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运作; 牛兰夫妇案
博文内容来自网上文章和有关人员的回忆
一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下属各情报组、情报站是并行发展,互不交叉；人员纵向单线联系,不发生横向联系是基本原则。
加入“拉姆扎”情报系统后的中共人员不允许再与本党发生联系也是严格的规定。
中央特科情报系统运作的原则与远东情报局大体相同，且更为严格：一旦有情报人员被捕，不管被捕人员会否叛变，与之有联系的上下线人员必须全部撤离，这也是许多中共地工为何会突然与组织失联的原因。
上线知道下线的住址，反之则不一定知道（比如方文就不知道佐尔格的住所），所以下线家中窗台或门口要设置明显的警号，上线抵近时首先观察警号以判断是否安全。
情报组长下面设联络员，与组内交通员和外设情报站分别联络，分别告知接头时间、地点、暗语，而交通员和情报员互不知对方身份。
刘思慕由留苏同学顾淑型（陈翰笙夫人）引荐，经方文的下线肖炳实发展成为方文情报小组一员的。他加入“拉姆扎”后通过岭南大学的同学甘乃光（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的关系，进入国民政府内政部担任甘乃光的秘书。
尔后刘思慕又发展了留德同学黄维立的妹妹黄维祐加入，黄维祐的父亲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秘书、几个舅舅也在政府部门工作。
开始是肖炳实与刘思慕单线联系，肖炳实去南京时给刘思慕带去了莱卡相机和胶卷。刘思慕将重要文件带回家中拍摄，每隔一周或两周肖炳实前来接取，后来肖炳实将这一工作交给了黄维祐。
红军长征开始后，武汉行营成立，甘乃光出任行营第五处处长，刘思慕跟随甘乃光到了武汉，任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武汉行营基本上就没有了机密可言。
刘思慕（1904—1985），1923年就学於广州岭南大学。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任《新闻日报》总编辑、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行政9级。
黄维祐则从交通员上升到了联络员，她要做两件事情：一是联络刘思慕，告知与交通员接头的时间、地点、暗语。
二是联络交通员，告知与情报员接头的时间、地点、暗语。
黄维祐派到武汉的第一个交通员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汪默清，汪默清与刘思慕在汉口顺利接头、取回情报、返抵上海。
汪默清返回上海后将刘思慕的情报交给黄维祐，黄维祐交给肖炳实，肖炳实交给方文，方文交给佐尔格，佐尔格交给译电员，再由报务员克劳森发报给共产国际（红参四局）。当时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就是这样运作的。
中央特科情报系统也大体相同，只不过它的系统终端是国内的中共中央。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与中央特科情报系统是情报共享的，比如“佐尔格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期间，共发回莫斯科597份急电，其中有335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国工农红军或中华苏维埃政府”，这其中就包括国军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历次“围剿”军事情报。中共方面也将阎宝航获取的德国突袭苏联计划，中西功（上海情报科）获取的日军南进计划等通报给苏联。
二
前文提到顾顺章的被捕叛变对中共机关和地下组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也影响到了后来称作的“牛兰事件”。
顾顺章在其供词中对远东局有这样一段话：“共产国际派遣代表九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个妻子，非常厉害，名字不详”。
而1931年6月15日牛兰在上海被捕了。牛兰是被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被捕的，那是在6月1日新加坡的英国警察逮捕了一名从事秘密活动的法国共产党人，发现他的文件中有一个电报地址和上海邮政信箱号码后，发给上海的巡捕房核查，上海的巡捕根据这一线索很快将牛兰抓获。
