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在”特殊时期“有幸参观了位于河南省安阳的殷墟博物馆，此时期观众不多，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参观和学习。
殷墟的发现绝对是中国考古史上的奇迹： 1899年， 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在中药 “龙骨”（龟甲和兽骨）上发现了古文字刻痕。他凭借深厚的金石学功底判断这是极古老的文字，随即大量收购并研究，开启了甲骨学研究的序幕。可惜的是他在1900 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投井殉国，其研究由其友刘鹗接手。1903 年刘鹗整理出版了《铁云藏龟》，成为中国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
1908 年，罗振玉先生经过对甲骨的研究和实地勘察，又结合《史记》等古文献的考据，最终确证这些甲骨出自河南安阳西北郊的小屯村， 并由此推定此地就是商晚期都城殷墟。1917 年，王国维先生利用甲骨文考证出商王世系与《史记?殷本纪》高度吻合，从文献与实物双重层面证实了商王朝的真实性。
1928 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中研院）在南京成立，蔡元培担任首任院长。蔡院长随即任命傅斯年先生担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董作宾，李济和梁思永等考古学家先后加入，由此组建了中国首个国家级考古团队。傅先生以 “史学便是史料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为纲领，将殷墟发掘列为核心任务，把甲骨学与商史研究推向科学化与国际化。他是殷墟考古的顶层决策者、组织核心与学术灵魂，由此奠定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根基。1928—1937 年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总共对殷墟遗址进行了十五次发掘工作，此举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由此形成 “以田野为中心、以材料为核心” 的学术传统。
董作宾先生主持了殷墟遗址的第一次科学试掘，这是中国学者自主主持的首次大规模科学考古，标志中国考古从金石收藏迈入田野科学时代。
此后李济和梁思永等考古学家陆续接手。多次的科学发掘不仅出土大量甲骨（如 1936 年的 YH127 甲骨窖穴，一次出土 6 万多片），还发现了宫殿宗庙区、王陵遗址、手工业作坊等遗迹，确凿证明安阳小屯一带就是盘庚迁殷至商纣灭亡的晚商都城。这八年间总共15 次殷墟发掘的文物，目前收藏于中国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殷墟博物馆等地， 仅有少量流失海外。
1949 年后殷墟考古进入系统、持续和多学科研究的新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1958年专门成立了安阳考古工作队，先后由郑振香、陈志达、杨锡璋、刘一曼、唐际根、岳洪彬等考古学家主持，这期间殷墟的考古遗址逐渐扩展为36 平方公里。
从1928年至今近百年来，殷墟考古出土了不少国宝级文物： 后母戊鼎， 1939 年出土于殷墟武官村王陵区，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迄今已知最重的青铜器。器内壁铸 “后母戊” 铭文，为商王为祭祀母亲所铸，代表商代青铜铸造的巅峰工艺（需数百工匠协同、多范合铸），是华夏青铜文明的标志性重器。
妇好鸮尊， 1976 年妇好墓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造型为站立的猫头鹰，双足与尾构成稳定的三足支撑，盖为鸮首，器身满饰饕餮、云雷纹，喙部有铭文 “妇好”。是商代鸟形青铜器中的巅峰之作，兼具礼器功能与极高的艺术价值，也印证妇好的尊贵身份。
亚长牛尊， 2001 年殷墟花园庄亚长墓出土，现藏殷墟博物馆；是殷墟唯一一件完整的牛形青铜尊，仿水牛造型，体态矫健，全身满饰龙、虎、鸟等神性纹饰，面部铸 “亚长” 铭文。亚长为商代高级贵族 / 军事首领，这件尊既是酒器，也是沟通天地的祭祀重器，还反映了商代的气候环境
嵌绿松石甲骨， 出土于小屯宫殿区，现藏殷墟博物馆。在刻有卜辞的龟甲上，用绿松石镶嵌出文字或图案，将占卜记事与宝石镶嵌工艺结合。是商代甲骨与玉石工艺融合的孤例，直观呈现了商王占卜的神圣场景，对研究商代文字、祭祀制度意义重大。
妇好偶方彝，1976 年妇好墓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器形罕见，整体呈长方形，盖似四阿式屋顶，两端有短柱钮，中脊与四坡角有扉棱，下部有 7 个方槽。造型模仿商代宫殿建筑，纹饰华丽，铸 “妇好” 铭文，是商代青铜礼器中形制最独特的器物之一，体现了商代的建筑美学与铸造水平。
