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严父慈父
6、慷慨爸爸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爸爸的工资并不是每月都交给妈妈，因为他的亲戚多,老乡多，都需要他的帮助。稍稍懂事后，我知道爸爸要帮助的还包括那些和他在一个单位工作的人们。
常常有人来家里找爸爸。他们不是来谈工作或拉家常，而是来借钱。我记不住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只记住了他们的共同特征:那凄苦的脸，那诚惶诚恐的神态。爸爸对每个来客都是一样的平和、亲切，总会毫不犹豫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客人离开后，我会听到爸爸向妈妈介绍他们的境况：收入低、孩子多、家人生病、意外灾祸……
爸爸借出的钱款，或三十、五十，或八十、一百，从来没有还钱的期限。许多人被爸爸明确告之：“不用还了。” 还有的人，还期无限，不了了之。
长大以后，常常听到爸爸单位的同事、住宅区里的家属们传播一个又一个爸爸借钱给人不要还的往事。说的人往往大惊小怪，我却不以为然，因为这是爸爸的常态，不这样才奇怪呢。爸爸最喜欢念叨邹韬奋的一句话：“一个人赤条条的来到世界上，又赤条条的离开，一切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这是我从记事时起就熟知的爸爸的“身外之物”论。爸爸给别人钱不是施舍和恩赐，而是通过这种方法调整一下身外之物的不平衡。他做过了，就不再记得。
1960年代初期，爸爸率巡回医疗队去喀左县为农民治病。在喀左的六个月期间他一直都没有回来过，可每个月都会托轮休的同事把当月的工资带给他。
巡回医疗结束后爸爸回来的那天,正在吃晚饭的我们被爸爸的样子吓坏了。他又黑又瘦，眼窝都陷了进去,身上的衣服又破又旧,是灰是蓝还是黑都看不清楚。爸爸两手空空,走时携带的装的满满的大旅行袋不见了，妈妈后来托人捎去的大挎包也没有了。爸爸像一个饥饿的乞丐,大口吞吃了那顿饭,把桌上的菜一盘盘扫光。他一边吃着,一边一遍遍地对我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有多幸福，你们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那天晚上，爸爸妈妈房间的灯一直亮着。夜里醒来，还听见他们在说话，听见爸爸长长的叹息声。后来妈妈告诉我们，喀左是辽宁省最贫穷的县，那里的农民生活特别苦，很多孩子没有机会上学读书，生病了也没钱治，爸爸的行装和半年的工资都留给那里的老乡了。
我记住了喀左这个地名，但我不知道，农民生活“苦”是什么意思，“新社会”的农民生活为什么会苦？我们从广播里、画报上听到看到的都是农民的“五谷丰登”“牛羊满圈”和过年时的张灯结彩。但是，那天晚上爸爸的样子，和爸爸说我们“生在福中不知福”的话我记住了，并且一直记得。
文革中，所有的“当权派”都被打倒了，但医院的工作一时一刻都不能停，爸爸成了“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的负责人。爸爸没有了休息，没有了假日。医院各个部门的人，各个派别的人，都会随时光顾我们家，来谈各种各样的问题，说五花八门的事情。一段时间里，一帮一伙的年轻人来找爸爸，坐在写字台前侃侃而谈，都是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他们走后，我在写字台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叠叠火车票，上面印的是“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都是大城市的名字。
