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先擢先生1932年出生，浙江长兴人。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调干生，195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他在北大中文系担任党总支书记多年，又到国家语委先后担任秘书长和副主任，后还兼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等行政工作并都有出色的业绩。曹先生曾任中国辞书学会首任会长。
在曹先生众多的职务里，最引人注目的头衔是中国辞书学会会长。先生和辞书打了一辈子交道，1970年周总理亲自抓《新华字典》的修订，以解群众学习的迫切需要。国务院科教组要北大中文系派人主持。学校慎重研究后，派曹先生去完成这项任务，从1970年开始直到去世前，他参加了《新华字典》历次的修订工作，直到第10版。
1971年至1975年主持《新华词典》编纂工作。这本书在当时出版后有很大影响，对群众学习发挥了积极作用，它是一本语文兼百科的词典，当时新《辞海》《汉语大词典》等书尚未出版。《新华词典》编写花去了先生很多时间，1971年开始到1979年结束。1992年受吕叔湘先生委托，积极参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编写，并为词典写了序言；1999年被聘为《现代汉语词典》修订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从1999年《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修订工作开始，曹先生被聘为审定委员会主任。据主持修订的晁继周和韩敬体先生介绍，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曹先生把精力投入到《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中。词典出版后得到广大读者好评，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这个成绩的取得，与曹先擢先生为主任委员的审定委员会的指导和把关分不开”。
上世纪末曹先生与苏培成先生合作编著了一部《汉字形义分析字典》，2015年又推出《汉字源流精解字典》。这两部字典反映了曹先生几十年来在文字学和词典学上潜心研究的成就和水平。
正如著名出版家陈原所言，编词典的过程是“苦作舟”的过程。
辞书是供人查检的知识体系，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承载着人类的知识世界，推动着社会的文明进步。辞书这一文化产品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编者。古往今来，众多词典精品流芳百世，泽被后人。这些词典的诞生往往凝聚着编纂者数年、数十年甚至毕生的心血，而编纂工作之艰辛又往往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陈原先生曾经说过，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这项工作就是“圣人的苦役”，它是圣人干的。纵观中国古代四大辞书的编写者，无一不是从事苦役的圣人。
中国第一本辞书是《尔雅》，大约成书于战国末期，有人说辞书为周公所著，也有人认为辞书与孔子有关系，为孔子门生所著。周公和孔子自然是大圣人；第二部辞书是《方言》，为东汉大学者扬雄所著。扬雄字子云，成都人，生于公元前53年，卒于公元18年，总共活了七十一岁。扬雄从学，并以此为基础，积三十年之功，编纂而成划时代的学术巨著《方言》，为中国方言学与方言地理学奠定了基础，当时人就称这部著作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王充《论衡·超奇篇》就多次称赞扬雄，称他“蹈孔子之迹”“参贰圣之才”。张衡酷爱《太玄经》，曾对好友崔瑗说，扬雄的《太玄》，妙极道数，与五经相拟，可称是汉代二百年的代表作。唐宋时期，韩愈、司马光等人更是将扬雄置于孟子之上，将其视为孔子之后第一圣人。
第三部辞书是《说文解字》，作者是被后人称为“字圣”的许慎。许慎生于约公元58年，死于147年，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万岁里，今河南省郾城县姬石乡许庄村人。由于他治学刻苦，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即公元100年，就完或了《说文解字》的初稿。《说文解字》草成后，许慎就誉满京都。由于他通达诸子百家著作，精通天文地理，几年之后，许慎便以太尉南阁祭酒被选入东观校书。当时《说文解字》初稿虽已完成、但是为了补充得更加完善，他潜心研究，反复进行校正，迟迟未作定稿。
