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别样妈妈
5、行医乡下
爸爸对妈妈的唯一称呼是“王大夫”，人前人后，家里家外，都是如此，从没有改变过。别人都叫妈妈“王老师”，为什么只有爸爸一个人这么称呼她？只要有人发问，爸爸就一定会提起崇慈往事，那是我小时候听不进去的话题，凡是有关“旧社会”的话题我一概听不进去，我知道的只有两个字：“黑暗”。
妈妈会看病。我们姐弟三人发烧感冒，妈妈会用体温计给我们量体温，用听诊器凝神细听我们的心、肺。要是有问题就由爸爸带我们去医院进一步检查确诊,如果是小毛病就找出常备药给我们吃。邻居家的大人、孩子有了毛病也找妈妈配药、打针，老家的亲戚们来看病都是先由爸爸妈妈检查。但是除了在年轻时的照片上,我们从没有看过生活中穿白大褂的妈妈，有些遗憾。
想不到有一天，妈妈重新成了大夫，让我们真真切切的领略了爸爸无数次深情描述过的天使的光彩，不过是没有白衣的天使，是被称为“赤脚”的医生。
1970年，爸爸妈妈被下放到了农村，名曰“五七大军”，实则劳动改造。按照当时当权者的规定，只能参加农业劳动，不能从事其它工作。他们落户在生产队里，每天和社员一样出工，爸爸拿着锄头和我们一起铲地，妈妈被分派去生产队的花生地里看鸡。妈妈干的是个轻活，算是对她的照顾，因为农村里没有和她一样年纪的妇女下地干农活。几个月后，公社召开的“五七大军”会议上，宣布了县革委会的决定：派爸爸去县医院当工作队长，也宣布了公社革委会的决定：妈妈参加大队组建合作医疗站的工作。妈妈的任务是给全大队的社员看病，培训大队赤脚医生，筹集药品及所需设备。合作医疗站要设在我们家里。妈妈接受了这个工作，在当时一无所有的农村合作医疗站成了一名地道的“赤脚医生”。爸爸很开心，说：“你妈妈终于要重操旧业了。”我们跟爸爸开玩笑：“你叫了这么多年的’王大夫’又回来了。”
爸爸要离开我们，去县医院上班了。临走之前，他帮妈妈把家里的书柜腾空，装进了下乡时带来的所有药瓶、药盒、消毒液和脱脂棉；腾出了写字台，摆上了能找到的所有“器材”：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注射器，都是爸爸妈妈开办的崇慈医院的遗留物品。她和爸爸的房间里,除了一铺睡觉的火炕，其它的空间都归了公。不，就连他们住的火炕也成了诊察床，每个需要身体检查的老乡，都可以躺上去。最后，连姐姐和我住的屋子里的单人木床，也成了妈妈为妇女看病和检查妇科疾病的诊床。
妈妈一次次去县里采购药品，充实高大的“药柜”。妈妈不掌握任何拨款、经费，用的是她和爸爸的工资钱。这并不是上面的要求，而是妈妈自己的选择。在这个被“世界革命”所遗忘的贫困村庄里，妈妈又找到了“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感觉。她没有犹豫彷徨，也没有时间感伤和叹息，每天都精神饱满地奔走在乡间小道，背着药箱，带着她收下的学生、名正言顺的赤脚医生刘桂柱。妈妈在看病之余和往诊的路上，有计划有系统地给他讲课，联系一个个现实的病例，从理论到实践对他进行培训，很短的时间内，刘桂柱由一个没有受过任何专业教育的初中毕业生，成为了全公社水平突出的赤脚医生。妈妈评价他聪明、勤奋，他说:“最幸运的是遇到了王老师。”妈妈返城后，他被安排到公社卫生院工作，后来成为了卫生院的院长。
妈妈培训的第二个学生刘贺鹏，也是一个初中生。妈妈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使他从一个对医疗卫生知识一无所知的人成为了大队的正式赤脚医生。
我们刚刚安下的家，成了全大队最热闹的地方，因为城里来了“大医生”，因为农民看病不花钱了。小病小灾的社员来拿药，久病成疾的妇女来问诊,突发病症、妇女临产都来找妈妈。不管我们全家人在吃饭，还是已经睡觉,随时都可能有病人上门。随着妈妈的名声日益远扬，周边公社、十里八村的农民也来求医了，甚至常因病人情况紧急，家属会在深更半夜跑来请求往诊。每次出诊，我和姐姐都是妈妈理所当然的“随从”。
