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泰兴有个啤酒厂，在我老家刁铺镇，叫做环溪啤酒（刁铺曾经的名字），是王洪文的五虎将小兄弟粉碎四人帮后被判刑最重的刁铺人马振龙帮助家乡搞起来的。上大学以后，有的时候放假我先到刁铺去看我叔叔和姑姑，同时也要去看一下刁铺镇葛书记。他是我父亲的朋友。葛书记就会给啤酒厂打电话，你们给曲霞发一车啤酒过去，然后我就跟着这辆装啤酒的车回到曲霞。
合作商店里与供销社关系最紧密的是茶食加工坊。这个加工坊紧挨供销社办公室。加工坊的老师傅们是解放前的人马。以前的老板姚瑞祥变成了现在的会计，以前的伙计杨永泰成了加工坊的组长。他们正常平时做得最多的就是脆饼，每天送到供销社日杂部去卖。
中秋节的时候做月饼，过年之前做桃酥、酥糖、桂香糖、花生糖、京枣、云片糕，有的时候也做馓子，还有一种咸包脆。每年冬天晚加工年货时，院子里挂着汽油灯，所有地方都亮堂堂的。有一种董糖，当时的全称是秦邮董糖，说是邻近的高邮词人秦观发明的，后来又说董糖嘛，是离得更近的如皋才女董小宛发明的。反正非常好吃，现在我还记得当年的味道。
曲霞那一带，亲戚家生了小孩，就到供销社买两斤脆饼去看望，叫做“望月子”。放学之后，我经常到加工坊去玩，坐在桌子旁边帮他们做脆饼，现在大概还记得这个脆饼是怎么叠起来并且擀好的。我本来在家里堂屋里搭了一张床。初中时我母亲的表弟到镇上农中上高中要寄住在我们家，我只好搬出去住在加工坊的师傅们的集体宿舍里。1976年搞防震抗震，我住进防震棚里。到南京上大学放假回来,也继续住在防震棚里, 直到我父母1984年调到扬州,前后8年时间。
每年秋天做月饼的时候，原料中用到核桃，需要手工一个个砸开。我父亲就去领几麻袋核桃。每袋差不多是25公斤，我在家砸回后交给加工坊15公斤还是17.5公斤核桃仁，拿了工钱，多下来的核桃，还能自己吃上一点。
食品加工的另一块是酱品坊，主要生产酱油、醋、咸菜和萝卜干。每年秋天放秋忙假的时候，酱品坊要腌萝卜干。初一的时候，我去和女工、童工一起削萝卜尾巴，每天五毛钱。初二的时候，我父亲让我和强劳力一起在腌萝卜的缸里使劲跳，把萝卜踩实，每天可以拿一元钱。农历十月的时候，天已经很冷了。第一天回家，我的脚冻得通红，完全麻木了。我母亲帮我用温水慢慢泡暖和。第二天花了4.5元给我买了一双高筒胶鞋，结果到了盐水里，上面的胶一天就全部掉了。
镇上有两个饭店，分别在镇东西两头。东头的饭店靠着我们小学，我去买过几次油条。西头的饭店，前门对着大街，后门在院子里。后门靠着我们家的门只有三四米。我外公的姨父，我称为姨太公，六七十年代是我们那里的一道风景线。 他老人家，一年到头，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他都挎个篮子， 拄着拐杖上街，经常中午到饭店点一个菜自斟自饮， 喝点小酒。
在饭店买的饭菜，饭店可以送到家里。中午放学时，经常在街上看到饭店里的服务员拎着笼屉送菜上门。这大概就是最早的外卖了。当时一个肉圆五分钱，一碗红烧肉5毛钱，一条鱼根据大小3毛到一元不等，大多数的炒菜都是一元钱。晚饭后，我经常在饭店里听到他们饭店的人在结算当日账单，说今天卖了100元，今天卖了200元。
当时曲霞血吸虫病还没有根治，需要每年普查。1974年，供销社有几个人被查出来血吸虫病，就一起被安排到曲霞医院去治疗。医院在我去上学的时候稍微绕一点点路就到了。那几个人住院期间，我每天早上从饭店拎一筐油条和一大罐豆浆送到医院他们的病房。当时我刚刚看过三种版本的水浒传。我在医院，和他们一起吃油条，然后给他们讲不同版本水浒的故事。