安帝元初六年，许慎因朴实忠厚，又博学多智，故被选拔到沛国任令长，但许慎一生都致力学问，仕途陌生，不愿做官。为了尽早完成《说文解字》这部巨著，就在任令长之前，他称病回故乡万岁里，他所惦念的仍是竭尽全力把《说文解字》全稿审定告馨。三年之后即公元121年，许慎耗费三十余年的心血，终于在家中将《说文解宇》一书撰就，经过反复推敲校正之后，遣子许冲献于朝廷。许慎几十年的心血，当时换来的是皇帝赐给的40匹布。
第四部辞书是《释名》，刘熙，或称刘熹，字成国，约生于汉桓帝延熹三年（160）左右，卒于献帝建安（196—219）末，北海（今山东昌乐）人。历史文献中关于他的记载极少，其主要事迹零星见于晋陈寿《三国志》中对许慈、程秉、薛综等人的传记。据说，刘熙擅长经学，精通《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论语》等儒学经典，曾避乱交州（今两广到越南一带），建安年间入蜀地（今四川）讲学授徒，吴蜀名士许慈、程秉、薛综等都曾跟从他受学。三国时期的名士韦昭见到刘熙的《释名》，说这部书确有很多精妙之处，但因物名繁多，难以详细考究，所以有得亦有失。可见，刘熙确是当时的博学名儒，所著《释名》也有一定影响力。
历代辞书（词典、字典）编纂人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他们以“书比人长寿”为信念，数十年如一日地从事繁复而单调的工作。这一过程不仅耗费个人的青春与心血，更蕴含着极大的奉献与牺牲精神。
曹先擢先生毕生所从事的工作就是这项“圣人的苦役”。曹先生也是一个从事苦役的圣人。
古有圣人评判标准是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北宋·张载 的《 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三立”，现在我们可理解为人生的三个最高标准，或者说是成功人生的“三部曲”，即：修养完美的道德品行，建立伟大的功勋业绩，确立独到的论说言辞。说白了，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立德——诚信做人
古往今来，人以品为重，官以德立身。人常说：“以德服人”。现代，人更讲究宽厚诚实，仁义慈祥，言行举止稳重大方有涵养，做人有道德修养。
立德做人是立功、立言的前提和基础，明代学者高攀龙曰：“吾立于天地间，只思量做好人，乃第一要义。”
曹先生1954年入校后，因为是调干生，随即担任了一些领导工作。在当时叫“双肩挑”。‘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创立于1953年，由蒋南翔提出，通过选拔政治过硬、业务优秀的高年级学生担任辅导员，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专业学习的双重任务。该制度最初为应对学生规模扩大导致政工干部短缺问题，要求辅导员每周工作24小时并延长学习年限，形成‘半脱产’工作模式 。1954年到1958年，政治局势不稳定，特别是反右运动，是对人格的极大考验。不管你是左还是右，都无一幸免。曹先擢先生曾和严家炎、谢冕、唐沅四位先生被划成了“现行反革命小集团”。“文革”十年，曹先生受了不少苦，除受批判、进“学习班”外，其他一般人受的罪他都受过。但是，曹先生坚守人生的底线，尽力保护别人。
据曹先生的同学李行健先生回忆：1954年秋，我和先擢同在北大中文系一个年级学习，后来分语言专业和文学专业，我到语言专业同他在一个小班，共20人。各班成立党支部时，先擢任支部书记。当时我只是一个团员，一门心思学专业，不大过问政治，在一些人眼中算后进分子。
先擢是调干生，比我们成熟。他作风朴实，处事低调，没有教训人的习气，所以同大家关系很和谐，同学有什么事也愿同他谈。1957年“反右”时，班里有两位同学被划成了“右派”。这两位虽成了“右派”，但他们至死（已先后去世）都认为先擢是好人，他们相信先擢不会整他们，而是在那种大气候下无法保护他们。那时我也因一句话被人用大字报揭发出来，进行批判。多亏先擢的智慧处理，才使我免吃苦头。
曹先生对被划为右派的同学极为同情和关心，文革以后，曹先生马上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并第一时间向他们道歉。