夜深人静，每当一阵急促的敲窗声伴着“王大夫，王大夫”的低沉呼声响起的时候，妈妈应声起床，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我和姐姐也紧跟上来，背起药箱，随妈妈出诊。有时运气好，有大车坐，多数的时候要步行几里路甚至更远。在风雨交加的黑夜我们出过诊，在大雪封门的凌晨我们也出过诊。我和姐姐一左一右伴着妈妈，听她讲课，听她唱歌。母女三人有时摔得一身泥水，也有时冻得全身冰凉，但不管怎样，都会及时赶到病者家中，使他们最及时地得到检查和处置，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妈妈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做了多少事情，治了多少病人，没有记录。让我难以忘记的是一个姓谢的孤身老人的病例。他是生产队的饲养员，五十多岁了，因为贫穷终生未婚，无儿无女，一个人住在队部里。一次他高烧不退，赤脚医生根据症状给他打了退烧针,服了药，以为他会好了，可是老人一直浑身无力，整整一天滴水未进。当天夜里，老人发烧说胡话，被去队部巡视的生产队长发现后，立即派人找到妈妈。当我们跟着妈妈赶到三里地外他的住处时，他已经神志不清了。妈妈很快对他进行了全面检查,了解了他的日常起居,得出诊断：钩端螺旋体病。因为是传染病，要送县医院隔离治疗。
在队长去找人找大车的间隙，妈妈发现老人因高烧造成的大便秘结已十分严重，表情很痛苦，便决定先帮他排出便来。可是，既没有灌肠器，又没有开塞露，连一点热水都没有，情急之中，妈妈毫不犹豫地用手指一点点儿地抠出了干结得像小石块一样的一堆粪便。妈妈跪在老人身旁，没戴口罩，没戴手套，不顾沾满手上的粪便，头也不抬，一下一下的抠着。
我和姐姐紧盯着妈妈，想去帮她，可又不知怎么做，只能傻傻地站在妈妈身边。环视老人居住的地方，墙皮脱落，被烧成褐色的一小块炕席和大部分露着泥土的炕，一堆破烂的旧棉絮堆在老人蜷缩着的身体旁边，我们心里沉甸甸的，说不出话来。车来了，天也快亮了，妈妈让我和姐姐先回家，她跟着大车去了县医院。
直到晚上，妈妈才风尘仆仆的赶回了家，一进门就告诉我们，县医院的检查结果支持了妈妈的诊断，老人正在接受对症治疗，很快就会好起来的。那时候，钩端螺旋体病是一个我从没听过的病名，更不知道妈妈在没有任何检验手段的情况下是怎么诊断出来的。
几年后，我进了护校，学习的几年里，没有听到过这个病名。到防疫站工作后，在进修流行病学的时候，老师讲到了这种以动物为传染源的传染病，我不由想起了生产队队部炕上那个孤苦的老人，真为他庆幸。因为妈妈的准确诊断，使他得到及时治疗，不仅挽救了他的生命，也避免了更多人的灾难，因为那是传染病啊。我问妈妈，当时是根据什么判断为传染病的。妈妈说，是根据他的临床症状和有与动物接触史确诊的。我领教了妈妈的厉害，因为我知道妈妈做过妇产科、眼科、内科和外科大夫，并没有专门研究过传染病。
一次，跟我在队里一起干活的叫高淑华的女孩，突然鼻子出血了，止不住。当时我们在太阳暴晒下的高粱地里割高粱，我以为是天热晒的，或者是活太累造成的，她却说，她过一段就会这样，没有什么原因。我说流鼻血怎么会没有原因，让她去我家找妈妈查一查，她说曾去县里看过，没有查出结果来，所以也就不管它了。
我下工后把她带到家里，妈妈只问了她每次流鼻血的量和持续时间，也没检查身体，便问她经期准不准。我奇怪的说，这跟鼻子有什么关系？妈妈说，她的状况叫代偿性月经，经血周期性由鼻腔流出，是精神因素或激素分泌失衡造成的。这又是一个我闻所未闻的病名。妈妈告诉她目前只能用冷毛巾做一下外敷止住血，再服些激素类药物调节，注意饮食，心情要愉快。我不懂这跟鼻子出血有什么关系。从此，这个女孩就成了我家的常客，对妈妈的话极为信服，妈妈也专为她的病查找了中草药配方，并利用去县里开会的机会亲自买来送给她吃，治好了纠缠了她几年的被当地人称为“倒经”的毛病。
一个曾任职锦州市建设局付局长的人，名叫付力菲，在文革中，不知被扣上了什么帽子，和妻子一起被下放到和我们相邻的第四生产队。他连“五.七战士”的名义都没有，被当作“阶级敌人”，和生产队里的地主富农一起被监督劳动。他像一个失语者,天天起早贪晚干着重活，总是沉默着。我每次在路上遇见他，心里都很沉重。他的妻子李阿姨常常和妈妈一起去公社开会，平时也来我家跟妈妈聊天。大约是下乡一年左右的时候，一天早上,妈妈正在做饭，李阿姨惊慌地跑了进来，说，老付病了，昏迷不醒，怎么喊都不答应，推也不动。妈妈听了，马上熄灭灶火，连屋子也没进，就和李阿姨急急地走了。我和姐姐出早工回来,看妈妈不在，饭也没熟，听房东大婶说妈妈去了李阿姨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赶紧跑了过去。
