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文联副主席王林的几则“交代”(六）
关于李伯宁的情况
解放战争期间，一九四六年春夏间，李伯宁在《冀中导报》、我在冀中文协工作时，我才认识他。他那时喜欢写一些新诗，我不大懂新诗，所以也就交谈甚少。后来他调其它的工作，就不来往了。建国以后十几年，我们也没有来往。
一九五五年他来津治病，到我家来了一趟。他来我家前，我大概先在前天津市委党史办公室组织的党史展览室（在原莫斯科电影院楼下把角的房子里）里见到了肃宁县（当时划归天津市一个时期）油印的小本子党史初稿，其中有个小标题是：《吓破敌胆的李伯宁》。这个标题给我的印象极深。因此我见到李伯宁时，又听说他在治病养病，我就劝他把肃宁县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扫荡”后的英勇斗争写一写。因为辅导业余作者也是我们专业作者的任务之一。他说他已经开始写了一部分，今天找我也是有找我帮助的意思。谈到我当时对他的帮助，主要是根据我的经验：必须把正面人物写好才能保证这部小说站得住脚，因为正面人物是体现毛泽东思想、党的政策路线的关键。至于反面人物容易写活，并且写活写死关系不太大。
肃宁县在冀中一九四二年日寇“五月大扫荡”中受到日伪的摧残最严重，而我们党政军民的斗争也最英勇坚强。一九四五年春冀中全面打开胜利局面也是先从肃宁县开始的。肃宁和全冀中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坚持斗争到底，击溃了日伪各色各样的“扫荡”、“清剿”，积小胜为大胜，从胜利走向胜利，是毛主席《论持久战》及其战略思想在冀中根据地的运用所造成的。因此要写肃宁县革命干部和广大群众的英勇抗日战争史，离不开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我要求李伯宁的是写这种人民战争的思想主题，他自己也是企图表现这种战略思想和广大人民的英勇抗战史实的。因此我一有机会到北京就打电话催他，问他写出多少了。有时我们在电话中谈谈，有时他坐汽车到我住处谈一谈。我几次要求为他请“创作假”（当时国务院有此给业余作者请创作假的条例），他坚决拒绝，并且要求我为他写小说事保密，因为他觉得没有把握写好，请了创作假倒造成自己的包袱。因此我就没有把这种意见强加于他。
后来他写出了第一部分，我的意见是介绍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叫他们打印多份，以便广泛征求意见，进一步加工修改，我一个人的意见毕竟是太片面化的。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说好了，由他们刻印了，给我寄来刻印的稿本两三份，叫我分发出去征求意见。我也留下一份看。因为刻印得不清楚，我硬着头皮看了几次也没有看完。
从我硬着头皮看过的部分稿中，给我的印象是：主题思想还是好的，冀中根据地人民群众在毛主席《论持久战》的人民战争思想指导下，怎样克服了种种困难和错误思想，最后战胜了日寇侵略者。但是在艺术性上差，体现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主人公（大概是县委书记）没有引人入胜、光芒四射的形象和戏剧情节。我看了半天还没有在天津展览过的肃宁县党史初稿上的小标题《吓破敌胆的李伯宁》给我的感染力大。因此我后来见到他（大概也写过信）就曾经说过：“你要是能够写成那句标题给我的感染力才成。现在你这小说，还没有那个标题给我的印象深！”
写文章，尤其是写文艺性的文章，离不开作者的直接经验，否则就会隔鞋挠痒。这是毛主席在《实践论》里所教导我们的。利用自己的直接实践经验写文章，不等于美化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我觉得李伯宁写《黎园风暴》小说稿，是想为冀中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和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员干部树碑立传，而不是为他个人树碑立传。他当时是当县长，而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在党的组织上是在本县代表党来运用党的政策的，当然县委书记不能一言堂，也要有集体领导。再一说，小说也不能完全跟真人真事一模一样，这也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所指示过的。