殷墟考古的成果，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史上最“完美”的，这绝非虚言：首先，殷墟成为中国首个有文献可考、并经考古发掘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它重建了商代历史框架，让商代从模糊的朝代，变成有年代、有王系、有都城、有制度的真实王朝史，把中国 “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从周代往前推到商代。
目前已证实商朝从约公元前 1600 年建立，到约公元前 1046 年灭亡，一共约 554 年。 期间可以简单分两段：早商 + 中商经多次迁都，晚商则定都安阳殷墟， 这一段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殷墟遗址，它是商王朝最后 270 多年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在殷墟发现了大量甲骨文，直接写着明：“王”“商”“殷”“妇好”“土方”“祭”等，证明自己是商朝。遗址中还发现了国最早的王朝宫殿群，和十一座商王的陵墓，以及大量青铜礼器群，全是商代最高等级礼器。 ”没有殷墟，国人对商朝的认识还停留在传说；有了殷墟，商朝从传说变成信史。“ 这是中国考古人的共识。
其次，殷墟遗址确立了甲骨文的历史地位，它是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此有了最早的文字铁证。殷墟的发现对中国古代文字研究的影响，是颠覆性和奠基性的，它直接把汉字的源头从 “传说” 变成了 “实物证据”，确立了汉字三千年一脉相承的铁证。有关甲骨文的内容太多，我会在下一篇文章中详细介绍。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殷墟考古的成果符合中外有关“文明”的所有标准：目前国际通行的 “文字、冶金术、城市”的文明三要素，是由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在 1950年首次提出； 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夏鼐1985 年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中，结合中国考古实际，将此标准定型为 “城市、文字、青铜器（冶金术）”；这 “三要素说“ 成为国际学界广泛采用的表述。 而其中“文字“ 通常被视为核心要素，如埃及文明（象形文字）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楔形文字）就是如此。
近年来，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国方案”，我在中国考古博物馆中拍摄了这个“中国方案”： 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三大核心标准是 1） 生产发展，人口集中，出现城市；2） 社会分工与阶层分化，形成阶级 ；3）. 王权与国家形成，公共权力凌驾社会。 简单来说就是三要素：城市+阶级 + 王权和国家。
“中国方案”绝对有其合理性， 我曾实地走访和参观过良渚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尽管它们至今都没有发现成系统的文字，但它们都符合“中国方案”的标准。 我还曾走访过的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柬埔寨的吴哥窟文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明和秘鲁的马丘比丘 （印加文明），前两者有系统的文字，后两者都没有发现成系统的文字，但四者都是毫无争议的伟大文明。
除殷墟外，周原、丰镐等西周遗址（金文）和东周列国都城遗址（金文、陶文、盟书）也都发现了成系统的文字，再加上青铜器的城市这两项，它们都符合“国际文明标准”。 但比起殷墟，这两个遗址的规模和影响力小多了，换句话说，殷墟遗址同时符合中国和西方关于“文“”的标准，是中国最早、最无争议、国际最认可的 “文字 + 文明” 双达标遗址。它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是世界早期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2006 年，殷墟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殷墟考古是划时代的贡献，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中国考古成就，由此成为中国考古的“圣地”。
对我这个考古爱好者来说，此行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在我们即将离开时，正好有一辆小车载着刚出土的青铜器到博物馆入库，一位“内部人士”破例让我们手捧青铜器拍照留影。 这就成为我此生最重要的“考古”留念， 因为绝少有人有机会能触碰到三千年前的青铜器。 照片中我右手挂着的口罩，也显示这是在疫情期间。
中国考古的“圣地” --殷墟遗址