妈妈正俯身给付伯伯检查呼吸、脉搏，又看他的瞳孔，然后果断地对李阿姨说，付局长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了，一定是昨天晚上睡前服的，药已经被吸收，催吐没有效了，只能静脉注射些葡萄糖液，促使他排尿。李阿姨落泪了，说不出话。妈妈让姐姐和我赶快去大队打电话，请县医院的救护车火速赶来。当付伯伯被抬上县医院的救护车后，妈妈扶着李阿姨一起坐了上去，她饿着肚子随车走了。晚上回来的只有妈妈和李阿姨，付伯伯真的服安眠药自杀了。因为发现时已错过最佳抢救时间，回天无力了。县医院对妈妈在这起事件中的准确诊断，抢救措施及处置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妈妈的医德医风有目共睹，妈妈出名了。
后来,发生了姐姐和我用针灸治疗外公社小儿麻痹患者的事情。由于麻痹症患儿的痊愈，从未涉足过中医中药的妈妈开始向我们学习针灸，研究中草药基本知识，并让爸爸借到了当年难得一见的“本草纲目”。妈妈在自己身上练习针灸手法，体验针感。妈妈很快掌握了全身经络走向和所有的重点穴位，并且应用于实践，对于农村常见的牙痛、头痛、胃痛、腰腿痛、过敏性哮喘、神经官能症等病症用针刺方法补充了药物治疗。
毕业于英国人创立的盛京医大的妈妈，在四十年代就是一个优秀的妇科、内科、外科、眼科医生，但是妈为了更好地为农民治病，不仅努力学针灸，还学会了识别中草药，使用中草药，在缺医少药的年代，用中医疗法治愈了很多人的疾病。
1970年秋季，妈妈建议大队成立了采药队，每个生产队抽调一名青年社员，我也被抽到了。妈妈用她自学的中草药知识给我们讲授识别、采摘、炮制中草药的方法。妈妈还发起了一个涉及全大队社员的"驱蛔工程"。针对当时农村的多发病蛔虫症，用我们采集的生药，按照当地的土方验方经成功的试验后，连续多天起早贪黑配制了大量的“驱蛔汤”，给全大队的成人和儿童分别情况全面投药。“驱蛔汤”效果显著，服药后排出蛔虫数量最多的一个社员，共排出300多条蛔虫。“驱蛔汤”的应用使全大队蛔虫症发病率从80%一90%降低到了10%－20%，到1971年末，全大队患胆道蛔虫症的只有一人。
1971年春天，妈妈向大队申请了两亩地作为中草药田，她自己带着赤脚医生种植管理。在爸爸安排我到沙后所公社医院学习用蒸馏技术提取中草药制剂的技术后，我演示给妈妈，妈妈很快采购了蒸馏器材并用自产的药材自配药方制作成功了“三黄注射液”，用来代替青霉素防治一般性炎症，效果十分显著。妈妈还用药酒、穴位埋藏等土方治愈了多例风湿症、关节炎、多发性哮喘等病症，妈妈成了深受社员喜爱的医生。
1972年的春节前夕，爸爸妈妈离开团山子的时候，医学院的卡车像送他们来的时候一样来接他们。送行的人们挤满了院子，有的人将装着鸡蛋、花生的篮子塞到我们手里，有的人拎着装满粘米、红豆的口袋直接放进车里，还有的人将冻得硬邦邦的猪蹄、肘子直接扔在车上。爸爸妈妈一遍遍地向大家告别，但人们不肯散去，很多妇女抽抽嗒嗒地抹起了眼泪，直到车开出好远了，我们回头还望见依依不舍的人们站在原地。现在想起这些，我才明白，其实那时候，和我们朝夕相处整整两年的社员们已经知道，他们在送别那里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位乡村医生。
别样妈妈 (5): 行医乡下
旭子 (2026-03-11 07:52:31) 评论 (1)
第一章 别样妈妈
5、行医乡下
爸爸对妈妈的唯一称呼是“王大夫”，人前人后，家里家外，都是如此，从没有改变过。别人都叫妈妈“王老师”，为什么只有爸爸一个人这么称呼她？只要有人发问，爸爸就一定会提起崇慈往事，那是我小时候听不进去的话题，凡是有关“旧社会”的话题我一概听不进去，我知道的只有两个字：“黑暗”。
妈妈会看病。我们姐弟三人发烧感冒，妈妈会用体温计给我们量体温，用听诊器凝神细听我们的心、肺。要是有问题就由爸爸带我们去医院进一步检查确诊,如果是小毛病就找出常备药给我们吃。邻居家的大人、孩子有了毛病也找妈妈配药、打针，老家的亲戚们来看病都是先由爸爸妈妈检查。但是除了在年轻时的照片上,我们从没有看过生活中穿白大褂的妈妈，有些遗憾。
想不到有一天，妈妈重新成了大夫，让我们真真切切的领略了爸爸无数次深情描述过的天使的光彩，不过是没有白衣的天使，是被称为“赤脚”的医生。
1970年，爸爸妈妈被下放到了农村，名曰“五七大军”，实则劳动改造。按照当时当权者的规定，只能参加农业劳动，不能从事其它工作。他们落户在生产队里，每天和社员一样出工，爸爸拿着锄头和我们一起铲地，妈妈被分派去生产队的花生地里看鸡。妈妈干的是个轻活，算是对她的照顾，因为农村里没有和她一样年纪的妇女下地干农活。几个月后，公社召开的“五七大军”会议上，宣布了县革委会的决定：派爸爸去县医院当工作队长，也宣布了公社革委会的决定：妈妈参加大队组建合作医疗站的工作。妈妈的任务是给全大队的社员看病，培训大队赤脚医生，筹集药品及所需设备。合作医疗站要设在我们家里。妈妈接受了这个工作，在当时一无所有的农村合作医疗站成了一名地道的“赤脚医生”。爸爸很开心，说：“你妈妈终于要重操旧业了。”我们跟爸爸开玩笑：“你叫了这么多年的’王大夫’又回来了。”
