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希特勒是如何称赞蒋介石
法西斯希特勒是如何称赞蒋介石?
1937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应邀访德。期间与德国总理希特勒等进行了会谈。会谈中，希特勒曾对孔氏谈及蒋介石，赞其为“中国负有天赋使命的伟人”。
蒋介石也一度对希特勒及法西斯产生浓厚兴趣。
蒋介石总结法西斯的三个特点：
“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个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个最优秀的民族……。
第二是要一切军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组织，其精神，其活动，一定统统能够军事化……。
第三是领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任一个贤明和有能力的领袖……”
蒋介石期望以此约束全体国民党党员。
转载：《希特勒称蒋介石为“负有天赋使命的伟人”》
来源：谌旭彬 短史记
1937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应邀访德。期间与德国总理希特勒等进行了会谈。会谈中，希特勒曾对孔氏谈及蒋介石，赞其为“中国负有天赋使命的伟人”。
据德国外交档案记载，希特勒“称赞”蒋氏的具体语境如下：
“元首兼总理(向孔)说明了加强政府权力的必要性和益处。在这一点上，他把蒋介石委员长视作上帝所派继承中华帝国的人物。(元首认为)同强有力的政府可以订立长期性协定。”①
孔祥熙此行，目的在于消除“德日反共协定”之消极影响，希望能够得到希特勒在对华援助方面——尤其是武器之购买与军事顾问团之合作——的继续支持。据在场的驻德大使程天放披露，孔氏曾试图说服希特勒抛弃日本支持中国。
程氏回忆：“谈到远东局势，希讲希望远东国家如中国、日本，彼此友好合作，不要发生事故。如果中国、日本的争执需要他做调人，他很愿尽力。孔乃告诉希，……中国可永远做德国的朋友，日本友谊不一定可靠。希讲他非常愿望中国强盛，也希望中德关系益加密切，驻上海总领事克里拜是他的老友，也是中国的友人，他对中国情形很熟悉，随时对希有报告。孔就问克里拜对中国有什么意见？希讲克里拜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事，是将军政大权集中中央，能造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一切问题，都不难解决。”②
综上，不难还原当日希、孔会谈之实际情形——孔希望说服希抛弃日本、转与中国订立长期友好协定；希的回答则是：“非常愿望中国强盛”，希望蒋介石这位“负有天赋使命的伟人”，能够集中军政大权，“造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因为德国只愿意“同强有力的政府订立长期性协定”。
换言之，这番“赞誉”言词背后，有着希特勒对中国国力的深度藐视。所谓“中国负有天赋使命的伟人”，于蒋介石而言，只是客套罢了。
图注：蒋介石国军德械部队
事实上，此种“讽刺”，自“九一八”始，国民政府即已备尝。中国以一几无国防工业体系之纯农业国，对抗扩张欲望强烈之工业化军事强国日本，垂16年。其终获惨胜，既有赖于国人之艰苦卓绝，亦倚仗外交之“一波三折”——始致力于对德关系；继求助于苏联；再与美、英结盟。诸种转折背后，实有无尽之屈辱存焉。
以对德外交而言，中国需德国之军事人才和武器装备；德国需中国之的钨、锑及铁矿石等战略物资，固然是合作之基础；但钨、锑之类物资非中国所独有，而在30年代前半期，蒋氏频频向英、美、苏诸国求助，已一再碰壁，德国乃最后之希望。为维系此种脆弱关系，蒋氏曾亲自致信希特勒，承诺“中国之原料必须巨量供给贵国”；乃至于不得不于1936年4月13日致信希特勒，专门为其祝寿。③今已知蒋氏致希特勒之私人信函至少有四，而希之回复仅一，弱国之无尊严可见一斑。
再如所谓之英美盟国——1943年蒋氏应邀参加开罗会议，未启程前，已于日记中频频告诫自己须保持“无求于人”之姿态，以保全国家尊严：
“余此去与罗、丘会谈，本‘无所求、无所予’之精神，……勿存一毫得失之见则几矣。”（1943/11/13）④“余此去与罗、丘会谈，应以淡泊自得、无求于人为唯一方针，总使不辱其身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1943/11/17）⑤
以“无求于人为唯一方针”，实乃国力不足以支撑其所求；故与其求而不得受辱，不如“淡泊自得”以保持有限之尊严。所谓“开罗会议使中国跻世界四大强国之列”，蒋氏当日即有清醒认识：
“昨日——发表开罗会议公报以后，中外舆情无不称颂为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寸衷唯有忧惧而已。”（1943/12/4）⑥