李伯宁的《黎园风暴》仅只是初稿，刻印出来是为征求意见，以便进一步加工修改的，距离定稿和出版还远得很。我所知道的就这些，此供参改。
王 林（天津市文联）
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
关于程志华的情况
一九四二年夏，我在冀中根据地安平县杨各庄坚持反对日寇所谓“五月大扫荡”。秋季（青纱帐要砍掉时）我离开此地区到了冀中第六地委地区。一九四三年秋冬间又转回冀中第七地委地区的安平县杨各庄一带坚持反“日寇清剿”斗争。约在一九四三年冬旧历十月底十一月上旬间，我到杨各庄去过一趟。杨各庄村干部张文发向我说：“村里住着一个八路军后勤部门的伤号，一年多了伤口也没有好，群众和干部为这件事都很焦心。”所谓“焦心”，我当时理解是群众和干部为这个伤号的伤“焦心”，另一个“焦心”是村里的一个“负担”。因为当时杨各庄周围还有好几个日伪岗楼据点，日伪随时可以包围村庄，而村中住着一个有枪伤的八路军，如被日伪发觉，日伪就会对全村进行疯狂屠杀。张文发用代表村干部的口气，叫我跟这个伤号谈谈，劝他回老家去养伤，以减轻杨各庄的“负担”。我于是由张文发领着去见这个八路军伤员。见时，伤员报名“程志华”，因他的姓名与冀中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近似，所以容易记住。
我问了问他的伤口情况，他又撩开被子叫我看了看。这一点我记忆很深，当时他的伤口尚未结口，使我相信村干部给我所介绍的情况。我在六地委时听见说有的抗日干部或村干部受了枪伤，就利用敌工关系或亲友社会关系，化装小商人到敌战区去治伤。因此我听程志华说他有个表亲在敌战区做买卖，就劝他利用这种社会关系回老家（他家旧城就是敌战区）去治伤养伤。程志华当时表示不愿意，宁愿坚持到底。我就劝他利用社会关系回老家或到敌战区先去把已经拖了一年半而未结口的伤治好，回来再参加抗日工作。我并说：“你家是高阳旧城村，九分区司令员魏洪亮我认识，我可以写信证明你回老家治伤养伤是我劝你做的，而不是你自己自由行动的。这件事以后我也永远在政治上负责任。但是你如果借治伤养伤为名到敌战区干了别的对不起民族国家的事，那就由你个人负责任了。”
我并且立即给魏洪亮写了信。当时，程志华虽然把我写的信接下了，但没有表示一定要按照我的劝告行事。
我这次见他躺在炕上，盖着被子，还没有棉袄。我离开他后，就向村干部建议给他动员了一件棉袄。
我这次去杨各庄，是搜集杨各庄的杨恩淼（外号神童小翻译）协同八路军拿掉角邱日伪岗楼的故事，并且在此村写出了初稿。
我在杨各庄住了没有几天就离开了。后来（约在一九四四年春）我又到杨各庄见到张文发，他说：“那个八路军伤员（指程志华）听了你的话，给家写了信，家里打发人来接回去了。”至于怎样接走的具体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解放战争期间，高阳县人民政府曾经过组织系统向我调查过程志华上述情况，我如实交代了。那一次来调查者说程志华当时在高阳县人民政府民政科工作。后来河北省机关来调查程志华这一段情况，我老实交代程志华一九四三年回敌战区老家去治伤养伤，是我出的主意，是我给魏洪亮写了信证明。
一九六三年我跟着天津市各界赴水灾区慰问团到了高阳，各处找程志华，始终没有找到下落。一九六五年报上登出了他的姓名，我给他所在机关打电话询问，因此后来他与爱人到我家看我一趟。谈起在杨各庄见面的事（一九六五年前，我与他只见过此一面），我说错了年份，他更正说：“是一九四三年，不是一九四二年，你写的神童小翻译拿角邱日寇岗楼的文章，还不是我替你誊清的吗？”由这篇文章，使我回忆起我们那一次见面，是一九四三年冬，而不是一九四二年秋。因此我就说：“以往我给你写证明材料，都写是一九四二年秋，那不对了。应当是一九四三年冬。”因此我又向他声明说：“你回敌战区治伤养伤这件事，是我先提出和动员的。我也为这件事给魏洪亮司令员写过信。这件事不论何时，我都必须做证明和负责任。”其它情况，没有谈。
在一九六五年这次见面时，我才知道《神童小翻译》那篇稿的誊清稿，是程志华替我抄的（以前总认为是杨各庄村干部替我抄的）。这时正赶上我的这篇故事被天津百花出版社选入故事集出版了，我就趁这机会赠送程志华一本做纪念。
我一生跟程志华就见过上述两次面。
王 林
一九六九年二月三日
我与黑线人物的关系——王亢之
1、我与王亢之的关系
我是在一九四三年秋末冬初之间，由冀中根据地第七地委宣传部长王乐天（现在中央农村工作部）介绍而认识王亢之，并且由此时期到一九四四年四月初，曾不断跟着他和七地委的《黎明报》社一起打游击坚持工作。当时王亢之是《黎明报》社的社长。是时冀中日伪据点、岗楼仍密如蛛网，日伪天天出来“扫荡”、“清剿”。《黎明报》是七地委的机要部门，我当时又是从冀中第六地委通过党委秘密交通站转到七地委来，我本人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扫荡”前在冀中文建会工作。因此，要不是七地委正式介绍，王亢之和《黎明报》社决不肯叫我同他们一道住他们报社的极其机密的堡垒户。
