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党团书记丁玲被捕；中统上海区长马绍武（史济美）被刺杀
博文内容来自网上文章和有关人员的回忆。
一
1930年，丁玲与胡也频在上海一同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胡也频牺牲后，丁玲回湖南老家住了一段时间。
丁玲从湖南老家回到上海后，潘汉年、冯雪峰代表组织前去看望她。丁玲提出要到苏区去，因为那里是胡也频向往的地方，她要代他去完成未遂的心愿。
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张闻天，约丁玲谈话，希望丁玲留在上海工作。后来冯雪峰传达了中央希望丁玲主编左联刊物《北斗》的指示，丁玲接受了这一安排，还由冯雪峰陪同去见了鲁迅。
冯雪峰曾是丁玲的唯一所爱，她写下了《不算情书》的情书，投寄给冯雪峰，希望冯雪峰能经常与她一起相会相聚。
冯雪峰顾忌着已有的家庭和小孩不想继续这种生活，于是给丁玲介绍了史沫特莱的秘书冯达，希望丁玲“过一种平安的家庭生活，让你的所有力量从事创作。”
冯达比丁玲小四岁，“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辞去了工资待遇优厚的工作，在中共党中央下属的工农通讯社工作，每月只领15元生活费。”“因为英语说得好，为人厚道，史沫特莱调他做翻译兼秘书。”
不久，丁玲接受了冯达，两人同居后，“丁玲的创作和工作出现了新的高潮。”
她创作多篇作品，主编《北斗》杂志，到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演讲外，还应地下党员林楚君的邀请，来到郑育之、梁文若所在的崇德女中 进行讲课，点燃了郑育之和梁文若的心中之火，后来她们“联名写信给她，倾吐心愿，要求参加共产党。”
丁玲派叶以群（华蒂）约见了梁文若，“从此，我们就在华蒂同志指导下开始了新的生活，学习许多进步书籍，参加了反帝反法西斯的一些活动，接着又参加左联组织。”
1932年的秋天，丁玲接任原由冯雪峰担任的左联党团书记职务。
“1933年的五四飞行集会就是丁玲、楼适夷等一起组织的。”丁玲从灰色的文化人成了红色名人，也成了中统关注的人物。
徐恩曾在其回忆录中说：“我下令逮捕她的丈夫时，将她一并逮捕。”
所以冯达、丁玲的真实身份、住址早已被上海行动区掌握了，这“是特务多次秘密跟踪、尾随的结果。”
这个特务就是顾顺章培训班结业、打入中共内部的鲁思远（马驼铃）。
沈醉在八十年代与丁玲有过一次交谈，沈醉此后又给丁玲写过一封信，这时丁玲才知道，当时的“她已经处在中统和军统特务的双重监视之下，注定了在劫难逃。”
沈醉在信中写道：“您抗战前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时，住在法租界，我便是军统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组长，我的小组每周都要汇报一次监视、跟踪您的情况。
不过后来您被逮捕，是中统上海区负责人季源溥比我早一步下手，迟一点我就要动手了……”（丁玲于被捕前三个月才从法租界搬到公共租界）
带队去密捕丁玲的还是史济美，同行的除了行动特务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冯达，一个是夏采曦（李菊村）
冯达是在当天“再次去看两个通讯员时被捕”的，夏采曦则是在两个月前被捕的。
夏采曦于1933年3、4月间前往北平特科完成一些任务，但他的行迹被特务马啸天、自首人员王云程等人跟踪，最后在北平遭到逮捕，“经过三次谈话，王云程、马啸天要夏自首，夏当时假意答应，但提出要在南京办理自首。
特务马啸天信以为真，于5月4日由王云程陪同乘坐火车返回南京。到了南京后，由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派人把夏押送上海。中统特务上海区长马绍武派人胁逼夏去虹口昆山花园七号协助逮捕左翼作家、共产党员丁玲。”
5月14日上午，冯达离家前曾与丁玲约定，如果自己12点没有到家，丁玲就立即转移。
丁玲在《魍魉世界》中回忆道:“从正风文学院出来，我回到家里是上午十一点半，果然冯达未回。我认为这不平常。因为他说只是去两个记者那里看看的，应该比我回来得早才是。我稍微等了一下，就去清理东西，如果十二点冯达还不回来，我就走。