我和小学的小朋友们有的时候也会到饭店里去逛逛，口袋没有钱，也买不了东西，就在饭店里看看。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饭店里卖春卷，我们4个同学凑了钱一起买了吃。那个春卷是用韮黄、肉丝和红薯粉芡做的，三分钱一个，一两粮票4个。到南大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从新街口回来到南大广州路校门附近一个饭店里，我们4个同学也是这样凑钱买春卷的。春卷是同样的馅，同样的味道。同样也是4个人，买来的春卷好分。当时我以为春卷就是只有这种味道的。但是后来几十年想找这个口味的春卷，一直没找到。
饭店有一个姓殷的厨师，外号大嘴。他曾经表演过一口吃两个月饼和六个桃酥的把戏。饭店的粮食和原料仓库里晚上是轮流值班的。一个夏天的晚上，殷师傅带着4岁的儿子来值班。他们这个仓库和我们家是隔壁房间，窗户紧挨着。所谓值班，也就是在这儿睡个觉。夏天的晚上，我们都是挂着蚊帐睡觉的。殷师傅不知怎么搞的，一脚把儿子踢到了床下。儿子被蚊子咬醒了，在那儿使劲哭，喊爸爸也喊不醒。院子外面的邻居听到了哭，就来帮助喊，还是喊不醒。邻居拿来竹竿，从窗户伸进去捅殷师傅并高喊，“枪毙啊，杀头啊，你家伢儿被蚊子咬死了”。夏日的夜里，我在旁边房间里听得清清楚楚，但是殷师傅没有听到。他儿子被咬的时间太长了，也太困了，又睡着了。这时候殷师傅醒了，床上儿子不见了。他大喊，“佤（我）的宝宝呢？”
殷师傅的手艺很好，尤其是做的蟹黄小笼包。1978年我考上南大之后，陈友文叔叔专门买两买了两笼小笼包，请我吃为我送行。他带着他的三岁的孙子过来，给我买了两笼小笼包，说是让我吃的。我也不懂得谦让。吃到一半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孙子在旁边，才想起来让他孙子和我一起吃。1990年，我在南大博士毕业之后，到曲霞镇李圩村一个企业去谈项目。这个厂的厂长早上专门骑车到3公里以外的曲霞饭店，请我吃殷师傅做的蟹黄包。后来曲霞汤包崛起。“殷氏汤包”的名声仅次另一家“德泉汤包”，成为曲霞名片之一。
“德泉汤包”的第一代老板娘玉琪也是曲霞镇西头饭店的厨师。80年的我父亲到新市供销社工作。有一次我要回南京，但是车票很难买。在新市供销社工作的玉琪的女婿专门陪我从新市到泰兴车站，帮我找人买了到南京的票。后来进入微信时代我才知道，“德泉汤包”现在的老板娘是我太平小学的同学，嫁到杨家变成了现在“德泉汤包”的掌门人。“德泉汤包”和“殷氏汤包”都自称是乾隆时代传下来的。有一次我和靖江“尚香汤包”的老板聊起这个乾隆时代，他说我们汤包行业的人都是这么说的。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到网上看了一下，“尚香汤包”宣称是三国时代孙权妹妹、刘备夫人孙尚香发明的。不过孙尚香要发明也是在镇江啊。靖江明朝年间才慢慢在长江里沉积成陆，孙尚香不可能在一千多年前跑到长江水底下去干这么前卫的发明啊。
合作商店有一个职工姓李。他的四个小孩分别起名为李建中、李建华、李建民、李建国。批林批孔的时候，这个事情被别人拎出来了，这还得了，建中华民国。有天晚上，就在西头饭店的大厅里开批判会。我们小学也派了老师和同学代表参加。1979年7月我在南大上学。快要放暑假的时候，我父亲和李建中一起到南京出差，住在鼓楼百货商店后院里叫做“金陵饭店”的旅馆里。后来新街口36层的金陵饭店建起来以后，成为当时全国最高建筑。鼓楼这个“金陵饭店”就改名了。我现在回国在南京经常住在新街口金陵饭店，每每想起我还去过另外一个“金陵饭店”。
合作商店有三个零售店，在镇的东头、西头、中间各有一个。
