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求学 我在襄阳城被解放军攻破后，即刻返回了竹条铺乡下。 我在竹条铺街上看到解放军张贴的招收文化宣传员的广告,也就是解放军宣传队招兵。 跟当时的襄阳任何一个老百姓一样，我也是头回见到解放军。加上我当时对共产党缺乏了解，没有去报名参加，再者，父亲也不让我去，他对于国共两党都害怕，始终认为人有一技之长才保险。 就这样错过了现在享受离休老干部的待遇。 结果，过后不久，解放军实行战略转移，驻襄樊的部队都撤走了。国民党的军队又卷土重来。 我家在乡下，我又很少上街。杨文英家在柿子铺，与我家还有一段距离，也不方便来往。乡下消息闭塞，没有广播，没有报纸，家中也没有在外工作之人，正真是井中蛙，坐井观天，外部世界有些什么变化，啥也不知道。 当时乡下的老百姓，对国共两党的斗争没有什么兴趣，跟与往一样，对于改朝换代抱持无所谓的态度。 老百姓噻，不管啥朝代，都是种地纳粮，做顺民。不管你什么朝代，都离不开农民老百姓！哪个朝代能不吃饭穿衣？！少数极度贫穷的老百姓，可能在听到共产党的宣传后，会盼着共产党来，对自己的翻身有好处。 而少数富户，地主和商人害怕共产党来，共产他们的财富，也是惶惶不可终日。 偶尔的，有外出做生意的人回来，传说在大别山，桐柏山都有共军出没。说起朱毛领导的军队，简直就是神通广大，出神入化，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而国军不堪一击，尽吃败战。也有另一种说法：共产党共产共妻！听了叫人害怕。一般人家无多少产可共，所以不怕，但是，共妻一说，就令人反感。谁家没有妻子女儿？一般人家都没有三妻四妾，都没有多余老婆可以共享！这个太可怕了！我当时对于“共产共妻”的说法也是抱持半信半疑态度。 1948年8月，襄樊地区的中学生，都听到了一个消息：但凡未能考入五高和五师的初中毕业生，都可以免费去荆门上高中。一时之间，闲在家里的男女学生们都纷纷南下荆门去继续求学。 我家面临大街，每天都能看到三五成群的男女青年向樊城方向移动。 也就是这时，杨文英又来找我。她说她们杨家湖地区的中学毕业生们，有两拨已经去到荆门进入了当地临时高中。据说：一路上由政府管路费，入学后，公费读书，不愁食宿，这是多好的机会啊！我们也去吧！ 我父亲也听了杨文英的情况介绍，他表示赞成。他说：你们正年轻，国共两党都要争取你们。你们目前还没有一技之长，哪怕高中毕业，还是不好找工作。去到了地方有机会还是继续去读护士学校，那是一个铁饭碗。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需要护士，有了技术就不怕找不到工作！ 他还以他自己为例，他在青年时候，上了神学院，就选错了专业，要是选学了医学，那么即便老了，有医术还能挣钱，不像现在赋闲在家，啥也干不成。老父亲用自身经历，告诫我二人学技术的重要性。 我当然铭记在心，暗自发誓一定要学一技之长，才能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立足。

 对于襄樊城的老百姓来说，这是生平第一次见到解放军。

后来听说，解放军攻打襄樊，采取的是“掏心战术”，为防盘踞在南阳的国民党守军王凌云逃跑，先将其退路截断，先拿下襄阳，再攻克南阳。

据孟云说：攻克襄阳的部队是二野四纵队的王近山和王宏坤指挥的。王宏坤后来在文革中，投靠了“四人帮，”成为其集团的一分子，晚节不保。

襄阳国民党军方面是康泽坐镇，他是蒋介石的亲信，是搞特工出身，指挥两军对决是门外汉。在城防即将破防时，他自知无力回天，准备弃城从天上逃跑。他调派了部分士兵赶修飞机跑道，被西门外同济医院水塔上，居高临下的解放军观察哨发现，解放军明显加快了攻势。

在农历五月十五，也就是阳历七月十三日，发起了猛攻。一时间，信号弹升空，四个门全线总攻，主攻西门，所以，西门首先被破。解放军冲进城里，与国民党守军展开了巷战。凤鸣在学校里听到了学校外面的厮杀声，脚步声，以及喊着缴枪不杀的口令声，声声交织在一起，响成一片。

她这下知道害怕了，蜷缩在桌子下，不敢动弹。

据传说，攻克襄阳后，解放军到处搜索国军守军司令康泽，足足搜了三天，才找到康泽的藏身处。

他没有来得及乘飞机逃逸，只好躲在襄阳第五师范学校的地下室内，康泽当时闻听城池被破的消息，准备为蒋介石“成仁”，拔枪向着右边头部开枪，被他的副官眼疾手快，用手一拦，子弹没有射中其头部，只是击中了左边臂膀。解放军才得与把他从地下室用担架抬出来。一时间，满城传遍了“活捉康泽”的消息。

解放军进城后，对五高的学生很友善，学生们因此也不惧怕解放军。五高旁边有个国民党军的军火库，解放军就把学生们全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一个小农场去。解放军的指挥员李适，还召集学生们讲话。他说：同学们有愿意到解放区的，我们可以给安排工作，愿意读书的，可以继续读书，不愿意读书的，就可以去工作。大家自愿选择，我们不强迫。

当时的学生，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当时，三大战役尚未开始，国共两党的政局孰优孰劣，还没人看得清楚。

所以，学生们跟上解放军走的不多。而不久后，解放军实现战略转移，主动放弃了襄阳城。

国民党军农历六月又重新进踞了襄阳城。五高的国民党教官又控制了学校，动员学生迁校到距汉口较近的蒲圻。不愿意去的自动取销学籍。学生们大多求学心切，都不愿意注销学籍，于是，大部分学生都随着学校搬迁至浦圻，李凤鸣也在其中。只是，她到了蒲圻以后，就生病了，病得还不轻，这使得她不得不休学回家太平店养病。

她在家养了三个月的病，第二次襄阳攻防战爆发，襄阳再次易手。国民党军彻底完败失守。

1950年，李凤鸣跑到武汉报考中央财贸部经办的财贸学校。当时，她跑来汉口普爱医院找到了我和杨文英，并在我们宿舍留宿。杨文英在帮她洗衣服时，发现了她衣服口袋里的国民党三青团的团员证。杨文英让我看了，我们两都感到奇怪，不明白她为什么还要随身带着这个不祥之物，她这是要干什么？于是，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就偷偷把她的团员证撕毁丢掉，事后也没有告诉她。她也没有过问我们她的三青团团员证下落。直到1951年她参加了工作后，才来信叫我和杨文英给她写证明材料，证明那是学校要求的集体行为，并非她个人与国民党有什么偏爱。

1995年10月，我去青岛旅游时，再次与李凤鸣见面，方才与她聊起这桩当年往事，不像45年前那时，我们之间久未谋面而彼此存有戒心，不敢向她提及三青团团员证。她说她是因为听人家说，参加过反动组织的证件，需要上缴到政府手中，而她带在身上，是要上缴而一时找不到地方上缴而已。所以，并非是如当初我和杨文英所想的那样，她还对国民党存在幻想，揣着它为了蒋介石反攻大陆成功后，可以安身立命。现在我二人提起往事，大家当真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