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朱德熙文集》是语言学家朱德熙的学术著作合集，封面是一幅朱先生吹笛子的素描。朱先生是文字学家和语法学家，为什么用这么一幅素描来做文集的封面？
我们来看一段朱先生的挚友杨毓珉回忆。朱德熙1939年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成绩优异，得到著名物理学家王竹溪先生的赏识，二人共同测量了一件青铜器的容积。后来朱先生转到文科， “1942年的下学期，我们同时听一堂《中国文学史概论》的课，讲到词曲部分，老师和学生一起拍曲子。（汪）曾祺很聪明，他能看着工尺谱吹笛子，朱德熙唱旦角，我跟他们学着唱。我记得最常唱的曲子是《思凡》，德熙唱的那几句‘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真是缠绵凄婉、楚楚动人。这是我和曾祺初次接触戏曲”。
朱先生不仅能唱，还能吹笛子，这个爱好保持了一生。以曲为友，以曲交友，成为先生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记载，由俞平伯先生等业余曲家提议，在文化部和北京市有关领导的关怀下，北京昆曲研习社于1956年8月19日正式成立，为了方便北大清华社员的活动，成立了一个西郊小组。当时西郊小组的成员有林焘夫妇、朱德熙夫妇、齐良骥夫妇、田德望夫妇，还有几个学生，如陈为蓬等人，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有时也来参会。
在那场劫难中，这一切都停止了。但是幸运的是，劫难之后，这一切又得以恢复。西郊小组组长改由朱德熙（时任北大副校长）和林焘担任，每次在北大活动的时间定为每两周的星期六下午，地点仍在燕南园林焘寓所。多年来参加小组活动的主要是北大的林焘夫妇、朱德熙夫妇、齐良骥夫妇、楼宇烈先生、刘一之先生，清华的韩家鳌先生、陈为蓬先生等人，还有几位学生，日本的矢野贺子也来参加，笛师主要由王大元或韩洪林先生担当。除北大清华的师生外，还有其他单位的曲友，例如陈颖、陈啸原，他们几乎每次都到场，从研习社转入北昆的张卫东也是常客。他们的队伍不断壮大。不禁使人想起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描写的场景。虽无流觞曲水，但列坐其次，丝竹管弦之盛，一曲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而最令人动容的是，林焘先生的箫吹得很好，但是自从朱德熙先生去世后，他就不吹了。听人说，以前他常和朱先生一起吹曲子，不吹，是为了悼念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这真是现代版的伯牙断琴。
我上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专攻现代汉语语法，朱先生给我们讲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上课时，大家都不敢正面看先生，朱先生眉头一皱，问题便来，被他盯上的同学就要回答问题了。朱先生讲“的”字结构，津津有味。到底是理科出身的，朱先生的课条理清晰，对问题的阐述始终带有自然科学的美学倾向。要把一个现象描写得越简单越好，要把纷繁的语言整理得如同化学元素周期表那样完美。
蒋绍愚先生回忆朱德熙先生时写到：朱德熙先生给我们讲“现代汉语”。他的课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朱先生是一个非常严肃、正经的人，他上课的风格也是这样，绝不多讲一句学术以外的事情，那么他是靠什么吸引人呢？他带给大家的一种喜悦，一种探索的喜悦，以及探索以后有结果、有发现的喜悦。他往往先提出一些有问题的语法现象，让大家思考，然后就慢慢道来这个问题怎么看，给大家分析，他说到后来大家就恍然大悟。
史有为先生也这样回忆到：
先生授课的话语很平和，音量也不高，身姿也很普通。他的语言简练，没有花哨，没有噱头，没有多余。先生最大的特点是强烈和严密的逻辑性，问题的提出，前提的正确确立，合理的推导和论证，一步一步把听讲者的心吸引过去，一个圈一个圈地把你引入了他的思路，最后只能信服。这不是填鸭式，而是一种启迪模式，让听讲者同步设置疑问，抓住他们求知解疑的欲望，一步步地摆事实，推导下去，最后到达答案。这与先生属文成章的风格与路径非常相似，也正是他人品的映射。
的确，朱先生是个热爱完美的人。西南联大时他曾学习物理学，以后才改入文科。这段经历让他始终带有自然科学的美学倾向。要把一个现象描写得越简单越好，要把纷繁的语言整理得如同化学元素周期表那样完美。