我好奇地问妈妈，爸爸没有出门，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火车票。妈妈告诉我，那是医院的造反派去“外调”用过的火车票，来让爸爸批准报销的。他们的外调是自发行为，医院没有这笔经费，总务科无法报销，他们来找爸爸解决报销问题,已经闹了很久。爸爸的解决方法是用自己的工资给他们报销了车票，几个月的工资还不够，又加上了妈妈的“补贴”。
我也是参加过文革的人，几十年来，都没有听说过与这相同的事情，有时，谈起这些陈年旧事，我就跟爸爸开玩笑：“公私分明在这里怎么解释呢？”
爸爸去世后，和他共事几十年的赵福纯伯伯心潮难平。当时已经八十八岁的赵福纯伯伯一次次地上楼来看我，谈爸爸的往事。赵伯伯含着泪花，给我讲了一桩桩，一件件爸爸“损私济公”的故事。我当时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许多事情都听得模糊不清。当我有一天想了解真相的时候，赵伯伯也已经不在了。
我记得清楚的只有这样一件事，1967年文革武斗时，由于两派闹得太凶，医院交不上当月的电费，要被停电了。身为医院财务科长的赵伯伯无计可施，只好找到爸爸诉说困难，爸爸听后想了想，对他说：“明天来找我吧。”赵伯伯当时想，医院财务科都没钱了，爸爸会有什么办法。但他走投无路，第二天硬着头皮来见爸爸，爸爸二话没说，从裤子兜里掏出了200元钱，告诉他：“快拿去交电费吧。”赵伯伯说，如果电费交不上，医院被停了电，手术不能做，检查、治疗的仪器设备不能用，那后果简直不可想象。赵伯伯告诉我，如果不是爸爸主持工作，换作别人，很难想象会用自己的钱为医院交电费，那么什么想不到的后果都会发生的。
赵伯伯一遍遍地对我说：“孩子，你爸爸是最正直的人，是最廉洁的干部，也是最有人情味的领导，他是你的好爸爸。”望着赵伯伯真诚、慈爱的脸，我说不出一句话。
在爸爸离开后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常常在清晨、傍晚、走步的路上或是回家的途中，遇到爸爸的同事、学生，也偶尔被陌生人拦住。他们会情真意切地谈起爸爸，讲述他们和爸爸之间一个个普通、平凡又感人的故事。
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每逢爸爸值夜班，都会请各科值班医生、护士吃夜宵。这些工资不高、平时省吃俭用的医护们，可以借机高高兴兴地大“宰”爸爸一顿。我也知道了，爸爸常常用自己的钱安排农村来看病的老乡，甚至素不相识的农民去旅店住宿，去饭店吃饭，为他们买返家的车票。我知道了，一些贫困山区和贫困家庭的患者因为生病住院后付不起医药费，会趁医护人员不备偷偷离开医院，而在年终结账时，医院会派出职工去追缴医药费。对很多困难的患者，爸爸会用自己的钱为他们缴费。我知道了，在爸爸一次次带领医疗队去朝阳、喀左、兴城、绥中那些最贫困的地区送医送药的时候，也把自己整月整月的工资留在了一块块贫瘠的土地上……。
一位在市直机关工作的阿姨向我讲起了她认识爸爸的经过。她的孩子在医院做手术，因为医疗事故造成了后遗症，于是她去和医院打官司。爸爸作为院方的负责人，和她一起参加市医疗事故鉴定会。五十多岁的爸爸在烈日炎炎的大街上，替她推着童车，一走就是半天，还用自己的钱买饭给他们全家人吃，自己却饿着肚子赶回医院开会。这个阿姨激动地说：“如果医院的工作人员都像你爸爸，那再挑剔的患者还有什么话说呢？”
很多熟悉爸爸的老同事对我说,爸爸帮助过的人那么多，是真正大公无私的人，当什么模范、典型都够标准。还有人说,像爸爸这样的人不多见了，他才是楷模。我会开玩笑地说：“可是我爸爸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也不会用自己的事情去作报告。”
这是事实，爸爸即使写日记，也只会记录下自己的失误和反思，而不会罗列他做过的任何“好事”。不仅不会记下，连叫别人知道的欲望都没有，而且他自己也是做过就不记得，从来不会纠缠在这些事情上的。因为在爸爸看来，良知、善念、慈悲、关爱是正常人应有的人性,不是什么值得大讲特讲的事情。