我母亲的一个堂姑，也就是我的姑奶奶家，公私合营时要派人去淮阴建供销社，我的姑爷爷就去了淮阴（后来知道是下面的灌南县陈集公社），姑奶奶就在曲霞合作商店工作。WG 期间， 姑爷爷几年没有消息。1972年腊月廿五晚上，我们坐在他家里在聊天，突然前屋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是三年没有消息的姑爷爷回来了，这真是喜从天降。
姑奶奶开始在西头店里工作，我到店里去，她就让我帮着卖东西。有一个人想测试我，拿了一元钱说买一盒两分钱的火柴，我找给他0.98元。我妹妹在旁边看到说，他给你一张，你怎么给他那么多钱啊？
初中的时候，姑奶奶到了东头店里。我在三排青石板铺的曲霞街上，经常看见她推着独轮车，车上装着酱油坛，到镇西头西石桥外边批发部去进货。
1974年暑假，我帮我们班很多同学写批林批孔假期作文。我约了两个女同学两天在东头合作商店店里给她们作文。结果她们把日期记错了，在同一天在店里撞到了，搞得我很尴尬。
合作商店的下伸点中，我去过太平、拾圩、吉明和肖榨的下伸点。肖榨以前有街的。七十年代，三条青石铺成的街道还在那里。50年代小公社的时候，是肖榨公社所在地。后来肖榨小学也升格为五七学校，办过高中，出过几个大学生。肖榨下伸点的营业员姓姜。他的二女儿和我母亲在太平小学是同事。1970年一个星期六带着我到她家去住了一个晚上。那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就在他们下伸点门市部看着他们卖东西。1977年曲霞通汽车之后，姜家另一个女儿姜云成了成为曲霞汽车站很长时间唯一的售票员。
合作商店有专人管理曲霞街上的自由市场，主要是给卖鱼和竹子的双方定价。这个人姓宋，长得比较胖，是曲霞街上唯一一个大夏天光着膀子在街上逛荡的人。我后来看到“水浒”里武松怒打蒋门神，一下子就联想到这个人。
水产品的价格是随行就市的。在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水产品价格非常高，能卖出3，5元一斤。我母亲的一个小学同事捞鱼摸虾本事很大，索性放弃了小学老师的工作，国家户口也不要，专门捞鱼去了。
那时候逮螃蟹的方法，我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匪夷所思。在河面上用一个很长的竹竿挂一个网，竹竿与水面平齐，夜里用手电筒照着这根竹竿，身强力壮的螃蟹从网上爬上来就把竹竿收回来，把螃蟹逮下来。所以那时间吃的螃蟹都是身体健康，份量很足的。丁连长的父亲被分配到我外公家村旁边河边去抓螃蟹。他搭了一个草棚在河边。我经常晚上没事时去看他，帮他抓螃蟹。当时还有传说，三只身强力壮，能够从毛玻璃斜坡上爬到一定距离的螃蟹，可以在香港换一只手表。
1980年，我父亲调到隔壁镇新市供销社任主任。不久后，我在曲霞中学的班主任刘奎老师也调到新市中学任校长。我父亲去看他，但是他不在，别的几个老师在打乒乓球。我父亲说能不能我也打两下？那些老师们认为供销社的人都是农村土包子上来的，一副很轻蔑的样子说，你那你就打两下吧。结果都被我父亲打得落花流水（我父亲70岁的时候，我还打不过他）。然后这些老师问杨主任，你也是在哪里读过书的？这时候刘校长回来了，告诉这些老师，杨主任的儿子超过了我们这个中学历年所有学生的录取。我到这个中学的目标就是努力培养出像杨主任儿子这样优秀的学生。
1982年，泰兴供销社对申请参加助理会计师考试的人员进行培训，指定我父亲做培训老师。等那些人拿到职称之后，才发现他们的老师还不是助理会计师。就有人来问我父亲，怎么你没有评职称呀？1983年，我父亲一边培训，一边自己也拿到了助理会计师职称。
1984年秋天，我要回南京开学，我父亲在泰兴供销干部学校开会。上午我骑自行车到了供销干部学校。我到南京的汽车是12:00的。11:00左右，我父亲带我到学校食堂去跟师傅讲，我们要赶车，能不能提前帮我们装一碗馄饨？食堂一个人说，你是谁呀？等到开饭的时间再说。旁边一个人跟他讲，这是马上要来上任的杨校长。