就在蒋氏“忧惧”之时，英国已将中英联合反攻缅甸之议定计划一笔勾销。
注释：
①吴景平：《孔祥熙与希特勒、戈林、沙赫特和里宾特洛甫的谈话——德国外交档案选译》，《民国档案》1994年第3期。吴氏其他著作，多将“上帝所派继承中华帝国的人物”一句，译作“中国负有天赋使命的伟人”。
②程天放：《孔庸之应邀访德——使德回忆之十三》，《传记文学》第6卷第3期。
③陈红民：《蒋介石与希特勒关系论》，《史学月刊》1996年第4期。
④⑤⑥[日]《产经新闻》社撰：《蒋介石秘录（第四卷）全译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转载：《希特勒在民国，有哪些高端粉？》
来源：腾讯历史 作者：杨津涛
希特勒以政治强人的形象，俘获近代中国诸多政学界人士之“芳心”，所反映的，乃是当日国人的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心态。
知识界，如蒋廷黼、雷海宗等，曾向希特勒“深深地脱帽致敬”
据媒体报道，德国近日即将再版希特勒之自传《我的奋斗》。希特勒死于1945年，依照德国版权法，版权保护在作者死后70年失效，成为公版书。为防止该书被右翼分子利用，德国政府将于2016年1月推出《我的奋斗》学者注释版，“加入大量标注并放进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对希特勒的言论进行批驳和辨析。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曾将中国人归为“劣等民族”，认为相信“一个黑人或中国人”能加入德国生活，是“错误的”。1934年，中国驻德公使刘崇杰对此表示抗议，德国政府承诺会在再版时删掉这一段。①不过，希特勒对中国人的蔑视，并不影响《我的奋斗》一书在民国热销。1930年代，该书先后有多个中译本问世。1935年，商务印书馆在《申报》上刊登“希特拉《我之奋斗》”的新书广告，还得到了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作序推荐。罗在序言中赞叹“希特拉之崛起于德国，在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②该序虽被鲁迅撰文嘲讽，却也可见知识界当日对希特勒的推崇。
除罗家伦外，地质学家丁文江、历史学家蒋廷黼、法学家钱端升、政治学家陈之迈等，在1930年代，也都曾对希特勒颇存好感，主张效仿意大利、德国、苏联、土耳其等国的独裁体制，实现国家统一，以挽救民族危亡。譬如，希特勒上台不久，钱端升即观察到，“德国的劳、资团体虽未能如意大利的组织整齐，但比别的国家也向来高出一筹……也将全国一切生产会社，如德意志商业协会等置于民社党人领导之下……民社党将德国一切的政党或归并于国社党，或则禁止其存在……德国的宪法虽尚未变更，而国权则已统一于一党……”③钱端升希望中国也能如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德国一样，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府。
到了1940年代，中国面对日本侵略节节失利，知识界又出现了一个以历史学家雷海宗、莎士比亚专家林同济、剧作家陈铨、政治学家何永佶、哲学史家贺麟为代表的“战国策派”(他们所办杂志名为《战国策》)。雷海宗等信奉尼采思想，鼓吹“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及“英雄崇拜”，并在杂志上刊登希特勒语录。战国策派虽然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但却有很多推崇、鼓吹希特勒的言论。如何永佶在《希特拉的外交》一文中，开篇即引用《我的奋斗》里的话“内政的任务是如何制造国家的武力;外交任务是如何保障这个已制造出来及在制造中的武力，并在战争时找寻作战的盟友”，并称赞“这是希特拉对于政治一针见血的名言，充分表明希氏的政治天才与灼见”。何永佶甚至说，“研究希特拉之外交的人们，不由得忘记他道德上的缺憾，而对于他的聪明、机警、敏捷，深深地脱帽致敬!”④
政界，如力行社及张学良等，都曾期望蒋介石做“中国的希特勒”
在政界，最早提议学习希特勒和法西斯的人是刘健群，时为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1931年前后，他起草《改组国民党的刍议》，建议蒋介石，“国民党仿效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的组织，一切惟领袖之命是从，其组成人员，以著蓝衣为标志”。⑤其后成立了被认为有法西斯性质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和“中华民族复兴社”。力行社先后由滕杰、贺衷寒、刘健群等任书记;复兴社有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民、曾扩情等13名骨干，多出身于黄埔一期。直到晚年，邓文仪依旧视德国为当年“欧洲的中流砥柱”，“运用国家社会主义武装德国人的精神思想，促使德国复兴进步。”
