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文革叙事被控诉派牢牢掌控，以至于文革已经被完全概念化、脸谱化、荒诞化，这说明文革史学研究已经严重僵化和片面化了。关于文革最常见的评价有两种：一种是精英集团的观点，即认为文革是一场由毛泽东发动的利用群众所进行的上层权力斗争。这种观点一方面是将群众看作了群氓，一方面也把参加文革的亿万群众排除出文革历史。不能说这是精英集团故意所为，但至少是认知方面的盲点所致。第二种观点就是官方的观点，即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其实两种观念都是精英史观，即完全忽略和无视文革是一场亿万群众积极参与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有其政治目标的，尽管达到这个目标是以权力斗争为表现的，但把文革仅当作权力斗争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且很容易被证伪。将亿万群众排除出文革历史之外的文革史无法解释文革的诸多事件。
就目前正式出版的文革研究书籍和亲历文革者的回忆录而言，真正从群众眼光看待文革的书籍并不多，我看过的只有三本，一本是陈益南先生所著的《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一本是学者王绍光所著的《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再就是童小溪最近出版的《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众的文化大革命》。
陈益南的书是一本回忆录，以一个造反派的切身经历，详细叙述了文革造反派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从陈益南的书中，我第一次知道文革时的造反派一开始是被打压和迫害的少数派，是被当作右派对待的。陈益南根红苗庄，父亲是地下党员，他本人也是年纪轻轻就入党的积极分子。他之所以文革一开始（资反路线时期）受到打击和迫害，就是因为他给领导提了意见。他的经历和蒯大富及聂元梓很像。蒯大富也是因为给领导提意见被工作组送进学习班批判，聂元梓是因为对陆平不满，尽管陆平与她还有私交，他调到北大就是陆平决定的。
自从反右以来，一直到四清和文革初期，秉公直言给单位领导提意见的群众总是被当作右派对待，反对领导就是反党。这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政治正确。这在王绍光的《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书中也得到证实，文革中的群众参与文革主要起因于对本单位领导的不满，而文革初期因给领导提意见而被打压的少数派，就是批判资反路线后的第一批真正的造反派。造反派的兴起是毛泽东赋权给群众的结果，也是毛泽东的赋权和群众的诉求产生了共鸣的结果。正因此，王绍光认为参加文革的亿万群众并不是非理性的盲从，而是理性的参与。在聂元梓和蒯大富的回忆录中，关于文革初期造反派兴起的叙述也基本与陈益南和王绍光的叙述相同。
文革中那么多群众积极参与，并不只是对毛泽东的崇拜。在文革之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不强烈，为啥文革初期突然爆发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呢？这其中没啥秘密，其实就是普通群众与最高领袖在情感上共鸣了。上中学时，我的一个辽大毕业的老师经常哼唱抬头望见北斗星，低头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我们当时都觉得他精神有问题，因为他哼唱这首歌时，眼神是空洞，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后来我们得知，文革初期时他被打成反党分子关进小黑屋，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据说，他在小黑屋里就天天唱这首歌。后来是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才把他解放出来。毛主席帮他翻了身，他能不崇拜毛主席吗？
童小溪的《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众的文化大革命》还没看完，但作者的研究角度很新颖，即从群众的视角研究文革。这突破了多年来文革研究的官方叙事和精英叙事垄断，仅从这一点就具有革命性和历史研究价值。下面是童小溪关于研究目的的论述，看着很有文革史学造反派和反潮流的味道。
