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民主我来了我赢了我走了
《我来了！我赢了！我走了！》，就是《资本家民主》的特色。
至于《选举》？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19世纪中叶）之前，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确实是非常排他性的。当时所谓的民主（如早期美国、英国）通常伴随着严格的财产限制、性别歧视和种族排斥。简单来说，那时的民主更像是“有产者的俱乐部”，广大工人阶级是没有投票权的。
马克思主义出现后，通过对资本原始积累的批判和对劳工权益的号召，对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倒逼压力。资本家阶级转向拥护“普选权”和更广泛的民主，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的原因：
压力下的妥协：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为了防止彻底的暴力革命，统治阶级被迫通过扩大选举权、改善福利和承认工会地位来“缓和矛盾”。
合法性重塑：当马克思指出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管理事务的委员会”时，资本主义国家需要通过形式上的“全民民主”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以此反驳阶级统治论。
统治方式的演进：正如列宁等人后来分析的，资本主义发现“民主共和制”其实是资本最理想的政治外壳——通过操纵媒体、政治献金和议题设置，即便人人有选票，资本依然能有效控制决策。
所以，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普选制民主，确实是在与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运动的长期对抗与博弈中，才逐渐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四年一次的选举》：《我来了！我赢了！我走了！》。
《我来了！》：只要有胆，能筹到足够的钱，报名参选当候选人。用钱出广告作宣传，雇游说团体去游说，请亲朋好友拥护者走访选民。经投票日的一日民主，选上了，《我来了！》。
《我赢了！》：四年我作主，不管黑道白道，只要能让自己发财就是皇道。没有什么事能难倒我，我只要万分小心地摸着石头过河，不会伤到我自己，而且一定能让我先富。我先富了，《我赢了！》。
《我走了！》：四年到期，我挥挥手，《我走了！》。至于被狂轰烂炸成一片废墟的城市，被炸的学校医院难民营，被炸死的妇女儿童老人，物价上涨，流浪人上升，满街吸毒者妓女，民众上街抗议等等这些都与《我无关》。《我走了！》。这是资本家民主的美国，由于没有了马列毛主义的反抗，美国的民主又回到了《有产者的俱乐部》的旧时代。
美国政府持续陷入民主失真、政治失能、社会失和的恶性循环。金钱政治、身份政治、社会撕裂、贫富分化等问题愈加严重。美国民主弊病已深入政治和社会肌理的方方面面，并进一步折射出其背后的治理失灵和制度缺陷。
美国政府却仍居高临下，指手画脚，充当民主教师爷，编造和渲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围绕美国政府的私利，在全世界划分“民主和非民主阵营”，张罗举办第二届“领导人民主峰会”，向各国盘点和分派“民主兑现承诺”。这些做法无论是打着“道义”的花言巧语，还是操着利益的掩饰手段，都隐藏不住将民主政治化、工具化，推行集团政治、服务维霸目标的真实意图。
美国政府无视当前自身民主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制度危机，固执地认为美国民主仍然是全球样板、民主灯塔。这种妄自尊大不仅让美国民主弊病积重难返，也让世界各国继续深受其害。美国民主制度都难掩许多长期的严重积弊和始终难以解决的无奈现实。法国《世界报》指出，2022年是美国民主经历怀疑的一年，一场无声的内战已在美国扎根，修复受损的民主需要国家意识和公共利益意识，但目前两者都缺乏，对美国这样一个长期自视为典范的国家来说实属悲哀。瑞典智库“国际民主及选举协助研究所”2022年将美国列入“退步的民主国家名单”。
2021年1月6日发生的美国国会暴乱已过去两年，但美国的民主体系并未也难以真正吸取教训，政治暴力还在发展恶化。《华盛顿邮报》《纽约客》指出，美国民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糟糕状态，国会暴乱事件充分暴露出社会撕裂、政治分裂以及虚假信息大行其道。国会两党虽然都意识到美式民主的陈年弊病，但在日益极化的党派政治氛围中，出于各自利益，都缺乏革新决心和魄力。
2022年，美国国会再度瘫痪，原因不是因为暴乱，而是源于党派恶斗。第118届国会众议长难产闹剧连演4天，最终历经15轮投票才选出众议长。在最后一轮表决中，共和党、民主党分化决裂，票只投给自己人。《纽约时报》称，美国国会未来两年还可能反复陷入这种混乱状态。美国一家政治咨询公司主席布拉德·班农直言：“众议院在此次风波中闹得一团糟，再次表明美国政治机构在衰落。”
美国各界也忧心忡忡。布鲁金斯学会2022年发布报告指出，曾经引以为荣的美国民主制度面临系统性危机，正加速走向衰败，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已从局部走向整体，将对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和未来发展带来严重危害。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报告称，美国民主制度正随着美式资本主义固有弊病的加重而加速衰落，处于危险转折点。投票限制、选举舞弊、政府失信等多重挑战将加速美国民主解体。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撰文指出，美国民主制度功能失调使人们担忧2024年总统大选可能再度引发暴力事件。大量社会热点问题持续引发公众愤怒和对美国政治机构合法性的质疑，不少民众担心如此下去不知美国民主制度还能正常运转多久。