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扫荡”前，我并不认识王亢之。那时我与安国县的干部王抗之因工作关系较熟悉。这个王抗之，在反“五月大扫荡”后回村当党支书，一九四三年冬我曾到他村调查过他在他本村破获一个国民党特务案件。（此同志现在不知在何处工作）
从一九四三年秋末冬初到一九四四年四月初之间，在我多次同王亢之和《黎明报》社编辑部打游击期间，日伪疯狂气焰已经不像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扫荡”初期。这期间，我同他们只碰上一次日伪包围我们所住在村（我们是经常转移的），这就是一九四四年旧历正月初一驻在深泽县和安平县交界的大堡村，日伪军黎明时包围了村，房东王老林预先发现告诉了我们，我们钻了地道，一直到下午日伪离开大堡村以后才出来。没有受到危害。当时《黎明报》编辑部三人：王亢之、李麦、郑某（已病死），连我四人。
《黎明报》社的组织并不只编辑部三人，此外还有电台、出版印刷部，但是当时不在一处隐蔽，而是由交通员宋金英联系。我只和编辑部三人在一起过。
当时在说闲话时，听说一九四三年春天他们在定县赵庄遇见一次敌伪包围，相当危险，详细经过他们没有说。最近看到李麦三月十七日写的大字报（旧市委门前）才知道他们那一次遇到危险的详情和可疑之处。他们当时不详细谈此事，可能也是怕别人听出破绽。王亢之在一九四二年曾被日伪抓住过，当时宋金英没有向我说过，也没有听见别人说过。是最近才先听见传说，后来又亲自看了看李麦的大字报。“帕司”的问题，当时也没有听见说过王亢之有，也没有见过。
一九四四年四月初我就到铁路西山区晋察冀边区中共北方分局党校学习：整风审干，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才出校。当年十月份回到冀中，先做了半年调查国民党特务暗杀我安平县委的案件，一九四六年春夏间才回到冀中区党委机关，开始做冀中文协（与作协相似）。因文协自己成立不起独立的财政开支单位，由冀中区党委宣传部指示由《冀中导报》社兼管。这时《冀中导报》社的社长是王亢之，秘书长是杨循（现在河北大学）。王亢之也常通过冀中区党委宣传部分配我们出发采访典型材料。由此与王亢之的工作来往又多了起来。
一九四四年初，王亢之调到《晋察冀日报》（邓拓负责）工作，就离开了冀中。当年的年底，我解放军包围天津后，王亢之又组织了《天津日报》的班子，进了天津市后就当了《天津日报》的社长。我进天津市初期在天津市总工会工作，因做工会文教工作，在工作上与王亢之、方纪（《天津日报》副刊部）有工作接触，但不多。一九五二年我调到文联机关后，王亢之不久也调到天津市委宣传部工作，方纪也当上了天津市文化局长，对我是直接领导关系。我初到文联，仍以养病为主。直到一九五五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开始后，才参加了文联临时党组的工作。当时临时党组书记是方纪，王亢之代表市委亲自抓。方纪在这一运动中不老实，不肯交代自己跟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关系，并以“反胡风的英雄”自封，因此我给天津市委书记处写一封信揭发控诉此事（此信由王亢之转的），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回答，也不曾见方纪对此罪行有何检讨交代。由此我认为王亢之包庇方纪（还有万晓塘，他当时是市委审干五人小组长），对方纪的意见再也不在他面前反映。一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在河北宾馆市委扩大会议上，当着王亢之（他当时以市委书记的身份参加我们小组听会）才把我多年对方纪的意见和看法一下都揭发控诉了出来。（这个大会上有两种记录，一种是简报，铅印出来供开会者参考；另一种是完全按原话整理，供市委常委看，可能是打印。）我这一次一气揭发了两个小时，根据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认为方纪是典型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是王亢之当场毫无表情，更没有说一句支持我的揭发控诉的话。