爸爸要离开我们，去县医院上班了。临走之前，他帮妈妈把家里的书柜腾空，装进了下乡时带来的所有药瓶、药盒、消毒液和脱脂棉；腾出了写字台，摆上了能找到的所有“器材”：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注射器，都是爸爸妈妈开办的崇慈医院的遗留物品。她和爸爸的房间里,除了一铺睡觉的火炕，其它的空间都归了公。不，就连他们住的火炕也成了诊察床，每个需要身体检查的老乡，都可以躺上去。最后，连姐姐和我住的屋子里的单人木床，也成了妈妈为妇女看病和检查妇科疾病的诊床。
妈妈一次次去县里采购药品，充实高大的“药柜”。妈妈不掌握任何拨款、经费，用的是她和爸爸的工资钱。这并不是上面的要求，而是妈妈自己的选择。在这个被“世界革命”所遗忘的贫困村庄里，妈妈又找到了“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感觉。她没有犹豫彷徨，也没有时间感伤和叹息，每天都精神饱满地奔走在乡间小道，背着药箱，带着她收下的学生、名正言顺的赤脚医生刘桂柱。妈妈在看病之余和往诊的路上，有计划有系统地给他讲课，联系一个个现实的病例，从理论到实践对他进行培训，很短的时间内，刘桂柱由一个没有受过任何专业教育的初中毕业生，成为了全公社水平突出的赤脚医生。妈妈评价他聪明、勤奋，他说:“最幸运的是遇到了王老师。”妈妈返城后，他被安排到公社卫生院工作，后来成为了卫生院的院长。
妈妈培训的第二个学生刘贺鹏，也是一个初中生。妈妈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使他从一个对医疗卫生知识一无所知的人成为了大队的正式赤脚医生。
我们刚刚安下的家，成了全大队最热闹的地方，因为城里来了“大医生”，因为农民看病不花钱了。小病小灾的社员来拿药，久病成疾的妇女来问诊,突发病症、妇女临产都来找妈妈。不管我们全家人在吃饭，还是已经睡觉,随时都可能有病人上门。随着妈妈的名声日益远扬，周边公社、十里八村的农民也来求医了，甚至常因病人情况紧急，家属会在深更半夜跑来请求往诊。每次出诊，我和姐姐都是妈妈理所当然的“随从”。
夜深人静，每当一阵急促的敲窗声伴着“王大夫，王大夫”的低沉呼声响起的时候，妈妈应声起床，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我和姐姐也紧跟上来，背起药箱，随妈妈出诊。有时运气好，有大车坐，多数的时候要步行几里路甚至更远。在风雨交加的黑夜我们出过诊，在大雪封门的凌晨我们也出过诊。我和姐姐一左一右伴着妈妈，听她讲课，听她唱歌。母女三人有时摔得一身泥水，也有时冻得全身冰凉，但不管怎样，都会及时赶到病者家中，使他们最及时地得到检查和处置，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妈妈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做了多少事情，治了多少病人，没有记录。让我难以忘记的是一个姓谢的孤身老人的病例。他是生产队的饲养员，五十多岁了，因为贫穷终生未婚，无儿无女，一个人住在队部里。一次他高烧不退，赤脚医生根据症状给他打了退烧针,服了药，以为他会好了，可是老人一直浑身无力，整整一天滴水未进。当天夜里，老人发烧说胡话，被去队部巡视的生产队长发现后，立即派人找到妈妈。当我们跟着妈妈赶到三里地外他的住处时，他已经神志不清了。妈妈很快对他进行了全面检查,了解了他的日常起居,得出诊断：钩端螺旋体病。因为是传染病，要送县医院隔离治疗。
在队长去找人找大车的间隙，妈妈发现老人因高烧造成的大便秘结已十分严重，表情很痛苦，便决定先帮他排出便来。可是，既没有灌肠器，又没有开塞露，连一点热水都没有，情急之中，妈妈毫不犹豫地用手指一点点儿地抠出了干结得像小石块一样的一堆粪便。妈妈跪在老人身旁，没戴口罩，没戴手套，不顾沾满手上的粪便，头也不抬，一下一下的抠着。
我和姐姐紧盯着妈妈，想去帮她，可又不知怎么做，只能傻傻地站在妈妈身边。环视老人居住的地方，墙皮脱落，被烧成褐色的一小块炕席和大部分露着泥土的炕，一堆破烂的旧棉絮堆在老人蜷缩着的身体旁边，我们心里沉甸甸的，说不出话来。车来了，天也快亮了，妈妈让我和姐姐先回家，她跟着大车去了县医院。