严父慈父 (6): 慷慨爸爸
旭子 (2026-04-24 07:58:15) 评论 (4)
第二章 严父慈父
6、慷慨爸爸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爸爸的工资并不是每月都交给妈妈，因为他的亲戚多,老乡多，都需要他的帮助。稍稍懂事后，我知道爸爸要帮助的还包括那些和他在一个单位工作的人们。
常常有人来家里找爸爸。他们不是来谈工作或拉家常，而是来借钱。我记不住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只记住了他们的共同特征:那凄苦的脸，那诚惶诚恐的神态。爸爸对每个来客都是一样的平和、亲切，总会毫不犹豫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客人离开后，我会听到爸爸向妈妈介绍他们的境况：收入低、孩子多、家人生病、意外灾祸……
爸爸借出的钱款，或三十、五十，或八十、一百，从来没有还钱的期限。许多人被爸爸明确告之：“不用还了。” 还有的人，还期无限，不了了之。
长大以后，常常听到爸爸单位的同事、住宅区里的家属们传播一个又一个爸爸借钱给人不要还的往事。说的人往往大惊小怪，我却不以为然，因为这是爸爸的常态，不这样才奇怪呢。爸爸最喜欢念叨邹韬奋的一句话：“一个人赤条条的来到世界上，又赤条条的离开，一切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这是我从记事时起就熟知的爸爸的“身外之物”论。爸爸给别人钱不是施舍和恩赐，而是通过这种方法调整一下身外之物的不平衡。他做过了，就不再记得。
1960年代初期，爸爸率巡回医疗队去喀左县为农民治病。在喀左的六个月期间他一直都没有回来过，可每个月都会托轮休的同事把当月的工资带给他。
巡回医疗结束后爸爸回来的那天,正在吃晚饭的我们被爸爸的样子吓坏了。他又黑又瘦，眼窝都陷了进去,身上的衣服又破又旧,是灰是蓝还是黑都看不清楚。爸爸两手空空,走时携带的装的满满的大旅行袋不见了，妈妈后来托人捎去的大挎包也没有了。爸爸像一个饥饿的乞丐,大口吞吃了那顿饭,把桌上的菜一盘盘扫光。他一边吃着,一边一遍遍地对我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有多幸福，你们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那天晚上，爸爸妈妈房间的灯一直亮着。夜里醒来，还听见他们在说话，听见爸爸长长的叹息声。后来妈妈告诉我们，喀左是辽宁省最贫穷的县，那里的农民生活特别苦，很多孩子没有机会上学读书，生病了也没钱治，爸爸的行装和半年的工资都留给那里的老乡了。
我记住了喀左这个地名，但我不知道，农民生活“苦”是什么意思，“新社会”的农民生活为什么会苦？我们从广播里、画报上听到看到的都是农民的“五谷丰登”“牛羊满圈”和过年时的张灯结彩。但是，那天晚上爸爸的样子，和爸爸说我们“生在福中不知福”的话我记住了，并且一直记得。
文革中，所有的“当权派”都被打倒了，但医院的工作一时一刻都不能停，爸爸成了“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的负责人。爸爸没有了休息，没有了假日。医院各个部门的人，各个派别的人，都会随时光顾我们家，来谈各种各样的问题，说五花八门的事情。一段时间里，一帮一伙的年轻人来找爸爸，坐在写字台前侃侃而谈，都是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他们走后，我在写字台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叠叠火车票，上面印的是“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都是大城市的名字。