长岛退休客 (2026-02-13 18:04:03) 评论 (0) 五年前在”特殊时期“有幸参观了位于河南省安阳的殷墟博物馆，此时期观众不多，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参观和学习。
殷墟的发现绝对是中国考古史上的奇迹： 1899年， 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在中药 “龙骨”（龟甲和兽骨）上发现了古文字刻痕。他凭借深厚的金石学功底判断这是极古老的文字，随即大量收购并研究，开启了甲骨学研究的序幕。可惜的是他在1900 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投井殉国，其研究由其友刘鹗接手。1903 年刘鹗整理出版了《铁云藏龟》，成为中国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
1908 年，罗振玉先生经过对甲骨的研究和实地勘察，又结合《史记》等古文献的考据，最终确证这些甲骨出自河南安阳西北郊的小屯村， 并由此推定此地就是商晚期都城殷墟。1917 年，王国维先生利用甲骨文考证出商王世系与《史记?殷本纪》高度吻合，从文献与实物双重层面证实了商王朝的真实性。
1928 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中研院）在南京成立，蔡元培担任首任院长。蔡院长随即任命傅斯年先生担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董作宾，李济和梁思永等考古学家先后加入，由此组建了中国首个国家级考古团队。傅先生以 “史学便是史料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为纲领，将殷墟发掘列为核心任务，把甲骨学与商史研究推向科学化与国际化。他是殷墟考古的顶层决策者、组织核心与学术灵魂，由此奠定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根基。1928—1937 年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总共对殷墟遗址进行了十五次发掘工作，此举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由此形成 “以田野为中心、以材料为核心” 的学术传统。
董作宾先生主持了殷墟遗址的第一次科学试掘，这是中国学者自主主持的首次大规模科学考古，标志中国考古从金石收藏迈入田野科学时代。
此后李济和梁思永等考古学家陆续接手。多次的科学发掘不仅出土大量甲骨（如 1936 年的 YH127 甲骨窖穴，一次出土 6 万多片），还发现了宫殿宗庙区、王陵遗址、手工业作坊等遗迹，确凿证明安阳小屯一带就是盘庚迁殷至商纣灭亡的晚商都城。这八年间总共15 次殷墟发掘的文物，目前收藏于中国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殷墟博物馆等地， 仅有少量流失海外。
1949 年后殷墟考古进入系统、持续和多学科研究的新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1958年专门成立了安阳考古工作队，先后由郑振香、陈志达、杨锡璋、刘一曼、唐际根、岳洪彬等考古学家主持，这期间殷墟的考古遗址逐渐扩展为36 平方公里。
从1928年至今近百年来，殷墟考古出土了不少国宝级文物： 后母戊鼎， 1939 年出土于殷墟武官村王陵区，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迄今已知最重的青铜器。器内壁铸 “后母戊” 铭文，为商王为祭祀母亲所铸，代表商代青铜铸造的巅峰工艺（需数百工匠协同、多范合铸），是华夏青铜文明的标志性重器。
妇好鸮尊， 1976 年妇好墓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造型为站立的猫头鹰，双足与尾构成稳定的三足支撑，盖为鸮首，器身满饰饕餮、云雷纹，喙部有铭文 “妇好”。是商代鸟形青铜器中的巅峰之作，兼具礼器功能与极高的艺术价值，也印证妇好的尊贵身份。
亚长牛尊， 2001 年殷墟花园庄亚长墓出土，现藏殷墟博物馆；是殷墟唯一一件完整的牛形青铜尊，仿水牛造型，体态矫健，全身满饰龙、虎、鸟等神性纹饰，面部铸 “亚长” 铭文。亚长为商代高级贵族 / 军事首领，这件尊既是酒器，也是沟通天地的祭祀重器，还反映了商代的气候环境
嵌绿松石甲骨， 出土于小屯宫殿区，现藏殷墟博物馆。在刻有卜辞的龟甲上，用绿松石镶嵌出文字或图案，将占卜记事与宝石镶嵌工艺结合。是商代甲骨与玉石工艺融合的孤例，直观呈现了商王占卜的神圣场景，对研究商代文字、祭祀制度意义重大。
妇好偶方彝，1976 年妇好墓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器形罕见，整体呈长方形，盖似四阿式屋顶，两端有短柱钮，中脊与四坡角有扉棱，下部有 7 个方槽。造型模仿商代宫殿建筑，纹饰华丽，铸 “妇好” 铭文，是商代青铜礼器中形制最独特的器物之一，体现了商代的建筑美学与铸造水平。
