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博主，青年男子，华人，侨居日本，就业于日企。该君尚未婚配，自然会对同事中的单身女子产生好感，于是试图与她们约会。

据其自述，当他忐忑地向对方提出约会邀请时，对方总是欣然应允，令他颇为得意，心想：日本女生似乎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约。

不料，临近约会之日，对方却总会打来电话，十分客气地表示歉意，说临时出了些意外情况，无法赴约。该君试图另约改日，却往往再也得不到回应。

如此数次之后，该君十分恼火。他去问日本男同事：

“你们日本女生是只对外国人这样，还是对你们也一样？”

答曰：

“对我们也一样。”

于是该君愤愤然道：

“日本女生很不讲信用。”

其实，事情未必如此。

我无从判断那几位女士各自的真实想法，但这种现象，恰好与日本社会中一种常见的沟通习惯相吻合。日本文化强调避免当面冲突，也尽量避免让对方难堪。对于不便接受的请求，人们往往不会立刻说出一个生硬的“不”字，而倾向于以较为含蓄的方式表达拒绝。

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当面不明确拒绝，事后再以客气的理由婉辞，未必意味着出尔反尔，而可能只是双方对于同一种社交信号的理解不同。

对于熟悉这种文化的人来说，这种表达方式所传递的信息往往不难领会；但对于外国人而言，则很容易产生误解。那位博主所经历的，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文化错位。

中日青年因文化差异而在约会中产生误会，不过是生活琐事。然而，类似的误会若发生在外交场合，其后果就可能严重得多。

1969年，由于日本对美国纺织品出口激增，美国国内要求限制日本商品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华盛顿举行的美日首脑会谈中，美国总统尼克松答应推动冲绳归还日本，但同时要求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对输美纺织品实行自主限制。

面对这一要求，佐藤并未明确答应，而是回答：

“善処します。”

字面意思大致相当于“我会妥善处理”或“我会认真考虑”。

问题在于，这句话在日本政治语言中本来就是一种相当模糊的表达。它表示对方的意见已经收到，但并不意味着已经作出了承诺。说话者既没有明确答应，也没有明确拒绝，而是保留了进一步回旋的空间。在某些场合，它甚至会被用作一种不便直言拒绝时的委婉说法。

然而，当时的翻译将其译为：

“I will do my best.”

尼克松听后十分满意，以为佐藤已经同意采取行动。

不料，事后日本在纺织品出口政策上并未作出美国所期待的让步。尼克松因此大为恼火。在他看来，佐藤已经作出了承诺；而在佐藤看来，自己从未承诺过什么。

双方的矛盾当然首先源于利益冲突，但文化差异无疑加剧了这种冲突。

那位华人博主把一句礼貌性的肯定理解为约会成功；尼克松则把一句刻意保持模糊的外交辞令理解为正式承诺。两者虽然轻重悬殊，却具有相同的结构：一方以含蓄的方式表达，另一方则按照自己的文化习惯去理解。

当我们以为自己听懂了对方的话时，往往只是用自己的文化习惯，去解读对方的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