但是还没等到我父亲到泰兴去上任，我父亲在有多年传统的曲霞十月十三庙会上碰到了曲霞50年代的区委书记，现在的扬州市供销社主任吴荣富。吴主任问了我父亲的家庭情况。我父亲说家里每个人发展得都很好，但是五个人分散在四个地方。当时我妹妹刚刚分配到扬州工作，我在南京，我母亲和弟弟还在曲霞。吴主任说，那你不要去泰兴了，直接到扬州来工作吧。我父亲在1985年春节前调到扬州市供销社任业务科副科长。我母亲随后也调到了扬州。我父亲刚到扬州时，住在扬州市供销干部学校的集体宿舍。那里有很多从泰兴供销社来培训的工作人员。后来我父亲分了房子之后，这些人每个星期六晚上都跑到我们家来吹牛聊天。每次我回扬州一般也都是周末，家里都是坐得满满的泰兴来的客人。扬州市供销社当时在建两幢楼，扬州大厦和扬州酒店。扬州大厦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长者题字。这是在公开场所看到的最早的长者的题字。扬州酒店四个字是由吴荣富题的。
当时过年的香烟还是要票的。放寒假我到江苏农学院我同学那边去玩，还带了几张过年分配的香烟票给他们。当时过年的香烟还是要票的。放寒假我到江苏农学院我同学那边去玩，还带了几张过年分配的香烟票给他们。
我父亲到扬州工作之后，经常到省供销社来开会。开会的地点大多是在蒋王庙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野生植物研究所。我从我父亲那里知道，南京那些几个最有名的，长江南北货商店，梅岭南北货商店，都是属于供销社的。再后来，发展得兴旺蓬勃的苏果集团也是属于供销社系统的。那些与农副产品（所谓的南北货）沾边的商店，是由供销社经营的。
供销社子弟回忆供销社(下)
yangz (2026-02-13 20:21:32) 评论 (0)那时候泰兴有个啤酒厂，在我老家刁铺镇，叫做环溪啤酒（刁铺曾经的名字），是王洪文的五虎将小兄弟粉碎四人帮后被判刑最重的刁铺人马振龙帮助家乡搞起来的。上大学以后，有的时候放假我先到刁铺去看我叔叔和姑姑，同时也要去看一下刁铺镇葛书记。他是我父亲的朋友。葛书记就会给啤酒厂打电话，你们给曲霞发一车啤酒过去，然后我就跟着这辆装啤酒的车回到曲霞。
合作商店里与供销社关系最紧密的是茶食加工坊。这个加工坊紧挨供销社办公室。加工坊的老师傅们是解放前的人马。以前的老板姚瑞祥变成了现在的会计，以前的伙计杨永泰成了加工坊的组长。他们正常平时做得最多的就是脆饼，每天送到供销社日杂部去卖。
中秋节的时候做月饼，过年之前做桃酥、酥糖、桂香糖、花生糖、京枣、云片糕，有的时候也做馓子，还有一种咸包脆。每年冬天晚加工年货时，院子里挂着汽油灯，所有地方都亮堂堂的。有一种董糖，当时的全称是秦邮董糖，说是邻近的高邮词人秦观发明的，后来又说董糖嘛，是离得更近的如皋才女董小宛发明的。反正非常好吃，现在我还记得当年的味道。
曲霞那一带，亲戚家生了小孩，就到供销社买两斤脆饼去看望，叫做“望月子”。放学之后，我经常到加工坊去玩，坐在桌子旁边帮他们做脆饼，现在大概还记得这个脆饼是怎么叠起来并且擀好的。我本来在家里堂屋里搭了一张床。初中时我母亲的表弟到镇上农中上高中要寄住在我们家，我只好搬出去住在加工坊的师傅们的集体宿舍里。1976年搞防震抗震，我住进防震棚里。到南京上大学放假回来,也继续住在防震棚里, 直到我父母1984年调到扬州,前后8年时间。
每年秋天做月饼的时候，原料中用到核桃，需要手工一个个砸开。我父亲就去领几麻袋核桃。每袋差不多是25公斤，我在家砸回后交给加工坊15公斤还是17.5公斤核桃仁，拿了工钱，多下来的核桃，还能自己吃上一点。