我好奇地问妈妈，爸爸没有出门，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火车票。妈妈告诉我，那是医院的造反派去“外调”用过的火车票，来让爸爸批准报销的。他们的外调是自发行为，医院没有这笔经费，总务科无法报销，他们来找爸爸解决报销问题,已经闹了很久。爸爸的解决方法是用自己的工资给他们报销了车票，几个月的工资还不够，又加上了妈妈的“补贴”。
我也是参加过文革的人，几十年来，都没有听说过与这相同的事情，有时，谈起这些陈年旧事，我就跟爸爸开玩笑：“公私分明在这里怎么解释呢？”
爸爸去世后，和他共事几十年的赵福纯伯伯心潮难平。当时已经八十八岁的赵福纯伯伯一次次地上楼来看我，谈爸爸的往事。赵伯伯含着泪花，给我讲了一桩桩，一件件爸爸“损私济公”的故事。我当时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许多事情都听得模糊不清。当我有一天想了解真相的时候，赵伯伯也已经不在了。
我记得清楚的只有这样一件事，1967年文革武斗时，由于两派闹得太凶，医院交不上当月的电费，要被停电了。身为医院财务科长的赵伯伯无计可施，只好找到爸爸诉说困难，爸爸听后想了想，对他说：“明天来找我吧。”赵伯伯当时想，医院财务科都没钱了，爸爸会有什么办法。但他走投无路，第二天硬着头皮来见爸爸，爸爸二话没说，从裤子兜里掏出了200元钱，告诉他：“快拿去交电费吧。”赵伯伯说，如果电费交不上，医院被停了电，手术不能做，检查、治疗的仪器设备不能用，那后果简直不可想象。赵伯伯告诉我，如果不是爸爸主持工作，换作别人，很难想象会用自己的钱为医院交电费，那么什么想不到的后果都会发生的。
赵伯伯一遍遍地对我说：“孩子，你爸爸是最正直的人，是最廉洁的干部，也是最有人情味的领导，他是你的好爸爸。”望着赵伯伯真诚、慈爱的脸，我说不出一句话。
在爸爸离开后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常常在清晨、傍晚、走步的路上或是回家的途中，遇到爸爸的同事、学生，也偶尔被陌生人拦住。他们会情真意切地谈起爸爸，讲述他们和爸爸之间一个个普通、平凡又感人的故事。
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每逢爸爸值夜班，都会请各科值班医生、护士吃夜宵。这些工资不高、平时省吃俭用的医护们，可以借机高高兴兴地大“宰”爸爸一顿。我也知道了，爸爸常常用自己的钱安排农村来看病的老乡，甚至素不相识的农民去旅店住宿，去饭店吃饭，为他们买返家的车票。我知道了，一些贫困山区和贫困家庭的患者因为生病住院后付不起医药费，会趁医护人员不备偷偷离开医院，而在年终结账时，医院会派出职工去追缴医药费。对很多困难的患者，爸爸会用自己的钱为他们缴费。我知道了，在爸爸一次次带领医疗队去朝阳、喀左、兴城、绥中那些最贫困的地区送医送药的时候，也把自己整月整月的工资留在了一块块贫瘠的土地上……。
一位在市直机关工作的阿姨向我讲起了她认识爸爸的经过。她的孩子在医院做手术，因为医疗事故造成了后遗症，于是她去和医院打官司。爸爸作为院方的负责人，和她一起参加市医疗事故鉴定会。五十多岁的爸爸在烈日炎炎的大街上，替她推着童车，一走就是半天，还用自己的钱买饭给他们全家人吃，自己却饿着肚子赶回医院开会。这个阿姨激动地说：“如果医院的工作人员都像你爸爸，那再挑剔的患者还有什么话说呢？”
很多熟悉爸爸的老同事对我说,爸爸帮助过的人那么多，是真正大公无私的人，当什么模范、典型都够标准。还有人说,像爸爸这样的人不多见了，他才是楷模。我会开玩笑地说：“可是我爸爸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也不会用自己的事情去作报告。”
这是事实，爸爸即使写日记，也只会记录下自己的失误和反思，而不会罗列他做过的任何“好事”。不仅不会记下，连叫别人知道的欲望都没有，而且他自己也是做过就不记得，从来不会纠缠在这些事情上的。因为在爸爸看来，良知、善念、慈悲、关爱是正常人应有的人性,不是什么值得大讲特讲的事情。