在牛兰夫妇的多所住处中被搜出大量文件，涉及远东多个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大量经费发放的账册也被收缴，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冻结的资金总量达到4.7万美元（在当时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牛兰是在中国被捕的第一位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而从他那里搜得的共产党文件又如此之多，因此他的被捕迅速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由于顾顺章的供词和6月22日被捕的向忠发在交代中都提到了这个共产国际派驻在上海的人。向忠发称他为接替米夫的东方部负责人，目前已被英租界巡捕房拘捕、在押。
因此国民党当局要求引渡，8月初，公共租界将牛兰夫妇引渡给国民党当局，随后淞沪警备司令部将牛兰夫妇移解南京。
牛兰的被捕震动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最高层，因为牛兰掌握着远东各国共产党的高层名单，如果牛兰叛变,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将面临着灭顶之灾。为此最高层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营救牛兰夫妇。
由于牛兰夫妇拥有多重掩护身份，经共产国际的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国际大营救迅速展开，国际团体、世界名人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释放牛兰夫妇。
而南京国民政府一面保持缄默，一面加强了审讯。
“拉姆扎”自然也接到了营救指令，佐尔格要求方文首先探明牛兰确实在国民政府手上，并要取得牛兰的手迹作为物证。
佐尔格与方文一起分析案情后认为：此案为CC系主办，而CC系的掌权者都是浙江人，应该从浙江寻找可靠的关系来达到目标。方文马上想到自己的下属柳忆遥正是浙江人，便把任务交给了柳忆遥。
柳忆遥不辱使命，找到了可靠的朋友郑空性，郑空性有个关系很好中学同桌叫张冲，在CC系的调查科担任总干事。郑空性到南京找到了张冲。
张冲告诉郑空性，牛兰夫妇确实被他们关押着，而且他正是负责这个案子的主管，要牛兰的手迹可以，拿3万美元来。
尽管方文反对，但佐尔格认为“政治交易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向莫斯科汇报了营救方案，苏联、共产国际最高层批准了佐尔格用3万美元交换牛兰一纸手迹的交易方案。派出赫尔曼·波勒尔、奥托·布劳恩两人各携带2万美元，化名后进入中国，经哈尔滨、大连抵达上海，将4万美元交给了佐尔格，赫尔曼·波勒尔完成任务后返回，奥托·布劳恩却留了下来。
本着先交货后付钱的交易原则，柳忆遥、肖炳实陪着郑空性取回了“一张宽一寸长三寸的天价字条”，佐尔格展开字条，上面用俄文写着“一切平安”，经认定确是牛兰字迹后，佐尔格让方文付款。
探明牛兰的生死情况和所在位置后，开始了营救行动的第二步。
宋庆龄首先去南京探监，牛兰应该知道营救行动正在展开。
探监后宋庆龄去到了蒋介石的办公室，要求释放牛兰夫妇，甚至提出以蒋经国从苏联回国作为交换条件，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因牛兰夫妇被捕后始终坚不吐口，国民党也未能得到任何口供，故关于牛兰的确切身分，一直未能搞清楚。
鉴于国内外舆论压力，1932年7月，国民党当局将此案移交法庭重新审理。潘汉年邀集当时在上海的文化界著名人士，联名致电南京政府提出抗议。
中央特科通过掩护途径，聘请律师出庭为牛兰夫妇辩护。同时，配合佐尔格，通过史沫特莱邀请宋庆龄、斯诺等组成“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参与设在欧洲的“国际营救牛兰委员会”的援救活动。
8月，国民党当局判处牛兰夫妇无期徒刑。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将牛兰夫妇改判为驱逐出境。
营救牛兰的代价和规模也让张冲判断出背后的老板应该就是苏联。一些参与交易和营救的人也明显感到有被特务跟踪的迹象，于是‘拉姆扎’得到“尽快撤离”的指示。
佐尔格、史沫特莱先后匆匆撤离上海，撤离前佐尔格对方文等人也作出了安排：等接替人选华尔敦到达上海后，方文将其工作交接后也撤往苏联，肖炳实撤往日本，柳忆遥撤往苏联。
另一位送钱后留下的奥托·布劳恩被博古向共产国际要求成为派驻到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化名“李德”。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运作; 牛兰夫妇案