两党争斗加剧政治极化。民主党和共和党都面临内部激进派别的崛起，在选民基础、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等方面日益泾渭分明，传统上基于政策妥协的党际平衡难以为继。两党不仅视对方为政治对手，而且是对国家的威胁。《纽约书评》刊文指出，美国已是“两国之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分别领衔两个尖锐对立的国民群体，各自形成一个联邦政府。美利坚合众国已成为美利坚分裂国，“两个美国”之间的不和日益加深，政治极化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状况。
两党内斗轮番升级，政党利益、集团利益被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相互攻击和指责无所不用其极。2022年8月8日，前总统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被执法部门查抄，特朗普称司法部玩弄政治，阻拦其再次竞选总统，自己遭到政治迫害。共和党则对拜登总统住所发现机密文件穷追猛打，对拜登政府自阿富汗撤军事件展开调查，推动问责，国家机器沦为政党谋取私利的工具。
政党政治更加明显地以种族和身份划线。《金融时报》刊文指出，共和党代表白人、小城镇和乡村，民主党则代表城市和多种族人群。两党均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拥护者认为可以用暴力实现政治目的。当一党选举失败时，支持该党的选民仿佛感到自己的美国被外国势力占领。政治学家芭芭拉·沃尔特称，美国已成为介于威权和民主之间的“派系林立的无支配体系”。
政治极化使公共政策出台愈发困难。根据GovTrack网站数据，美国历届国会成法数量呈递减趋势,从93至98届国会的4247项下降至111至116届国会的2081项。成法数量占提案总数比重下降更明显，从106届国会的6%降至116届国会的1%，20年间减少了5个百分点。
两党争斗手段越来越低劣。斯坦福大学政治和社会学教授戴雅门指出，参加选举各方本应遵守克制用权、拒绝暴力等民主规则，然而在今天的美国，这些规则已面临瓦解。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政客和民选官员为获取或保留权力，宁愿不顾和放弃民主规则。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政治共识，越来越多的民众倾向于接受激进政治观点。美国民主已陷入严重不稳定状态。
金钱政治愈演愈烈。英国剧作家亨利·菲尔丁有句名言：“把金钱奉为神明，它就会像魔鬼一样降祸于你。”在美国政坛，金钱是政治的母乳，选举日益成为富裕阶层的独角戏，普通民众对民主的呼声和诉求反倒成为政治的“杂音”。当金钱这只魔鬼充斥在美国政坛的每一个角落，受挤压的必然是公平与正义。
2022年中期选举是美国金钱政治的最新注解。长期跟踪美国政治献金流向的“揭秘”网站披露，2022年中期选举两党耗资超过167亿美元，刷新了2018年140亿美元的纪录，超过全球70多个国家2021年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佐治亚、宾夕法尼亚、亚利桑那、威斯康星、俄亥俄等州联邦参议员竞选开销平均超过1亿美元。超过90%的参众议员候选人通过砸钱赢得选举。资金来源不明的“黑钱”实际总额难以估量。
美国政治“富人游戏”本色日益显现。根据美国布伦南正义中心数据，21个捐款最多家族每家至少捐助1500万美元，总计达7.83亿美元，远超370万小额捐款总和。亿万富翁提供15.4%的联邦选举资金，这些巨款大部分流向了可以接受无限捐款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巨额的竞选资金消耗并未转化为有效的国家治理。相反，政治分肥愈演愈烈。《联合早报》刊文指出，过去几十年，西方民主政治已经变质。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政治把持在富人和政客手中，为自身利益服务。民众虽有投票权，却无法对政治产生实际影响。这种无力感和对传统政党、政府丧失信心的失落感，催生了民粹主义，但问题仍无法解决。
言论自由徒有其名。美国一向标榜言论自由。但实际上，美国的言论自由奉行以我为准的美国标准。党派利益和金钱政治成为压在言论自由头上的“两座大山”，只要是不利于美国政府和资本利益的言论，都会受到严格限制。
美国政府全面监管媒体和科技公司，干预社会舆论。2022年12月，推特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和记者马特·泰比连续发布推文，曝光“推特文件”，披露美国政府对所有社交媒体公司都要进行严格审查，有时还直接干预大媒体公司报道内容，例如谷歌经常让链接页面消失。此外，推特公司在2020年大选前审查总统候选人敏感信息，建立“黑名单”，限制不受欢迎的账号甚至热搜话题的曝光度，与联邦调查局合作监控社交媒体内容，同时为美国军方虚假网络宣传大开绿灯。凡此种种，无疑撕下了美国言论自由的遮羞布。
资本和利益集团在舆论上“呼风唤雨”。美国媒体的“言论自由”在遇到资本和利益集团时，会散发出浓浓的“铜臭味”。美国媒体多为私人所有，媒体集团的服务对象是权力和财富精英。无论是媒体的拥有者还是媒体赖以生存的投资和广告收入，都与资本和利益集团脱不了干系。德国知名作家、媒体人米夏埃尔·吕德斯在《伪圣美国》一书中详尽介绍了美国媒体受利益集团影响，对事实进行选择和歪曲的“过滤机制”。2023年1月，一则由美国右翼组织“真相工程”（Project Veritas）发布的辉瑞制药相关视频冲上热搜。辉瑞公司高层乔登·特里斯顿·沃克在视频中提到，辉瑞考虑自行研发新冠病毒变种，新冠疫苗生意是“摇钱树”，并称美国监管人员与药企有利益关联。为灭火，辉瑞除发表声明外，还紧急联系优兔以“违反社区规则”为由删除上述视频。
