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多伦多上大学的人来说，租房是一个不必避免的经历。尤其是前几年和第一次租房时，租客要向房东提交背景调查、信用评分、收入证明，或者还需要前房东推荐信、多伦多本地人的担保以及面谈，才能租下一个房子。这种状况，是多伦多的房东素质整体太差？还是加拿大整个社会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当问及多伦多的房东为什么要这样“刁难”租客时，得到的答复是，他们也有一肚子的苦水。我以两个朋友亲身的经历为例：

一个朋友说：他的一个Condo两个月没租出去了。我说，是不是租金价格高了，或者时间不对？他说不是，已经有过4个offer了，都不敢接。他还跟我说：其中一个offer是一个单身女性，五十多岁，带着一个单亲妈妈和她的孩子，三口人靠拿政府的福利生活。她们很着急要租房子，而且还出示了存款证明，我很同情她们，想跟她们成交，但最终还是拒绝了。

这个案例显示，租客和房东都有强烈的愿望，但是房东宁可亏钱继续等，也不愿意简单达成交易。

另一个朋友的经历：几年前租出去的房子租金太低，以致于租金抵不过贷款，所以他要调整价格，但租户不同意。于是朋友决定装修这个房子后卖掉。租客不走，说：现在房租这么贵，我们没钱租别的房子，你给我们找个房子吧？最后，这个朋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补偿了四个月的房租才达到目的。

这个案例显示，房东在多伦多很弱势，江湖上流传“多伦多是租客的天堂房东的地狱”，虽然有些夸张，但绝非是虚言。

了解了这些，各位也就知道，在多伦多租房那么麻烦，是因为房东要避免遇上“租霸”，所以门槛高、条件苛刻，结果导致很多人租房特别困难。

人们很自然会想，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局面呢？政府难道不管一管吗？

我告诉大家，加拿大政府，无论从联邦层面，还是省、市政府层面都在管，而且管得很认真、全面、细致，比如2019年7月联邦出台《国家住房战略法》，计划为期10年，投入超过1150亿加元，目标包括减少住房困难、建设新增住房、提供租金补贴和改善原住民住房条件，而且确立了“以人权为基础的方法”——注重非歧视、包容和问责等原则。2024年联邦又出台《租客权利法案》，要求房东披露房产的租金历史，使用全国统一的租赁合同格式，同时提供1500万加元作为法律援助基金，帮租客打官司，旨在保护租客免受不公平的租金上涨、装修驱逐或是遭遇恶劣房东的侵害。

不仅联邦，安大略省也在2023、2024年先后出台《帮助购房者、保护租户法案》（97号法案）、《租房者救济法》（163号法案）和《2024 年保障人民住房法案》（170号法案）。可能看到联邦和安省的力度不够，多伦多市议会2021年投票决定从2022年开始对空置住宅按年度征收1%（2023年以前）、3%（2024年后）的空置税。2025年多伦多市政府决定，自2025年7月31日起，正式推出全新的租赁装修许可条例，目标直指困扰租客的各种“不合理”现象。

出台了这么多法案、政策，多伦多的住房和租房环境改善了吗？我综合了各方机构调查、房产经纪和很多租客的观点总结一句话：随着这些法案和政策的出台，多伦多的住房和租赁市场，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比以前更坏了。

为什么政府这么辛苦地出台法案和政策，一个连一个，而且口号都标榜为租客利益着想，维护社会公正，照顾弱势群体，结果却更糟糕了呢？

二

美国前总统里根有句名言：“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

对于这句话，各位如果在直觉或惯性思维上支持，那表明你们的政治立场可能偏保守、传统，或者可以划到小政府主义者序列。

所谓小政府，更学术的称谓是守夜人国家（night-watchman state），简单说就是政府权限相对更小，不该管的尽量不管，或该归地方管的联邦（或中央）不要插手。基本可以说，20世纪前的欧洲各国、二战前的美国和加拿大等，总体上属于资本主义的小政府模式，但欧洲在20世纪初、美国和加拿大在二战后，发生较大转变，到今天，小政府模式几乎已经成为过去时，甚至被描述为有缺陷的、应被取代的政治模式，能够在公众视野中被提及的，也就是撒切尔夫人时代的英国、里根总统时期的美国以及米莱总统制下的阿根廷。至于加拿大保守党的斯蒂芬·哈珀和目前作为反对党的博励治，能否归入小政府行列，取决于标准可以降到多低。

