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在油管翻到一部情景喜剧《向阳理发店》，只有十几集。首播于2002年，后来销声匿迹了。

  全剧据说有83集，从建国初期一直拍到九十年代末，试图把半个世纪的荒诞塞进一间小小的理发店里。结构有点像老舍的《茶馆》。在拍完这部禁播剧后，导演尚敬转身拍出了家喻户晓的《武林外传》。

  片头曲《解放区的天》一响，那种高亢的集体主义精神状态，瞬间扑面而来。

  剃头匠徐茶根（侯勇饰）租下京城洋钱胡同（后来改名为向阳胡同）的房子开店，起名“向阳理发店”。从此，这位走街串巷的自由职业者，与军属刘大妈一家绑在了一张饭桌上。

  “向阳”，在那个年代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一种姿态——一种渴望被照亮、主动靠拢组织的生存本能。这种“积极性”往往无需动员，只要稍稍压缩生存空间，普通人的从众、私欲与自保，便能自发演变成一场荒诞的共谋，顺手将身边人推进火坑。

  在讲公私合营的一集中，刘大妈的儿媳海琴想，如果这间小店够资格合营，自己就能吃上“公家饭”。婆媳俩一合计：徐茶根最听上面的话，不如先哄他把铺子扩大。铺子一大，人一多，他就成了“剥削者”，到时候政府自然会把他抓去改造，她们还能白得一个理发店。 她们甚至想好了改造的内容：“让他劳动，可他一天也没闲着；让他学习，可他也不识几个字。反正就在咱们俩的监督、帮助下进步吧。”

  看到此处，脊背阵凉：平时那么淳朴善良的小老百姓，一旦运动来了，体内那点“恶的潜力”竟能被迅速激发。朝夕相处的邻里温情，也被算计成了明明白白的利益。

《茶根告状》进一步揭示了“平庸之恶”的真相：它不是少数人的残忍，而是多数人的配合。

  徐茶根把扫下来的碎头发收集起来，拿去和小贩换了一盒烟和五块桂花糖。因为没把糖分给婆媳俩吃，这件小事立刻被上升到“三反五反”、贪污盗窃国家资产的高度。海琴义正词严，逻辑无懈可击：“店开在我家，就是大家的、公家的、国家的，连头发渣子也是国家的。”

  普通人一旦学会说时代的语言，就突然站到了道德高地，连垃圾获得了崇高属性，茶根之流，只能靠自我羞辱，来换取那一点点摇摇欲坠的安全。他吓得直结巴：“我不过是用没用的东西，换了点没有的东西，我就是个没用的东西。” 等把糖掏出来，就得到了海琴的宽大处理：“还是可以改造好的同志。”

  老舍曾写过一篇文章，《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说自己在斗争会上不由自主地跟着大家喊“打”。更黑色的是，后来轮到他自己被斗争时，人群喊的还是同一个“打”字。他在文革中被批斗时，选择了太平湖。

 《卫星年代》里，荒诞达到了巅峰。 徐茶根为了争先进，硬着头皮把日产量定为68个头，试图在1958年干完1965年的活。即便如此，他依然没资格参加誓师大会，因为有人敢报出一天剃350个头的“奇迹”。在那场闭着眼睛说瞎话的内卷中，老实人终究是输家。

  开会当天，好巧不巧，原定的先进，杂货铺老板家里突然死了人，徐茶根临时进场当替补。按照刘大妈的说法，去趟区委礼堂，向阳理发店总算“光荣”了。区里的另一位先进典型，是铁匠铺的小燕。为了尽快炼出钢疙瘩，她总嫌炉火不够硬，干脆拎来一桶煤油泼进去，结果把房子烧没了。她家的高产炉，倒是真“光荣”了。

  徐茶根那天一直窝在旮旯里。临走的时候，终于有“领导”过来和他握手，其实那是个国民党老兵，在区政府看门，精神不正常，见人就握手。在一个集体发疯的年代，疯子和先进典型，谁又分得清。

  数字是假的，饿肚子可是真的。《卫星年代》在争抢先进，转年，北京城里《闯年关》米没有，面没有，油也没有。茶根从老鼠洞里挖出一些黄豆，鼠口夺食导致老鼠一家八口集体自杀。年夜饭的桌上只剩野菜汤和杂和面馒头。

 《向阳理发店》的消失，大概是因为它太像一面镜子。它照出了普通人既是加害人、又是受害人的双重底色。“向阳”大概也是一种习惯。有时，人会主动去找光，不是因为信仰，而是生存压力，或者恐惧。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是，如果靠得太近，说不清是会被照得更亮，还是干脆点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