在这个大会上，在晚饭后散步时，还碰见过王亢之一次。当时孙振也遛在一起了。孙振与王亢之是《晋察冀日报》的同事，早熟悉。孙振这时向王亢之献计：“你用人不当，你要是把干部选择好了，工作就好做了。”当时我就觉得孙振是‘毛遂自荐’，说王亢之在文联依靠陈因不对，应该依靠他，孙振。王亢之听了频频点头。
八月二十六日河北宾馆的市委大会结束，我回文联机关后，一直到他畏罪自杀身死，我再没有见过他，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或通过信。
我一九五〇年在医院动手术，医生出事故使我造成局部残疾，是天津市医疗界在建国以来有名的事故之一，王亢之是知道的，我也当面向他讲述过。我调到文联工作以后，特别是搬到大理道文联宿舍住以后，跟王亢之原来的住处（一九六六年冬他才搬家）等于是前后邻家。他与他老婆许明有时在晚饭后遛弯到我家，问我病情，说如需要名医会诊，或用特种药品，可以跟他说（他是文教书记，也管医疗卫生界）。但是我当时也享有“特诊证”，已经很受优待了，所以也不曾找他约名医生会诊或要名贵药品。但也为了免得他这样大干部到我家去，也就隔些日子就到他家去闲扯一会，证明我还没有出意外。
河北省委迁来天津市以后，梁斌觉得河北省对他的照顾不够，就私自找王亢之解决。他找王亢之时就常拉我一同去。后来梁斌又告我说王亢之已患有严重的心肺病，随时有暴卒的可能。因此，看他的次数比以前更多了。但是知道有重病，又知道他每天开会开得很疲劳，所以只扯些闲话。他屋中挂着很多名画名字（大部分是由艺文阁借来的，挂挂再还），我认为在别处也不易见到，就便开开眼界。他喜欢玩砚台，自称是“玩物而不丧志”。方纪自封是鉴别古砚的“名家”，我对此毫无兴趣，只看字画。
他消息灵通，能看的文件多。文教界犯了错误而受到处分的如齐燕铭之流，他先知道。他就常以此“警告”我们。当时我认为他是“关心”我们，怕我们也犯错误。今天看来，那是他一套特务哲学：谨小慎微，以图长期埋伏在党里，窥测时机夺权。
文化大革命以来，文联革命群众以及机关以外的革命群众要我写王亢之的材料很多，访问的次数也很多。一直到本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指示以前，我只是认为：“万晓塘称王亢之为自己的‘大笔杆子’，利用他掌握住了文教、卫生、宣传、统战系统的干部。王亢之长期执行的是旧中宣部陆定一、周扬的文化、文艺修正主义路线。”（去年二月二十一日我写的大字报《万晓塘、张淮三反党宗派集团的形成和罪恶活动》）去年夏在大街上看见了市革筹某同志借中央首长名义保证王亢之等调查教改工作的大字报以后，心里说：“王亢之执行了一辈子陆定一、周扬的黑线，可巧在四清时赶上了个好领导，真是吉星高照！”因此这时认为王亢之包庇方纪，也就是包庇自己的历史罪恶。“二·二一”指示和王亢之畏罪自杀以后，我才提高对他的认识，才认识了他原来就是个大特务，深泽县特务集团中的一个大头目。
一九六六年八月在河北宾馆参加市委扩大会时，在简报上只看见那个日特“帕司”是宋景毅的胞兄宋步峰有，当时还没有揭露出是王亢之也有。当时只认为他给宋步峰介绍工作是有罪的，但还没有认识到他就是持有日寇特务“帕司”的大特务、大内奸。
一九五四年春我随解放军慰问团到了包头市（内蒙），遇见一个王亢之的中学同学（包钢筹备主任刘耀宗），说在中学时代他又想参加“一二九”运动，又非常胆小，我见他平素又谨小慎微，所以也就说他的性格是“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今天看来，这完全是超阶级观点，敌我不分的庸人哲学。利用黑会黑戏疯狂地进行夺权，进行反革命夺权，他何曾胆小？他只是利用“谨小慎微”的幌子，进行大特务、叛徒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罢了，长期以来我都没有识破他，今天回想起来，真是后怕。我应当在这一件阶级斗争中吸取最大的教训。
我和大特务、大叛徒王亢之的来往，暂时先交代在这里，想起来再继续交代。
王 林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附王亢之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给我的复信一件。
说明：一九六四年冬我在南郊区咸水沽公社吴家稻地大队参加四清运动。因分配问题与一同志发生了争论，我赞成“按劳分配加照顾”，在“照顾”过程中就可以“照顾”了贫下中农。但有的同志主张完全“按劳分配”。我不同意，因此给当时天津市委四清工作团长王亢之写了一封信，申述我的意见。这是他回复我的原信。信皮上的毛笔字，是王亢之的手迹。信笺上的钢笔字，是他的秘书的笔迹，不是他本人的笔迹。今一同送上审查。
王 林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天津市文联副主席王林的几则“交代”(六）