6、慷慨爸爸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爸爸的工资并不是每月都交给妈妈，因为他的亲戚多,老乡多，都需要他的帮助。稍稍懂事后，我知道爸爸要帮助的还包括那些和他在一个单位工作的人们。
常常有人来家里找爸爸。他们不是来谈工作或拉家常，而是来借钱。我记不住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只记住了他们的共同特征:那凄苦的脸，那诚惶诚恐的神态。爸爸对每个来客都是一样的平和、亲切，总会毫不犹豫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客人离开后，我会听到爸爸向妈妈介绍他们的境况：收入低、孩子多、家人生病、意外灾祸……
爸爸借出的钱款，或三十、五十，或八十、一百，从来没有还钱的期限。许多人被爸爸明确告之：“不用还了。” 还有的人，还期无限，不了了之。
长大以后，常常听到爸爸单位的同事、住宅区里的家属们传播一个又一个爸爸借钱给人不要还的往事。说的人往往大惊小怪，我却不以为然，因为这是爸爸的常态，不这样才奇怪呢。爸爸最喜欢念叨邹韬奋的一句话：“一个人赤条条的来到世界上，又赤条条的离开，一切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这是我从记事时起就熟知的爸爸的“身外之物”论。爸爸给别人钱不是施舍和恩赐，而是通过这种方法调整一下身外之物的不平衡。他做过了，就不再记得。
1960年代初期，爸爸率巡回医疗队去喀左县为农民治病。在喀左的六个月期间他一直都没有回来过，可每个月都会托轮休的同事把当月的工资带给他。
巡回医疗结束后爸爸回来的那天,正在吃晚饭的我们被爸爸的样子吓坏了。他又黑又瘦，眼窝都陷了进去,身上的衣服又破又旧,是灰是蓝还是黑都看不清楚。爸爸两手空空,走时携带的装的满满的大旅行袋不见了，妈妈后来托人捎去的大挎包也没有了。爸爸像一个饥饿的乞丐,大口吞吃了那顿饭,把桌上的菜一盘盘扫光。他一边吃着,一边一遍遍地对我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有多幸福，你们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那天晚上，爸爸妈妈房间的灯一直亮着。夜里醒来，还听见他们在说话，听见爸爸长长的叹息声。后来妈妈告诉我们，喀左是辽宁省最贫穷的县，那里的农民生活特别苦，很多孩子没有机会上学读书，生病了也没钱治，爸爸的行装和半年的工资都留给那里的老乡了。
我记住了喀左这个地名，但我不知道，农民生活“苦”是什么意思，“新社会”的农民生活为什么会苦？我们从广播里、画报上听到看到的都是农民的“五谷丰登”“牛羊满圈”和过年时的张灯结彩。但是，那天晚上爸爸的样子，和爸爸说我们“生在福中不知福”的话我记住了，并且一直记得。
文革中，所有的“当权派”都被打倒了，但医院的工作一时一刻都不能停，爸爸成了“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的负责人。爸爸没有了休息，没有了假日。医院各个部门的人，各个派别的人，都会随时光顾我们家，来谈各种各样的问题，说五花八门的事情。一段时间里，一帮一伙的年轻人来找爸爸，坐在写字台前侃侃而谈，都是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他们走后，我在写字台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叠叠火车票，上面印的是“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都是大城市的名字。