小政府主义，上升到政治哲学，大体可以被划归为古典自由主义，或者保守主义，或保守的自由主义或自由的保守主义。在思想谱系来说，最靠近我们这个时代的是奥地利学派（知名人物有米赛斯、哈耶克、波普尔、熊彼特等）；芝加哥学派（知名人物包括弗里德曼领衔的1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还有仅次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贝茨·克拉克新古典经济学派。其他个体代表有诺奇克、托马斯·索维尔、拉塞尔·柯克、乔治·纳什（George H. Nash）、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等。这些派别和个人之间并不完全认同，彼此也有争论，但共同点大都认同欧洲中世纪以来形成的社会治理模式，都受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约翰·洛克的政府学说和埃德蒙·柏克反激进社会变革的保守学说的影响，并且几乎一致地反对大政府的过度干预、计划经济、福利政策以及建构理性。

如果各位直觉上或惯性思维上就反对里根的话，那你们的政治立场可能偏左，或者可以划到大政府序列。

所谓大政府，简单说就是政府权限更大，管得相对更多。当下世界的英国、法国、德国、北欧三国、澳大利益、新西兰、日本、韩国、加拿大以及罗斯福新政和民主党的美国等。这些国家的内在属性或意识形态，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或者相比于19世纪，他们现在可以叫资本主义左翼，或者叫“新自由主义”、“平等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自由社会主义”，其政治哲学和经济学的思想资源有一个谱系，比如扩张的凯恩斯主义[①]、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和民主社会主义奠基人拉斯基，以及二战后以费边战略撬动了西方社会根基的法兰克福学派。当然再向前追溯，那就是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和伯恩斯坦主义。

这些人的学说也有差异，但都主张政府拥有更大权力，积极干预市场，努力提高政府税收，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区别在于，是在宪政-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加进更多社会主义元素，还是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在政治理念上是平等优先并大于自由，还是无限自由同时还要绝对平等。

还有最大政府模式，就是历史上的法西斯和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苏俄社会主义，可以被命名为极权主义。这一模式的思想渊源，是青年卡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等。

关于小政府和大政府，我们大致可以画一个平面光谱，即从光谱最左边开始，依次是（最）大政府主义的苏俄社会主义，法西斯和纳粹，他们都属于极权主义，然后是民主社会主义或凯恩斯主义，继续向右就应该是芝加哥学派，最远的是奥地利学派。但要记住，即使最靠右的奥地利学派，也不过是相比“左”来说的，并非是真正的“右”，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右”的政府，“右”不过是一种被虚构出来的修辞。这一点各位可以阅读我的文章《话语陷阱中的“左”“右”共识与真相缺席》。

这个光谱的给出，同时意味着不同阵营之间的争论和批评，比如最左边的卡尔·马克思主义一诞生，就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历时近千年的资本主义，及有产阶级被定性为“剥削阶级”，而奥地利学派创始人卡尔·门格尔在1871年所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就系统地批判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当法西斯、纳粹提出应该以国家干预代替自由市场时，米赛斯就尖锐地指出这种极左思潮必然导致极权主义；当凯恩斯在二战前后被欧洲各国政府大肆追捧时，哈耶克就预言政府的干涉会制造更多问题，甚至滞涨；当罗尔斯的社会正义、分配公正和机会均等成为西方政治主流时，诺奇克就用一整本指出，如果财产获取、持有都符合正义原则，那么转移也应该正义，政府强制收税、主导分配，本身违反正义原则，也与自由不相容；当“西马”、“后马”、“文马”、生态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们，渗透和占领了美国的大学和主流媒体，蚕食和解构西方传统和文明时，拉塞尔·柯克、托马斯·索维尔、克里斯托弗·鲁福等保守主义者们，就大声疾呼美国正在发生文化大革命。