直到晚上，妈妈才风尘仆仆的赶回了家，一进门就告诉我们，县医院的检查结果支持了妈妈的诊断，老人正在接受对症治疗，很快就会好起来的。那时候，钩端螺旋体病是一个我从没听过的病名，更不知道妈妈在没有任何检验手段的情况下是怎么诊断出来的。
几年后，我进了护校，学习的几年里，没有听到过这个病名。到防疫站工作后，在进修流行病学的时候，老师讲到了这种以动物为传染源的传染病，我不由想起了生产队队部炕上那个孤苦的老人，真为他庆幸。因为妈妈的准确诊断，使他得到及时治疗，不仅挽救了他的生命，也避免了更多人的灾难，因为那是传染病啊。我问妈妈，当时是根据什么判断为传染病的。妈妈说，是根据他的临床症状和有与动物接触史确诊的。我领教了妈妈的厉害，因为我知道妈妈做过妇产科、眼科、内科和外科大夫，并没有专门研究过传染病。
一次，跟我在队里一起干活的叫高淑华的女孩，突然鼻子出血了，止不住。当时我们在太阳暴晒下的高粱地里割高粱，我以为是天热晒的，或者是活太累造成的，她却说，她过一段就会这样，没有什么原因。我说流鼻血怎么会没有原因，让她去我家找妈妈查一查，她说曾去县里看过，没有查出结果来，所以也就不管它了。
我下工后把她带到家里，妈妈只问了她每次流鼻血的量和持续时间，也没检查身体，便问她经期准不准。我奇怪的说，这跟鼻子有什么关系？妈妈说，她的状况叫代偿性月经，经血周期性由鼻腔流出，是精神因素或激素分泌失衡造成的。这又是一个我闻所未闻的病名。妈妈告诉她目前只能用冷毛巾做一下外敷止住血，再服些激素类药物调节，注意饮食，心情要愉快。我不懂这跟鼻子出血有什么关系。从此，这个女孩就成了我家的常客，对妈妈的话极为信服，妈妈也专为她的病查找了中草药配方，并利用去县里开会的机会亲自买来送给她吃，治好了纠缠了她几年的被当地人称为“倒经”的毛病。
一个曾任职锦州市建设局付局长的人，名叫付力菲，在文革中，不知被扣上了什么帽子，和妻子一起被下放到和我们相邻的第四生产队。他连“五.七战士”的名义都没有，被当作“阶级敌人”，和生产队里的地主富农一起被监督劳动。他像一个失语者,天天起早贪晚干着重活，总是沉默着。我每次在路上遇见他，心里都很沉重。他的妻子李阿姨常常和妈妈一起去公社开会，平时也来我家跟妈妈聊天。大约是下乡一年左右的时候，一天早上,妈妈正在做饭，李阿姨惊慌地跑了进来，说，老付病了，昏迷不醒，怎么喊都不答应，推也不动。妈妈听了，马上熄灭灶火，连屋子也没进，就和李阿姨急急地走了。我和姐姐出早工回来,看妈妈不在，饭也没熟，听房东大婶说妈妈去了李阿姨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赶紧跑了过去。
妈妈正俯身给付伯伯检查呼吸、脉搏，又看他的瞳孔，然后果断地对李阿姨说，付局长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了，一定是昨天晚上睡前服的，药已经被吸收，催吐没有效了，只能静脉注射些葡萄糖液，促使他排尿。李阿姨落泪了，说不出话。妈妈让姐姐和我赶快去大队打电话，请县医院的救护车火速赶来。当付伯伯被抬上县医院的救护车后，妈妈扶着李阿姨一起坐了上去，她饿着肚子随车走了。晚上回来的只有妈妈和李阿姨，付伯伯真的服安眠药自杀了。因为发现时已错过最佳抢救时间，回天无力了。县医院对妈妈在这起事件中的准确诊断，抢救措施及处置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妈妈的医德医风有目共睹，妈妈出名了。
后来,发生了姐姐和我用针灸治疗外公社小儿麻痹患者的事情。由于麻痹症患儿的痊愈，从未涉足过中医中药的妈妈开始向我们学习针灸，研究中草药基本知识，并让爸爸借到了当年难得一见的“本草纲目”。妈妈在自己身上练习针灸手法，体验针感。妈妈很快掌握了全身经络走向和所有的重点穴位，并且应用于实践，对于农村常见的牙痛、头痛、胃痛、腰腿痛、过敏性哮喘、神经官能症等病症用针刺方法补充了药物治疗。
毕业于英国人创立的盛京医大的妈妈，在四十年代就是一个优秀的妇科、内科、外科、眼科医生，但是妈为了更好地为农民治病，不仅努力学针灸，还学会了识别中草药，使用中草药，在缺医少药的年代，用中医疗法治愈了很多人的疾病。
