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
听朝鲜族老兵讲故事
下面的故事是一个朝鲜族老兵亲口对我讲的，可以保证绝对真实。
首先介绍一下历史背景吧！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国到处都写满了“备战备荒为人民”，以及“要准备打仗”之类的大标语。由于六十年代中国与“苏修”经历过一场论战。因此与北方的超级大国成了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仇敌，1969年3月，双方还在珍宝岛大干过一场。官方的说法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才能在战后的废墟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为了适应这一形势，在紧邻北方超级大国的东北地区，各单位都要有战时疏散人口的措施。所以我工作的那家工厂也在乡下置办了一块土地，开了一个附属“战备农场”。当然按照伟大领袖的指示，工厂还是要“以工为主”，所以农场除去一个书记与一个场长之外，就只有一个固定工作人员。也不打算正儿八经地种地，主要还是作为战时疏散人口用。平时种地都是雇佣附近的农民。有时候也会从各车间、科室抽调一些人员到农场打打杂。
那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不久，先是在建筑工地做小工（东北称之为“力工”），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分配到在车间学车工。由于刚下车间不久，不是“抓革命促生产”的主力。再加老实听话，所以就被派去农场打杂。
依稀记得大约是在71年的冬天，接到了去战备农场劳动的通知。一同去农场的，大多数都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唯一一个年龄较大的，是厂资料室的袁胖子。他是一名俄文翻译，伶牙俐齿能说会道。由于与苏修的关系闹僵了，原先的仿苏产品，被说成是“傻、大、黑、粗”一无是处的产品，袁胖子也没有什么资料可翻译了。所以与我们这些年轻人一同派去了农场。听他们部门的人说。袁胖子很有一点忧患意识，闲来无事的时候，会抓紧时间自学英语，以使自己不失去用武之地。由于当时国门是封闭的，所以在沈阳他连老外的一根毫毛都见不着，故没有找到与老外练口语的机会。
有次厂里派袁胖子到北京出差。那时候出差，大家一般都少不了到名胜古迹去见世面，袁胖子也不能免俗。
在首都，老外不再属于“稀有动物”，袁胖子一到颐和园，就看到了好多好多老外。他本来就属于自来熟的那种。见了老外也毫不怯场，哈罗一声之后，就与老外飙起了英语，目的只是练一练口语。
那时候的中国，老外看似很自由，可以随意走动。其实每个人的后面都暗中跟有多名“便衣”（俗称“老便”）。袁胖子刚与老外飙完英语。随后就有老便请他去公安局走一趟。那时候不像现在，去喝个茶就完事了。而是被请进了拘留所。体验了什么叫秀才遇老便，有理讲不清。最后还是厂里派人到北京把他领了回来。
袁胖子上班时事情不多，所以他们部门就把他派到农场干农活来了。
大伙坐厂里的卡车，一路颠簸总算到了农场。下车后受到农场三名正式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袁胖子笑眯眯地对场长说，自己是家庭主力，实在不能在农场过夜。是否可以通融一下，允许自己每天晚上回家？他愿意每天早晨坐第一班长途气车到农场来，下午坐最后一班车回沈阳，这样家庭工作两不误……
场长一琢磨，第一班车到农场都十一点多了，正赶上吃中饭。最后一班车是下午两点开车，吃完中饭就开路，难道是来赴宴的不成？场长伸手不打笑脸人。于是笑着对袁胖子说，你还是回去，让你们部门换个人来吧……
听到回复，袁胖子立即到老乡家里转了一圈，而后，只见他手里拎了两只鸡，点头哈腰地与大家道别，感觉他就是哈喇菩萨转世的……
放下行李后，大家自由结合，大约三、四个人住一间屋。每间屋都是那种东北农村常见的结构。进门是一间厨房，里边打了一个灶，灶上有一口大铁锅。虽然三餐都是在食堂吃，但灶上必须生火，因为沈阳的冬天实在太冷了，零下一、二十度是日常。所以必须烧炕。厨房隔壁才是住房，屋里盘了一个大炕，晚上大家就一字排开睡在炕上。与一般农家炕不同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块木制的床板，把床板铺在炕上，然后再铺上褥子。所以大家也就和住独身宿舍的感觉一样了。所不同的是，灶不能断火，要二十四小时不停地烧，所以大铁锅里装了满满一锅的水。即使这样，房间里还是冷得要命，房间的大玻璃窗上结着厚厚的霜，以至玻璃窗成了完全不透明的那种“花玻璃”。