食品加工的另一块是酱品坊，主要生产酱油、醋、咸菜和萝卜干。每年秋天放秋忙假的时候，酱品坊要腌萝卜干。初一的时候，我去和女工、童工一起削萝卜尾巴，每天五毛钱。初二的时候，我父亲让我和强劳力一起在腌萝卜的缸里使劲跳，把萝卜踩实，每天可以拿一元钱。农历十月的时候，天已经很冷了。第一天回家，我的脚冻得通红，完全麻木了。我母亲帮我用温水慢慢泡暖和。第二天花了4.5元给我买了一双高筒胶鞋，结果到了盐水里，上面的胶一天就全部掉了。
镇上有两个饭店，分别在镇东西两头。东头的饭店靠着我们小学，我去买过几次油条。西头的饭店，前门对着大街，后门在院子里。后门靠着我们家的门只有三四米。我外公的姨父，我称为姨太公，六七十年代是我们那里的一道风景线。 他老人家，一年到头，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他都挎个篮子， 拄着拐杖上街，经常中午到饭店点一个菜自斟自饮， 喝点小酒。
在饭店买的饭菜，饭店可以送到家里。中午放学时，经常在街上看到饭店里的服务员拎着笼屉送菜上门。这大概就是最早的外卖了。当时一个肉圆五分钱，一碗红烧肉5毛钱，一条鱼根据大小3毛到一元不等，大多数的炒菜都是一元钱。晚饭后，我经常在饭店里听到他们饭店的人在结算当日账单，说今天卖了100元，今天卖了200元。
当时曲霞血吸虫病还没有根治，需要每年普查。1974年，供销社有几个人被查出来血吸虫病，就一起被安排到曲霞医院去治疗。医院在我去上学的时候稍微绕一点点路就到了。那几个人住院期间，我每天早上从饭店拎一筐油条和一大罐豆浆送到医院他们的病房。当时我刚刚看过三种版本的水浒传。我在医院，和他们一起吃油条，然后给他们讲不同版本水浒的故事。
我和小学的小朋友们有的时候也会到饭店里去逛逛，口袋没有钱，也买不了东西，就在饭店里看看。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饭店里卖春卷，我们4个同学凑了钱一起买了吃。那个春卷是用韮黄、肉丝和红薯粉芡做的，三分钱一个，一两粮票4个。到南大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从新街口回来到南大广州路校门附近一个饭店里，我们4个同学也是这样凑钱买春卷的。春卷是同样的馅，同样的味道。同样也是4个人，买来的春卷好分。当时我以为春卷就是只有这种味道的。但是后来几十年想找这个口味的春卷，一直没找到。
饭店有一个姓殷的厨师，外号大嘴。他曾经表演过一口吃两个月饼和六个桃酥的把戏。饭店的粮食和原料仓库里晚上是轮流值班的。一个夏天的晚上，殷师傅带着4岁的儿子来值班。他们这个仓库和我们家是隔壁房间，窗户紧挨着。所谓值班，也就是在这儿睡个觉。夏天的晚上，我们都是挂着蚊帐睡觉的。殷师傅不知怎么搞的，一脚把儿子踢到了床下。儿子被蚊子咬醒了，在那儿使劲哭，喊爸爸也喊不醒。院子外面的邻居听到了哭，就来帮助喊，还是喊不醒。邻居拿来竹竿，从窗户伸进去捅殷师傅并高喊，“枪毙啊，杀头啊，你家伢儿被蚊子咬死了”。夏日的夜里，我在旁边房间里听得清清楚楚，但是殷师傅没有听到。他儿子被咬的时间太长了，也太困了，又睡着了。这时候殷师傅醒了，床上儿子不见了。他大喊，“佤（我）的宝宝呢？”
殷师傅的手艺很好，尤其是做的蟹黄小笼包。1978年我考上南大之后，陈友文叔叔专门买两买了两笼小笼包，请我吃为我送行。他带着他的三岁的孙子过来，给我买了两笼小笼包，说是让我吃的。我也不懂得谦让。吃到一半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孙子在旁边，才想起来让他孙子和我一起吃。1990年，我在南大博士毕业之后，到曲霞镇李圩村一个企业去谈项目。这个厂的厂长早上专门骑车到3公里以外的曲霞饭店，请我吃殷师傅做的蟹黄包。后来曲霞汤包崛起。“殷氏汤包”的名声仅次另一家“德泉汤包”，成为曲霞名片之一。
