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男性写作里有两条路，表面上相反，底层是同一个需求。

一条是向上融入。把自己寄生到比自己更大的东西里——时代、历史、民族。通过成为它们的书写者和见证者，获得意义的永久性。这类作家觉得自己配得上为时代立传。

另一条是向下俯视。钱钟书和王小波走的是这条。不需要宏大，因为已经站在它上面了。我看透了你们所有人，所以我在更高的地方。钱钟书是书斋式的渊博和解剖，王小波是街头式的反讽和戏谑，腔调不同，位置一样。

这个位置在对待女性角色上暴露得最清楚。

《围城》里的女性——鲍小姐、苏文纨、孙柔嘉——全部是捕猎者。手段不同，动机一致：操控、利用、捕食男性。方鸿渐和赵辛楣是被围猎的对象，是受害者，不需要承担任何主题责任。钱钟书把全部的算计和欲望装进女性角色里，男性角色得以保持某种受难的清白。这不是在写女性，是在用女性来保护男性叙事主体的位置。

王小波更彻底。他的小说里没有女性，只有配合男性欲望的女性肉体。钱钟书至少还在处理女性作为社会行动者，给了她们算计和目的，哪怕是扭曲的凝视，也还是凝视。王小波连这个都省了。女性不需要有内部，不需要有处境，只需要配合完成男性那个反叛和自由的姿态，让那个位置更成立。

这比敌视更彻底。敌视还承认对方存在。

表面上一个臣服于宏大，一个拒绝宏大。但底层是同一个焦虑的两种解法。融入宏大的人怕自己太小，所以依附于大的东西。俯视的人怕自己被看穿，所以先把所有人看穿。两种焦虑，同一个动作：把自己放到一个不受威胁的位置上，站稳了，再开始写。

这就是为什么两条路都很难写出真正有深度的人物。真正进入一个人物，意味着放弃那个稳定的位置。要允许自己被那个人物的处境动摇，要暂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这对两种路数的作家都是真实的危险，所以两种路数都在回避它。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另一个量级，部分原因就在这里——他自己就是不稳定的，他没有一个安全的位置可以站。所以他的人物才能真正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