美国利用社交媒体操纵国际舆论。2022年12月，独立调查网站“The Intercept”披露，美国防部下属机构长期在推特等社交媒体通过操控话题、欺骗性宣传等手段干预中东国家舆论认知。2017年7月，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纳撒尼尔·卡勒给推特公共政策团队发了一个表格，包含52个阿拉伯语账号，要求优先服务其中6个。按照卡勒要求，推特将这批阿拉伯语账号放入“白名单”，用来放大对美有利的信息。美国反战组织“公正外交政策”执行主任埃里克·斯柏林就此指出，美国国会和社交媒体应调查并采取行动，让民众知道自己的纳税款被用来宣传美国无休止的战争。
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震惊全球，肇事者身份和动机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23年2月8日，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什撰文，直指美国政府是事件幕后黑手。但对于这条爆炸性新闻，一向嗅觉敏锐的欧美主流媒体却避而不谈，反应蹊跷。加拿大《西部标准报》和德国电视二台评称，赫什的报道是十年来最大新闻之一，但在北美几乎没有媒体愿意谈及，原因在于西方国家不想让别人发现事实真相及其在波罗的海部署的监视技术。此外，西方媒体还“另辟蹊径”，质疑赫什报道的真实性。2月15日，赫什发文指责美国政府和主流媒体大肆掩盖“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真相。分析人士指出,考虑到西方媒体听从美国领导，其封锁赫什爆料的行径不足为奇。
司法系统无视民意。作为宪法保障机构，最高法院同美国社会一样陷入不可调和的分裂局面，社会分裂裹挟司法权，两党斗争向司法系统蔓延。最高法院判决越来越体现出保守派和自由派“两个美国”之间的巨大分歧，日益沦为政治斗争工具。“三权分立”不断被侵蚀。党派之争已抛弃传统、突破底线。
两党通过改变最高法院政治倾向实现自身议程。总统选举在某些方面成为两党争夺法官任命权之战。由于最高法院大法官离世，特朗普任内任命了3名立场偏保守的大法官，使保守派大法官对自由派大法官占据绝对优势。南非“每日独行者”网站刊文称，特朗普之后，激进的白人福音派原教旨主义者已接管最高法院的缰绳，最高法院几乎总是做出有利于基督教福音派、大公司和共和党的判决，这并不令人惊讶。
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堕胎权的判决充分显示出其卷入党争、与社会脱节的恶果。2022年6月24日，最高法院公然为宗教保守主义站台，推翻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裁决，取消对女性堕胎权的宪法保护，引发全美多地抗议。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美国人认为剥夺堕胎权是美国的倒退。以色列《国土报》刊文评称，在堕胎权问题上，最高法院打着捍卫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提供了一个“少数人暴政”的生动案例。一个不具有代表性的最高法院，由一位不具有代表性的总统任命，由一个明显不具有代表性的参议院批准。但是，这个最高法院的裁决对美国的影响却将延续到2030、2040乃至2050年。
最高法院还推翻了纽约州自1913年起实施的限制民众在外隐蔽携枪的法律。纽约州州长称，在全美反思枪支暴力之际，最高法院鲁莽推翻纽约州控枪法律，令人无法容忍。美国政治评论家马修·多德指出，当今美国面临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源于民主的破碎。美国公民希望看到“罗伊诉韦德案”的公正裁决、真正的枪支改革、提高最低工资、对超级富豪加税、改善全民医疗等反映民众呼声的改革。
资本家民主我来了我赢了我走了
yongbing1993 (2026-04-03 06:02:56) 评论 (1)
资本家民主我来了我赢了我走了
《我来了！我赢了！我走了！》，就是《资本家民主》的特色。
至于《选举》？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19世纪中叶）之前，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确实是非常排他性的。当时所谓的民主（如早期美国、英国）通常伴随着严格的财产限制、性别歧视和种族排斥。简单来说，那时的民主更像是“有产者的俱乐部”，广大工人阶级是没有投票权的。
马克思主义出现后，通过对资本原始积累的批判和对劳工权益的号召，对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倒逼压力。资本家阶级转向拥护“普选权”和更广泛的民主，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的原因：
压力下的妥协：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为了防止彻底的暴力革命，统治阶级被迫通过扩大选举权、改善福利和承认工会地位来“缓和矛盾”。
合法性重塑：当马克思指出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管理事务的委员会”时，资本主义国家需要通过形式上的“全民民主”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以此反驳阶级统治论。
统治方式的演进：正如列宁等人后来分析的，资本主义发现“民主共和制”其实是资本最理想的政治外壳——通过操纵媒体、政治献金和议题设置，即便人人有选票，资本依然能有效控制决策。