蒋介石也一度对希特勒及法西斯产生浓厚兴趣。但国民党信奉三民主义，蒋自己亦是“总理信徒”，因此在公开场合，蒋曾多次表示法西斯主义不适用于中国。为了借鉴法西斯主义中对中国有利部分，蒋介石将其抽象化，总结法西斯的三个特点，“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个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个最优秀的民族……第二是要一切军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组织，其精神，其活动，一定统统能够军事化……第三是领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任一个贤明和有能力的领袖……”⑥期望以此约束党员。
张学良游欧归来后，也相信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他“对于希特勒与国社党领导德国的复兴，以及墨索里尼与蓝衣社领导意大利振衰起弊的成就，不仅是欣羡，而且说起来，头头是道。他认为中国的富强复兴，应以德、意为借鉴……他口头上常表示，不仅是以委员长为，为领袖，而是亲切的长辈。”⑦他说，“在德国正逢希特勒崛起，加深我的想象——一个受压迫的国家，如果希望更生。必须万众一心、精诚团结之外，还需要一位能干的领袖来领导。”⑧国民党元老张继也推崇蒋介石，希望他成为“中国的希特勒”。
希特勒在德国所开创的政治模式，满足了许多人寻求抗日救亡路径的需要。如1934年，桂永清、酆悌在郑州视察，声称，“法西斯是极权的政治形式，大权集于一人，一言出口，重逾立法，随机应变，行动敏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意竟能一跃而起称霸世界者，正由于实行了法西斯统治……法西斯运动是中国救国救民的唯一良策，是民族复兴的唯一途径。”⑨力行社《前途》、CC系的《社会主义月刊》，是当时宣传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重要刊物。
与希特勒在中国大量收获拥趸同时，1930年代中期，中德关系也走入了蜜月期。1936年前后，蒋介石几次致信希特勒，洽谈经济合作事宜。在信中，他赞扬希特勒，“先生为德国力增光荣，时深钦佩”“德国民众仰赖大总理坚毅有方领导之力，能与困苦艰难中发奋上进，获取其继承光荣历史而应有之民族地位，良为〇〇之所钦佩也”⑩。这种赞誉，并不全是客套的外交辞令。
略言之，希特勒以政治强人的形象，俘获近代中国诸多政学界人士之“芳心”，所反映的，乃是当日国人的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心态。
注释：
①(美)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1、192页;
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67页;
③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田晓青主编《民国思潮读本》第3卷，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546页;
④何永佶：《希特拉的外交》，李帆主编《民国思想文丛：战国策派》，长春出版社2013年，第300页;
⑤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99页;
⑥单世联：《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1、172页;
⑦刘健群：《银河忆往》，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33、234页;
⑧《张学良自述》(1957年)，窦应泰编著《张学良遗稿》，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
⑨卞西九：《法西斯组织内片断忆》，《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 政治军事编)，第403、404页;⑩陈红民：《蒋介石与希特勒关系论》，《史学月刊》1996年第4期。
法西斯希特勒是如何称赞蒋介石
yongbing1993 (2026-03-11 06:22:42) 评论 (1)
法西斯希特勒是如何称赞蒋介石
法西斯希特勒是如何称赞蒋介石?
