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接班？

真正影响一个国家国运的，往往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政策，而是一代人。

当今的中国，正面临一个特殊现象：掌握社会头部资源、占据官僚体系中坚位置、控制经济与知识生产领域的主体群体，恰恰是六零后。

而这一代人，又是中国现代史上经历最特殊的一代人。

他们出生于计划经济时代，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成熟于全球化时代。他们身上同时存在三种时代烙印：

小时候，接受的是集体主义教育；

青年时期，看到的是西方的繁荣与先进；

成年后，赶上了中国经济的艰难起步与涉险期。

这一代人的思想形成期，大致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全面向西方学习。管理，学美国；制度，学欧洲；工业，学日本；经济学，学西方。出国留学背景，是精英阶层的标配。对六零后那一代人来说，西方不仅是先进国家，更是理想国的参照。

因此，六零后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一代，也不是完全成长于民族复兴中的新一代。他们更像夹在两种不同气质的时代中间的一代人。这种经历，深刻地塑造了六零后的价值观。今天很多大学教授、企业家、专业人士、高级公务人员，其思想底色都形成于那个时期。

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对于任何国家而言，精英群体是影响国家命运的主动力。

当一个国家的精英群体与国家目标高度一致时，国家会运行在一个稳健顺畅的轨道上。而当两者出现距离时，问题就会逐渐显现，甚至导致国家脱轨的恶果。

近些年来，中国反复强调国家安全、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本质上反映的并不仅仅是外部压力。更深层的问题是：如何确保掌握权力、资本、知识和舆论资源的群体，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延续保持一致。

问题的实质，就是谁来接班。

从年龄结构看，五零后，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六零后，虽不在决策层，但已整体掌控了国家和社会的头部资源；七零后，仍在成长，正准备全面进入权力核心层；八零后，仍扎根基层，接受锻炼。按正常规律，未来的接班梯队应该主要由六零后、七零后完成向八零后的过渡。

但这里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六零后虽然在年龄上最符合接班决策层的要求，但因这一代人深受西方思想和制度的影响，而处于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

从决策层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六零后，是难以取信的一代。

于是，一种特殊的可能性便出现了：未来中国的权力交接，未必完全按照年龄顺序进行。权力交接，存在着一种跨越六零后，重点培养七零后，甚至八零后的可能。

原因很简单。七、八零后的成长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出生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成长于中国国力快速上升时期。八零后看到的世界，不再是中国学习西方，而更多是中国与西方竞争。对于他们而言，西方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榜样，而是现实中的竞争对手。

七、八零后的心理与六零后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同样是出国留学，六零后往往带着学习心态，而七、八零后，则带着比较和竞争的心态；

同样是看待国际秩序，六零后更多看到差距，而七、八零后看到的则是竞争。

这些心理区别意味着，七、八零后正在成为一个具有价值观自信和政治观自信的成长型群体。这样的群体虽然年龄还年轻，无疑已经具有进入决策层的心理基础。

任何一个国家决策层更替的实质，都是代际赓续。

从这个意义上讲，决策层的接班问题，本质上不是年龄问题，而是时代问题，是国家认同问题。国家在遴选决策层接班人的时候，考察的绝不仅仅是这个人的治理能力，与之相比，这个人对国家的归属和认同程度，才是他能否进入决策层的第一门槛。

在这方面，中国的六零后，显然是难以取信的一代，因为他们形成于一个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而未来中国所面对的，却是一个与西方长期竞争的时代。

反观七、八零后，在国家的认同和归属上，相较于六零后，则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由此，未来的决策层与执行层，极可能是一个七、八零后占主体的集体。

在决策层赓续之际，国家需要的不仅是新的领导者，更是新的时代人格。

谁能够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谁就可能获得更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