殷墟考古的成果，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史上最“完美”的，这绝非虚言：首先，殷墟成为中国首个有文献可考、并经考古发掘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它重建了商代历史框架，让商代从模糊的朝代，变成有年代、有王系、有都城、有制度的真实王朝史，把中国 “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从周代往前推到商代。
目前已证实商朝从约公元前 1600 年建立，到约公元前 1046 年灭亡，一共约 554 年。 期间可以简单分两段：早商 + 中商经多次迁都，晚商则定都安阳殷墟， 这一段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殷墟遗址，它是商王朝最后 270 多年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在殷墟发现了大量甲骨文，直接写着明：“王”“商”“殷”“妇好”“土方”“祭”等，证明自己是商朝。遗址中还发现了国最早的王朝宫殿群，和十一座商王的陵墓，以及大量青铜礼器群，全是商代最高等级礼器。 ”没有殷墟，国人对商朝的认识还停留在传说；有了殷墟，商朝从传说变成信史。“ 这是中国考古人的共识。
其次，殷墟遗址确立了甲骨文的历史地位，它是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此有了最早的文字铁证。殷墟的发现对中国古代文字研究的影响，是颠覆性和奠基性的，它直接把汉字的源头从 “传说” 变成了 “实物证据”，确立了汉字三千年一脉相承的铁证。有关甲骨文的内容太多，我会在下一篇文章中详细介绍。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殷墟考古的成果符合中外有关“文明”的所有标准：目前国际通行的 “文字、冶金术、城市”的文明三要素，是由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在 1950年首次提出； 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夏鼐1985 年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中，结合中国考古实际，将此标准定型为 “城市、文字、青铜器（冶金术）”；这 “三要素说“ 成为国际学界广泛采用的表述。 而其中“文字“ 通常被视为核心要素，如埃及文明（象形文字）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楔形文字）就是如此。
近年来，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国方案”，我在中国考古博物馆中拍摄了这个“中国方案”： 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三大核心标准是 1） 生产发展，人口集中，出现城市；2） 社会分工与阶层分化，形成阶级 ；3）. 王权与国家形成，公共权力凌驾社会。 简单来说就是三要素：城市+阶级 + 王权和国家。
“中国方案”绝对有其合理性， 我曾实地走访和参观过良渚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尽管它们至今都没有发现成系统的文字，但它们都符合“中国方案”的标准。 我还曾走访过的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柬埔寨的吴哥窟文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明和秘鲁的马丘比丘 （印加文明），前两者有系统的文字，后两者都没有发现成系统的文字，但四者都是毫无争议的伟大文明。
除殷墟外，周原、丰镐等西周遗址（金文）和东周列国都城遗址（金文、陶文、盟书）也都发现了成系统的文字，再加上青铜器的城市这两项，它们都符合“国际文明标准”。 但比起殷墟，这两个遗址的规模和影响力小多了，换句话说，殷墟遗址同时符合中国和西方关于“文“”的标准，是中国最早、最无争议、国际最认可的 “文字 + 文明” 双达标遗址。它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是世界早期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2006 年，殷墟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殷墟考古是划时代的贡献，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中国考古成就，由此成为中国考古的“圣地”。
对我这个考古爱好者来说，此行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在我们即将离开时，正好有一辆小车载着刚出土的青铜器到博物馆入库，一位“内部人士”破例让我们手捧青铜器拍照留影。 这就成为我此生最重要的“考古”留念， 因为绝少有人有机会能触碰到三千年前的青铜器。 照片中我右手挂着的口罩，也显示这是在疫情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