1937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应邀访德。期间与德国总理希特勒等进行了会谈。会谈中，希特勒曾对孔氏谈及蒋介石，赞其为“中国负有天赋使命的伟人”。
蒋介石也一度对希特勒及法西斯产生浓厚兴趣。
蒋介石总结法西斯的三个特点：
“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个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个最优秀的民族……。
第二是要一切军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组织，其精神，其活动，一定统统能够军事化……。
第三是领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任一个贤明和有能力的领袖……”
蒋介石期望以此约束全体国民党党员。
转载：《希特勒称蒋介石为“负有天赋使命的伟人”》
来源：谌旭彬 短史记
1937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应邀访德。期间与德国总理希特勒等进行了会谈。会谈中，希特勒曾对孔氏谈及蒋介石，赞其为“中国负有天赋使命的伟人”。
据德国外交档案记载，希特勒“称赞”蒋氏的具体语境如下：
“元首兼总理(向孔)说明了加强政府权力的必要性和益处。在这一点上，他把蒋介石委员长视作上帝所派继承中华帝国的人物。(元首认为)同强有力的政府可以订立长期性协定。”①
孔祥熙此行，目的在于消除“德日反共协定”之消极影响，希望能够得到希特勒在对华援助方面——尤其是武器之购买与军事顾问团之合作——的继续支持。据在场的驻德大使程天放披露，孔氏曾试图说服希特勒抛弃日本支持中国。
程氏回忆：“谈到远东局势，希讲希望远东国家如中国、日本，彼此友好合作，不要发生事故。如果中国、日本的争执需要他做调人，他很愿尽力。孔乃告诉希，……中国可永远做德国的朋友，日本友谊不一定可靠。希讲他非常愿望中国强盛，也希望中德关系益加密切，驻上海总领事克里拜是他的老友，也是中国的友人，他对中国情形很熟悉，随时对希有报告。孔就问克里拜对中国有什么意见？希讲克里拜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事，是将军政大权集中中央，能造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一切问题，都不难解决。”②
综上，不难还原当日希、孔会谈之实际情形——孔希望说服希抛弃日本、转与中国订立长期友好协定；希的回答则是：“非常愿望中国强盛”，希望蒋介石这位“负有天赋使命的伟人”，能够集中军政大权，“造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因为德国只愿意“同强有力的政府订立长期性协定”。
换言之，这番“赞誉”言词背后，有着希特勒对中国国力的深度藐视。所谓“中国负有天赋使命的伟人”，于蒋介石而言，只是客套罢了。
图注：蒋介石国军德械部队
事实上，此种“讽刺”，自“九一八”始，国民政府即已备尝。中国以一几无国防工业体系之纯农业国，对抗扩张欲望强烈之工业化军事强国日本，垂16年。其终获惨胜，既有赖于国人之艰苦卓绝，亦倚仗外交之“一波三折”——始致力于对德关系；继求助于苏联；再与美、英结盟。诸种转折背后，实有无尽之屈辱存焉。
以对德外交而言，中国需德国之军事人才和武器装备；德国需中国之的钨、锑及铁矿石等战略物资，固然是合作之基础；但钨、锑之类物资非中国所独有，而在30年代前半期，蒋氏频频向英、美、苏诸国求助，已一再碰壁，德国乃最后之希望。为维系此种脆弱关系，蒋氏曾亲自致信希特勒，承诺“中国之原料必须巨量供给贵国”；乃至于不得不于1936年4月13日致信希特勒，专门为其祝寿。③今已知蒋氏致希特勒之私人信函至少有四，而希之回复仅一，弱国之无尊严可见一斑。
再如所谓之英美盟国——1943年蒋氏应邀参加开罗会议，未启程前，已于日记中频频告诫自己须保持“无求于人”之姿态，以保全国家尊严：
“余此去与罗、丘会谈，本‘无所求、无所予’之精神，……勿存一毫得失之见则几矣。”（1943/11/13）④“余此去与罗、丘会谈，应以淡泊自得、无求于人为唯一方针，总使不辱其身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1943/11/17）⑤
以“无求于人为唯一方针”，实乃国力不足以支撑其所求；故与其求而不得受辱，不如“淡泊自得”以保持有限之尊严。所谓“开罗会议使中国跻世界四大强国之列”，蒋氏当日即有清醒认识：
“昨日——发表开罗会议公报以后，中外舆情无不称颂为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寸衷唯有忧惧而已。”（1943/12/4）⑥
就在蒋氏“忧惧”之时，英国已将中英联合反攻缅甸之议定计划一笔勾销。
注释：
①吴景平：《孔祥熙与希特勒、戈林、沙赫特和里宾特洛甫的谈话——德国外交档案选译》，《民国档案》1994年第3期。吴氏其他著作，多将“上帝所派继承中华帝国的人物”一句，译作“中国负有天赋使命的伟人”。
②程天放：《孔庸之应邀访德——使德回忆之十三》，《传记文学》第6卷第3期。
③陈红民：《蒋介石与希特勒关系论》，《史学月刊》1996年第4期。
④⑤⑥[日]《产经新闻》社撰：《蒋介石秘录（第四卷）全译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转载：《希特勒在民国，有哪些高端粉？》
来源：腾讯历史 作者：杨津涛