所以，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普选制民主，确实是在与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运动的长期对抗与博弈中，才逐渐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四年一次的选举》：《我来了！我赢了！我走了！》。
《我来了！》：只要有胆，能筹到足够的钱，报名参选当候选人。用钱出广告作宣传，雇游说团体去游说，请亲朋好友拥护者走访选民。经投票日的一日民主，选上了，《我来了！》。
《我赢了！》：四年我作主，不管黑道白道，只要能让自己发财就是皇道。没有什么事能难倒我，我只要万分小心地摸着石头过河，不会伤到我自己，而且一定能让我先富。我先富了，《我赢了！》。
《我走了！》：四年到期，我挥挥手，《我走了！》。至于被狂轰烂炸成一片废墟的城市，被炸的学校医院难民营，被炸死的妇女儿童老人，物价上涨，流浪人上升，满街吸毒者妓女，民众上街抗议等等这些都与《我无关》。《我走了！》。这是资本家民主的美国，由于没有了马列毛主义的反抗，美国的民主又回到了《有产者的俱乐部》的旧时代。
美国政府持续陷入民主失真、政治失能、社会失和的恶性循环。金钱政治、身份政治、社会撕裂、贫富分化等问题愈加严重。美国民主弊病已深入政治和社会肌理的方方面面，并进一步折射出其背后的治理失灵和制度缺陷。
美国政府却仍居高临下，指手画脚，充当民主教师爷，编造和渲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围绕美国政府的私利，在全世界划分“民主和非民主阵营”，张罗举办第二届“领导人民主峰会”，向各国盘点和分派“民主兑现承诺”。这些做法无论是打着“道义”的花言巧语，还是操着利益的掩饰手段，都隐藏不住将民主政治化、工具化，推行集团政治、服务维霸目标的真实意图。
美国政府无视当前自身民主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制度危机，固执地认为美国民主仍然是全球样板、民主灯塔。这种妄自尊大不仅让美国民主弊病积重难返，也让世界各国继续深受其害。美国民主制度都难掩许多长期的严重积弊和始终难以解决的无奈现实。法国《世界报》指出，2022年是美国民主经历怀疑的一年，一场无声的内战已在美国扎根，修复受损的民主需要国家意识和公共利益意识，但目前两者都缺乏，对美国这样一个长期自视为典范的国家来说实属悲哀。瑞典智库“国际民主及选举协助研究所”2022年将美国列入“退步的民主国家名单”。
2021年1月6日发生的美国国会暴乱已过去两年，但美国的民主体系并未也难以真正吸取教训，政治暴力还在发展恶化。《华盛顿邮报》《纽约客》指出，美国民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糟糕状态，国会暴乱事件充分暴露出社会撕裂、政治分裂以及虚假信息大行其道。国会两党虽然都意识到美式民主的陈年弊病，但在日益极化的党派政治氛围中，出于各自利益，都缺乏革新决心和魄力。
2022年，美国国会再度瘫痪，原因不是因为暴乱，而是源于党派恶斗。第118届国会众议长难产闹剧连演4天，最终历经15轮投票才选出众议长。在最后一轮表决中，共和党、民主党分化决裂，票只投给自己人。《纽约时报》称，美国国会未来两年还可能反复陷入这种混乱状态。美国一家政治咨询公司主席布拉德·班农直言：“众议院在此次风波中闹得一团糟，再次表明美国政治机构在衰落。”
美国各界也忧心忡忡。布鲁金斯学会2022年发布报告指出，曾经引以为荣的美国民主制度面临系统性危机，正加速走向衰败，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已从局部走向整体，将对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和未来发展带来严重危害。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报告称，美国民主制度正随着美式资本主义固有弊病的加重而加速衰落，处于危险转折点。投票限制、选举舞弊、政府失信等多重挑战将加速美国民主解体。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撰文指出，美国民主制度功能失调使人们担忧2024年总统大选可能再度引发暴力事件。大量社会热点问题持续引发公众愤怒和对美国政治机构合法性的质疑，不少民众担心如此下去不知美国民主制度还能正常运转多久。
两党争斗加剧政治极化。民主党和共和党都面临内部激进派别的崛起，在选民基础、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等方面日益泾渭分明，传统上基于政策妥协的党际平衡难以为继。两党不仅视对方为政治对手，而且是对国家的威胁。《纽约书评》刊文指出，美国已是“两国之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分别领衔两个尖锐对立的国民群体，各自形成一个联邦政府。美利坚合众国已成为美利坚分裂国，“两个美国”之间的不和日益加深，政治极化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状况。
两党内斗轮番升级，政党利益、集团利益被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相互攻击和指责无所不用其极。2022年8月8日，前总统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被执法部门查抄，特朗普称司法部玩弄政治，阻拦其再次竞选总统，自己遭到政治迫害。共和党则对拜登总统住所发现机密文件穷追猛打，对拜登政府自阿富汗撤军事件展开调查，推动问责，国家机器沦为政党谋取私利的工具。
政党政治更加明显地以种族和身份划线。《金融时报》刊文指出，共和党代表白人、小城镇和乡村，民主党则代表城市和多种族人群。两党均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拥护者认为可以用暴力实现政治目的。当一党选举失败时，支持该党的选民仿佛感到自己的美国被外国势力占领。政治学家芭芭拉·沃尔特称，美国已成为介于威权和民主之间的“派系林立的无支配体系”。