正在这时，潘梓年同志来了，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这个人向来是从从容容、不慌不忙的。他拿起桌上一份《社会新闻》，坐在对着门放置的一个长沙发上；我坐在床头，急于要按约定及时离开，但看见潘梓年那样从容、沉着，我也有点不好意思再催。”
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堂兄，时任中央文委书记，是丁玲的直接领导，就在两人说话之间，时间已经到了下午一时。
这时“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我立刻意识到：不好了！门‘砰’地一声被推开了，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我明白了，潘梓年也明白了。我们都静静地不说话。”
冯达也进来了，丁玲在《魍魉世界》中继续写道：
“他（冯达）一看见我和潘梓年，猛地一惊，然后就低下了头，好像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潘梓年，他木然地、无神地往床头一坐……
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带人密捕丁玲这种沉重的负罪感压了冯达一辈子，1990年冯达在台北病危之际，冯达和丁玲的女儿蒋祖慧陪护在旁，她拿着母亲那本《魍魉世界》问冯达：这本书你看过吗？他点点头。蒋祖慧又问：书里写的是不是真实的？他点点头。
冯达怎么也没有想到，即使没有他带路，史济美他们照样也能找到丁玲的家，没有夏采曦参与，史济美他们照样也能抓捕到丁玲，为什么要冯、夏两人同去？就是要他们身背罪恶负疚之感、以断绝他们的退路，同时保护他们的卧底鲁思远不暴露。
史济美命人将潘梓年、丁玲带下楼，将他们“装入汽车，疾驰而去”。同时留下三个人在屋内蹲守，一个是叛徒周光亚，一个假自首的夏采曦，还有一个行动特务张光英。
三人一直蹲守到下午4点钟左右，“终于等来了一个人。那人敲门，就在特务开门的一瞬间，特务伸手一拽，那人一个趔趄，被拽入屋内，特务们立即对其搜身，以查明身份。然而那人并没有束手就擒，而是出其不意，突然挥拳向其中一个打去……”
来人终因体力不支，“眼看就要被特务打倒，只见那人拼死一跃，从四楼窗口飞身而出，不想中途被一利物划破肚皮，右前额着地，脑袋裂开，肠流满地，其状惨不忍睹。”
这位英雄即是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的湖畔诗友应修人。
张光英忙奔下楼去查看，这时的夏采曦突然向周光亚挥拳腿击，将其击倒在地，飞身逃离现场。
据白曙《难忘的往事》记述：
“据说周起应（周扬）也要去那里开会的，只因事去迟了一步，当他走到昆山花园附近时，抬眼向那座楼房望去，只见四楼玻璃窗灯光闪动，人影晃乱，显得异样古怪，机智和敏锐使他警惕起来，但又怕有特务隐藏在四周，于是坚定、果断地向对面临近一条弄巷走进去，这才避免这场灾难。”
夏采曦的脱逃，迫使上海行动区将冯达、丁玲、潘梓年连夜向南京转移，因为这次密捕行动并未得到公共租界捕房的批准，对租界来说，这次行动无异于绑架，因此丁玲密捕案也被称为“丁玲绑架案”。
夏采曦与组织接上头后，“将中统特务抓捕丁玲及潘梓年的时间、地点及前后经过一一和盘托出。”
并以工程师李菊村的名义写下文字资料，通过民权保障同盟及史沫特莱、伊罗生等人的传递。
外文报纸《大美晚报》、《中国论坛》先后发布“丁玲失踪”、“丁玲被绑”等报道，并称：“丁玲与潘君在公共租界被上海市公安局中人或其受雇者所架，装入车中，驶往南市。”一时消息传遍国内外。
这下事情闹大了，国民党当局对于抓捕丁玲是“死活不认账，”又害怕“社会舆论和国际影响”，所以“对丁玲是不能杀，不能关，也不能放，唯一的办法只有秘密囚禁了。”
丁玲在南京的幽禁处便几经变动：林成荫在旅馆中看管过丁玲83天，顾顺章的细柳巷4号住过丁玲，莫干山的别墅丁玲避过暑，最后搬到了苜蓿园附近的一个小村子，“中统特务为了监视丁玲，还同时安排姚篷子一家与丁玲一家同住在那几间西式平房里。”
丁玲被捕的次日，互济总会负责人邓中夏被捕。