朱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是朱自清先生的学生，他写文章深受朱自清先生的影响，追求朴实，清淡，却厚实，余味无限。朱先生1951年曾出版过一本《作文批改》，用来指导人们的写作。同时，在学术文章和著作方面，朱先生也追求朴实和通俗，这一点我们从朱先生为裘锡圭先生改文章就可以看出来。
裘锡圭先生回忆到：
先生不惜耗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多次帮助我修改文章。例如我发表在《中国语文》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上的《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就是在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经过几次修改才写成的。先生看了我的初稿后，坦率地跟我说，这简直不像一篇论文，并且提了很具体的意见让我修改。看了第一次修改稿后，先生仍然不满意，又提了一些意见让我进一步修改。大概反复了三次或四次，才写成发表出来的那个样子。对这篇文章，先生最后仍然是不满意的。但是他觉得以我的水平大概只能写成这个样子，也就只好算了。
另一个例子是朱先生给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提出修改意见，
例1: 将“大概连同源词的关系都未必会有”改成“大概连同源词的关系都说不上”；
例2将“此外还可以看到，由于误认跟某个词同音或音近的一个字为这个词的本字，就用它来代替真正的本字的现象”改为“另一种情形是把同音字或音近字误认为本字”
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朱先生的细致认真和一丝不苟。
朱先生还努力培养新人，提携后学。1986年首届全国青年语法讨论会在武汉举行，朱先生亲自出席并主持讨论，使我们这些年轻的语法研究者备受鼓舞。1988年我来澳洲前，朱先生还给我写了推荐信，希望我在海外可以继续研究汉语语法。可惜没有实现先生的愿望，有负先生。
朱德熙先生做学问，是从兴趣出发的，乐在其中；同时以理科的思维来指导文科的研究，将音乐的旋律贯穿在研究之中。这样文理兼备，以理治文，以曲会友，德艺双馨的学问家现在似乎不多了。
北大中文系的先生们 （四） 以理治文朱德熙
墨村乡士 (2026-04-06 19:38:52) 评论 (0)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朱德熙文集》是语言学家朱德熙的学术著作合集，封面是一幅朱先生吹笛子的素描。朱先生是文字学家和语法学家，为什么用这么一幅素描来做文集的封面？
我们来看一段朱先生的挚友杨毓珉回忆。朱德熙1939年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成绩优异，得到著名物理学家王竹溪先生的赏识，二人共同测量了一件青铜器的容积。后来朱先生转到文科， “1942年的下学期，我们同时听一堂《中国文学史概论》的课，讲到词曲部分，老师和学生一起拍曲子。（汪）曾祺很聪明，他能看着工尺谱吹笛子，朱德熙唱旦角，我跟他们学着唱。我记得最常唱的曲子是《思凡》，德熙唱的那几句‘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真是缠绵凄婉、楚楚动人。这是我和曾祺初次接触戏曲”。
朱先生不仅能唱，还能吹笛子，这个爱好保持了一生。以曲为友，以曲交友，成为先生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记载，由俞平伯先生等业余曲家提议，在文化部和北京市有关领导的关怀下，北京昆曲研习社于1956年8月19日正式成立，为了方便北大清华社员的活动，成立了一个西郊小组。当时西郊小组的成员有林焘夫妇、朱德熙夫妇、齐良骥夫妇、田德望夫妇，还有几个学生，如陈为蓬等人，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有时也来参会。
在那场劫难中，这一切都停止了。但是幸运的是，劫难之后，这一切又得以恢复。西郊小组组长改由朱德熙（时任北大副校长）和林焘担任，每次在北大活动的时间定为每两周的星期六下午，地点仍在燕南园林焘寓所。多年来参加小组活动的主要是北大的林焘夫妇、朱德熙夫妇、齐良骥夫妇、楼宇烈先生、刘一之先生，清华的韩家鳌先生、陈为蓬先生等人，还有几位学生，日本的矢野贺子也来参加，笛师主要由王大元或韩洪林先生担当。除北大清华的师生外，还有其他单位的曲友，例如陈颖、陈啸原，他们几乎每次都到场，从研习社转入北昆的张卫东也是常客。他们的队伍不断壮大。不禁使人想起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描写的场景。虽无流觞曲水，但列坐其次，丝竹管弦之盛，一曲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而最令人动容的是，林焘先生的箫吹得很好，但是自从朱德熙先生去世后，他就不吹了。听人说，以前他常和朱先生一起吹曲子，不吹，是为了悼念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这真是现代版的伯牙断琴。