政治极化使公共政策出台愈发困难。根据GovTrack网站数据，美国历届国会成法数量呈递减趋势,从93至98届国会的4247项下降至111至116届国会的2081项。成法数量占提案总数比重下降更明显，从106届国会的6%降至116届国会的1%，20年间减少了5个百分点。
两党争斗手段越来越低劣。斯坦福大学政治和社会学教授戴雅门指出，参加选举各方本应遵守克制用权、拒绝暴力等民主规则，然而在今天的美国，这些规则已面临瓦解。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政客和民选官员为获取或保留权力，宁愿不顾和放弃民主规则。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政治共识，越来越多的民众倾向于接受激进政治观点。美国民主已陷入严重不稳定状态。
金钱政治愈演愈烈。英国剧作家亨利·菲尔丁有句名言：“把金钱奉为神明，它就会像魔鬼一样降祸于你。”在美国政坛，金钱是政治的母乳，选举日益成为富裕阶层的独角戏，普通民众对民主的呼声和诉求反倒成为政治的“杂音”。当金钱这只魔鬼充斥在美国政坛的每一个角落，受挤压的必然是公平与正义。
2022年中期选举是美国金钱政治的最新注解。长期跟踪美国政治献金流向的“揭秘”网站披露，2022年中期选举两党耗资超过167亿美元，刷新了2018年140亿美元的纪录，超过全球70多个国家2021年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佐治亚、宾夕法尼亚、亚利桑那、威斯康星、俄亥俄等州联邦参议员竞选开销平均超过1亿美元。超过90%的参众议员候选人通过砸钱赢得选举。资金来源不明的“黑钱”实际总额难以估量。
美国政治“富人游戏”本色日益显现。根据美国布伦南正义中心数据，21个捐款最多家族每家至少捐助1500万美元，总计达7.83亿美元，远超370万小额捐款总和。亿万富翁提供15.4%的联邦选举资金，这些巨款大部分流向了可以接受无限捐款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巨额的竞选资金消耗并未转化为有效的国家治理。相反，政治分肥愈演愈烈。《联合早报》刊文指出，过去几十年，西方民主政治已经变质。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政治把持在富人和政客手中，为自身利益服务。民众虽有投票权，却无法对政治产生实际影响。这种无力感和对传统政党、政府丧失信心的失落感，催生了民粹主义，但问题仍无法解决。
言论自由徒有其名。美国一向标榜言论自由。但实际上，美国的言论自由奉行以我为准的美国标准。党派利益和金钱政治成为压在言论自由头上的“两座大山”，只要是不利于美国政府和资本利益的言论，都会受到严格限制。
美国政府全面监管媒体和科技公司，干预社会舆论。2022年12月，推特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和记者马特·泰比连续发布推文，曝光“推特文件”，披露美国政府对所有社交媒体公司都要进行严格审查，有时还直接干预大媒体公司报道内容，例如谷歌经常让链接页面消失。此外，推特公司在2020年大选前审查总统候选人敏感信息，建立“黑名单”，限制不受欢迎的账号甚至热搜话题的曝光度，与联邦调查局合作监控社交媒体内容，同时为美国军方虚假网络宣传大开绿灯。凡此种种，无疑撕下了美国言论自由的遮羞布。
资本和利益集团在舆论上“呼风唤雨”。美国媒体的“言论自由”在遇到资本和利益集团时，会散发出浓浓的“铜臭味”。美国媒体多为私人所有，媒体集团的服务对象是权力和财富精英。无论是媒体的拥有者还是媒体赖以生存的投资和广告收入，都与资本和利益集团脱不了干系。德国知名作家、媒体人米夏埃尔·吕德斯在《伪圣美国》一书中详尽介绍了美国媒体受利益集团影响，对事实进行选择和歪曲的“过滤机制”。2023年1月，一则由美国右翼组织“真相工程”（Project Veritas）发布的辉瑞制药相关视频冲上热搜。辉瑞公司高层乔登·特里斯顿·沃克在视频中提到，辉瑞考虑自行研发新冠病毒变种，新冠疫苗生意是“摇钱树”，并称美国监管人员与药企有利益关联。为灭火，辉瑞除发表声明外，还紧急联系优兔以“违反社区规则”为由删除上述视频。
美国利用社交媒体操纵国际舆论。2022年12月，独立调查网站“The Intercept”披露，美国防部下属机构长期在推特等社交媒体通过操控话题、欺骗性宣传等手段干预中东国家舆论认知。2017年7月，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纳撒尼尔·卡勒给推特公共政策团队发了一个表格，包含52个阿拉伯语账号，要求优先服务其中6个。按照卡勒要求，推特将这批阿拉伯语账号放入“白名单”，用来放大对美有利的信息。美国反战组织“公正外交政策”执行主任埃里克·斯柏林就此指出，美国国会和社交媒体应调查并采取行动，让民众知道自己的纳税款被用来宣传美国无休止的战争。
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震惊全球，肇事者身份和动机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23年2月8日，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什撰文，直指美国政府是事件幕后黑手。但对于这条爆炸性新闻，一向嗅觉敏锐的欧美主流媒体却避而不谈，反应蹊跷。加拿大《西部标准报》和德国电视二台评称，赫什的报道是十年来最大新闻之一，但在北美几乎没有媒体愿意谈及，原因在于西方国家不想让别人发现事实真相及其在波罗的海部署的监视技术。此外，西方媒体还“另辟蹊径”，质疑赫什报道的真实性。2月15日，赫什发文指责美国政府和主流媒体大肆掩盖“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真相。分析人士指出,考虑到西方媒体听从美国领导，其封锁赫什爆料的行径不足为奇。
司法系统无视民意。作为宪法保障机构，最高法院同美国社会一样陷入不可调和的分裂局面，社会分裂裹挟司法权，两党斗争向司法系统蔓延。最高法院判决越来越体现出保守派和自由派“两个美国”之间的巨大分歧，日益沦为政治斗争工具。“三权分立”不断被侵蚀。党派之争已抛弃传统、突破底线。