邓中夏是瞿秋白派往湘鄂西苏区的，担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夏曦被王明派往湘鄂西后，改组湘鄂西特委为省委，杨光华就任省委书记，邓中夏回到了上海，被安排在沪东区委宣传部工作，后被任命为互济总会负责人。
邓中夏、林素琴是被“细胞”刘宏盯梢后一起被捕的，宋庆龄、史良展开了营救，却由于林素琴的叛变招供，致使邓中夏身份暴露，在完成引渡后被押解南京，就义于雨花台。
二
冯达的被捕，史沫特莱不得不避往莫斯科；潘梓年的被捕，潘汉年被安排撤往中央苏区。
潘汉年离沪后，上海中央局成立了政治保卫部，将军委系统和中央特科合二为一，由武胡景统一负责。
夏采曦被捕后脱险，也被安排去中央苏区，他比潘汉年晚两个月出发；
冯雪峰没有转移，他接任了应修人的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一职。
“丁玲事件”成为沪上报纸的新闻热点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捕丁者坚决否认，救丁者奔走呼告，两派力量持续胶着。”一直到6月14日晚小花园弄的“刺马案”枪声响起。
叶孝慎在《剑吼西风——中央特科纪事》一书对“刺马案”作了叙述：
鉴于马绍武到上海后所犯下的罪恶（单单1933年1-5月“即拘捕革命人士约600人”）远远超过丁默邨，中央特科同意了李士群把原准备刺杀丁默邨改为刺杀马绍武的计划，并制定了行动计划：
由丁默邨、李士群提供马绍武的行踪情报；行动科科长夏采曦参与行动，负责指认马绍武，这也是夏采曦比潘汉年晚走两个月的原因；
欧志光小组负责执行，该组成员有袁友芳、张玉山、董纪全、张德新、陈香屛。行动时由陈香屏担任主射手。
6月14日，马绍武从南京总部回到上海。下午七点多钟，马到上海区总部转了一下，便乘坐司机朱绍祥驾驶的警务车抵达广西路上的西出口。马绍武下车后步行进弄，独自前往二弄妓女甜心家赴宴，该次宴会由马绍武做东，参加的人员有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督察长谭绍良、上海警察局特务股主任刘槐以及丁默邨、李士群等人。
走到二弄转角处，化装成黄包车夫的陈香屏看到夏采曦的暗示手势，即出枪射击，马绍武中弹，但未中要害，欲拔枪还击，又遭对方射击数枪。
马绍武夺路向该弄东端出口逃窜，又遭到四五个人围追堵截，最后倒卧于该弄东方旅社后门口，浑身是血奄奄一息，手里还握着枪。红队队员上前补枪爆头后从容而去，各自按原定的撤退路线，消失在夜幕之中。
老闸捕房接警后，立派探员前往出事地点，召救护车将马绍武送往仁济医院救治，因伤过重而一命呜呼。
晚上九点多钟，上海区总部接到刘槐的电话，报告马绍武被打死在小花园弄口。
经事后勘验，马绍武身中七枪，致命伤有五处，“耳下、上唇和胸部各中一弹，头顶命中二弹”。其随带记事本上，还写有“待捕共产党嫌疑犯名单”。
这是红队一次经典的刺杀案例，从枪响到结束，短短两三分钟的时间，从主射手、副射手到警戒人员，个个配合得毫无疏漏；当马绍武扑地毙命、周围人群惊魂未定之时，队员们早已撤离得无影无踪。
后来欧志光行动小组被破获，刺马案等大案也随之被侦破，但即便如此，仍有一个疑点没有解除，陈蔚如在《我的特务生涯》中写道：“史济美的行迹一向是诡秘的，这次在妓院请客的消息不知是如何泄漏的，直到上海区破坏了中共特科行动队也未弄清。”
刺马案的次日，各大报纸纷纷登载了马绍武被刺一事，后续几天又有报纸诡称丁玲涉嫌刺马案，接着又传出丁玲被杀的消息。
鲁迅、冯雪峰等人一时无法证实消息的真假，皆以为丁玲已经遇害。鲁迅因此作诗一首，题曰《悼丁君》
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道九秋。
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冯雪峰把丁玲写给自己的几封信集合在一起，送给《文学》杂志发表，题为《不算情书》。
吴冰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丁玲曾给冯雪峰写情书：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文中这样写道：
“即使放到80多年后的今天，丁玲写给冯雪峰的《不算情书》也能算得上是‘赤裸裸’的表白。丁玲的大胆与坦率，在民国女人中，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左联党团书记丁玲被捕；中统上海区长马绍武（史济美）被刺杀
