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的关键词，不是“吃”，而是“忙”。“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从腊八开始，一路忙到除夕，年味就在这好几个星期的忙碌里，慢慢酝酿，越等越香。

  鲁迅在《祝福》里写鲁镇过年：“这是年终的大典……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地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 没有这种热热闹闹的忙，就没有年味。农村的年味一向比城市重，正因为春节的前戏繁复、杂乱，又格外隆重。



  我们小时候，去饭店本身就是一件等同于过年的大事。目的纯粹，就为了吃一口好的。

   我记忆中的第一次，是随我爸妈从下放的地方回北京。那次我爸一个人，带着大包行李，还有饥肠辘辘的我和我表弟，十岁和八岁，先坐四小时汽车到县城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到省城，再转车到北京。因为火车晚点，我爸带我们走进一家小饭馆。店里有几张木桌，长条板凳，好像走进了电影《满意不满意》。具体吃的什么不记得了，大概盖浇饭之类，适合抱着饭碗大口吞咽的那种。那是我毕生最美味的一顿。

  在七、八十年代，家里条件拮据，父母的工资月月光不说，90%以上都喂饱一家人，哪有余钱去饭店，平时加个餐就是打牙祭了。



  我妈一直想买件大衣，可往往刚攒点钱，就贴在一家人伙食上了。比如，从食堂打份回锅肉回来。我妈善于自嘲：“得，今天把半只袖子给吃了。”有一年夏天发洪水，水退后有农民卖鱼，我爸背回一条十斤重的大鱼，全家欢天喜地。我妈叹口气，又少了一个袖子。那件大衣终究是个念想，没能穿上。

  结婚后，我先生也提起过这辈子第一次的外食，他们那里称作“下馆子”。也是在县城车站，坐了汽车准备第一次坐火车——公公送他去大学报到。吃了什么不记得，可能是一碗面条，反正肚里没油水什么都好吃。吃完了舍不得走，看路边摊贩包馄饨印象深刻：拿一根小木棍，在肉馅里戳一下，再往面皮上一擦，让面皮“闻”一下肉味，卷起来，一个就好了。

  我家回到北京后，进入到八十年代，生活开始好了一些；但去饭店，也不常有。每次外出吃饭，进门前，一家人得先分工：找座的、等座的、交钱开票的，负责帮忙端菜的。那时我和我表弟按照我姐说法，瘦得像夏衍《包身工》里的两根 芦柴棒。尤其是我，刘胡兰的故事看多了，小脸绷的，成天大义凛然的，带有天然“道德绑架力”。于是我和表弟负责盯座。

   一进门，要先巡视全场，跟老鹰捉小鸡似的，在那些个只顾埋头苦干的后脑勺里，揪出目标来：谁的碗里见底了，谁的筷子撒手了。然后快步上前，往人家身后一戳，盯着他吃。最好盯得那位脊梁骨发毛，赶紧抹嘴走人。有时也不能盯太紧，还要环顾四周，让其他等座人注意到：这桌已经有主了，别过来搞恶性竞争。

   表弟比我更灵通，对方屁股刚抬起一寸，他便能侧身泥鳅似地钻过去，半个屁股先占上椅边，同时脚勾住一个，手拉住另一个，把全套“防御工事”迅速布置好。但现实往往残酷，等了半天，位子刚空，常有不讲理的大人直接无视我们，椅子“嗖”地一下就被抽走。

   等菜上齐，一家人终于可以坐庄，反而变成弱势团体，因为等座的人围过来了。有人等得无聊，习惯把脚搁在椅子横梁上，抖抖抖。我这边夹个菜，战战兢兢，也跟着一筷子下去抖三抖。人家不知道的，还奇怪呢，没想到小孩也有得帕金森的。偏偏爱这么抖的，通常还是那种五大三粗、看着就不好惹的大汉……

  在这种被环伺的情况下，家常话是说不成的，只能点评某道菜品的咸淡。有时社牛大哥还参与讨论，“这鱼香肉丝，瞧着就不咋地。”双手抱胸，满脸不屑。我并不讨厌他质疑我家的品味，因为他一开口，脚就停了。

  这几年，流行大年三十全家去饭店吃年夜饭，终于过上了不用忙就能吃饱的日子。听说不少大酒店生意爆棚，得提前好几周才能订到席位。有的人家早上开席，有的人家半夜开席，啥时候吃年夜饭，饭店排班表说了算。　

  等到了点儿，大家伙儿齐齐地来了，客客气气地坐着，谁也不用盯着谁的后脑勺，谁也不用担心椅子被抽走。万事挺如意，就是年味淡了。不过话说回来，也许下一代人，会怀念我们现在这种体面团圆，至少准点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