毛囡 (2026-02-10 08:29:09) 评论 (0)天津市文联副主席王林的几则“交代”(六）
关于李伯宁的情况
解放战争期间，一九四六年春夏间，李伯宁在《冀中导报》、我在冀中文协工作时，我才认识他。他那时喜欢写一些新诗，我不大懂新诗，所以也就交谈甚少。后来他调其它的工作，就不来往了。建国以后十几年，我们也没有来往。
一九五五年他来津治病，到我家来了一趟。他来我家前，我大概先在前天津市委党史办公室组织的党史展览室（在原莫斯科电影院楼下把角的房子里）里见到了肃宁县（当时划归天津市一个时期）油印的小本子党史初稿，其中有个小标题是：《吓破敌胆的李伯宁》。这个标题给我的印象极深。因此我见到李伯宁时，又听说他在治病养病，我就劝他把肃宁县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扫荡”后的英勇斗争写一写。因为辅导业余作者也是我们专业作者的任务之一。他说他已经开始写了一部分，今天找我也是有找我帮助的意思。谈到我当时对他的帮助，主要是根据我的经验：必须把正面人物写好才能保证这部小说站得住脚，因为正面人物是体现毛泽东思想、党的政策路线的关键。至于反面人物容易写活，并且写活写死关系不太大。
肃宁县在冀中一九四二年日寇“五月大扫荡”中受到日伪的摧残最严重，而我们党政军民的斗争也最英勇坚强。一九四五年春冀中全面打开胜利局面也是先从肃宁县开始的。肃宁和全冀中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坚持斗争到底，击溃了日伪各色各样的“扫荡”、“清剿”，积小胜为大胜，从胜利走向胜利，是毛主席《论持久战》及其战略思想在冀中根据地的运用所造成的。因此要写肃宁县革命干部和广大群众的英勇抗日战争史，离不开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我要求李伯宁的是写这种人民战争的思想主题，他自己也是企图表现这种战略思想和广大人民的英勇抗战史实的。因此我一有机会到北京就打电话催他，问他写出多少了。有时我们在电话中谈谈，有时他坐汽车到我住处谈一谈。我几次要求为他请“创作假”（当时国务院有此给业余作者请创作假的条例），他坚决拒绝，并且要求我为他写小说事保密，因为他觉得没有把握写好，请了创作假倒造成自己的包袱。因此我就没有把这种意见强加于他。
后来他写出了第一部分，我的意见是介绍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叫他们打印多份，以便广泛征求意见，进一步加工修改，我一个人的意见毕竟是太片面化的。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说好了，由他们刻印了，给我寄来刻印的稿本两三份，叫我分发出去征求意见。我也留下一份看。因为刻印得不清楚，我硬着头皮看了几次也没有看完。
从我硬着头皮看过的部分稿中，给我的印象是：主题思想还是好的，冀中根据地人民群众在毛主席《论持久战》的人民战争思想指导下，怎样克服了种种困难和错误思想，最后战胜了日寇侵略者。但是在艺术性上差，体现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主人公（大概是县委书记）没有引人入胜、光芒四射的形象和戏剧情节。我看了半天还没有在天津展览过的肃宁县党史初稿上的小标题《吓破敌胆的李伯宁》给我的感染力大。因此我后来见到他（大概也写过信）就曾经说过：“你要是能够写成那句标题给我的感染力才成。现在你这小说，还没有那个标题给我的印象深！”
写文章，尤其是写文艺性的文章，离不开作者的直接经验，否则就会隔鞋挠痒。这是毛主席在《实践论》里所教导我们的。利用自己的直接实践经验写文章，不等于美化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我觉得李伯宁写《黎园风暴》小说稿，是想为冀中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和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员干部树碑立传，而不是为他个人树碑立传。他当时是当县长，而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在党的组织上是在本县代表党来运用党的政策的，当然县委书记不能一言堂，也要有集体领导。再一说，小说也不能完全跟真人真事一模一样，这也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所指示过的。