“德泉汤包”的第一代老板娘玉琪也是曲霞镇西头饭店的厨师。80年的我父亲到新市供销社工作。有一次我要回南京，但是车票很难买。在新市供销社工作的玉琪的女婿专门陪我从新市到泰兴车站，帮我找人买了到南京的票。后来进入微信时代我才知道，“德泉汤包”现在的老板娘是我太平小学的同学，嫁到杨家变成了现在“德泉汤包”的掌门人。“德泉汤包”和“殷氏汤包”都自称是乾隆时代传下来的。有一次我和靖江“尚香汤包”的老板聊起这个乾隆时代，他说我们汤包行业的人都是这么说的。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到网上看了一下，“尚香汤包”宣称是三国时代孙权妹妹、刘备夫人孙尚香发明的。不过孙尚香要发明也是在镇江啊。靖江明朝年间才慢慢在长江里沉积成陆，孙尚香不可能在一千多年前跑到长江水底下去干这么前卫的发明啊。
合作商店有一个职工姓李。他的四个小孩分别起名为李建中、李建华、李建民、李建国。批林批孔的时候，这个事情被别人拎出来了，这还得了，建中华民国。有天晚上，就在西头饭店的大厅里开批判会。我们小学也派了老师和同学代表参加。1979年7月我在南大上学。快要放暑假的时候，我父亲和李建中一起到南京出差，住在鼓楼百货商店后院里叫做“金陵饭店”的旅馆里。后来新街口36层的金陵饭店建起来以后，成为当时全国最高建筑。鼓楼这个“金陵饭店”就改名了。我现在回国在南京经常住在新街口金陵饭店，每每想起我还去过另外一个“金陵饭店”。
合作商店有三个零售店，在镇的东头、西头、中间各有一个。
我母亲的一个堂姑，也就是我的姑奶奶家，公私合营时要派人去淮阴建供销社，我的姑爷爷就去了淮阴（后来知道是下面的灌南县陈集公社），姑奶奶就在曲霞合作商店工作。WG 期间， 姑爷爷几年没有消息。1972年腊月廿五晚上，我们坐在他家里在聊天，突然前屋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是三年没有消息的姑爷爷回来了，这真是喜从天降。
姑奶奶开始在西头店里工作，我到店里去，她就让我帮着卖东西。有一个人想测试我，拿了一元钱说买一盒两分钱的火柴，我找给他0.98元。我妹妹在旁边看到说，他给你一张，你怎么给他那么多钱啊？
初中的时候，姑奶奶到了东头店里。我在三排青石板铺的曲霞街上，经常看见她推着独轮车，车上装着酱油坛，到镇西头西石桥外边批发部去进货。
1974年暑假，我帮我们班很多同学写批林批孔假期作文。我约了两个女同学两天在东头合作商店店里给她们作文。结果她们把日期记错了，在同一天在店里撞到了，搞得我很尴尬。
合作商店的下伸点中，我去过太平、拾圩、吉明和肖榨的下伸点。肖榨以前有街的。七十年代，三条青石铺成的街道还在那里。50年代小公社的时候，是肖榨公社所在地。后来肖榨小学也升格为五七学校，办过高中，出过几个大学生。肖榨下伸点的营业员姓姜。他的二女儿和我母亲在太平小学是同事。1970年一个星期六带着我到她家去住了一个晚上。那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就在他们下伸点门市部看着他们卖东西。1977年曲霞通汽车之后，姜家另一个女儿姜云成了成为曲霞汽车站很长时间唯一的售票员。
合作商店有专人管理曲霞街上的自由市场，主要是给卖鱼和竹子的双方定价。这个人姓宋，长得比较胖，是曲霞街上唯一一个大夏天光着膀子在街上逛荡的人。我后来看到“水浒”里武松怒打蒋门神，一下子就联想到这个人。
水产品的价格是随行就市的。在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水产品价格非常高，能卖出3，5元一斤。我母亲的一个小学同事捞鱼摸虾本事很大，索性放弃了小学老师的工作，国家户口也不要，专门捞鱼去了。