我好奇地问妈妈，爸爸没有出门，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火车票。妈妈告诉我，那是医院的造反派去“外调”用过的火车票，来让爸爸批准报销的。他们的外调是自发行为，医院没有这笔经费，总务科无法报销，他们来找爸爸解决报销问题,已经闹了很久。爸爸的解决方法是用自己的工资给他们报销了车票，几个月的工资还不够，又加上了妈妈的“补贴”。
我也是参加过文革的人，几十年来，都没有听说过与这相同的事情，有时，谈起这些陈年旧事，我就跟爸爸开玩笑：“公私分明在这里怎么解释呢？”
爸爸去世后，和他共事几十年的赵福纯伯伯心潮难平。当时已经八十八岁的赵福纯伯伯一次次地上楼来看我，谈爸爸的往事。赵伯伯含着泪花，给我讲了一桩桩，一件件爸爸“损私济公”的故事。我当时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许多事情都听得模糊不清。当我有一天想了解真相的时候，赵伯伯也已经不在了。
我记得清楚的只有这样一件事，1967年文革武斗时，由于两派闹得太凶，医院交不上当月的电费，要被停电了。身为医院财务科长的赵伯伯无计可施，只好找到爸爸诉说困难，爸爸听后想了想，对他说：“明天来找我吧。”赵伯伯当时想，医院财务科都没钱了，爸爸会有什么办法。但他走投无路，第二天硬着头皮来见爸爸，爸爸二话没说，从裤子兜里掏出了200元钱，告诉他：“快拿去交电费吧。”赵伯伯说，如果电费交不上，医院被停了电，手术不能做，检查、治疗的仪器设备不能用，那后果简直不可想象。赵伯伯告诉我，如果不是爸爸主持工作，换作别人，很难想象会用自己的钱为医院交电费，那么什么想不到的后果都会发生的。
赵伯伯一遍遍地对我说：“孩子，你爸爸是最正直的人，是最廉洁的干部，也是最有人情味的领导，他是你的好爸爸。”望着赵伯伯真诚、慈爱的脸，我说不出一句话。
在爸爸离开后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常常在清晨、傍晚、走步的路上或是回家的途中，遇到爸爸的同事、学生，也偶尔被陌生人拦住。他们会情真意切地谈起爸爸，讲述他们和爸爸之间一个个普通、平凡又感人的故事。
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每逢爸爸值夜班，都会请各科值班医生、护士吃夜宵。这些工资不高、平时省吃俭用的医护们，可以借机高高兴兴地大“宰”爸爸一顿。我也知道了，爸爸常常用自己的钱安排农村来看病的老乡，甚至素不相识的农民去旅店住宿，去饭店吃饭，为他们买返家的车票。我知道了，一些贫困山区和贫困家庭的患者因为生病住院后付不起医药费，会趁医护人员不备偷偷离开医院，而在年终结账时，医院会派出职工去追缴医药费。对很多困难的患者，爸爸会用自己的钱为他们缴费。我知道了，在爸爸一次次带领医疗队去朝阳、喀左、兴城、绥中那些最贫困的地区送医送药的时候，也把自己整月整月的工资留在了一块块贫瘠的土地上……。
一位在市直机关工作的阿姨向我讲起了她认识爸爸的经过。她的孩子在医院做手术，因为医疗事故造成了后遗症，于是她去和医院打官司。爸爸作为院方的负责人，和她一起参加市医疗事故鉴定会。五十多岁的爸爸在烈日炎炎的大街上，替她推着童车，一走就是半天，还用自己的钱买饭给他们全家人吃，自己却饿着肚子赶回医院开会。这个阿姨激动地说：“如果医院的工作人员都像你爸爸，那再挑剔的患者还有什么话说呢？”
很多熟悉爸爸的老同事对我说,爸爸帮助过的人那么多，是真正大公无私的人，当什么模范、典型都够标准。还有人说,像爸爸这样的人不多见了，他才是楷模。我会开玩笑地说：“可是我爸爸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也不会用自己的事情去作报告。”
这是事实，爸爸即使写日记，也只会记录下自己的失误和反思，而不会罗列他做过的任何“好事”。不仅不会记下，连叫别人知道的欲望都没有，而且他自己也是做过就不记得，从来不会纠缠在这些事情上的。因为在爸爸看来，良知、善念、慈悲、关爱是正常人应有的人性,不是什么值得大讲特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