毛囡 (2026-05-28 16:05:45) 评论 (1)左联党团书记丁玲被捕；中统上海区长马绍武（史济美）被刺杀
博文内容来自网上文章和有关人员的回忆。
一
1930年，丁玲与胡也频在上海一同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胡也频牺牲后，丁玲回湖南老家住了一段时间。
丁玲从湖南老家回到上海后，潘汉年、冯雪峰代表组织前去看望她。丁玲提出要到苏区去，因为那里是胡也频向往的地方，她要代他去完成未遂的心愿。
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张闻天，约丁玲谈话，希望丁玲留在上海工作。后来冯雪峰传达了中央希望丁玲主编左联刊物《北斗》的指示，丁玲接受了这一安排，还由冯雪峰陪同去见了鲁迅。
冯雪峰曾是丁玲的唯一所爱，她写下了《不算情书》的情书，投寄给冯雪峰，希望冯雪峰能经常与她一起相会相聚。
冯雪峰顾忌着已有的家庭和小孩不想继续这种生活，于是给丁玲介绍了史沫特莱的秘书冯达，希望丁玲“过一种平安的家庭生活，让你的所有力量从事创作。”
冯达比丁玲小四岁，“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辞去了工资待遇优厚的工作，在中共党中央下属的工农通讯社工作，每月只领15元生活费。”“因为英语说得好，为人厚道，史沫特莱调他做翻译兼秘书。”
不久，丁玲接受了冯达，两人同居后，“丁玲的创作和工作出现了新的高潮。”
她创作多篇作品，主编《北斗》杂志，到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演讲外，还应地下党员林楚君的邀请，来到郑育之、梁文若所在的崇德女中 进行讲课，点燃了郑育之和梁文若的心中之火，后来她们“联名写信给她，倾吐心愿，要求参加共产党。”
丁玲派叶以群（华蒂）约见了梁文若，“从此，我们就在华蒂同志指导下开始了新的生活，学习许多进步书籍，参加了反帝反法西斯的一些活动，接着又参加左联组织。”
1932年的秋天，丁玲接任原由冯雪峰担任的左联党团书记职务。
“1933年的五四飞行集会就是丁玲、楼适夷等一起组织的。”丁玲从灰色的文化人成了红色名人，也成了中统关注的人物。
徐恩曾在其回忆录中说：“我下令逮捕她的丈夫时，将她一并逮捕。”
所以冯达、丁玲的真实身份、住址早已被上海行动区掌握了，这“是特务多次秘密跟踪、尾随的结果。”
这个特务就是顾顺章培训班结业、打入中共内部的鲁思远（马驼铃）。
沈醉在八十年代与丁玲有过一次交谈，沈醉此后又给丁玲写过一封信，这时丁玲才知道，当时的“她已经处在中统和军统特务的双重监视之下，注定了在劫难逃。”
沈醉在信中写道：“您抗战前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时，住在法租界，我便是军统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组长，我的小组每周都要汇报一次监视、跟踪您的情况。
不过后来您被逮捕，是中统上海区负责人季源溥比我早一步下手，迟一点我就要动手了……”（丁玲于被捕前三个月才从法租界搬到公共租界）
带队去密捕丁玲的还是史济美，同行的除了行动特务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冯达，一个是夏采曦（李菊村）
冯达是在当天“再次去看两个通讯员时被捕”的，夏采曦则是在两个月前被捕的。
夏采曦于1933年3、4月间前往北平特科完成一些任务，但他的行迹被特务马啸天、自首人员王云程等人跟踪，最后在北平遭到逮捕，“经过三次谈话，王云程、马啸天要夏自首，夏当时假意答应，但提出要在南京办理自首。
特务马啸天信以为真，于5月4日由王云程陪同乘坐火车返回南京。到了南京后，由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派人把夏押送上海。中统特务上海区长马绍武派人胁逼夏去虹口昆山花园七号协助逮捕左翼作家、共产党员丁玲。”
5月14日上午，冯达离家前曾与丁玲约定，如果自己12点没有到家，丁玲就立即转移。
丁玲在《魍魉世界》中回忆道:“从正风文学院出来，我回到家里是上午十一点半，果然冯达未回。我认为这不平常。因为他说只是去两个记者那里看看的，应该比我回来得早才是。我稍微等了一下，就去清理东西，如果十二点冯达还不回来，我就走。