毛囡 (2026-05-12 16:47:21) 评论 (0)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运作; 牛兰夫妇案
博文内容来自网上文章和有关人员的回忆
一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下属各情报组、情报站是并行发展,互不交叉；人员纵向单线联系,不发生横向联系是基本原则。
加入“拉姆扎”情报系统后的中共人员不允许再与本党发生联系也是严格的规定。
中央特科情报系统运作的原则与远东情报局大体相同，且更为严格：一旦有情报人员被捕，不管被捕人员会否叛变，与之有联系的上下线人员必须全部撤离，这也是许多中共地工为何会突然与组织失联的原因。
上线知道下线的住址，反之则不一定知道（比如方文就不知道佐尔格的住所），所以下线家中窗台或门口要设置明显的警号，上线抵近时首先观察警号以判断是否安全。
情报组长下面设联络员，与组内交通员和外设情报站分别联络，分别告知接头时间、地点、暗语，而交通员和情报员互不知对方身份。
刘思慕由留苏同学顾淑型（陈翰笙夫人）引荐，经方文的下线肖炳实发展成为方文情报小组一员的。他加入“拉姆扎”后通过岭南大学的同学甘乃光（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的关系，进入国民政府内政部担任甘乃光的秘书。
尔后刘思慕又发展了留德同学黄维立的妹妹黄维祐加入，黄维祐的父亲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秘书、几个舅舅也在政府部门工作。
开始是肖炳实与刘思慕单线联系，肖炳实去南京时给刘思慕带去了莱卡相机和胶卷。刘思慕将重要文件带回家中拍摄，每隔一周或两周肖炳实前来接取，后来肖炳实将这一工作交给了黄维祐。
红军长征开始后，武汉行营成立，甘乃光出任行营第五处处长，刘思慕跟随甘乃光到了武汉，任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武汉行营基本上就没有了机密可言。
刘思慕（1904—1985），1923年就学於广州岭南大学。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任《新闻日报》总编辑、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行政9级。
黄维祐则从交通员上升到了联络员，她要做两件事情：一是联络刘思慕，告知与交通员接头的时间、地点、暗语。
二是联络交通员，告知与情报员接头的时间、地点、暗语。
黄维祐派到武汉的第一个交通员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汪默清，汪默清与刘思慕在汉口顺利接头、取回情报、返抵上海。
汪默清返回上海后将刘思慕的情报交给黄维祐，黄维祐交给肖炳实，肖炳实交给方文，方文交给佐尔格，佐尔格交给译电员，再由报务员克劳森发报给共产国际（红参四局）。当时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就是这样运作的。
中央特科情报系统也大体相同，只不过它的系统终端是国内的中共中央。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与中央特科情报系统是情报共享的，比如“佐尔格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期间，共发回莫斯科597份急电，其中有335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国工农红军或中华苏维埃政府”，这其中就包括国军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历次“围剿”军事情报。中共方面也将阎宝航获取的德国突袭苏联计划，中西功（上海情报科）获取的日军南进计划等通报给苏联。
二
前文提到顾顺章的被捕叛变对中共机关和地下组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也影响到了后来称作的“牛兰事件”。
顾顺章在其供词中对远东局有这样一段话：“共产国际派遣代表九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个妻子，非常厉害，名字不详”。
而1931年6月15日牛兰在上海被捕了。牛兰是被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被捕的，那是在6月1日新加坡的英国警察逮捕了一名从事秘密活动的法国共产党人，发现他的文件中有一个电报地址和上海邮政信箱号码后，发给上海的巡捕房核查，上海的巡捕根据这一线索很快将牛兰抓获。