以前我在关内时，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情况。据说老乡家里面由于觉得买煤太费钱，有违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所以他们的炕也就只有烧饭的时候才烧一下，可以想象他们家里会有多冷！我们是工人老大哥，与农民不一样，不用考虑省钱，都是直接烧那种烟煤块，看起来与烧柴火一样，火苗窜得老高。但是到了晚上睡觉时才发现，虽然房间里还是很冷，不穿大棉袄真扛不住。但那个炕却热得发烫，大家感觉自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不得不爬起来，用砖块把铺板在炕上架空，一直到架了三层砖后，才勉强能够睡着。
到第二天干活时又发现了异常，因为铁锅里的水很快就烧干了，必须要经常派人回“宿舍”加水。于是有人提议，把铁锅反扣在灶台上，那么就不用加水了，直接干烧即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这就叫“实践出真知”吧。
大家都知道，东北人冬天一般都不干活，叫“猫冬”。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那就是打场。因为沈阳附近的农村全是砂土地，而沈阳市内，稍微向下挖一点就是很纯净的，可以用作建筑材料的上好黄沙！所以每到冬天来临之前，沈阳的市民都需要花钱买黄土“打煤坯”，以作为烧火做饭以及烧炕用的燃料。而我们南方人都是烧煤球或蜂窝煤的，那个年代东北的老百姓，应当是更加会“过日子”一些！
因为土地的含砂量太高的原因。所以沈阳附近的农村只有在冬天，土地被冻硬了之后才能打场，否则就会有大量的砂子混入粮食之中。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用水泥固化土地用于打场。这也是我们工厂到了冬天才从各车间科室抽人到农场干活的原因。
我们的工作其实很轻松，由雇来的老乡赶着马，马后拉着石磙子在场上转圈，而我们就往地上平铺各种需要脱粒的谷物，如小米、大豆等。那时候我们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吃的是大锅饭，干活多少无所谓，小杨就躲在谷剁后面避风的地方剥黄豆，然后拿到房间里的灶前，用铁勺子炒黄豆吃，还真别说，炒出来的黄豆香喷喷的真好吃。他也不吃独食，均匀地分给大家一同享受。一边嘎嘣嘎嘣地嚼着豆子，一边说，要是什么油水都捞不到，谁还肯到这个鬼地方来？
话说我们农场的一把手是书记，他是部队营级干部转业的。平时很少看到他的人影。于是就全靠场长一人主持工作。场长姓张，朝鲜族人。干工作任劳任怨，同时他还是一个老好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宁愿自己多吃苦，对手下的人员从来都不指手划脚，而是靠自己带头干活给大家做表率。他还是一名四野的老兵，原先在厂里，是给来工厂实习的北朝鲜学员当翻译。“文革”开始后，中朝关系比较尴尬，两国在鸭绿江边用高音喇叭互相攻击。所以厂里也不再有北朝鲜的学员了，他也因此而无事可干。那时候虽然没人明说，可是谁的心里都很清楚，朝鲜族的同志多少也受到了一点歧视。所以就打发他到农场当了个受气包场长。
下面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说一下他认真负责工作的态度吧。
一次工厂的汽车给农场送煤来了。由于刚刚下过雨不久，泥泞的小路让车轮直打滑。那个时候“方向盘”与“听诊器”是最牛的职业。司机都是大爷，受累的事他们是不干的。因此司机把汽车的翻斗一翻，哗啦一声就把煤全部卸到半道上，然后掉头回厂交差去了。按常规，场长需要雇老乡的马车把煤拉到农场。可是时近黄昏，老乡不愿在夜里拉煤，说要到第二天天亮才能来拉。张场长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卸在路边的煤，如果不拉走，那么天一黑，就会被村民偷个精光。不花钱的煤不取，岂不是傻子！
张场长同时也明白，这种情况下，他虽贵为场长，却指挥不动任何人，只好自己穿上军大衣，寒夜里在煤堆旁守一夜。
大家都知道张场长是个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人。所以在自由组合时，没有哪个人愿意与他同住。
场长又是一个喜欢唠嗑的人，所以他一眼就相中了我。认为我老实听话，不会驳他的面子。所以坚持要我与他同住。
这样的话，我推辞不过，勉为其难地与场长睡到了同一个炕上，开始了一段每晚上听他讲故事的生活。
一开始，我们互不了解，他每天晚上躺在炕上都要听会儿朝鲜电台的韩语广播，叽哩哇啦的我一句都听不懂。他向我介绍，朝鲜电台正在介绍他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以及前景规划，太振奋人心了……