两党通过改变最高法院政治倾向实现自身议程。总统选举在某些方面成为两党争夺法官任命权之战。由于最高法院大法官离世，特朗普任内任命了3名立场偏保守的大法官，使保守派大法官对自由派大法官占据绝对优势。南非“每日独行者”网站刊文称，特朗普之后，激进的白人福音派原教旨主义者已接管最高法院的缰绳，最高法院几乎总是做出有利于基督教福音派、大公司和共和党的判决，这并不令人惊讶。
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堕胎权的判决充分显示出其卷入党争、与社会脱节的恶果。2022年6月24日，最高法院公然为宗教保守主义站台，推翻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裁决，取消对女性堕胎权的宪法保护，引发全美多地抗议。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美国人认为剥夺堕胎权是美国的倒退。以色列《国土报》刊文评称，在堕胎权问题上，最高法院打着捍卫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提供了一个“少数人暴政”的生动案例。一个不具有代表性的最高法院，由一位不具有代表性的总统任命，由一个明显不具有代表性的参议院批准。但是，这个最高法院的裁决对美国的影响却将延续到2030、2040乃至2050年。
最高法院还推翻了纽约州自1913年起实施的限制民众在外隐蔽携枪的法律。纽约州州长称，在全美反思枪支暴力之际，最高法院鲁莽推翻纽约州控枪法律，令人无法容忍。美国政治评论家马修·多德指出，当今美国面临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源于民主的破碎。美国公民希望看到“罗伊诉韦德案”的公正裁决、真正的枪支改革、提高最低工资、对超级富豪加税、改善全民医疗等反映民众呼声的改革。
《我来了！我赢了！我走了！》，就是《资本家民主》的特色。
至于《选举》？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19世纪中叶）之前，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确实是非常排他性的。当时所谓的民主（如早期美国、英国）通常伴随着严格的财产限制、性别歧视和种族排斥。简单来说，那时的民主更像是“有产者的俱乐部”，广大工人阶级是没有投票权的。
马克思主义出现后，通过对资本原始积累的批判和对劳工权益的号召，对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倒逼压力。资本家阶级转向拥护“普选权”和更广泛的民主，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的原因：
压力下的妥协：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为了防止彻底的暴力革命，统治阶级被迫通过扩大选举权、改善福利和承认工会地位来“缓和矛盾”。
合法性重塑：当马克思指出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管理事务的委员会”时，资本主义国家需要通过形式上的“全民民主”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以此反驳阶级统治论。
统治方式的演进：正如列宁等人后来分析的，资本主义发现“民主共和制”其实是资本最理想的政治外壳——通过操纵媒体、政治献金和议题设置，即便人人有选票，资本依然能有效控制决策。
所以，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普选制民主，确实是在与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运动的长期对抗与博弈中，才逐渐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四年一次的选举》：《我来了！我赢了！我走了！》。
《我来了！》：只要有胆，能筹到足够的钱，报名参选当候选人。用钱出广告作宣传，雇游说团体去游说，请亲朋好友拥护者走访选民。经投票日的一日民主，选上了，《我来了！》。
《我赢了！》：四年我作主，不管黑道白道，只要能让自己发财就是皇道。没有什么事能难倒我，我只要万分小心地摸着石头过河，不会伤到我自己，而且一定能让我先富。我先富了，《我赢了！》。
《我走了！》：四年到期，我挥挥手，《我走了！》。至于被狂轰烂炸成一片废墟的城市，被炸的学校医院难民营，被炸死的妇女儿童老人，物价上涨，流浪人上升，满街吸毒者妓女，民众上街抗议等等这些都与《我无关》。《我走了！》。这是资本家民主的美国，由于没有了马列毛主义的反抗，美国的民主又回到了《有产者的俱乐部》的旧时代。
美国政府持续陷入民主失真、政治失能、社会失和的恶性循环。金钱政治、身份政治、社会撕裂、贫富分化等问题愈加严重。美国民主弊病已深入政治和社会肌理的方方面面，并进一步折射出其背后的治理失灵和制度缺陷。
美国政府却仍居高临下，指手画脚，充当民主教师爷，编造和渲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围绕美国政府的私利，在全世界划分“民主和非民主阵营”，张罗举办第二届“领导人民主峰会”，向各国盘点和分派“民主兑现承诺”。这些做法无论是打着“道义”的花言巧语，还是操着利益的掩饰手段，都隐藏不住将民主政治化、工具化，推行集团政治、服务维霸目标的真实意图。
美国政府无视当前自身民主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制度危机，固执地认为美国民主仍然是全球样板、民主灯塔。这种妄自尊大不仅让美国民主弊病积重难返，也让世界各国继续深受其害。美国民主制度都难掩许多长期的严重积弊和始终难以解决的无奈现实。法国《世界报》指出，2022年是美国民主经历怀疑的一年，一场无声的内战已在美国扎根，修复受损的民主需要国家意识和公共利益意识，但目前两者都缺乏，对美国这样一个长期自视为典范的国家来说实属悲哀。瑞典智库“国际民主及选举协助研究所”2022年将美国列入“退步的民主国家名单”。