李伯宁的《黎园风暴》仅只是初稿，刻印出来是为征求意见，以便进一步加工修改的，距离定稿和出版还远得很。我所知道的就这些，此供参改。
王 林（天津市文联）
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
关于程志华的情况
一九四二年夏，我在冀中根据地安平县杨各庄坚持反对日寇所谓“五月大扫荡”。秋季（青纱帐要砍掉时）我离开此地区到了冀中第六地委地区。一九四三年秋冬间又转回冀中第七地委地区的安平县杨各庄一带坚持反“日寇清剿”斗争。约在一九四三年冬旧历十月底十一月上旬间，我到杨各庄去过一趟。杨各庄村干部张文发向我说：“村里住着一个八路军后勤部门的伤号，一年多了伤口也没有好，群众和干部为这件事都很焦心。”所谓“焦心”，我当时理解是群众和干部为这个伤号的伤“焦心”，另一个“焦心”是村里的一个“负担”。因为当时杨各庄周围还有好几个日伪岗楼据点，日伪随时可以包围村庄，而村中住着一个有枪伤的八路军，如被日伪发觉，日伪就会对全村进行疯狂屠杀。张文发用代表村干部的口气，叫我跟这个伤号谈谈，劝他回老家去养伤，以减轻杨各庄的“负担”。我于是由张文发领着去见这个八路军伤员。见时，伤员报名“程志华”，因他的姓名与冀中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近似，所以容易记住。
我问了问他的伤口情况，他又撩开被子叫我看了看。这一点我记忆很深，当时他的伤口尚未结口，使我相信村干部给我所介绍的情况。我在六地委时听见说有的抗日干部或村干部受了枪伤，就利用敌工关系或亲友社会关系，化装小商人到敌战区去治伤。因此我听程志华说他有个表亲在敌战区做买卖，就劝他利用这种社会关系回老家（他家旧城就是敌战区）去治伤养伤。程志华当时表示不愿意，宁愿坚持到底。我就劝他利用社会关系回老家或到敌战区先去把已经拖了一年半而未结口的伤治好，回来再参加抗日工作。我并说：“你家是高阳旧城村，九分区司令员魏洪亮我认识，我可以写信证明你回老家治伤养伤是我劝你做的，而不是你自己自由行动的。这件事以后我也永远在政治上负责任。但是你如果借治伤养伤为名到敌战区干了别的对不起民族国家的事，那就由你个人负责任了。”
我并且立即给魏洪亮写了信。当时，程志华虽然把我写的信接下了，但没有表示一定要按照我的劝告行事。
我这次见他躺在炕上，盖着被子，还没有棉袄。我离开他后，就向村干部建议给他动员了一件棉袄。
我这次去杨各庄，是搜集杨各庄的杨恩淼（外号神童小翻译）协同八路军拿掉角邱日伪岗楼的故事，并且在此村写出了初稿。
我在杨各庄住了没有几天就离开了。后来（约在一九四四年春）我又到杨各庄见到张文发，他说：“那个八路军伤员（指程志华）听了你的话，给家写了信，家里打发人来接回去了。”至于怎样接走的具体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解放战争期间，高阳县人民政府曾经过组织系统向我调查过程志华上述情况，我如实交代了。那一次来调查者说程志华当时在高阳县人民政府民政科工作。后来河北省机关来调查程志华这一段情况，我老实交代程志华一九四三年回敌战区老家去治伤养伤，是我出的主意，是我给魏洪亮写了信证明。
一九六三年我跟着天津市各界赴水灾区慰问团到了高阳，各处找程志华，始终没有找到下落。一九六五年报上登出了他的姓名，我给他所在机关打电话询问，因此后来他与爱人到我家看我一趟。谈起在杨各庄见面的事（一九六五年前，我与他只见过此一面），我说错了年份，他更正说：“是一九四三年，不是一九四二年，你写的神童小翻译拿角邱日寇岗楼的文章，还不是我替你誊清的吗？”由这篇文章，使我回忆起我们那一次见面，是一九四三年冬，而不是一九四二年秋。因此我就说：“以往我给你写证明材料，都写是一九四二年秋，那不对了。应当是一九四三年冬。”因此我又向他声明说：“你回敌战区治伤养伤这件事，是我先提出和动员的。我也为这件事给魏洪亮司令员写过信。这件事不论何时，我都必须做证明和负责任。”其它情况，没有谈。
在一九六五年这次见面时，我才知道《神童小翻译》那篇稿的誊清稿，是程志华替我抄的（以前总认为是杨各庄村干部替我抄的）。这时正赶上我的这篇故事被天津百花出版社选入故事集出版了，我就趁这机会赠送程志华一本做纪念。
我一生跟程志华就见过上述两次面。
王 林
一九六九年二月三日
我与黑线人物的关系——王亢之
1、我与王亢之的关系
我是在一九四三年秋末冬初之间，由冀中根据地第七地委宣传部长王乐天（现在中央农村工作部）介绍而认识王亢之，并且由此时期到一九四四年四月初，曾不断跟着他和七地委的《黎明报》社一起打游击坚持工作。当时王亢之是《黎明报》社的社长。是时冀中日伪据点、岗楼仍密如蛛网，日伪天天出来“扫荡”、“清剿”。《黎明报》是七地委的机要部门，我当时又是从冀中第六地委通过党委秘密交通站转到七地委来，我本人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扫荡”前在冀中文建会工作。因此，要不是七地委正式介绍，王亢之和《黎明报》社决不肯叫我同他们一道住他们报社的极其机密的堡垒户。