三

那如何评估大政府和小政府谁更好或更坏呢？尤其是加拿大这类并不位居政治光谱所谓“左右”两端的“中间派”，或者可能会导致“不左不右”的“最佳调和论”。

接下来我们就回到起初的话题，通过房屋空置税这个案例和视角来做出一定的回答。

多伦多政府和议会征税的理由是，为了增加市场的有效供应，抑制高租金和投资炒作，所以要对空置房屋者征收1%和3%的税，并将这笔钱用于资助多伦多的可负担住房计划，包括收购租赁住房、支持非营利住房项目等，以帮助哪些低收入者、新移民或难民。

从收税的目的和用途看，看上去是好的，但并不正当，也不合法，因为房产持有者购房时已经缴纳了省、市双重的土地转让税，每年也按时缴纳物业税，所以房子的使用权完全属于房主，或租或卖或空置，只要不做违法的事情，任何部门和个人都无权干涉，尤其是事后追加税收。

至于多伦多住房紧张、租房难或租金高，是政府的责任，不能强行转嫁到公民头上，哪怕是打着人道主义或社会正义的旗号，否则就是合法侵犯人权和财产权。包括限定租金的涨幅、房东必须同意续约不能解除租房合同等法令，都是违法行为。

或者更简单地思考，如果租房市场公平，没有明显不利于房主的歪理政策，哪个房主愿意空置房子不赚钱还要缴纳每年的物业税呢？

当然还可以继续思考，多伦多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需要解决住房问题？很简单，根据加拿大移民局统计，2019年新增约34万人，2021年新增约40万人，2024年新增约45万人。此外还有几百万的临时居民、留学生和非法移民，而所有外来人口的40%多都选择了多伦多。

这样短时间内大规模地吸纳人口，也就难怪多伦多住房紧张、交通紧张、医生紧张、学校紧张。就是说，多伦多的住房问题，是政府的政策，新制造出来的问题，他们无力解决，就强行转嫁给房主，还美其名曰为了关照弱势群体。言外之意，还将缺房、房租贵、租房难的问题，甩锅给这些房产持有者，好像他们在道德和公义方面有缺陷，有产者就是为富不仁，就应该多交税，而政府也仿佛成为为民撑腰、主持正义的代言人。这个套路，真的是在抄有些国家的作业。

可是，从2022年开始征收了空置税，2024年还将税率从1%提高到3%了，多伦多住房、租房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了吗？

来看一下数据。据市政府估算，多伦多的住房空置率在1.0-1.2%，出租空置率约在2.3-3.7%，一方面这比例都在理想值范围内，没有严重扰乱住房市场；另一方面说明，这有限的房源，于多伦多面对的天量人口和住房压力，完全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还有，政府为此举新增加一项税种，每年额外多收入一亿加元。这个钱数看上去不错。不过，政府为此扩招了25名专职人员和350万加元的运营预算费。这个投入效果如何呢？2023年一年下来，因为系统问题、沟通问题，累计了超过16.9万起投诉案件需要处理。这等于说，这个政府部门还需要增加人手和大量预算，否则无法应对这么繁重的工作量。为此，连一贯正义满怀、各种捉妖的邹大市长，也不得不承认空置税执行中存在系统问题。

2025年11月末，联邦层面的空置税法案被废止，不知道NDP党执政的多伦多市会维持多久？看情形，只要那花枝招展的女市长一直在，就基本没有什么可能。

其实不止房子。比如自由党的加拿大政府大力倡导和鼓励新能源汽车，一度为购买电动车者一次性补贴5000加元。这个补贴应该吗？钱从哪里出？补贴电车是公平贸易吗？

一系列的问题，政府都无法正面回应，唯一让他们地气十足的理由，就是节能减排是世界性的正能量，因为据说人类的工业活动，包括汽车尾气排放，让地球升温，冰川开始融化，可爱的企鹅和北极熊将失去家园。在这一大而美的口号下，自由党的加拿大政府先是补贴电动车，之后宣布将对售卖燃油车的车行每车直接加价2万加元，到2035年将实现加拿大全面电车化、禁止燃油车。这种大政府的行为，已经是公然合法侵害公民权了。

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会说，虽然公民权被侵害，但毕竟是为了环保大业啊，这事关整个人类，加拿大人做出一些牺牲也值得。这理由看上去很崇高，因此也更容易吸引年轻人，可是：电动车真比燃油车更环保吗？电池寿命到了时，处理起来不污染环境吗？还有，排气量更大的大卡车，是不是也要改成电动车，那需要建多少安培的充电桩才可以避免排长队？所有这些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连锁问题，自由党的执政者以及环保主义者们能回答吗？