2021年1月6日发生的美国国会暴乱已过去两年，但美国的民主体系并未也难以真正吸取教训，政治暴力还在发展恶化。《华盛顿邮报》《纽约客》指出，美国民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糟糕状态，国会暴乱事件充分暴露出社会撕裂、政治分裂以及虚假信息大行其道。国会两党虽然都意识到美式民主的陈年弊病，但在日益极化的党派政治氛围中，出于各自利益，都缺乏革新决心和魄力。
2022年，美国国会再度瘫痪，原因不是因为暴乱，而是源于党派恶斗。第118届国会众议长难产闹剧连演4天，最终历经15轮投票才选出众议长。在最后一轮表决中，共和党、民主党分化决裂，票只投给自己人。《纽约时报》称，美国国会未来两年还可能反复陷入这种混乱状态。美国一家政治咨询公司主席布拉德·班农直言：“众议院在此次风波中闹得一团糟，再次表明美国政治机构在衰落。”
美国各界也忧心忡忡。布鲁金斯学会2022年发布报告指出，曾经引以为荣的美国民主制度面临系统性危机，正加速走向衰败，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已从局部走向整体，将对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和未来发展带来严重危害。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报告称，美国民主制度正随着美式资本主义固有弊病的加重而加速衰落，处于危险转折点。投票限制、选举舞弊、政府失信等多重挑战将加速美国民主解体。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撰文指出，美国民主制度功能失调使人们担忧2024年总统大选可能再度引发暴力事件。大量社会热点问题持续引发公众愤怒和对美国政治机构合法性的质疑，不少民众担心如此下去不知美国民主制度还能正常运转多久。
两党争斗加剧政治极化。民主党和共和党都面临内部激进派别的崛起，在选民基础、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等方面日益泾渭分明，传统上基于政策妥协的党际平衡难以为继。两党不仅视对方为政治对手，而且是对国家的威胁。《纽约书评》刊文指出，美国已是“两国之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分别领衔两个尖锐对立的国民群体，各自形成一个联邦政府。美利坚合众国已成为美利坚分裂国，“两个美国”之间的不和日益加深，政治极化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状况。
两党内斗轮番升级，政党利益、集团利益被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相互攻击和指责无所不用其极。2022年8月8日，前总统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被执法部门查抄，特朗普称司法部玩弄政治，阻拦其再次竞选总统，自己遭到政治迫害。共和党则对拜登总统住所发现机密文件穷追猛打，对拜登政府自阿富汗撤军事件展开调查，推动问责，国家机器沦为政党谋取私利的工具。
政党政治更加明显地以种族和身份划线。《金融时报》刊文指出，共和党代表白人、小城镇和乡村，民主党则代表城市和多种族人群。两党均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拥护者认为可以用暴力实现政治目的。当一党选举失败时，支持该党的选民仿佛感到自己的美国被外国势力占领。政治学家芭芭拉·沃尔特称，美国已成为介于威权和民主之间的“派系林立的无支配体系”。
政治极化使公共政策出台愈发困难。根据GovTrack网站数据，美国历届国会成法数量呈递减趋势,从93至98届国会的4247项下降至111至116届国会的2081项。成法数量占提案总数比重下降更明显，从106届国会的6%降至116届国会的1%，20年间减少了5个百分点。
两党争斗手段越来越低劣。斯坦福大学政治和社会学教授戴雅门指出，参加选举各方本应遵守克制用权、拒绝暴力等民主规则，然而在今天的美国，这些规则已面临瓦解。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政客和民选官员为获取或保留权力，宁愿不顾和放弃民主规则。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政治共识，越来越多的民众倾向于接受激进政治观点。美国民主已陷入严重不稳定状态。
金钱政治愈演愈烈。英国剧作家亨利·菲尔丁有句名言：“把金钱奉为神明，它就会像魔鬼一样降祸于你。”在美国政坛，金钱是政治的母乳，选举日益成为富裕阶层的独角戏，普通民众对民主的呼声和诉求反倒成为政治的“杂音”。当金钱这只魔鬼充斥在美国政坛的每一个角落，受挤压的必然是公平与正义。
2022年中期选举是美国金钱政治的最新注解。长期跟踪美国政治献金流向的“揭秘”网站披露，2022年中期选举两党耗资超过167亿美元，刷新了2018年140亿美元的纪录，超过全球70多个国家2021年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佐治亚、宾夕法尼亚、亚利桑那、威斯康星、俄亥俄等州联邦参议员竞选开销平均超过1亿美元。超过90%的参众议员候选人通过砸钱赢得选举。资金来源不明的“黑钱”实际总额难以估量。
美国政治“富人游戏”本色日益显现。根据美国布伦南正义中心数据，21个捐款最多家族每家至少捐助1500万美元，总计达7.83亿美元，远超370万小额捐款总和。亿万富翁提供15.4%的联邦选举资金，这些巨款大部分流向了可以接受无限捐款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巨额的竞选资金消耗并未转化为有效的国家治理。相反，政治分肥愈演愈烈。《联合早报》刊文指出，过去几十年，西方民主政治已经变质。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政治把持在富人和政客手中，为自身利益服务。民众虽有投票权，却无法对政治产生实际影响。这种无力感和对传统政党、政府丧失信心的失落感，催生了民粹主义，但问题仍无法解决。