作为曹先生60余年的同事，北京大学中文系郭锡良教授与曹先生相知甚深。他认为曹先生很好地延续了北大古代汉语教学的传统，这种传统直到今天在全国的古汉语教学工作中也是独具一格的。他强调曹先生为人正直公正，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不搞极“左”，主张讲话、提意见要有分寸，其修养令人崇敬。
北京大学中文系孙玉文教授，亲切地忆及曹先生对自己做学问的引导与启发，先生谈话时的冷峻幽默，对王力等先生的深挚感情，组织汉语词典编写和修订工作的掌故，担任北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时对学生的爱护等等，令他于细节中见真情，于幽默中获教益，先生的爱国之心溢于言表，让人如沐春风，又深受教育。
著名学者王宁先生写到：
时隔30年，曹先生已经故去，我的处境也已经有了些变化，然而人生百难，冷暖自知，人们往往不会记住应酬场合里的几声夸赞，却会永生感念困境中的关照和微弱时的帮扶。也许正是许多类似的事情链接起来，让我从内心感到了先擢老师的善良、公允、仁厚。这些别人看起来不经意的小事，不但别人会认为微不足道，恐怕连曹先生自己也未必记得。我常常想：恶念总是刻意的酷想，而善意却只是仁人的习惯，他们自己是不觉得也不会记得的。但这些事发生在我人生抉择的路口，在我举步维艰自信不足的情景下，却深深印在我的心里。
立功，就是严谨做事。立功要做到三个方面：
一：立功要先立志，立志要做策马奋蹄的先行者，不做得过且过的苦行僧。
二：立功需要本领，本领要靠学习得来的。
三：立功而不居功，立功就是奉献，不是索取。
编写辞典是千秋之功，其中的艰辛是不言而喻的。在特殊的年代，还要担风险。王宁先生回忆到：编写《通用规范汉字表》研制前前后后12年，在教育部、语信语用司的直接领导下，多少人为之出力，我们做的那一部分都是学术技术工作，不过是协调一点就走一步，在这些问题上，曹先擢老师在很多问题的决定上，都是我们的主心骨。直到他生病在家休息，我还是习惯了遇到大难小坎儿，会去听听他的意见。这些年关于汉字规范，左的左，右的右，任何讨论永远无法说到一块儿，曹先生却一直在讲规律，讲字理，也讲国家需要、社会实情。他做过语言文字工作，但不左；他信服《说文》，懂得字里乾坤，但不右；他编过不少字典，但不钻在材料堆儿里；他熟悉文字改革，但没有教条主义。和他一起工作，我有的是一种由信任产生的安全感。
有一次，一位快90岁的老者找上门去向曹先生讨教《左传》中的一个问题，分手时老先生高兴地说，我就知道，这个问题只有找你才能放心。
这种放心和安全的感觉，这种主心骨的担当，就是一种敢于承担责任的表现，是一种无私的奉献。
据李行健先生回忆：
1970年周总理亲自抓《新华字典》的修订，以解群众学习的迫切需要。国务院科教组要北大中文系派人主持。学校慎重研究后，派先擢去完成这项任务，加上科学院和工军宣队派来的人共50多位，由先擢负责抓业务，因他是科班出身。当时的形势，他属“臭老九”中的人，自然只能任副组长。先擢给我说当时决定以1965年版《新华字典》为底本，进行小的修订。但当时大家提出近两千处修改意见，主要是在例句上，如“利人利己”，必须改为“专门利人，毫不利己”。周总理看了这样的意见说“神经过敏！”
后来大概修改了60多处。1971年出版后受到群众欢迎。但不久开展的大批判中，又狠批1971年版的《新华字典》，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业务负责人曹先擢了。火力很猛，上纲上线很高。当时的口号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字、每条词上。据说有人认为“刑场”应注释两个义项：①镇压反革命的场所；②革命烈士就义的地方。先擢两次给我动情地说过，当时幸亏修订字典领导小组组长韩作黎同志解围，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韩作黎说凡是改动的他都看过（实际他并未全看过），凡是没有改动的他都是同意的。“文化大革命”中见到的大都是诿过于人、揽功于己，很难有揽过于己的人和事，所以先擢给我两次说到这件事，使他受到莫大的感动和教育。这也使我对韩作黎同志肃然起敬，产生了希望有机会拜访他的强烈愿望。
我想曹先生在当时面对的压力也是很大的。虽然有韩作黎给挡了过去，但是曹先生没有动摇，而是更坚定地进行着他的辞书事业。