当然，如果我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地球的温度，是恒温不变的，还是会有周期性变化？一万多年前气温升高的间冰期和气温骤降的新仙女木事件，跟那时人的行为有什么关系？再比如撒哈拉沙漠的形成[②]，与那时的人类活动有什么关系？全世界人都相信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2006年制作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中说的：气候变暖，会让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十年后会化光、南极冰川融化导致全球海平面升高近6米，一亿人无家可归。结果如何呢？这类环保问题，就是欺骗全世界的一个赤裸裸的伪命题。那些大政府主义的政客，还有瑞典那个女孩一样的神经病，在一本正经地扯淡，很多人竟然信以为真。

四

常识性的问题，按说并不难分辨，解决起来也容易，比如不能以超越城市承受能力的速度移民和批准无限量的临时居民进入加拿大。可是加拿大联邦，并不想解决源头问题，原因是他们大量引进移民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加拿大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劳动力短缺，当然是个问题，作为政府也必须要解决，否则社会无法正常运转。可是为什么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呢？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问题？或者说是人类的老问题还是绝对新的问题？

根据加拿大官方统计， 2021年职位空缺为200万个，当年失业率为7.4%；2023年的数据分别为230万个，当年失业率为5.9%。从宏观数据来看，空缺职位与失业人口之比，并不是特别严重。但具体到微观职位上，比如医生、专业护理人员、卡车司机、建筑工人等技能型岗位，都不是随便一个人能够顶替的。可见，加拿大劳动力短缺的确是个问题。

造成这个问题原因，据说也就找到了，比如加拿大统计局在2000年时有个报告说，随着婴儿潮一代（1946-1964年出生）逐渐进入退休高峰，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劳动力市场会面临结构性压力。于是哈珀总理时代（2006-2015年），平均每年引进移民26万人；特鲁多政府时代，平均每年新增40万人。这个数据，除了数量上的绝对超越外，背后更有可解读的空间，比如哈珀时代年平均递增率是1%，也就是从2006年的25万人，到2015年的27万人，属于良性增长态势；而特鲁多时代每年平均递增率约为13.5%，也就是从2016年的27万人增长到2024年的约49万人。

问题还不止这个，最致命的是临时居民（包括可统计的学签、工签、旅游签和难民）在哈珀时代从年均62万左右，而且每年增幅在±5%间，而特鲁多在2022-2023年一下子蹿升到160万，其中2019-2022年间，工作许可增幅约137%，临时外国劳工增幅约88%。临时居民中的留学生，从2017年的49万多，增长到2023年的100万，而哈珀时代的2015年是35万。其中印度来的留学生2019年时22万人，2023年28万人（约占国际学生总数的27%，2022年时约占45%），而哈珀执政时的2015年是4.8万人（约占国际学生总数的14%）。

在这些可统计的数据外，还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持旅游签滞留者，以及平均每年接收的约10万难民。

所以放眼望去，这几年多伦多到处人满为患，各种肤色、操持着各种非英语的语言、每天上演着各国文化习俗，加拿大原本的信用制度、公共空间，完全被置换。可是，医生和护理人员不足、卡车司机和建筑工人依然短缺，而公务人员增加了更多，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被大量印度人低薪占领，原加拿大人的失业率更高了。

那么，加拿大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真是婴儿潮集体退休造成的吗？

数据显示，加拿大女人的总和生育率，在婴儿潮时期的1946年约为3.4，1959年约为3.9人，1965年约为2.9人，并不比二战前的1941年的2.83和1942年的2.96的数值高多少，同比美国当时的数据：2.9、3.7、2.9，也看不出有明显的变化，所以所谓的婴儿潮，不能说不是个问题，但显然是被夸大而因此背了黑锅。

那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另一个数据显示，1970-2024年间加拿大总和生育率从2.1开始下降，到2020年后变成1.41-1.26。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基本指标是，一个常态的健康社会，女人的总和生育率需要维持在2.1的水平，低于这个数值，人口更替就进入负面状态，社会问题就会显现出来。也就是说，自1970年以来，加拿大就面临人口增长和更替不足的状态，近些年出现劳动力短缺，只是结果的验证而已。说白了，即便没有婴儿潮的普遍退休，加拿大的劳动力也必然会出现问题。社会学之父孔德说：人口即命运。加拿大人口出了问题，那命运肯定也会出问题。