言论自由徒有其名。美国一向标榜言论自由。但实际上，美国的言论自由奉行以我为准的美国标准。党派利益和金钱政治成为压在言论自由头上的“两座大山”，只要是不利于美国政府和资本利益的言论，都会受到严格限制。
美国政府全面监管媒体和科技公司，干预社会舆论。2022年12月，推特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和记者马特·泰比连续发布推文，曝光“推特文件”，披露美国政府对所有社交媒体公司都要进行严格审查，有时还直接干预大媒体公司报道内容，例如谷歌经常让链接页面消失。此外，推特公司在2020年大选前审查总统候选人敏感信息，建立“黑名单”，限制不受欢迎的账号甚至热搜话题的曝光度，与联邦调查局合作监控社交媒体内容，同时为美国军方虚假网络宣传大开绿灯。凡此种种，无疑撕下了美国言论自由的遮羞布。
资本和利益集团在舆论上“呼风唤雨”。美国媒体的“言论自由”在遇到资本和利益集团时，会散发出浓浓的“铜臭味”。美国媒体多为私人所有，媒体集团的服务对象是权力和财富精英。无论是媒体的拥有者还是媒体赖以生存的投资和广告收入，都与资本和利益集团脱不了干系。德国知名作家、媒体人米夏埃尔·吕德斯在《伪圣美国》一书中详尽介绍了美国媒体受利益集团影响，对事实进行选择和歪曲的“过滤机制”。2023年1月，一则由美国右翼组织“真相工程”（Project Veritas）发布的辉瑞制药相关视频冲上热搜。辉瑞公司高层乔登·特里斯顿·沃克在视频中提到，辉瑞考虑自行研发新冠病毒变种，新冠疫苗生意是“摇钱树”，并称美国监管人员与药企有利益关联。为灭火，辉瑞除发表声明外，还紧急联系优兔以“违反社区规则”为由删除上述视频。
美国利用社交媒体操纵国际舆论。2022年12月，独立调查网站“The Intercept”披露，美国防部下属机构长期在推特等社交媒体通过操控话题、欺骗性宣传等手段干预中东国家舆论认知。2017年7月，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纳撒尼尔·卡勒给推特公共政策团队发了一个表格，包含52个阿拉伯语账号，要求优先服务其中6个。按照卡勒要求，推特将这批阿拉伯语账号放入“白名单”，用来放大对美有利的信息。美国反战组织“公正外交政策”执行主任埃里克·斯柏林就此指出，美国国会和社交媒体应调查并采取行动，让民众知道自己的纳税款被用来宣传美国无休止的战争。
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震惊全球，肇事者身份和动机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23年2月8日，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什撰文，直指美国政府是事件幕后黑手。但对于这条爆炸性新闻，一向嗅觉敏锐的欧美主流媒体却避而不谈，反应蹊跷。加拿大《西部标准报》和德国电视二台评称，赫什的报道是十年来最大新闻之一，但在北美几乎没有媒体愿意谈及，原因在于西方国家不想让别人发现事实真相及其在波罗的海部署的监视技术。此外，西方媒体还“另辟蹊径”，质疑赫什报道的真实性。2月15日，赫什发文指责美国政府和主流媒体大肆掩盖“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真相。分析人士指出,考虑到西方媒体听从美国领导，其封锁赫什爆料的行径不足为奇。
司法系统无视民意。作为宪法保障机构，最高法院同美国社会一样陷入不可调和的分裂局面，社会分裂裹挟司法权，两党斗争向司法系统蔓延。最高法院判决越来越体现出保守派和自由派“两个美国”之间的巨大分歧，日益沦为政治斗争工具。“三权分立”不断被侵蚀。党派之争已抛弃传统、突破底线。
两党通过改变最高法院政治倾向实现自身议程。总统选举在某些方面成为两党争夺法官任命权之战。由于最高法院大法官离世，特朗普任内任命了3名立场偏保守的大法官，使保守派大法官对自由派大法官占据绝对优势。南非“每日独行者”网站刊文称，特朗普之后，激进的白人福音派原教旨主义者已接管最高法院的缰绳，最高法院几乎总是做出有利于基督教福音派、大公司和共和党的判决，这并不令人惊讶。
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堕胎权的判决充分显示出其卷入党争、与社会脱节的恶果。2022年6月24日，最高法院公然为宗教保守主义站台，推翻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裁决，取消对女性堕胎权的宪法保护，引发全美多地抗议。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美国人认为剥夺堕胎权是美国的倒退。以色列《国土报》刊文评称，在堕胎权问题上，最高法院打着捍卫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提供了一个“少数人暴政”的生动案例。一个不具有代表性的最高法院，由一位不具有代表性的总统任命，由一个明显不具有代表性的参议院批准。但是，这个最高法院的裁决对美国的影响却将延续到2030、2040乃至2050年。
最高法院还推翻了纽约州自1913年起实施的限制民众在外隐蔽携枪的法律。纽约州州长称，在全美反思枪支暴力之际，最高法院鲁莽推翻纽约州控枪法律，令人无法容忍。美国政治评论家马修·多德指出，当今美国面临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源于民主的破碎。美国公民希望看到“罗伊诉韦德案”的公正裁决、真正的枪支改革、提高最低工资、对超级富豪加税、改善全民医疗等反映民众呼声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