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并非一夜之间“脱离中国”。早在清朝时期，蒙古诸部通过“盟旗制度”纳入帝国版图，属于一种松散而特殊的统治关系。辛亥革命之后，清帝国崩塌，边疆地区纷纷出现权力真空。1911年，外蒙古在沙俄支持下宣布“独立”，但这一地位并未得到国际普遍承认。
真正改变局势的，是二战末期的国际博弈。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成为外蒙古命运的关键节点。在这一协定中，苏联承诺对日作战，而作为交换条件之一，就是维持外蒙古“现状”——换句话说，默许其独立地位。随后，国民政府在苏联压力下，于1945年同意举行公投。1946年，外蒙古以“几乎全票”的结果宣布独立，南京政府被迫承认。
1949年郭沫若发文时，外蒙古的独立已成为既成事实。郭沫若同志说：“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蒙古的独立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的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 。
郭沫若说：“关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 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 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蒙古的独立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郭沫若的论证逻辑，强词夺理，铿锵有力，极具时代特色，令人“骄傲”和自豪。他提出了一个核心判断标准：判断一块土地归属的正当性，不在于历史或主权，而在于“人民是否更加幸福”。
郭沫若这篇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意味着一种经过筛选与放大的政治表达，而非随意的思想独白。当时中苏关系处于高度结盟阶段，它不仅是个人观点，更是一种舆论信号，作为一种效忠宣言，彻头彻尾地“讨好”苏联。
假若郭沫若的说法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那么，今天用这个来看台湾问题，是否可以用郭沫若的逻辑说：如果台湾人民“更幸福”，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