正在这时，潘梓年同志来了，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这个人向来是从从容容、不慌不忙的。他拿起桌上一份《社会新闻》，坐在对着门放置的一个长沙发上；我坐在床头，急于要按约定及时离开，但看见潘梓年那样从容、沉着，我也有点不好意思再催。”
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堂兄，时任中央文委书记，是丁玲的直接领导，就在两人说话之间，时间已经到了下午一时。
这时“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我立刻意识到：不好了！门‘砰’地一声被推开了，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我明白了，潘梓年也明白了。我们都静静地不说话。”
冯达也进来了，丁玲在《魍魉世界》中继续写道：
“他（冯达）一看见我和潘梓年，猛地一惊，然后就低下了头，好像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潘梓年，他木然地、无神地往床头一坐……
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带人密捕丁玲这种沉重的负罪感压了冯达一辈子，1990年冯达在台北病危之际，冯达和丁玲的女儿蒋祖慧陪护在旁，她拿着母亲那本《魍魉世界》问冯达：这本书你看过吗？他点点头。蒋祖慧又问：书里写的是不是真实的？他点点头。
冯达怎么也没有想到，即使没有他带路，史济美他们照样也能找到丁玲的家，没有夏采曦参与，史济美他们照样也能抓捕到丁玲，为什么要冯、夏两人同去？就是要他们身背罪恶负疚之感、以断绝他们的退路，同时保护他们的卧底鲁思远不暴露。
史济美命人将潘梓年、丁玲带下楼，将他们“装入汽车，疾驰而去”。同时留下三个人在屋内蹲守，一个是叛徒周光亚，一个假自首的夏采曦，还有一个行动特务张光英。
三人一直蹲守到下午4点钟左右，“终于等来了一个人。那人敲门，就在特务开门的一瞬间，特务伸手一拽，那人一个趔趄，被拽入屋内，特务们立即对其搜身，以查明身份。然而那人并没有束手就擒，而是出其不意，突然挥拳向其中一个打去……”
来人终因体力不支，“眼看就要被特务打倒，只见那人拼死一跃，从四楼窗口飞身而出，不想中途被一利物划破肚皮，右前额着地，脑袋裂开，肠流满地，其状惨不忍睹。”
这位英雄即是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的湖畔诗友应修人。
张光英忙奔下楼去查看，这时的夏采曦突然向周光亚挥拳腿击，将其击倒在地，飞身逃离现场。
据白曙《难忘的往事》记述：
“据说周起应（周扬）也要去那里开会的，只因事去迟了一步，当他走到昆山花园附近时，抬眼向那座楼房望去，只见四楼玻璃窗灯光闪动，人影晃乱，显得异样古怪，机智和敏锐使他警惕起来，但又怕有特务隐藏在四周，于是坚定、果断地向对面临近一条弄巷走进去，这才避免这场灾难。”
夏采曦的脱逃，迫使上海行动区将冯达、丁玲、潘梓年连夜向南京转移，因为这次密捕行动并未得到公共租界捕房的批准，对租界来说，这次行动无异于绑架，因此丁玲密捕案也被称为“丁玲绑架案”。
夏采曦与组织接上头后，“将中统特务抓捕丁玲及潘梓年的时间、地点及前后经过一一和盘托出。”
并以工程师李菊村的名义写下文字资料，通过民权保障同盟及史沫特莱、伊罗生等人的传递。
外文报纸《大美晚报》、《中国论坛》先后发布“丁玲失踪”、“丁玲被绑”等报道，并称：“丁玲与潘君在公共租界被上海市公安局中人或其受雇者所架，装入车中，驶往南市。”一时消息传遍国内外。
这下事情闹大了，国民党当局对于抓捕丁玲是“死活不认账，”又害怕“社会舆论和国际影响”，所以“对丁玲是不能杀，不能关，也不能放，唯一的办法只有秘密囚禁了。”
丁玲在南京的幽禁处便几经变动：林成荫在旅馆中看管过丁玲83天，顾顺章的细柳巷4号住过丁玲，莫干山的别墅丁玲避过暑，最后搬到了苜蓿园附近的一个小村子，“中统特务为了监视丁玲，还同时安排姚篷子一家与丁玲一家同住在那几间西式平房里。”
丁玲被捕的次日，互济总会负责人邓中夏被捕。