熟悉些之后，场长就与我无话不谈了，当然一般都是他说我听。
张场长可以说是一个老革命。他曾在林彪的四野中担任排长职务，跟随林总从东北一直打到了海南岛。
他向我讲了许多战斗故事以及打仗的经验。
他说，现在的电影里，经常看到一些伪军拿着手电筒乱照。其实战争年代是不会有这种情况的，一般情况下，即使有手电筒，夜再黑，也尽量不用手电筒照明，因为你用手电筒一照，立即暴露了自己的目标。敌人会用枪对着亮光打过来。一定要用手电筒的话，也会把拿手电筒的那只手在身体侧面抬起来，让手电筒远离身体，这样即使敌人对着灯光一枪打过来，也不至于打中自己的身体。
他还说，电影里常常有人面对敌人，用手枪近距离的指着敌人的脑袋讲半天废话。让人觉得非常的酷。其实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敌人会飞起一脚把你的手枪踢飞。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执枪的手要靠在自己的腰部，这样敌人就不容易把你的手枪踢飞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界，分裂成了南北朝鲜两个国家。金日成为了统一朝鲜，决定打过三八线去。但他深知自己兵力不足。于是亲自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提出借兵。
于是在原四野的部队中，朝鲜族士兵被集中起来组建了三个加强独立师。这三个独立师的成员全部换上朝鲜人民军的军装。全苏式武器装备。部队中党员的党籍，也由中国共产党转成了朝鲜劳动党。
张场长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也由一个排长变成了普通大头兵，可见这三个独立师的战斗力有多强。
这些情况，与现今公开报道的有些出入，现在一般都说，那三个独立师是金日成在中国抗日时期的部队，是跟随他一同回到朝鲜去的。
张场长说，在解放军里，官兵是平等的，但朝鲜人民军中，官兵有许多不平等之处。比如说军官可以抽盒装的香烟，而士兵只允许抽那些用纸卷起来的烟叶，即使是缴获的香烟也不行。为了这事，他们闹到了金日成那里，后来金日成特批中国士兵可以抽香烟。
每个劳动党的党员都有一个党证。这个党证不能随便放，必须用一根绳子拴着挂在脖子上。洗澡的时候则要取下来，挂在墙上的钉子上。于是一边用手搓身上的老泥，一边还要用眼睛盯着墙上挂着的党证，否则党证弄丢了可不是好玩的。
部队严格按照苏军的模式训练。每天晚上睡觉前，大家脱掉衣帽后，整齐地在炕前站立一排，帽子也整齐地摆放在炕沿上。与现在人大会堂开会时，领导的水杯排列一样整齐。然后有人发出“各就各位……睡觉”的指令之后，所有的人要立即同时钻进被窝，才能开始睡觉。
1950年6月25日，以中国三个独立师为主力的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挑起了对大韩民国的战争！
南韩的部队不堪一击，人民军摧枯拉朽，很快就把大韩民国的部队赶到了半岛的最南端。大约只差八十公里就要把他们全部赶到海里喂鱼。
1950年6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建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介入?了朝鲜战争。1950年9月15日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中国的那三个独立师当即被包围。战局开始逆转，三个独立师很快全军覆没。
逃离战场的张场长，一人历尽千辛万苦，路上也曾看到有人叛变投敌，最后只身逃回了平壤。
当时他已负伤，所以逃到平壤后，又去朝鲜党中央，把党籍转回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平安回到了中国。
此后联合国军一直向北推进?，1950年10月1日，韩军越过三八线，美军随后跟进，逼近中朝边境。
此后中国再无退路，1950年10月19日，在彭老总的率领下，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从此被载入了史册。
其实中国的军队从一开始就已经介入，只是现在的史料多避而不谈，还把那三个独立师说成是金日成原有的部队。还说当年毛主席并不知情，而是被金日成骗了……
伟大领袖居然会被骗，不能自洽吧？
尽管我听张场长讲故事，已经是五十四年前的事情，许多细节都已忘记。但还是尽可能多地将其记录于此，以为后事之师吧！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这个历史的怪圈不知能否走出？
2026.3.8
七十年代初听朝鲜族老兵讲故事
