老干部，记得我们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好像叫沈明，是个部队转业到学校的老营长。有一天，他来到在学校操场上，参加到跳忠字舞的几百人的师生队伍中，他身上穿的是一件满是破洞、掛着几十处棉絮的破棉袄，比要饭乞丐还要乞丐，显得异类。那时的我们，却都知道这是革命的表现，证明他是无产阶级。说到这里，要向中青年读者致个歉意，这么多的特定历史词汇，为避免啰嗦，在此絮不一一解释了，估计网上能够查到大概的意思。我的这两位老师，现在想起来，可能还不是真正的"黑五类"，而是后来任意扩展开的政治侮辱对象，因为可以让他们去教课。对于这些曾经的国民党党员或者是文革中犯了各种"错误"的人群，也还有岗位需要他们干活。这两位老师，就是早请罪那一排人中的两位。记得开始上学以后的一段时间的早晨，每天走进门楼后，小天井里就站立着这一排人，约有十来个，都面壁而立，约十几分钟做完仪式后，即各自分散去干各自的工作。我们对于这队教职员工，只见其背面，所以并不认识。不知何故，好像过了几个月，取消了早请罪仪式。

先说第一位"帽子"老师，叫陈大影，是一位很敬业的语文老师，可能已经年近五十，长得有点象鲁迅，讲课时声情并茂和旁证博引。给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在全班用很长时间点评我的一篇作文，说我的那篇作文写得好，讲自己怎样出了一期墙报写得很生动，整个过程用"正在做什么"、"还在做什么"和"仍然在做什么"相关连接，文字也简洁生动，等等。这对我以后发展写文章的兴趣，是个大促进和鼓励。还有一件事，是向全班讲解关于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欣赏体会。他详细描述了画中主人公那把油傘的战风斗雨的寓意，还有风展布衣杉的大格局，最后，他用无限崇拜的语调说，我看毛主席身后的天空云彩，不仅仅是蓝天白云，細看还蕴藏着红黄紫橙各种色彩，体现出主席的伟大!我当时听得如痴如醉，下课以后再仔细在画面上寻找那五色祥云，却是勉强得很。后来有同学告诉我，陈老师沾点"历史反革命"的边，是早请罪队伍中的一员。看来，陈老师在用向我们授课来寻回他的精神乐园，来向世道作无声而又无奈的抗争。

再说第二位老师，姓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约四十岁左右，肩膀很宽。他给我们上音乐课。为何他也成为早请罪的一员？已经记不清楚他戴的的"帽子"的具体内容了。庄老师不象陈老师开朗，戴着一副棕色边框的眼镜，苟于言笑。据说他没什么学历，但多才多艺、同时教音乐和体育，而且还教会我怎样将文革宣传画放大至一面墙上。他的音乐课很少，但很有点幽默的味道，原因是他可能虽然个人爱好唱歌，但未能经过专业培训、发声全凭力气，所以教我们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等歌曲时，在高音结尾处那一句，声音近于吼、有点像牛叫。他选中了我完成一项学校的任务: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幅政治宣传画，按原样放大到学校的一面墙上。在一段时间内，每天的课余时间，他就教我怎样在原画上打九宫格，再将当时写大字报用的标准白纸按比例折叠。然后用炭条(一种炭笔)画出轮廓，再一一调好粉彩颜料，按照原创的色调涂抹到纸上。好像他交待清楚以后，我就能一步步一趋地完成整个画幅，最终和他一起张贴上墙。在这个过程中，他领我上街买炭条和充作橡皮用的面包、买几十种不同的瓶装颜料，始终语言不多。我视他如同长辈，也没有题外之话。任务完成以后，也没有更多的接触。现在回忆，好像庄老师对于绘画，如同音乐和体育，处于专业与业余爱好之间。

往事如烟，一下子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未能成为作家和画家、更不用说在这两个领域登堂入室，否则会像眼下习俗所言，二位老师是我的贵人。然而，天下之大，早已碾压了追名逐利的空间。他们都和我一样，是历史长河中的芸芸众生，永远是我人生记忆中的一个感恩的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