新世纪初，《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问世不久即遭到一些人有失公正的批评。在一次座谈会上，曹先生发言说：“我不说瞎话，不说假话。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评价的话，不能光听我们的，要让实践来发言，群众说它好的，我们说不好恐怕不行，群众说这个有问题的，我们硬说没问题也不行。这个问题我们要达观一点，站得高一点，就不难解决了，不是争个你长我短的问题。”针对我国辞书事业发展的形势和辞书编纂出版的新局面，曹先生在肯定《现代汉语词典》等的价值和学术地位的同时，特别指出“时代在前进，语言在发展，总得编新的词典反映这种变化；还有一个具体情况是，国家语委等部门先后发布多种语言文字方面的标准，也有一些废止的标准，这需要通过一部词典把这些标准的内容反映出来，便利人们掌握和运用”。规范词典的编写“得到吕叔湘先生的支持，得到国家语委的支持……这是‘与时俱进’精神具体而生动的体现”。曹先生的评析，很好地阐明了关于编纂出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现实意义，回答了那些不实的批评，同时也是对词典编写组几十名参与人员多年艰辛付出的充分肯定。
立言就是传承文明。
立言就是言得其要，理足可传，指创立的思想、学说或学术文章具有真理性和传世价值。曹先生一生钻研文字，自己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研究那一个个小小的方块字上，也就是“说文解字”上。先生在北大讲《说文解字》，还先后出版了一些通俗易懂的解说古代文字和文化的书，比如《字里乾坤》、《汉字形义分析字典》和《汉字源流精解字典》等。从以下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先生在治学上精益求精的精神。
在编纂《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时，曹先生负责词典注音和释义的把关工作，为规范词典出版做出了很大贡献。除注音是他的专长外，在释义方面他也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如“打”字，原释义很庞杂，曹先生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减少义项数，使眉目清楚。又如“床”字，一般词典对“车床、琴床”以及“苗床、河床、矿床”等释为像“床”的东西。人们提出疑问，比如“河床、矿床”怎么同“床”的形状联系。他反复分析研究后，认为“床”的本义是起支撑作用的意思，不要用现在用具“床”的形状去解释，这样就把“车床、河床”一类词的意义说清楚了。所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立了两个义项：①像床一样起承托作用的东西，如“车床、琴床”。②起承托作用的地貌或地面，如“河床、矿床、苗床”。这就是“床”的意义第一次得到较好的解释，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再举一个例子。当时引滦济津，把滦河的水调到天津去。天津人喝到甜水了，告别了苦水的时代，这个事我也很兴奋。马上想到一个问题：这个滦河的水是怎么来的？滦河过去就是热河。热河呢，后来改做滦河。那么热河是不是热的？曹先生就骑着车子跑到北大地球物理学系。问他们，热河的水是热的吗？他们说哪能是热的，热河的河岸有一些泉眼，在冬天不结冰，人家一看这河就是热的了。滦河的“滦”与暖和的“暖”，一个读l，一个读n。这段玉裁、王念孙都说到了。
耳朵的“朵”怎么分析呢？看《说文》：“树木垂朵朵也”。树枝上的花是往下长的。后来武汉大学做了《故训汇纂》，收了《玉篇》、《广韵》里的“朵，木上垂也”。树木往上长，也是“朵朵也”。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向外扩张的一个形，它是不分方向的，反正它的特点是鼓出来的。浪花是鼓出来的。孙悟空驾的祥云是鼓出来的。这样就可以把名词义、量词义、动词义连了起来。草垛的“垛”是同源字，也是鼓出来的。
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德、功、言三者分别做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在后人对“三不朽”的解读中，“立德”系指道德操守而言，“立功”乃指事功业绩，而“立言”指的是把真知灼见形诸语言文字，著书立说，传于后世。胡适曾将“三不朽”称为“三W主义”。“三W”即指英文“Worth”、“Work”、“Words”，这三个词的涵义与“立德、立功、立言”相近。
“书比人长寿”是现代著名出版家、编辑家赵家璧的至理名言。曹先擢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编写的那些辞书还在发挥着作用。先生三不朽的精神，将和这些辞书一起，永远伴随着我们。
北大中文系的先生们 （十二） 三立不朽曹先擢