1970年秋季，妈妈建议大队成立了采药队，每个生产队抽调一名青年社员，我也被抽到了。妈妈用她自学的中草药知识给我们讲授识别、采摘、炮制中草药的方法。妈妈还发起了一个涉及全大队社员的"驱蛔工程"。针对当时农村的多发病蛔虫症，用我们采集的生药，按照当地的土方验方经成功的试验后，连续多天起早贪黑配制了大量的“驱蛔汤”，给全大队的成人和儿童分别情况全面投药。“驱蛔汤”效果显著，服药后排出蛔虫数量最多的一个社员，共排出300多条蛔虫。“驱蛔汤”的应用使全大队蛔虫症发病率从80%一90%降低到了10%－20%，到1971年末，全大队患胆道蛔虫症的只有一人。
1971年春天，妈妈向大队申请了两亩地作为中草药田，她自己带着赤脚医生种植管理。在爸爸安排我到沙后所公社医院学习用蒸馏技术提取中草药制剂的技术后，我演示给妈妈，妈妈很快采购了蒸馏器材并用自产的药材自配药方制作成功了“三黄注射液”，用来代替青霉素防治一般性炎症，效果十分显著。妈妈还用药酒、穴位埋藏等土方治愈了多例风湿症、关节炎、多发性哮喘等病症，妈妈成了深受社员喜爱的医生。
1972年的春节前夕，爸爸妈妈离开团山子的时候，医学院的卡车像送他们来的时候一样来接他们。送行的人们挤满了院子，有的人将装着鸡蛋、花生的篮子塞到我们手里，有的人拎着装满粘米、红豆的口袋直接放进车里，还有的人将冻得硬邦邦的猪蹄、肘子直接扔在车上。爸爸妈妈一遍遍地向大家告别，但人们不肯散去，很多妇女抽抽嗒嗒地抹起了眼泪，直到车开出好远了，我们回头还望见依依不舍的人们站在原地。现在想起这些，我才明白，其实那时候，和我们朝夕相处整整两年的社员们已经知道，他们在送别那里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位乡村医生。
5、行医乡下
爸爸对妈妈的唯一称呼是“王大夫”，人前人后，家里家外，都是如此，从没有改变过。别人都叫妈妈“王老师”，为什么只有爸爸一个人这么称呼她？只要有人发问，爸爸就一定会提起崇慈往事，那是我小时候听不进去的话题，凡是有关“旧社会”的话题我一概听不进去，我知道的只有两个字：“黑暗”。
妈妈会看病。我们姐弟三人发烧感冒，妈妈会用体温计给我们量体温，用听诊器凝神细听我们的心、肺。要是有问题就由爸爸带我们去医院进一步检查确诊,如果是小毛病就找出常备药给我们吃。邻居家的大人、孩子有了毛病也找妈妈配药、打针，老家的亲戚们来看病都是先由爸爸妈妈检查。但是除了在年轻时的照片上,我们从没有看过生活中穿白大褂的妈妈，有些遗憾。
想不到有一天，妈妈重新成了大夫，让我们真真切切的领略了爸爸无数次深情描述过的天使的光彩，不过是没有白衣的天使，是被称为“赤脚”的医生。
1970年，爸爸妈妈被下放到了农村，名曰“五七大军”，实则劳动改造。按照当时当权者的规定，只能参加农业劳动，不能从事其它工作。他们落户在生产队里，每天和社员一样出工，爸爸拿着锄头和我们一起铲地，妈妈被分派去生产队的花生地里看鸡。妈妈干的是个轻活，算是对她的照顾，因为农村里没有和她一样年纪的妇女下地干农活。几个月后，公社召开的“五七大军”会议上，宣布了县革委会的决定：派爸爸去县医院当工作队长，也宣布了公社革委会的决定：妈妈参加大队组建合作医疗站的工作。妈妈的任务是给全大队的社员看病，培训大队赤脚医生，筹集药品及所需设备。合作医疗站要设在我们家里。妈妈接受了这个工作，在当时一无所有的农村合作医疗站成了一名地道的“赤脚医生”。爸爸很开心，说：“你妈妈终于要重操旧业了。”我们跟爸爸开玩笑：“你叫了这么多年的’王大夫’又回来了。”
爸爸要离开我们，去县医院上班了。临走之前，他帮妈妈把家里的书柜腾空，装进了下乡时带来的所有药瓶、药盒、消毒液和脱脂棉；腾出了写字台，摆上了能找到的所有“器材”：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注射器，都是爸爸妈妈开办的崇慈医院的遗留物品。她和爸爸的房间里,除了一铺睡觉的火炕，其它的空间都归了公。不，就连他们住的火炕也成了诊察床，每个需要身体检查的老乡，都可以躺上去。最后，连姐姐和我住的屋子里的单人木床，也成了妈妈为妇女看病和检查妇科疾病的诊床。
妈妈一次次去县里采购药品，充实高大的“药柜”。妈妈不掌握任何拨款、经费，用的是她和爸爸的工资钱。这并不是上面的要求，而是妈妈自己的选择。在这个被“世界革命”所遗忘的贫困村庄里，妈妈又找到了“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感觉。她没有犹豫彷徨，也没有时间感伤和叹息，每天都精神饱满地奔走在乡间小道，背着药箱，带着她收下的学生、名正言顺的赤脚医生刘桂柱。妈妈在看病之余和往诊的路上，有计划有系统地给他讲课，联系一个个现实的病例，从理论到实践对他进行培训，很短的时间内，刘桂柱由一个没有受过任何专业教育的初中毕业生，成为了全公社水平突出的赤脚医生。妈妈评价他聪明、勤奋，他说:“最幸运的是遇到了王老师。”妈妈返城后，他被安排到公社卫生院工作，后来成为了卫生院的院长。