可是，为什么加拿大的女人生育率这么低？而且跟美国、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几乎同步调呢？而且，政府引进移民不是要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吗？可结果却是原来的加拿大人更多在失业。

五

加拿大的宪法《权利与自由宪章》的“序言”这样写道：“鉴于加拿大建立在承认上帝至高无上和法治原则的基础上：”（Whereas Canada is founded upon principles that recognize the supremacy of God and the rule of law:）加拿大国歌中有句歌词是：“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国土永远辉煌自由！”（God keep our land glorious and free!）

由这两句可以看出，加拿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nation）。基于这个视角，不妨考察一下加拿大人的信仰状况，或许别有洞天。

根据（宽口径）统计，1941、1951年时，加拿大的基督徒比例约96%，1971年约88%，1981年约82%，2001年约77%，2021年约53%。如果按照窄口径统计，以上数据可以再各降20%，也就是加拿大目前有质量的基督徒比例在30%左右。这个数据与西欧、北欧各国差不多，略低于美国。

我为什么要引入基督徒的比率问题，来考察加拿大的人口和住房问题呢？

从宏观历史来看，除了突发的传染病、战争等不可抗力外，欧洲从来没有出现人口更替问题，美国和加拿大两百多年的历史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人口不足的问题。那为什么二战后，包括加拿大在内几乎所有欧美发达国家，都出现了人口问题？

人类学和社会学早就予以关注，结论也是多方面的，比如经济与教育水平提升、社会福利与养老制度变化、社会生活结构性压力大、环境与生理影响、科学技术与社交模式改变，以及内在的精神和信仰的滑坡，并因此导致欧美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育观都发生重大改变。其中涉及加拿大人生育话题的相关数据就可以见端倪：

结婚意愿，从1970年代的70%下降到1991年的54%再到2021年的44%；结婚率，从1970年的8.8 ‰到1990年的6.8 ‰，再降到2019年的3.9 ‰；婚后女性首次生育的年龄，从1970年的24.5岁到2022年的31.6岁；同居状态的比例，从1981年的6.4%上升到2021年的22.7%。

但是，传统加拿大人并不是这样的，那时他们普遍地坚守圣经中的恋爱观、夫妻关系观、家庭生活观和生育观。比如传统加拿大人结婚，不仅仅男女两个人去登记然后办场婚礼那么简单，而是两个与上帝有约的人缔结神圣的婚姻，婚礼也一定要在教堂并由牧师主持，亲友会众做见证。婚后家庭生活中，男子作为家庭的“头”，要爱妻子，要对整个家庭尽责任和义务；夫妻都认可婚姻是上帝设立的，他们构成家庭，要相敬相爱，他们都要在世人面前过好夫妻和家庭生活，不可吵架怀恨到天明，更不可能随便就离婚，因为他们要荣耀上帝而不能令基督蒙羞；夫妻结合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生孩子，但有了孩子会认为那是上帝赐予的，不可以堕胎、杀婴，所以生三个五个孩子很正常，从来也不会有什么人口不足的问题。

这样的生活他们的祖辈在欧洲经历了上千年，移民到北美后也延续了一百多年，然而到了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启蒙思潮、后现代思潮、女权主义蔓延到了北美，于是人们开始离开教堂，离开圣经，也离开上帝，然后就不再想结婚，或随意离婚，追求放飞自我或拒绝承担家庭责任。[③]这样的放纵和变异，当然会有可预见的后果。比如原本由家庭和教堂构成的社区自治（小政府状态），也在19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潮中慢慢被改变，从公立幼儿园和学校开始，到疾病和失业救济，再到老年社会福利保障，全方位的职能转换中，政府变得越来越重要，并取代教堂和社区成为人们依赖的对象。

因为民主社会主义决定，人们在经济富足、社会高保障的情况下，不担心生计，没有压力，充分享受感官生活，没有更高的精神追求，社交都在网络上，恋爱在虚拟世界，家庭生活可有可无，更别说养育孩子的麻烦、责任，甚至性欲在经历一段时间后都大大降低。