墨村乡士 (2026-04-23 23:25:39) 评论 (0)曹先擢先生1932年出生，浙江长兴人。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调干生，195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他在北大中文系担任党总支书记多年，又到国家语委先后担任秘书长和副主任，后还兼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等行政工作并都有出色的业绩。曹先生曾任中国辞书学会首任会长。
在曹先生众多的职务里，最引人注目的头衔是中国辞书学会会长。先生和辞书打了一辈子交道，1970年周总理亲自抓《新华字典》的修订，以解群众学习的迫切需要。国务院科教组要北大中文系派人主持。学校慎重研究后，派曹先生去完成这项任务，从1970年开始直到去世前，他参加了《新华字典》历次的修订工作，直到第10版。
1971年至1975年主持《新华词典》编纂工作。这本书在当时出版后有很大影响，对群众学习发挥了积极作用，它是一本语文兼百科的词典，当时新《辞海》《汉语大词典》等书尚未出版。《新华词典》编写花去了先生很多时间，1971年开始到1979年结束。1992年受吕叔湘先生委托，积极参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编写，并为词典写了序言；1999年被聘为《现代汉语词典》修订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从1999年《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修订工作开始，曹先生被聘为审定委员会主任。据主持修订的晁继周和韩敬体先生介绍，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曹先生把精力投入到《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中。词典出版后得到广大读者好评，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这个成绩的取得，与曹先擢先生为主任委员的审定委员会的指导和把关分不开”。
上世纪末曹先生与苏培成先生合作编著了一部《汉字形义分析字典》，2015年又推出《汉字源流精解字典》。这两部字典反映了曹先生几十年来在文字学和词典学上潜心研究的成就和水平。
正如著名出版家陈原所言，编词典的过程是“苦作舟”的过程。
辞书是供人查检的知识体系，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承载着人类的知识世界，推动着社会的文明进步。辞书这一文化产品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编者。古往今来，众多词典精品流芳百世，泽被后人。这些词典的诞生往往凝聚着编纂者数年、数十年甚至毕生的心血，而编纂工作之艰辛又往往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陈原先生曾经说过，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这项工作就是“圣人的苦役”，它是圣人干的。纵观中国古代四大辞书的编写者，无一不是从事苦役的圣人。
中国第一本辞书是《尔雅》，大约成书于战国末期，有人说辞书为周公所著，也有人认为辞书与孔子有关系，为孔子门生所著。周公和孔子自然是大圣人；第二部辞书是《方言》，为东汉大学者扬雄所著。扬雄字子云，成都人，生于公元前53年，卒于公元18年，总共活了七十一岁。扬雄从学，并以此为基础，积三十年之功，编纂而成划时代的学术巨著《方言》，为中国方言学与方言地理学奠定了基础，当时人就称这部著作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王充《论衡·超奇篇》就多次称赞扬雄，称他“蹈孔子之迹”“参贰圣之才”。张衡酷爱《太玄经》，曾对好友崔瑗说，扬雄的《太玄》，妙极道数，与五经相拟，可称是汉代二百年的代表作。唐宋时期，韩愈、司马光等人更是将扬雄置于孟子之上，将其视为孔子之后第一圣人。
第三部辞书是《说文解字》，作者是被后人称为“字圣”的许慎。许慎生于约公元58年，死于147年，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万岁里，今河南省郾城县姬石乡许庄村人。由于他治学刻苦，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即公元100年，就完或了《说文解字》的初稿。《说文解字》草成后，许慎就誉满京都。由于他通达诸子百家著作，精通天文地理，几年之后，许慎便以太尉南阁祭酒被选入东观校书。当时《说文解字》初稿虽已完成、但是为了补充得更加完善，他潜心研究，反复进行校正，迟迟未作定稿。