我上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专攻现代汉语语法，朱先生给我们讲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上课时，大家都不敢正面看先生，朱先生眉头一皱，问题便来，被他盯上的同学就要回答问题了。朱先生讲“的”字结构，津津有味。到底是理科出身的，朱先生的课条理清晰，对问题的阐述始终带有自然科学的美学倾向。要把一个现象描写得越简单越好，要把纷繁的语言整理得如同化学元素周期表那样完美。
蒋绍愚先生回忆朱德熙先生时写到：朱德熙先生给我们讲“现代汉语”。他的课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朱先生是一个非常严肃、正经的人，他上课的风格也是这样，绝不多讲一句学术以外的事情，那么他是靠什么吸引人呢？他带给大家的一种喜悦，一种探索的喜悦，以及探索以后有结果、有发现的喜悦。他往往先提出一些有问题的语法现象，让大家思考，然后就慢慢道来这个问题怎么看，给大家分析，他说到后来大家就恍然大悟。
史有为先生也这样回忆到：
先生授课的话语很平和，音量也不高，身姿也很普通。他的语言简练，没有花哨，没有噱头，没有多余。先生最大的特点是强烈和严密的逻辑性，问题的提出，前提的正确确立，合理的推导和论证，一步一步把听讲者的心吸引过去，一个圈一个圈地把你引入了他的思路，最后只能信服。这不是填鸭式，而是一种启迪模式，让听讲者同步设置疑问，抓住他们求知解疑的欲望，一步步地摆事实，推导下去，最后到达答案。这与先生属文成章的风格与路径非常相似，也正是他人品的映射。
的确，朱先生是个热爱完美的人。西南联大时他曾学习物理学，以后才改入文科。这段经历让他始终带有自然科学的美学倾向。要把一个现象描写得越简单越好，要把纷繁的语言整理得如同化学元素周期表那样完美。
朱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是朱自清先生的学生，他写文章深受朱自清先生的影响，追求朴实，清淡，却厚实，余味无限。朱先生1951年曾出版过一本《作文批改》，用来指导人们的写作。同时，在学术文章和著作方面，朱先生也追求朴实和通俗，这一点我们从朱先生为裘锡圭先生改文章就可以看出来。
裘锡圭先生回忆到：
先生不惜耗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多次帮助我修改文章。例如我发表在《中国语文》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上的《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就是在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经过几次修改才写成的。先生看了我的初稿后，坦率地跟我说，这简直不像一篇论文，并且提了很具体的意见让我修改。看了第一次修改稿后，先生仍然不满意，又提了一些意见让我进一步修改。大概反复了三次或四次，才写成发表出来的那个样子。对这篇文章，先生最后仍然是不满意的。但是他觉得以我的水平大概只能写成这个样子，也就只好算了。
另一个例子是朱先生给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提出修改意见，
例1: 将“大概连同源词的关系都未必会有”改成“大概连同源词的关系都说不上”；
例2将“此外还可以看到，由于误认跟某个词同音或音近的一个字为这个词的本字，就用它来代替真正的本字的现象”改为“另一种情形是把同音字或音近字误认为本字”
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朱先生的细致认真和一丝不苟。
朱先生还努力培养新人，提携后学。1986年首届全国青年语法讨论会在武汉举行，朱先生亲自出席并主持讨论，使我们这些年轻的语法研究者备受鼓舞。1988年我来澳洲前，朱先生还给我写了推荐信，希望我在海外可以继续研究汉语语法。可惜没有实现先生的愿望，有负先生。
朱德熙先生做学问，是从兴趣出发的，乐在其中；同时以理科的思维来指导文科的研究，将音乐的旋律贯穿在研究之中。这样文理兼备，以理治文，以曲会友，德艺双馨的学问家现在似乎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