tzdztxd (2026-03-08 05:43:47) 评论 (4)七十年代初
听朝鲜族老兵讲故事
下面的故事是一个朝鲜族老兵亲口对我讲的，可以保证绝对真实。
首先介绍一下历史背景吧！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国到处都写满了“备战备荒为人民”，以及“要准备打仗”之类的大标语。由于六十年代中国与“苏修”经历过一场论战。因此与北方的超级大国成了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仇敌，1969年3月，双方还在珍宝岛大干过一场。官方的说法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才能在战后的废墟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为了适应这一形势，在紧邻北方超级大国的东北地区，各单位都要有战时疏散人口的措施。所以我工作的那家工厂也在乡下置办了一块土地，开了一个附属“战备农场”。当然按照伟大领袖的指示，工厂还是要“以工为主”，所以农场除去一个书记与一个场长之外，就只有一个固定工作人员。也不打算正儿八经地种地，主要还是作为战时疏散人口用。平时种地都是雇佣附近的农民。有时候也会从各车间、科室抽调一些人员到农场打打杂。
那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不久，先是在建筑工地做小工（东北称之为“力工”），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分配到在车间学车工。由于刚下车间不久，不是“抓革命促生产”的主力。再加老实听话，所以就被派去农场打杂。
依稀记得大约是在71年的冬天，接到了去战备农场劳动的通知。一同去农场的，大多数都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唯一一个年龄较大的，是厂资料室的袁胖子。他是一名俄文翻译，伶牙俐齿能说会道。由于与苏修的关系闹僵了，原先的仿苏产品，被说成是“傻、大、黑、粗”一无是处的产品，袁胖子也没有什么资料可翻译了。所以与我们这些年轻人一同派去了农场。听他们部门的人说。袁胖子很有一点忧患意识，闲来无事的时候，会抓紧时间自学英语，以使自己不失去用武之地。由于当时国门是封闭的，所以在沈阳他连老外的一根毫毛都见不着，故没有找到与老外练口语的机会。
有次厂里派袁胖子到北京出差。那时候出差，大家一般都少不了到名胜古迹去见世面，袁胖子也不能免俗。
在首都，老外不再属于“稀有动物”，袁胖子一到颐和园，就看到了好多好多老外。他本来就属于自来熟的那种。见了老外也毫不怯场，哈罗一声之后，就与老外飙起了英语，目的只是练一练口语。
那时候的中国，老外看似很自由，可以随意走动。其实每个人的后面都暗中跟有多名“便衣”（俗称“老便”）。袁胖子刚与老外飙完英语。随后就有老便请他去公安局走一趟。那时候不像现在，去喝个茶就完事了。而是被请进了拘留所。体验了什么叫秀才遇老便，有理讲不清。最后还是厂里派人到北京把他领了回来。
袁胖子上班时事情不多，所以他们部门就把他派到农场干农活来了。
大伙坐厂里的卡车，一路颠簸总算到了农场。下车后受到农场三名正式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袁胖子笑眯眯地对场长说，自己是家庭主力，实在不能在农场过夜。是否可以通融一下，允许自己每天晚上回家？他愿意每天早晨坐第一班长途气车到农场来，下午坐最后一班车回沈阳，这样家庭工作两不误……
场长一琢磨，第一班车到农场都十一点多了，正赶上吃中饭。最后一班车是下午两点开车，吃完中饭就开路，难道是来赴宴的不成？场长伸手不打笑脸人。于是笑着对袁胖子说，你还是回去，让你们部门换个人来吧……
听到回复，袁胖子立即到老乡家里转了一圈，而后，只见他手里拎了两只鸡，点头哈腰地与大家道别，感觉他就是哈喇菩萨转世的……
放下行李后，大家自由结合，大约三、四个人住一间屋。每间屋都是那种东北农村常见的结构。进门是一间厨房，里边打了一个灶，灶上有一口大铁锅。虽然三餐都是在食堂吃，但灶上必须生火，因为沈阳的冬天实在太冷了，零下一、二十度是日常。所以必须烧炕。厨房隔壁才是住房，屋里盘了一个大炕，晚上大家就一字排开睡在炕上。与一般农家炕不同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块木制的床板，把床板铺在炕上，然后再铺上褥子。所以大家也就和住独身宿舍的感觉一样了。所不同的是，灶不能断火，要二十四小时不停地烧，所以大铁锅里装了满满一锅的水。即使这样，房间里还是冷得要命，房间的大玻璃窗上结着厚厚的霜，以至玻璃窗成了完全不透明的那种“花玻璃”。以前我在关内时，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情况。据说老乡家里面由于觉得买煤太费钱，有违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所以他们的炕也就只有烧饭的时候才烧一下，可以想象他们家里会有多冷！我们是工人老大哥，与农民不一样，不用考虑省钱，都是直接烧那种烟煤块，看起来与烧柴火一样，火苗窜得老高。但是到了晚上睡觉时才发现，虽然房间里还是很冷，不穿大棉袄真扛不住。但那个炕却热得发烫，大家感觉自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不得不爬起来，用砖块把铺板在炕上架空，一直到架了三层砖后，才勉强能够睡着。