这个时候，我不由得想起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在1960年代进行的一项著名行为学实验：25号宇宙。他建造了一个巨大金属箱，放进去四对健康老鼠，食物和水源无限供应，而且没有天敌。结果一年内迎来爆发式增长达到678只。就在人们以为按照这个效率，几年下来，这个空间会容纳不下最初设定的3000老鼠的标准时，情况发生转变：先是雄鼠不再保护领地，雌鼠不得不承担护巢责任，后是雄鼠变得极具攻击性，雄鼠则整天梳理毛发、吃饭和睡觉，不参与交配或争斗，因此也停止了生育。不到两年，这个实验就以种群灭绝的结果收场。约翰·卡尔霍恩为行为心理学引入了一个学术名词叫：行为沉沦（Behavioral Sink）。欧美人、加拿大人，事实上就在以人为对象地创造着“25号宇宙”实验，并且已经收到了预期的实验结果。

如果这个实验会让人怀疑欧美人毕竟跟老鼠不同，能否应用到现实世界，那我再推荐各位去读2017年道格拉斯·穆雷（Douglas Murray）的《欧洲的奇怪死亡：移民、身份、伊斯兰教》，其中还有两个关键词叫“文明自杀”与“生存性疲劳”。

加拿大人和欧美人看不到自身的沉沦，还在自以为是的社会越发展越进步的状态中，幸福地享受一切现代政治、经济和科技成果，也不在意政府随便树起一面社会公义的大旗，或者喊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就可以随便把手伸进一些公民的钱包里。

这样“软极权主义”的结果，不会出现在100年前，因为那时候加拿大社会和民众有普遍共识，就是不论什么原因，公权力出台的人定法，不应该与上帝给定的自然法和神圣选民的基本权利相违背，比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加拿大和整个西方世界恪守的超过一千年的原则，如有违背，公民可以不服从、不遵守，但如今的加拿大人已经离弃了神，因此等于放弃了自身和财产的神圣性，所以掌握公权力的人，一边打出漂亮的旗号，一边任性地使用手中的权力，而利益受损的公民，以为可以利用手中的选票维护自己的权利，结果发现得利者同盟人更多，选票也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民主的双刃剑的负面效应已经彰显得让人瞠目结舌。

更坏的情形是，为了解决加拿大的人口问题，联邦政府能够想出来的应急之策，就是大量引进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而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基督徒，甚至完全不认同基督教文化和价值理念。这让原本信仰走下坡路的加拿大，民情更加多元而低落，此前的信用社会遭受巨大挑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急剧下降，暴力犯罪率直线上升，公权力的载体——政府，却在这个越来越坏的过程中更加得势，甚至为了解决自己一手制造的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制造出另外的新问题，让整个国家陷入恶性循环中，民众们则在错觉和迷乱中，继续愚蠢地依靠政府解决住房和租房困难的问题。

当加拿大以及欧洲各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日本、韩国和台湾，都在普遍地推行这种民主社会主义；当全欧洲人、北美人、澳洲人和部分亚洲人，都在体验和羡慕免费医疗、公立学校和各种社会福利保障政策时，人们忘记了哈耶克在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就说：“最危险的恰恰是那些真诚的集体主义者，因为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知道什么对社会最有利。”他之后又在《自由秩序的原理》中指出：“现代中央计划体制的起源，正是出于对正义、平等与安全的追求。”安·兰德也在《知识政变》中写道：“实行福利国家必然导致政府控制的日益增强，最终走上极权主义的独裁统治。”

人们太容易被那些看上去很美好、很正义的政策诱惑，人们太习惯不经过深入思考就接受一套流行价值观，以致于人们很容易就丧失掉更多自由而进入“软极权主义”，而后等待人们的是换着花样和名称的极权控制，以及人口被替换并进而迎来劣币驱逐良币的未来。

综上可见，加拿大不是房子出了问题，而是加拿大政府出了问题；也不是只有加拿大政府出了问题，而是整个西方文明国家都出了问题；也不只是整个西方国家出了问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信仰全出了问题，不可救药的问题。

所以“这个世界会好吗”之类的问题，事实上并不成立，或者说是一个假问题，因为人们应该提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会以怎样的方式沉沦、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