妈妈培训的第二个学生刘贺鹏，也是一个初中生。妈妈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使他从一个对医疗卫生知识一无所知的人成为了大队的正式赤脚医生。
我们刚刚安下的家，成了全大队最热闹的地方，因为城里来了“大医生”，因为农民看病不花钱了。小病小灾的社员来拿药，久病成疾的妇女来问诊,突发病症、妇女临产都来找妈妈。不管我们全家人在吃饭，还是已经睡觉,随时都可能有病人上门。随着妈妈的名声日益远扬，周边公社、十里八村的农民也来求医了，甚至常因病人情况紧急，家属会在深更半夜跑来请求往诊。每次出诊，我和姐姐都是妈妈理所当然的“随从”。
夜深人静，每当一阵急促的敲窗声伴着“王大夫，王大夫”的低沉呼声响起的时候，妈妈应声起床，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我和姐姐也紧跟上来，背起药箱，随妈妈出诊。有时运气好，有大车坐，多数的时候要步行几里路甚至更远。在风雨交加的黑夜我们出过诊，在大雪封门的凌晨我们也出过诊。我和姐姐一左一右伴着妈妈，听她讲课，听她唱歌。母女三人有时摔得一身泥水，也有时冻得全身冰凉，但不管怎样，都会及时赶到病者家中，使他们最及时地得到检查和处置，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妈妈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做了多少事情，治了多少病人，没有记录。让我难以忘记的是一个姓谢的孤身老人的病例。他是生产队的饲养员，五十多岁了，因为贫穷终生未婚，无儿无女，一个人住在队部里。一次他高烧不退，赤脚医生根据症状给他打了退烧针,服了药，以为他会好了，可是老人一直浑身无力，整整一天滴水未进。当天夜里，老人发烧说胡话，被去队部巡视的生产队长发现后，立即派人找到妈妈。当我们跟着妈妈赶到三里地外他的住处时，他已经神志不清了。妈妈很快对他进行了全面检查,了解了他的日常起居,得出诊断：钩端螺旋体病。因为是传染病，要送县医院隔离治疗。
在队长去找人找大车的间隙，妈妈发现老人因高烧造成的大便秘结已十分严重，表情很痛苦，便决定先帮他排出便来。可是，既没有灌肠器，又没有开塞露，连一点热水都没有，情急之中，妈妈毫不犹豫地用手指一点点儿地抠出了干结得像小石块一样的一堆粪便。妈妈跪在老人身旁，没戴口罩，没戴手套，不顾沾满手上的粪便，头也不抬，一下一下的抠着。
我和姐姐紧盯着妈妈，想去帮她，可又不知怎么做，只能傻傻地站在妈妈身边。环视老人居住的地方，墙皮脱落，被烧成褐色的一小块炕席和大部分露着泥土的炕，一堆破烂的旧棉絮堆在老人蜷缩着的身体旁边，我们心里沉甸甸的，说不出话来。车来了，天也快亮了，妈妈让我和姐姐先回家，她跟着大车去了县医院。
直到晚上，妈妈才风尘仆仆的赶回了家，一进门就告诉我们，县医院的检查结果支持了妈妈的诊断，老人正在接受对症治疗，很快就会好起来的。那时候，钩端螺旋体病是一个我从没听过的病名，更不知道妈妈在没有任何检验手段的情况下是怎么诊断出来的。
几年后，我进了护校，学习的几年里，没有听到过这个病名。到防疫站工作后，在进修流行病学的时候，老师讲到了这种以动物为传染源的传染病，我不由想起了生产队队部炕上那个孤苦的老人，真为他庆幸。因为妈妈的准确诊断，使他得到及时治疗，不仅挽救了他的生命，也避免了更多人的灾难，因为那是传染病啊。我问妈妈，当时是根据什么判断为传染病的。妈妈说，是根据他的临床症状和有与动物接触史确诊的。我领教了妈妈的厉害，因为我知道妈妈做过妇产科、眼科、内科和外科大夫，并没有专门研究过传染病。
一次，跟我在队里一起干活的叫高淑华的女孩，突然鼻子出血了，止不住。当时我们在太阳暴晒下的高粱地里割高粱，我以为是天热晒的，或者是活太累造成的，她却说，她过一段就会这样，没有什么原因。我说流鼻血怎么会没有原因，让她去我家找妈妈查一查，她说曾去县里看过，没有查出结果来，所以也就不管它了。
我下工后把她带到家里，妈妈只问了她每次流鼻血的量和持续时间，也没检查身体，便问她经期准不准。我奇怪的说，这跟鼻子有什么关系？妈妈说，她的状况叫代偿性月经，经血周期性由鼻腔流出，是精神因素或激素分泌失衡造成的。这又是一个我闻所未闻的病名。妈妈告诉她目前只能用冷毛巾做一下外敷止住血，再服些激素类药物调节，注意饮食，心情要愉快。我不懂这跟鼻子出血有什么关系。从此，这个女孩就成了我家的常客，对妈妈的话极为信服，妈妈也专为她的病查找了中草药配方，并利用去县里开会的机会亲自买来送给她吃，治好了纠缠了她几年的被当地人称为“倒经”的毛病。