安帝元初六年，许慎因朴实忠厚，又博学多智，故被选拔到沛国任令长，但许慎一生都致力学问，仕途陌生，不愿做官。为了尽早完成《说文解字》这部巨著，就在任令长之前，他称病回故乡万岁里，他所惦念的仍是竭尽全力把《说文解字》全稿审定告馨。三年之后即公元121年，许慎耗费三十余年的心血，终于在家中将《说文解宇》一书撰就，经过反复推敲校正之后，遣子许冲献于朝廷。许慎几十年的心血，当时换来的是皇帝赐给的40匹布。
第四部辞书是《释名》，刘熙，或称刘熹，字成国，约生于汉桓帝延熹三年（160）左右，卒于献帝建安（196—219）末，北海（今山东昌乐）人。历史文献中关于他的记载极少，其主要事迹零星见于晋陈寿《三国志》中对许慈、程秉、薛综等人的传记。据说，刘熙擅长经学，精通《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论语》等儒学经典，曾避乱交州（今两广到越南一带），建安年间入蜀地（今四川）讲学授徒，吴蜀名士许慈、程秉、薛综等都曾跟从他受学。三国时期的名士韦昭见到刘熙的《释名》，说这部书确有很多精妙之处，但因物名繁多，难以详细考究，所以有得亦有失。可见，刘熙确是当时的博学名儒，所著《释名》也有一定影响力。
历代辞书（词典、字典）编纂人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他们以“书比人长寿”为信念，数十年如一日地从事繁复而单调的工作。这一过程不仅耗费个人的青春与心血，更蕴含着极大的奉献与牺牲精神。
曹先擢先生毕生所从事的工作就是这项“圣人的苦役”。曹先生也是一个从事苦役的圣人。
古有圣人评判标准是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北宋·张载 的《 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三立”，现在我们可理解为人生的三个最高标准，或者说是成功人生的“三部曲”，即：修养完美的道德品行，建立伟大的功勋业绩，确立独到的论说言辞。说白了，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立德——诚信做人
古往今来，人以品为重，官以德立身。人常说：“以德服人”。现代，人更讲究宽厚诚实，仁义慈祥，言行举止稳重大方有涵养，做人有道德修养。
立德做人是立功、立言的前提和基础，明代学者高攀龙曰：“吾立于天地间，只思量做好人，乃第一要义。”
曹先生1954年入校后，因为是调干生，随即担任了一些领导工作。在当时叫“双肩挑”。‘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创立于1953年，由蒋南翔提出，通过选拔政治过硬、业务优秀的高年级学生担任辅导员，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专业学习的双重任务。该制度最初为应对学生规模扩大导致政工干部短缺问题，要求辅导员每周工作24小时并延长学习年限，形成‘半脱产’工作模式 。1954年到1958年，政治局势不稳定，特别是反右运动，是对人格的极大考验。不管你是左还是右，都无一幸免。曹先擢先生曾和严家炎、谢冕、唐沅四位先生被划成了“现行反革命小集团”。“文革”十年，曹先生受了不少苦，除受批判、进“学习班”外，其他一般人受的罪他都受过。但是，曹先生坚守人生的底线，尽力保护别人。
据曹先生的同学李行健先生回忆：1954年秋，我和先擢同在北大中文系一个年级学习，后来分语言专业和文学专业，我到语言专业同他在一个小班，共20人。各班成立党支部时，先擢任支部书记。当时我只是一个团员，一门心思学专业，不大过问政治，在一些人眼中算后进分子。
先擢是调干生，比我们成熟。他作风朴实，处事低调，没有教训人的习气，所以同大家关系很和谐，同学有什么事也愿同他谈。1957年“反右”时，班里有两位同学被划成了“右派”。这两位虽成了“右派”，但他们至死（已先后去世）都认为先擢是好人，他们相信先擢不会整他们，而是在那种大气候下无法保护他们。那时我也因一句话被人用大字报揭发出来，进行批判。多亏先擢的智慧处理，才使我免吃苦头。
曹先生对被划为右派的同学极为同情和关心，文革以后，曹先生马上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并第一时间向他们道歉。