在牛兰夫妇的多所住处中被搜出大量文件，涉及远东多个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大量经费发放的账册也被收缴，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冻结的资金总量达到4.7万美元（在当时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牛兰是在中国被捕的第一位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而从他那里搜得的共产党文件又如此之多，因此他的被捕迅速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由于顾顺章的供词和6月22日被捕的向忠发在交代中都提到了这个共产国际派驻在上海的人。向忠发称他为接替米夫的东方部负责人，目前已被英租界巡捕房拘捕、在押。
因此国民党当局要求引渡，8月初，公共租界将牛兰夫妇引渡给国民党当局，随后淞沪警备司令部将牛兰夫妇移解南京。
牛兰的被捕震动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最高层，因为牛兰掌握着远东各国共产党的高层名单，如果牛兰叛变,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将面临着灭顶之灾。为此最高层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营救牛兰夫妇。
由于牛兰夫妇拥有多重掩护身份，经共产国际的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国际大营救迅速展开，国际团体、世界名人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释放牛兰夫妇。
而南京国民政府一面保持缄默，一面加强了审讯。
“拉姆扎”自然也接到了营救指令，佐尔格要求方文首先探明牛兰确实在国民政府手上，并要取得牛兰的手迹作为物证。
佐尔格与方文一起分析案情后认为：此案为CC系主办，而CC系的掌权者都是浙江人，应该从浙江寻找可靠的关系来达到目标。方文马上想到自己的下属柳忆遥正是浙江人，便把任务交给了柳忆遥。
柳忆遥不辱使命，找到了可靠的朋友郑空性，郑空性有个关系很好中学同桌叫张冲，在CC系的调查科担任总干事。郑空性到南京找到了张冲。
张冲告诉郑空性，牛兰夫妇确实被他们关押着，而且他正是负责这个案子的主管，要牛兰的手迹可以，拿3万美元来。
尽管方文反对，但佐尔格认为“政治交易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向莫斯科汇报了营救方案，苏联、共产国际最高层批准了佐尔格用3万美元交换牛兰一纸手迹的交易方案。派出赫尔曼·波勒尔、奥托·布劳恩两人各携带2万美元，化名后进入中国，经哈尔滨、大连抵达上海，将4万美元交给了佐尔格，赫尔曼·波勒尔完成任务后返回，奥托·布劳恩却留了下来。
本着先交货后付钱的交易原则，柳忆遥、肖炳实陪着郑空性取回了“一张宽一寸长三寸的天价字条”，佐尔格展开字条，上面用俄文写着“一切平安”，经认定确是牛兰字迹后，佐尔格让方文付款。
探明牛兰的生死情况和所在位置后，开始了营救行动的第二步。
宋庆龄首先去南京探监，牛兰应该知道营救行动正在展开。
探监后宋庆龄去到了蒋介石的办公室，要求释放牛兰夫妇，甚至提出以蒋经国从苏联回国作为交换条件，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因牛兰夫妇被捕后始终坚不吐口，国民党也未能得到任何口供，故关于牛兰的确切身分，一直未能搞清楚。
鉴于国内外舆论压力，1932年7月，国民党当局将此案移交法庭重新审理。潘汉年邀集当时在上海的文化界著名人士，联名致电南京政府提出抗议。
中央特科通过掩护途径，聘请律师出庭为牛兰夫妇辩护。同时，配合佐尔格，通过史沫特莱邀请宋庆龄、斯诺等组成“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参与设在欧洲的“国际营救牛兰委员会”的援救活动。
8月，国民党当局判处牛兰夫妇无期徒刑。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将牛兰夫妇改判为驱逐出境。
营救牛兰的代价和规模也让张冲判断出背后的老板应该就是苏联。一些参与交易和营救的人也明显感到有被特务跟踪的迹象，于是‘拉姆扎’得到“尽快撤离”的指示。
佐尔格、史沫特莱先后匆匆撤离上海，撤离前佐尔格对方文等人也作出了安排：等接替人选华尔敦到达上海后，方文将其工作交接后也撤往苏联，肖炳实撤往日本，柳忆遥撤往苏联。
另一位送钱后留下的奥托·布劳恩被博古向共产国际要求成为派驻到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化名“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