一个曾任职锦州市建设局付局长的人，名叫付力菲，在文革中，不知被扣上了什么帽子，和妻子一起被下放到和我们相邻的第四生产队。他连“五.七战士”的名义都没有，被当作“阶级敌人”，和生产队里的地主富农一起被监督劳动。他像一个失语者,天天起早贪晚干着重活，总是沉默着。我每次在路上遇见他，心里都很沉重。他的妻子李阿姨常常和妈妈一起去公社开会，平时也来我家跟妈妈聊天。大约是下乡一年左右的时候，一天早上,妈妈正在做饭，李阿姨惊慌地跑了进来，说，老付病了，昏迷不醒，怎么喊都不答应，推也不动。妈妈听了，马上熄灭灶火，连屋子也没进，就和李阿姨急急地走了。我和姐姐出早工回来,看妈妈不在，饭也没熟，听房东大婶说妈妈去了李阿姨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赶紧跑了过去。
妈妈正俯身给付伯伯检查呼吸、脉搏，又看他的瞳孔，然后果断地对李阿姨说，付局长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了，一定是昨天晚上睡前服的，药已经被吸收，催吐没有效了，只能静脉注射些葡萄糖液，促使他排尿。李阿姨落泪了，说不出话。妈妈让姐姐和我赶快去大队打电话，请县医院的救护车火速赶来。当付伯伯被抬上县医院的救护车后，妈妈扶着李阿姨一起坐了上去，她饿着肚子随车走了。晚上回来的只有妈妈和李阿姨，付伯伯真的服安眠药自杀了。因为发现时已错过最佳抢救时间，回天无力了。县医院对妈妈在这起事件中的准确诊断，抢救措施及处置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妈妈的医德医风有目共睹，妈妈出名了。
后来,发生了姐姐和我用针灸治疗外公社小儿麻痹患者的事情。由于麻痹症患儿的痊愈，从未涉足过中医中药的妈妈开始向我们学习针灸，研究中草药基本知识，并让爸爸借到了当年难得一见的“本草纲目”。妈妈在自己身上练习针灸手法，体验针感。妈妈很快掌握了全身经络走向和所有的重点穴位，并且应用于实践，对于农村常见的牙痛、头痛、胃痛、腰腿痛、过敏性哮喘、神经官能症等病症用针刺方法补充了药物治疗。
毕业于英国人创立的盛京医大的妈妈，在四十年代就是一个优秀的妇科、内科、外科、眼科医生，但是妈为了更好地为农民治病，不仅努力学针灸，还学会了识别中草药，使用中草药，在缺医少药的年代，用中医疗法治愈了很多人的疾病。
1970年秋季，妈妈建议大队成立了采药队，每个生产队抽调一名青年社员，我也被抽到了。妈妈用她自学的中草药知识给我们讲授识别、采摘、炮制中草药的方法。妈妈还发起了一个涉及全大队社员的"驱蛔工程"。针对当时农村的多发病蛔虫症，用我们采集的生药，按照当地的土方验方经成功的试验后，连续多天起早贪黑配制了大量的“驱蛔汤”，给全大队的成人和儿童分别情况全面投药。“驱蛔汤”效果显著，服药后排出蛔虫数量最多的一个社员，共排出300多条蛔虫。“驱蛔汤”的应用使全大队蛔虫症发病率从80%一90%降低到了10%－20%，到1971年末，全大队患胆道蛔虫症的只有一人。
1971年春天，妈妈向大队申请了两亩地作为中草药田，她自己带着赤脚医生种植管理。在爸爸安排我到沙后所公社医院学习用蒸馏技术提取中草药制剂的技术后，我演示给妈妈，妈妈很快采购了蒸馏器材并用自产的药材自配药方制作成功了“三黄注射液”，用来代替青霉素防治一般性炎症，效果十分显著。妈妈还用药酒、穴位埋藏等土方治愈了多例风湿症、关节炎、多发性哮喘等病症，妈妈成了深受社员喜爱的医生。
1972年的春节前夕，爸爸妈妈离开团山子的时候，医学院的卡车像送他们来的时候一样来接他们。送行的人们挤满了院子，有的人将装着鸡蛋、花生的篮子塞到我们手里，有的人拎着装满粘米、红豆的口袋直接放进车里，还有的人将冻得硬邦邦的猪蹄、肘子直接扔在车上。爸爸妈妈一遍遍地向大家告别，但人们不肯散去，很多妇女抽抽嗒嗒地抹起了眼泪，直到车开出好远了，我们回头还望见依依不舍的人们站在原地。现在想起这些，我才明白，其实那时候，和我们朝夕相处整整两年的社员们已经知道，他们在送别那里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位乡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