作为曹先生60余年的同事，北京大学中文系郭锡良教授与曹先生相知甚深。他认为曹先生很好地延续了北大古代汉语教学的传统，这种传统直到今天在全国的古汉语教学工作中也是独具一格的。他强调曹先生为人正直公正，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不搞极“左”，主张讲话、提意见要有分寸，其修养令人崇敬。
北京大学中文系孙玉文教授，亲切地忆及曹先生对自己做学问的引导与启发，先生谈话时的冷峻幽默，对王力等先生的深挚感情，组织汉语词典编写和修订工作的掌故，担任北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时对学生的爱护等等，令他于细节中见真情，于幽默中获教益，先生的爱国之心溢于言表，让人如沐春风，又深受教育。
著名学者王宁先生写到：
时隔30年，曹先生已经故去，我的处境也已经有了些变化，然而人生百难，冷暖自知，人们往往不会记住应酬场合里的几声夸赞，却会永生感念困境中的关照和微弱时的帮扶。也许正是许多类似的事情链接起来，让我从内心感到了先擢老师的善良、公允、仁厚。这些别人看起来不经意的小事，不但别人会认为微不足道，恐怕连曹先生自己也未必记得。我常常想：恶念总是刻意的酷想，而善意却只是仁人的习惯，他们自己是不觉得也不会记得的。但这些事发生在我人生抉择的路口，在我举步维艰自信不足的情景下，却深深印在我的心里。
立功，就是严谨做事。立功要做到三个方面：
一：立功要先立志，立志要做策马奋蹄的先行者，不做得过且过的苦行僧。
二：立功需要本领，本领要靠学习得来的。
三：立功而不居功，立功就是奉献，不是索取。
编写辞典是千秋之功，其中的艰辛是不言而喻的。在特殊的年代，还要担风险。王宁先生回忆到：编写《通用规范汉字表》研制前前后后12年，在教育部、语信语用司的直接领导下，多少人为之出力，我们做的那一部分都是学术技术工作，不过是协调一点就走一步，在这些问题上，曹先擢老师在很多问题的决定上，都是我们的主心骨。直到他生病在家休息，我还是习惯了遇到大难小坎儿，会去听听他的意见。这些年关于汉字规范，左的左，右的右，任何讨论永远无法说到一块儿，曹先生却一直在讲规律，讲字理，也讲国家需要、社会实情。他做过语言文字工作，但不左；他信服《说文》，懂得字里乾坤，但不右；他编过不少字典，但不钻在材料堆儿里；他熟悉文字改革，但没有教条主义。和他一起工作，我有的是一种由信任产生的安全感。
有一次，一位快90岁的老者找上门去向曹先生讨教《左传》中的一个问题，分手时老先生高兴地说，我就知道，这个问题只有找你才能放心。
这种放心和安全的感觉，这种主心骨的担当，就是一种敢于承担责任的表现，是一种无私的奉献。
据李行健先生回忆：
1970年周总理亲自抓《新华字典》的修订，以解群众学习的迫切需要。国务院科教组要北大中文系派人主持。学校慎重研究后，派先擢去完成这项任务，加上科学院和工军宣队派来的人共50多位，由先擢负责抓业务，因他是科班出身。当时的形势，他属“臭老九”中的人，自然只能任副组长。先擢给我说当时决定以1965年版《新华字典》为底本，进行小的修订。但当时大家提出近两千处修改意见，主要是在例句上，如“利人利己”，必须改为“专门利人，毫不利己”。周总理看了这样的意见说“神经过敏！”
后来大概修改了60多处。1971年出版后受到群众欢迎。但不久开展的大批判中，又狠批1971年版的《新华字典》，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业务负责人曹先擢了。火力很猛，上纲上线很高。当时的口号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字、每条词上。据说有人认为“刑场”应注释两个义项：①镇压反革命的场所；②革命烈士就义的地方。先擢两次给我动情地说过，当时幸亏修订字典领导小组组长韩作黎同志解围，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韩作黎说凡是改动的他都看过（实际他并未全看过），凡是没有改动的他都是同意的。“文化大革命”中见到的大都是诿过于人、揽功于己，很难有揽过于己的人和事，所以先擢给我两次说到这件事，使他受到莫大的感动和教育。这也使我对韩作黎同志肃然起敬，产生了希望有机会拜访他的强烈愿望。
我想曹先生在当时面对的压力也是很大的。虽然有韩作黎给挡了过去，但是曹先生没有动摇，而是更坚定地进行着他的辞书事业。