福柯說 ：記憶是鬥爭的重要因素之一誰控制了人們的記憶，誰就控制了人們的行爲的脉動因此，佔有記憶，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悠關的。[1]再也沒有什麽例子能比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集體記憶更能說明福柯的洞見了。有一點很清楚 ：文革沒有離開我們，在今天人們的意識和言語活動中，它反而越來越經常地穿上戲裝出場，在越來越典型化、越來越模式化的漫畫場面中爲當代觀衆排演。文革被化約成一些鮮明生動的符號形象，如 ：紅寶書、忠字舞、抄家、噴氣式等等，這些經過文字和意識生産者的刻意加工，經過官方和主流媒體反覆强化，已經成爲文革歷史的生動而真實的圖解。從福柯有關真理、權力知識生産的視角，來考察文革歷史的現狀，對我們頗有啓發。今天作爲歷史知識的文化大革命，是控制、篩選、操縱，亦即有選擇的記憶與有選擇的遺忘的成果。如果說，啓蒙運動的左右兩翼今天仍在爲法國大革命的古老鬥爭而激戰，那麽作爲不久前的另一場法國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更還遠遠未成爲無害的歷史，還遠遠不是過去，而是和今天的主導統治勢力和主流統治意識過不去。正因爲這樣，才有對有關歷史知識、資料研究、大衆記憶、大衆話語權的控制、操縱和獨佔。
文革本身是貨真價實的政治鬥爭，而不是迪斯尼卡通式的忠字舞彩排，那麽有關文革的歷史知識本身，也別無二致，是矛盾衝突、操縱與反操縱、主宰與被主宰的的場所，更確切說，是記憶與遺忘的政治鬥爭的場所。爲了說明這一點，本章以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的五十天爲探討對象，將官方和主流文獻的記載與那些被忽視、被掩蓋的文獻記載相對照比較，以此來展示記憶與遺忘的政治是怎樣圍繞著文革歷史來展開的。
考慮到官方和主流史學對文革初期（比如第一年，這裏就牽涉到當權派、造反派、迫害、反迫害等敏感問題）的有關事件和人物的有意模糊、混淆、宜粗不易細，本章將幫助讀者回憶被有意遺忘的五十天，幷力圖揭示這歷史長時段裏微不足道的五十天背後，有著什麽樣的宏觀的歷史和制度背景。
关于作者提到的被刻意遗忘的五十天，等下次再聊。
到底有没有群众的文革？
为人父 (2026-05-27 08:07:36) 评论 (0)长期以来，文革叙事被控诉派牢牢掌控，以至于文革已经被完全概念化、脸谱化、荒诞化，这说明文革史学研究已经严重僵化和片面化了。关于文革最常见的评价有两种：一种是精英集团的观点，即认为文革是一场由毛泽东发动的利用群众所进行的上层权力斗争。这种观点一方面是将群众看作了群氓，一方面也把参加文革的亿万群众排除出文革历史。不能说这是精英集团故意所为，但至少是认知方面的盲点所致。第二种观点就是官方的观点，即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其实两种观念都是精英史观，即完全忽略和无视文革是一场亿万群众积极参与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有其政治目标的，尽管达到这个目标是以权力斗争为表现的，但把文革仅当作权力斗争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且很容易被证伪。将亿万群众排除出文革历史之外的文革史无法解释文革的诸多事件。
就目前正式出版的文革研究书籍和亲历文革者的回忆录而言，真正从群众眼光看待文革的书籍并不多，我看过的只有三本，一本是陈益南先生所著的《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一本是学者王绍光所著的《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再就是童小溪最近出版的《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众的文化大革命》。
陈益南的书是一本回忆录，以一个造反派的切身经历，详细叙述了文革造反派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从陈益南的书中，我第一次知道文革时的造反派一开始是被打压和迫害的少数派，是被当作右派对待的。陈益南根红苗庄，父亲是地下党员，他本人也是年纪轻轻就入党的积极分子。他之所以文革一开始（资反路线时期）受到打击和迫害，就是因为他给领导提了意见。他的经历和蒯大富及聂元梓很像。蒯大富也是因为给领导提意见被工作组送进学习班批判，聂元梓是因为对陆平不满，尽管陆平与她还有私交，他调到北大就是陆平决定的。