那时候逮螃蟹的方法，我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匪夷所思。在河面上用一个很长的竹竿挂一个网，竹竿与水面平齐，夜里用手电筒照着这根竹竿，身强力壮的螃蟹从网上爬上来就把竹竿收回来，把螃蟹逮下来。所以那时间吃的螃蟹都是身体健康，份量很足的。丁连长的父亲被分配到我外公家村旁边河边去抓螃蟹。他搭了一个草棚在河边。我经常晚上没事时去看他，帮他抓螃蟹。当时还有传说，三只身强力壮，能够从毛玻璃斜坡上爬到一定距离的螃蟹，可以在香港换一只手表。
1980年，我父亲调到隔壁镇新市供销社任主任。不久后，我在曲霞中学的班主任刘奎老师也调到新市中学任校长。我父亲去看他，但是他不在，别的几个老师在打乒乓球。我父亲说能不能我也打两下？那些老师们认为供销社的人都是农村土包子上来的，一副很轻蔑的样子说，你那你就打两下吧。结果都被我父亲打得落花流水（我父亲70岁的时候，我还打不过他）。然后这些老师问杨主任，你也是在哪里读过书的？这时候刘校长回来了，告诉这些老师，杨主任的儿子超过了我们这个中学历年所有学生的录取。我到这个中学的目标就是努力培养出像杨主任儿子这样优秀的学生。
1982年，泰兴供销社对申请参加助理会计师考试的人员进行培训，指定我父亲做培训老师。等那些人拿到职称之后，才发现他们的老师还不是助理会计师。就有人来问我父亲，怎么你没有评职称呀？1983年，我父亲一边培训，一边自己也拿到了助理会计师职称。
1984年秋天，我要回南京开学，我父亲在泰兴供销干部学校开会。上午我骑自行车到了供销干部学校。我到南京的汽车是12:00的。11:00左右，我父亲带我到学校食堂去跟师傅讲，我们要赶车，能不能提前帮我们装一碗馄饨？食堂一个人说，你是谁呀？等到开饭的时间再说。旁边一个人跟他讲，这是马上要来上任的杨校长。
但是还没等到我父亲到泰兴去上任，我父亲在有多年传统的曲霞十月十三庙会上碰到了曲霞50年代的区委书记，现在的扬州市供销社主任吴荣富。吴主任问了我父亲的家庭情况。我父亲说家里每个人发展得都很好，但是五个人分散在四个地方。当时我妹妹刚刚分配到扬州工作，我在南京，我母亲和弟弟还在曲霞。吴主任说，那你不要去泰兴了，直接到扬州来工作吧。我父亲在1985年春节前调到扬州市供销社任业务科副科长。我母亲随后也调到了扬州。我父亲刚到扬州时，住在扬州市供销干部学校的集体宿舍。那里有很多从泰兴供销社来培训的工作人员。后来我父亲分了房子之后，这些人每个星期六晚上都跑到我们家来吹牛聊天。每次我回扬州一般也都是周末，家里都是坐得满满的泰兴来的客人。扬州市供销社当时在建两幢楼，扬州大厦和扬州酒店。扬州大厦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长者题字。这是在公开场所看到的最早的长者的题字。扬州酒店四个字是由吴荣富题的。
当时过年的香烟还是要票的。放寒假我到江苏农学院我同学那边去玩，还带了几张过年分配的香烟票给他们。当时过年的香烟还是要票的。放寒假我到江苏农学院我同学那边去玩，还带了几张过年分配的香烟票给他们。
我父亲到扬州工作之后，经常到省供销社来开会。开会的地点大多是在蒋王庙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野生植物研究所。我从我父亲那里知道，南京那些几个最有名的，长江南北货商店，梅岭南北货商店，都是属于供销社的。再后来，发展得兴旺蓬勃的苏果集团也是属于供销社系统的。那些与农副产品（所谓的南北货）沾边的商店，是由供销社经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