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扫荡”前，我并不认识王亢之。那时我与安国县的干部王抗之因工作关系较熟悉。这个王抗之，在反“五月大扫荡”后回村当党支书，一九四三年冬我曾到他村调查过他在他本村破获一个国民党特务案件。（此同志现在不知在何处工作）
从一九四三年秋末冬初到一九四四年四月初之间，在我多次同王亢之和《黎明报》社编辑部打游击期间，日伪疯狂气焰已经不像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扫荡”初期。这期间，我同他们只碰上一次日伪包围我们所住在村（我们是经常转移的），这就是一九四四年旧历正月初一驻在深泽县和安平县交界的大堡村，日伪军黎明时包围了村，房东王老林预先发现告诉了我们，我们钻了地道，一直到下午日伪离开大堡村以后才出来。没有受到危害。当时《黎明报》编辑部三人：王亢之、李麦、郑某（已病死），连我四人。
《黎明报》社的组织并不只编辑部三人，此外还有电台、出版印刷部，但是当时不在一处隐蔽，而是由交通员宋金英联系。我只和编辑部三人在一起过。
当时在说闲话时，听说一九四三年春天他们在定县赵庄遇见一次敌伪包围，相当危险，详细经过他们没有说。最近看到李麦三月十七日写的大字报（旧市委门前）才知道他们那一次遇到危险的详情和可疑之处。他们当时不详细谈此事，可能也是怕别人听出破绽。王亢之在一九四二年曾被日伪抓住过，当时宋金英没有向我说过，也没有听见别人说过。是最近才先听见传说，后来又亲自看了看李麦的大字报。“帕司”的问题，当时也没有听见说过王亢之有，也没有见过。
一九四四年四月初我就到铁路西山区晋察冀边区中共北方分局党校学习：整风审干，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才出校。当年十月份回到冀中，先做了半年调查国民党特务暗杀我安平县委的案件，一九四六年春夏间才回到冀中区党委机关，开始做冀中文协（与作协相似）。因文协自己成立不起独立的财政开支单位，由冀中区党委宣传部指示由《冀中导报》社兼管。这时《冀中导报》社的社长是王亢之，秘书长是杨循（现在河北大学）。王亢之也常通过冀中区党委宣传部分配我们出发采访典型材料。由此与王亢之的工作来往又多了起来。
一九四四年初，王亢之调到《晋察冀日报》（邓拓负责）工作，就离开了冀中。当年的年底，我解放军包围天津后，王亢之又组织了《天津日报》的班子，进了天津市后就当了《天津日报》的社长。我进天津市初期在天津市总工会工作，因做工会文教工作，在工作上与王亢之、方纪（《天津日报》副刊部）有工作接触，但不多。一九五二年我调到文联机关后，王亢之不久也调到天津市委宣传部工作，方纪也当上了天津市文化局长，对我是直接领导关系。我初到文联，仍以养病为主。直到一九五五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开始后，才参加了文联临时党组的工作。当时临时党组书记是方纪，王亢之代表市委亲自抓。方纪在这一运动中不老实，不肯交代自己跟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关系，并以“反胡风的英雄”自封，因此我给天津市委书记处写一封信揭发控诉此事（此信由王亢之转的），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回答，也不曾见方纪对此罪行有何检讨交代。由此我认为王亢之包庇方纪（还有万晓塘，他当时是市委审干五人小组长），对方纪的意见再也不在他面前反映。一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在河北宾馆市委扩大会议上，当着王亢之（他当时以市委书记的身份参加我们小组听会）才把我多年对方纪的意见和看法一下都揭发控诉了出来。（这个大会上有两种记录，一种是简报，铅印出来供开会者参考；另一种是完全按原话整理，供市委常委看，可能是打印。）我这一次一气揭发了两个小时，根据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认为方纪是典型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是王亢之当场毫无表情，更没有说一句支持我的揭发控诉的话。