自从反右以来，一直到四清和文革初期，秉公直言给单位领导提意见的群众总是被当作右派对待，反对领导就是反党。这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政治正确。这在王绍光的《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书中也得到证实，文革中的群众参与文革主要起因于对本单位领导的不满，而文革初期因给领导提意见而被打压的少数派，就是批判资反路线后的第一批真正的造反派。造反派的兴起是毛泽东赋权给群众的结果，也是毛泽东的赋权和群众的诉求产生了共鸣的结果。正因此，王绍光认为参加文革的亿万群众并不是非理性的盲从，而是理性的参与。在聂元梓和蒯大富的回忆录中，关于文革初期造反派兴起的叙述也基本与陈益南和王绍光的叙述相同。
文革中那么多群众积极参与，并不只是对毛泽东的崇拜。在文革之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不强烈，为啥文革初期突然爆发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呢？这其中没啥秘密，其实就是普通群众与最高领袖在情感上共鸣了。上中学时，我的一个辽大毕业的老师经常哼唱抬头望见北斗星，低头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我们当时都觉得他精神有问题，因为他哼唱这首歌时，眼神是空洞，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后来我们得知，文革初期时他被打成反党分子关进小黑屋，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据说，他在小黑屋里就天天唱这首歌。后来是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才把他解放出来。毛主席帮他翻了身，他能不崇拜毛主席吗？
童小溪的《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众的文化大革命》还没看完，但作者的研究角度很新颖，即从群众的视角研究文革。这突破了多年来文革研究的官方叙事和精英叙事垄断，仅从这一点就具有革命性和历史研究价值。下面是童小溪关于研究目的的论述，看着很有文革史学造反派和反潮流的味道。
福柯說 ：記憶是鬥爭的重要因素之一誰控制了人們的記憶，誰就控制了人們的行爲的脉動因此，佔有記憶，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悠關的。[1]再也沒有什麽例子能比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集體記憶更能說明福柯的洞見了。有一點很清楚 ：文革沒有離開我們，在今天人們的意識和言語活動中，它反而越來越經常地穿上戲裝出場，在越來越典型化、越來越模式化的漫畫場面中爲當代觀衆排演。文革被化約成一些鮮明生動的符號形象，如 ：紅寶書、忠字舞、抄家、噴氣式等等，這些經過文字和意識生産者的刻意加工，經過官方和主流媒體反覆强化，已經成爲文革歷史的生動而真實的圖解。從福柯有關真理、權力知識生産的視角，來考察文革歷史的現狀，對我們頗有啓發。今天作爲歷史知識的文化大革命，是控制、篩選、操縱，亦即有選擇的記憶與有選擇的遺忘的成果。如果說，啓蒙運動的左右兩翼今天仍在爲法國大革命的古老鬥爭而激戰，那麽作爲不久前的另一場法國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更還遠遠未成爲無害的歷史，還遠遠不是過去，而是和今天的主導統治勢力和主流統治意識過不去。正因爲這樣，才有對有關歷史知識、資料研究、大衆記憶、大衆話語權的控制、操縱和獨佔。
文革本身是貨真價實的政治鬥爭，而不是迪斯尼卡通式的忠字舞彩排，那麽有關文革的歷史知識本身，也別無二致，是矛盾衝突、操縱與反操縱、主宰與被主宰的的場所，更確切說，是記憶與遺忘的政治鬥爭的場所。爲了說明這一點，本章以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的五十天爲探討對象，將官方和主流文獻的記載與那些被忽視、被掩蓋的文獻記載相對照比較，以此來展示記憶與遺忘的政治是怎樣圍繞著文革歷史來展開的。
考慮到官方和主流史學對文革初期（比如第一年，這裏就牽涉到當權派、造反派、迫害、反迫害等敏感問題）的有關事件和人物的有意模糊、混淆、宜粗不易細，本章將幫助讀者回憶被有意遺忘的五十天，幷力圖揭示這歷史長時段裏微不足道的五十天背後，有著什麽樣的宏觀的歷史和制度背景。
关于作者提到的被刻意遗忘的五十天，等下次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