到第二天干活时又发现了异常，因为铁锅里的水很快就烧干了，必须要经常派人回“宿舍”加水。于是有人提议，把铁锅反扣在灶台上，那么就不用加水了，直接干烧即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这就叫“实践出真知”吧。
大家都知道，东北人冬天一般都不干活，叫“猫冬”。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那就是打场。因为沈阳附近的农村全是砂土地，而沈阳市内，稍微向下挖一点就是很纯净的，可以用作建筑材料的上好黄沙！所以每到冬天来临之前，沈阳的市民都需要花钱买黄土“打煤坯”，以作为烧火做饭以及烧炕用的燃料。而我们南方人都是烧煤球或蜂窝煤的，那个年代东北的老百姓，应当是更加会“过日子”一些！
因为土地的含砂量太高的原因。所以沈阳附近的农村只有在冬天，土地被冻硬了之后才能打场，否则就会有大量的砂子混入粮食之中。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用水泥固化土地用于打场。这也是我们工厂到了冬天才从各车间科室抽人到农场干活的原因。
我们的工作其实很轻松，由雇来的老乡赶着马，马后拉着石磙子在场上转圈，而我们就往地上平铺各种需要脱粒的谷物，如小米、大豆等。那时候我们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吃的是大锅饭，干活多少无所谓，小杨就躲在谷剁后面避风的地方剥黄豆，然后拿到房间里的灶前，用铁勺子炒黄豆吃，还真别说，炒出来的黄豆香喷喷的真好吃。他也不吃独食，均匀地分给大家一同享受。一边嘎嘣嘎嘣地嚼着豆子，一边说，要是什么油水都捞不到，谁还肯到这个鬼地方来？
话说我们农场的一把手是书记，他是部队营级干部转业的。平时很少看到他的人影。于是就全靠场长一人主持工作。场长姓张，朝鲜族人。干工作任劳任怨，同时他还是一个老好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宁愿自己多吃苦，对手下的人员从来都不指手划脚，而是靠自己带头干活给大家做表率。他还是一名四野的老兵，原先在厂里，是给来工厂实习的北朝鲜学员当翻译。“文革”开始后，中朝关系比较尴尬，两国在鸭绿江边用高音喇叭互相攻击。所以厂里也不再有北朝鲜的学员了，他也因此而无事可干。那时候虽然没人明说，可是谁的心里都很清楚，朝鲜族的同志多少也受到了一点歧视。所以就打发他到农场当了个受气包场长。
下面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说一下他认真负责工作的态度吧。
一次工厂的汽车给农场送煤来了。由于刚刚下过雨不久，泥泞的小路让车轮直打滑。那个时候“方向盘”与“听诊器”是最牛的职业。司机都是大爷，受累的事他们是不干的。因此司机把汽车的翻斗一翻，哗啦一声就把煤全部卸到半道上，然后掉头回厂交差去了。按常规，场长需要雇老乡的马车把煤拉到农场。可是时近黄昏，老乡不愿在夜里拉煤，说要到第二天天亮才能来拉。张场长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卸在路边的煤，如果不拉走，那么天一黑，就会被村民偷个精光。不花钱的煤不取，岂不是傻子！
张场长同时也明白，这种情况下，他虽贵为场长，却指挥不动任何人，只好自己穿上军大衣，寒夜里在煤堆旁守一夜。
大家都知道张场长是个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人。所以在自由组合时，没有哪个人愿意与他同住。
场长又是一个喜欢唠嗑的人，所以他一眼就相中了我。认为我老实听话，不会驳他的面子。所以坚持要我与他同住。
这样的话，我推辞不过，勉为其难地与场长睡到了同一个炕上，开始了一段每晚上听他讲故事的生活。
一开始，我们互不了解，他每天晚上躺在炕上都要听会儿朝鲜电台的韩语广播，叽哩哇啦的我一句都听不懂。他向我介绍，朝鲜电台正在介绍他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以及前景规划，太振奋人心了……