新世纪初，《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问世不久即遭到一些人有失公正的批评。在一次座谈会上，曹先生发言说：“我不说瞎话，不说假话。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评价的话，不能光听我们的，要让实践来发言，群众说它好的，我们说不好恐怕不行，群众说这个有问题的，我们硬说没问题也不行。这个问题我们要达观一点，站得高一点，就不难解决了，不是争个你长我短的问题。”针对我国辞书事业发展的形势和辞书编纂出版的新局面，曹先生在肯定《现代汉语词典》等的价值和学术地位的同时，特别指出“时代在前进，语言在发展，总得编新的词典反映这种变化；还有一个具体情况是，国家语委等部门先后发布多种语言文字方面的标准，也有一些废止的标准，这需要通过一部词典把这些标准的内容反映出来，便利人们掌握和运用”。规范词典的编写“得到吕叔湘先生的支持，得到国家语委的支持……这是‘与时俱进’精神具体而生动的体现”。曹先生的评析，很好地阐明了关于编纂出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现实意义，回答了那些不实的批评，同时也是对词典编写组几十名参与人员多年艰辛付出的充分肯定。
立言就是传承文明。
立言就是言得其要，理足可传，指创立的思想、学说或学术文章具有真理性和传世价值。曹先生一生钻研文字，自己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研究那一个个小小的方块字上，也就是“说文解字”上。先生在北大讲《说文解字》，还先后出版了一些通俗易懂的解说古代文字和文化的书，比如《字里乾坤》、《汉字形义分析字典》和《汉字源流精解字典》等。从以下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先生在治学上精益求精的精神。
在编纂《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时，曹先生负责词典注音和释义的把关工作，为规范词典出版做出了很大贡献。除注音是他的专长外，在释义方面他也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如“打”字，原释义很庞杂，曹先生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减少义项数，使眉目清楚。又如“床”字，一般词典对“车床、琴床”以及“苗床、河床、矿床”等释为像“床”的东西。人们提出疑问，比如“河床、矿床”怎么同“床”的形状联系。他反复分析研究后，认为“床”的本义是起支撑作用的意思，不要用现在用具“床”的形状去解释，这样就把“车床、河床”一类词的意义说清楚了。所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立了两个义项：①像床一样起承托作用的东西，如“车床、琴床”。②起承托作用的地貌或地面，如“河床、矿床、苗床”。这就是“床”的意义第一次得到较好的解释，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再举一个例子。当时引滦济津，把滦河的水调到天津去。天津人喝到甜水了，告别了苦水的时代，这个事我也很兴奋。马上想到一个问题：这个滦河的水是怎么来的？滦河过去就是热河。热河呢，后来改做滦河。那么热河是不是热的？曹先生就骑着车子跑到北大地球物理学系。问他们，热河的水是热的吗？他们说哪能是热的，热河的河岸有一些泉眼，在冬天不结冰，人家一看这河就是热的了。滦河的“滦”与暖和的“暖”，一个读l，一个读n。这段玉裁、王念孙都说到了。
耳朵的“朵”怎么分析呢？看《说文》：“树木垂朵朵也”。树枝上的花是往下长的。后来武汉大学做了《故训汇纂》，收了《玉篇》、《广韵》里的“朵，木上垂也”。树木往上长，也是“朵朵也”。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向外扩张的一个形，它是不分方向的，反正它的特点是鼓出来的。浪花是鼓出来的。孙悟空驾的祥云是鼓出来的。这样就可以把名词义、量词义、动词义连了起来。草垛的“垛”是同源字，也是鼓出来的。
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德、功、言三者分别做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在后人对“三不朽”的解读中，“立德”系指道德操守而言，“立功”乃指事功业绩，而“立言”指的是把真知灼见形诸语言文字，著书立说，传于后世。胡适曾将“三不朽”称为“三W主义”。“三W”即指英文“Worth”、“Work”、“Words”，这三个词的涵义与“立德、立功、立言”相近。
“书比人长寿”是现代著名出版家、编辑家赵家璧的至理名言。曹先擢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编写的那些辞书还在发挥着作用。先生三不朽的精神，将和这些辞书一起，永远伴随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