邓中夏是瞿秋白派往湘鄂西苏区的，担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夏曦被王明派往湘鄂西后，改组湘鄂西特委为省委，杨光华就任省委书记，邓中夏回到了上海，被安排在沪东区委宣传部工作，后被任命为互济总会负责人。
邓中夏、林素琴是被“细胞”刘宏盯梢后一起被捕的，宋庆龄、史良展开了营救，却由于林素琴的叛变招供，致使邓中夏身份暴露，在完成引渡后被押解南京，就义于雨花台。
二
冯达的被捕，史沫特莱不得不避往莫斯科；潘梓年的被捕，潘汉年被安排撤往中央苏区。
潘汉年离沪后，上海中央局成立了政治保卫部，将军委系统和中央特科合二为一，由武胡景统一负责。
夏采曦被捕后脱险，也被安排去中央苏区，他比潘汉年晚两个月出发；
冯雪峰没有转移，他接任了应修人的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一职。
“丁玲事件”成为沪上报纸的新闻热点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捕丁者坚决否认，救丁者奔走呼告，两派力量持续胶着。”一直到6月14日晚小花园弄的“刺马案”枪声响起。
叶孝慎在《剑吼西风——中央特科纪事》一书对“刺马案”作了叙述：
鉴于马绍武到上海后所犯下的罪恶（单单1933年1-5月“即拘捕革命人士约600人”）远远超过丁默邨，中央特科同意了李士群把原准备刺杀丁默邨改为刺杀马绍武的计划，并制定了行动计划：
由丁默邨、李士群提供马绍武的行踪情报；行动科科长夏采曦参与行动，负责指认马绍武，这也是夏采曦比潘汉年晚走两个月的原因；
欧志光小组负责执行，该组成员有袁友芳、张玉山、董纪全、张德新、陈香屛。行动时由陈香屏担任主射手。
6月14日，马绍武从南京总部回到上海。下午七点多钟，马到上海区总部转了一下，便乘坐司机朱绍祥驾驶的警务车抵达广西路上的西出口。马绍武下车后步行进弄，独自前往二弄妓女甜心家赴宴，该次宴会由马绍武做东，参加的人员有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督察长谭绍良、上海警察局特务股主任刘槐以及丁默邨、李士群等人。
走到二弄转角处，化装成黄包车夫的陈香屏看到夏采曦的暗示手势，即出枪射击，马绍武中弹，但未中要害，欲拔枪还击，又遭对方射击数枪。
马绍武夺路向该弄东端出口逃窜，又遭到四五个人围追堵截，最后倒卧于该弄东方旅社后门口，浑身是血奄奄一息，手里还握着枪。红队队员上前补枪爆头后从容而去，各自按原定的撤退路线，消失在夜幕之中。
老闸捕房接警后，立派探员前往出事地点，召救护车将马绍武送往仁济医院救治，因伤过重而一命呜呼。
晚上九点多钟，上海区总部接到刘槐的电话，报告马绍武被打死在小花园弄口。
经事后勘验，马绍武身中七枪，致命伤有五处，“耳下、上唇和胸部各中一弹，头顶命中二弹”。其随带记事本上，还写有“待捕共产党嫌疑犯名单”。
这是红队一次经典的刺杀案例，从枪响到结束，短短两三分钟的时间，从主射手、副射手到警戒人员，个个配合得毫无疏漏；当马绍武扑地毙命、周围人群惊魂未定之时，队员们早已撤离得无影无踪。
后来欧志光行动小组被破获，刺马案等大案也随之被侦破，但即便如此，仍有一个疑点没有解除，陈蔚如在《我的特务生涯》中写道：“史济美的行迹一向是诡秘的，这次在妓院请客的消息不知是如何泄漏的，直到上海区破坏了中共特科行动队也未弄清。”
刺马案的次日，各大报纸纷纷登载了马绍武被刺一事，后续几天又有报纸诡称丁玲涉嫌刺马案，接着又传出丁玲被杀的消息。
鲁迅、冯雪峰等人一时无法证实消息的真假，皆以为丁玲已经遇害。鲁迅因此作诗一首，题曰《悼丁君》
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道九秋。
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冯雪峰把丁玲写给自己的几封信集合在一起，送给《文学》杂志发表，题为《不算情书》。
吴冰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丁玲曾给冯雪峰写情书：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文中这样写道：
“即使放到80多年后的今天，丁玲写给冯雪峰的《不算情书》也能算得上是‘赤裸裸’的表白。丁玲的大胆与坦率，在民国女人中，绝对是数一数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