熟悉些之后，场长就与我无话不谈了，当然一般都是他说我听。
张场长可以说是一个老革命。他曾在林彪的四野中担任排长职务，跟随林总从东北一直打到了海南岛。
他向我讲了许多战斗故事以及打仗的经验。
他说，现在的电影里，经常看到一些伪军拿着手电筒乱照。其实战争年代是不会有这种情况的，一般情况下，即使有手电筒，夜再黑，也尽量不用手电筒照明，因为你用手电筒一照，立即暴露了自己的目标。敌人会用枪对着亮光打过来。一定要用手电筒的话，也会把拿手电筒的那只手在身体侧面抬起来，让手电筒远离身体，这样即使敌人对着灯光一枪打过来，也不至于打中自己的身体。
他还说，电影里常常有人面对敌人，用手枪近距离的指着敌人的脑袋讲半天废话。让人觉得非常的酷。其实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敌人会飞起一脚把你的手枪踢飞。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执枪的手要靠在自己的腰部，这样敌人就不容易把你的手枪踢飞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界，分裂成了南北朝鲜两个国家。金日成为了统一朝鲜，决定打过三八线去。但他深知自己兵力不足。于是亲自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提出借兵。
于是在原四野的部队中，朝鲜族士兵被集中起来组建了三个加强独立师。这三个独立师的成员全部换上朝鲜人民军的军装。全苏式武器装备。部队中党员的党籍，也由中国共产党转成了朝鲜劳动党。
张场长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也由一个排长变成了普通大头兵，可见这三个独立师的战斗力有多强。
这些情况，与现今公开报道的有些出入，现在一般都说，那三个独立师是金日成在中国抗日时期的部队，是跟随他一同回到朝鲜去的。
张场长说，在解放军里，官兵是平等的，但朝鲜人民军中，官兵有许多不平等之处。比如说军官可以抽盒装的香烟，而士兵只允许抽那些用纸卷起来的烟叶，即使是缴获的香烟也不行。为了这事，他们闹到了金日成那里，后来金日成特批中国士兵可以抽香烟。
每个劳动党的党员都有一个党证。这个党证不能随便放，必须用一根绳子拴着挂在脖子上。洗澡的时候则要取下来，挂在墙上的钉子上。于是一边用手搓身上的老泥，一边还要用眼睛盯着墙上挂着的党证，否则党证弄丢了可不是好玩的。
部队严格按照苏军的模式训练。每天晚上睡觉前，大家脱掉衣帽后，整齐地在炕前站立一排，帽子也整齐地摆放在炕沿上。与现在人大会堂开会时，领导的水杯排列一样整齐。然后有人发出“各就各位……睡觉”的指令之后，所有的人要立即同时钻进被窝，才能开始睡觉。
1950年6月25日，以中国三个独立师为主力的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挑起了对大韩民国的战争！
南韩的部队不堪一击，人民军摧枯拉朽，很快就把大韩民国的部队赶到了半岛的最南端。大约只差八十公里就要把他们全部赶到海里喂鱼。
1950年6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建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介入?了朝鲜战争。1950年9月15日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中国的那三个独立师当即被包围。战局开始逆转，三个独立师很快全军覆没。
逃离战场的张场长，一人历尽千辛万苦，路上也曾看到有人叛变投敌，最后只身逃回了平壤。
当时他已负伤，所以逃到平壤后，又去朝鲜党中央，把党籍转回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平安回到了中国。
此后联合国军一直向北推进?，1950年10月1日，韩军越过三八线，美军随后跟进，逼近中朝边境。
此后中国再无退路，1950年10月19日，在彭老总的率领下，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从此被载入了史册。
其实中国的军队从一开始就已经介入，只是现在的史料多避而不谈，还把那三个独立师说成是金日成原有的部队。还说当年毛主席并不知情，而是被金日成骗了……
伟大领袖居然会被骗，不能自洽吧？
尽管我听张场长讲故事，已经是五十四年前的事情，许多细节都已忘记。但还是尽可能多地将其记录于此，以为后事之师吧！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这个历史的怪圈不知能否走出？
202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