在这个大会上，在晚饭后散步时，还碰见过王亢之一次。当时孙振也遛在一起了。孙振与王亢之是《晋察冀日报》的同事，早熟悉。孙振这时向王亢之献计：“你用人不当，你要是把干部选择好了，工作就好做了。”当时我就觉得孙振是‘毛遂自荐’，说王亢之在文联依靠陈因不对，应该依靠他，孙振。王亢之听了频频点头。
八月二十六日河北宾馆的市委大会结束，我回文联机关后，一直到他畏罪自杀身死，我再没有见过他，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或通过信。
我一九五〇年在医院动手术，医生出事故使我造成局部残疾，是天津市医疗界在建国以来有名的事故之一，王亢之是知道的，我也当面向他讲述过。我调到文联工作以后，特别是搬到大理道文联宿舍住以后，跟王亢之原来的住处（一九六六年冬他才搬家）等于是前后邻家。他与他老婆许明有时在晚饭后遛弯到我家，问我病情，说如需要名医会诊，或用特种药品，可以跟他说（他是文教书记，也管医疗卫生界）。但是我当时也享有“特诊证”，已经很受优待了，所以也不曾找他约名医生会诊或要名贵药品。但也为了免得他这样大干部到我家去，也就隔些日子就到他家去闲扯一会，证明我还没有出意外。
河北省委迁来天津市以后，梁斌觉得河北省对他的照顾不够，就私自找王亢之解决。他找王亢之时就常拉我一同去。后来梁斌又告我说王亢之已患有严重的心肺病，随时有暴卒的可能。因此，看他的次数比以前更多了。但是知道有重病，又知道他每天开会开得很疲劳，所以只扯些闲话。他屋中挂着很多名画名字（大部分是由艺文阁借来的，挂挂再还），我认为在别处也不易见到，就便开开眼界。他喜欢玩砚台，自称是“玩物而不丧志”。方纪自封是鉴别古砚的“名家”，我对此毫无兴趣，只看字画。
他消息灵通，能看的文件多。文教界犯了错误而受到处分的如齐燕铭之流，他先知道。他就常以此“警告”我们。当时我认为他是“关心”我们，怕我们也犯错误。今天看来，那是他一套特务哲学：谨小慎微，以图长期埋伏在党里，窥测时机夺权。
文化大革命以来，文联革命群众以及机关以外的革命群众要我写王亢之的材料很多，访问的次数也很多。一直到本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指示以前，我只是认为：“万晓塘称王亢之为自己的‘大笔杆子’，利用他掌握住了文教、卫生、宣传、统战系统的干部。王亢之长期执行的是旧中宣部陆定一、周扬的文化、文艺修正主义路线。”（去年二月二十一日我写的大字报《万晓塘、张淮三反党宗派集团的形成和罪恶活动》）去年夏在大街上看见了市革筹某同志借中央首长名义保证王亢之等调查教改工作的大字报以后，心里说：“王亢之执行了一辈子陆定一、周扬的黑线，可巧在四清时赶上了个好领导，真是吉星高照！”因此这时认为王亢之包庇方纪，也就是包庇自己的历史罪恶。“二·二一”指示和王亢之畏罪自杀以后，我才提高对他的认识，才认识了他原来就是个大特务，深泽县特务集团中的一个大头目。
一九六六年八月在河北宾馆参加市委扩大会时，在简报上只看见那个日特“帕司”是宋景毅的胞兄宋步峰有，当时还没有揭露出是王亢之也有。当时只认为他给宋步峰介绍工作是有罪的，但还没有认识到他就是持有日寇特务“帕司”的大特务、大内奸。
一九五四年春我随解放军慰问团到了包头市（内蒙），遇见一个王亢之的中学同学（包钢筹备主任刘耀宗），说在中学时代他又想参加“一二九”运动，又非常胆小，我见他平素又谨小慎微，所以也就说他的性格是“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今天看来，这完全是超阶级观点，敌我不分的庸人哲学。利用黑会黑戏疯狂地进行夺权，进行反革命夺权，他何曾胆小？他只是利用“谨小慎微”的幌子，进行大特务、叛徒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罢了，长期以来我都没有识破他，今天回想起来，真是后怕。我应当在这一件阶级斗争中吸取最大的教训。
我和大特务、大叛徒王亢之的来往，暂时先交代在这里，想起来再继续交代。
王 林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附王亢之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给我的复信一件。
说明：一九六四年冬我在南郊区咸水沽公社吴家稻地大队参加四清运动。因分配问题与一同志发生了争论，我赞成“按劳分配加照顾”，在“照顾”过程中就可以“照顾”了贫下中农。但有的同志主张完全“按劳分配”。我不同意，因此给当时天津市委四清工作团长王亢之写了一封信，申述我的意见。这是他回复我的原信。信皮上的毛笔字，是王亢之的手迹。信笺上的钢笔字，是他的秘书的笔迹，不是他本人的笔迹。今一同送上审查。
王 林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