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孙映芳，在我已经跨入耄耋之年的此时，回首我的过往，不禁令我唏嘘！

我出生在民国早期一个传教士的家庭，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处于国民党执政的民国阶段，按照现在的定义，那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童年时候的记忆，因为军阀混战，兵荒马乱，经常跟随父母，四处逃难，东躲西藏，居无定所，来到青年时期，更是祸不单行，又遇日本敌寇入侵，大半个中国都遭日寇铁蹄践踏，我的家乡----襄樊，也未能幸免。于1945年5月间，也遭沦陷，我当时随着学校，避难到茨河农村，一直到日本鬼子撤退之后。家乡已经被敌人糟蹋得千疮百孔， 古城樊城遭敌人轰炸成了处处废墟，许多没有逃离的妇女，多被日兵蹂躏，多少同胞死于鬼子的枪炮之下，可惜当时政府没有统计。

我，竟然是躲过一劫，劫后余生，成为后方幸存者。

幸喜得熬过了漫漫长夜，迎来了解放的黎明。我家因为是定性为农村贫农，分得了地主的土地房屋，而我也从一个小护士，当选为武汉市卫生界的模范人物。成为了同学们眼中的“风云人物”，更被推举为参加当时中共中央老区访问团一员，前往江西老苏区慰问当地人民。老革命根据地访问结束后，返回武汉，分配到武汉武昌东湖高级干部疗养院工作。这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

1954年调离武汉东湖疗养院，前往北京《工人日报》社工作。

1957年在中国那场“整风”反右的政治风浪中，本着一片爱党之心，却不慎被卷入了黑暗的政治漩涡，成为了所谓的政治运动牺牲品。

因为是人微言轻，只受到离开北京的处分，下放选择到了云南昆明。

结果，舒心日子不久，又逢着文化大革命，又次遭遇冲击！

唉！我这一生啊！匆匆几十年，人生沧桑过，竟然还被新生的红色政权囚禁达七年之久！夫离子散，一直到1978年，才得以平反昭雪，重见光明，恢复了人身自由。

算下来，我在新中国政治运动漩涡中，苦苦撑持了二十年！人生几个二十年啊？

尽管我目前已经退休二十五年，但，过去的往事仍然噩梦般不时困扰着我。我的初心告诉我，雁过留声，人过留痕。我既然来过人世，当然要把我的人生故事，我的人生过往记录下来，让我的子孙后代知道，生活中的苦难，如影随形。千万不要忘记！

要珍惜和平，珍爱来之不易的幸福。

孙映芳

1996年5月25日

写于昆明市西山区金牛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