希特勒以政治强人的形象，俘获近代中国诸多政学界人士之“芳心”，所反映的，乃是当日国人的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心态。
知识界，如蒋廷黼、雷海宗等，曾向希特勒“深深地脱帽致敬”
据媒体报道，德国近日即将再版希特勒之自传《我的奋斗》。希特勒死于1945年，依照德国版权法，版权保护在作者死后70年失效，成为公版书。为防止该书被右翼分子利用，德国政府将于2016年1月推出《我的奋斗》学者注释版，“加入大量标注并放进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对希特勒的言论进行批驳和辨析。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曾将中国人归为“劣等民族”，认为相信“一个黑人或中国人”能加入德国生活，是“错误的”。1934年，中国驻德公使刘崇杰对此表示抗议，德国政府承诺会在再版时删掉这一段。①不过，希特勒对中国人的蔑视，并不影响《我的奋斗》一书在民国热销。1930年代，该书先后有多个中译本问世。1935年，商务印书馆在《申报》上刊登“希特拉《我之奋斗》”的新书广告，还得到了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作序推荐。罗在序言中赞叹“希特拉之崛起于德国，在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②该序虽被鲁迅撰文嘲讽，却也可见知识界当日对希特勒的推崇。
除罗家伦外，地质学家丁文江、历史学家蒋廷黼、法学家钱端升、政治学家陈之迈等，在1930年代，也都曾对希特勒颇存好感，主张效仿意大利、德国、苏联、土耳其等国的独裁体制，实现国家统一，以挽救民族危亡。譬如，希特勒上台不久，钱端升即观察到，“德国的劳、资团体虽未能如意大利的组织整齐，但比别的国家也向来高出一筹……也将全国一切生产会社，如德意志商业协会等置于民社党人领导之下……民社党将德国一切的政党或归并于国社党，或则禁止其存在……德国的宪法虽尚未变更，而国权则已统一于一党……”③钱端升希望中国也能如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德国一样，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府。
到了1940年代，中国面对日本侵略节节失利，知识界又出现了一个以历史学家雷海宗、莎士比亚专家林同济、剧作家陈铨、政治学家何永佶、哲学史家贺麟为代表的“战国策派”(他们所办杂志名为《战国策》)。雷海宗等信奉尼采思想，鼓吹“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及“英雄崇拜”，并在杂志上刊登希特勒语录。战国策派虽然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但却有很多推崇、鼓吹希特勒的言论。如何永佶在《希特拉的外交》一文中，开篇即引用《我的奋斗》里的话“内政的任务是如何制造国家的武力;外交任务是如何保障这个已制造出来及在制造中的武力，并在战争时找寻作战的盟友”，并称赞“这是希特拉对于政治一针见血的名言，充分表明希氏的政治天才与灼见”。何永佶甚至说，“研究希特拉之外交的人们，不由得忘记他道德上的缺憾，而对于他的聪明、机警、敏捷，深深地脱帽致敬!”④
政界，如力行社及张学良等，都曾期望蒋介石做“中国的希特勒”
在政界，最早提议学习希特勒和法西斯的人是刘健群，时为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1931年前后，他起草《改组国民党的刍议》，建议蒋介石，“国民党仿效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的组织，一切惟领袖之命是从，其组成人员，以著蓝衣为标志”。⑤其后成立了被认为有法西斯性质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和“中华民族复兴社”。力行社先后由滕杰、贺衷寒、刘健群等任书记;复兴社有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民、曾扩情等13名骨干，多出身于黄埔一期。直到晚年，邓文仪依旧视德国为当年“欧洲的中流砥柱”，“运用国家社会主义武装德国人的精神思想，促使德国复兴进步。”
蒋介石也一度对希特勒及法西斯产生浓厚兴趣。但国民党信奉三民主义，蒋自己亦是“总理信徒”，因此在公开场合，蒋曾多次表示法西斯主义不适用于中国。为了借鉴法西斯主义中对中国有利部分，蒋介石将其抽象化，总结法西斯的三个特点，“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个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个最优秀的民族……第二是要一切军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组织，其精神，其活动，一定统统能够军事化……第三是领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任一个贤明和有能力的领袖……”⑥期望以此约束党员。
张学良游欧归来后，也相信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他“对于希特勒与国社党领导德国的复兴，以及墨索里尼与蓝衣社领导意大利振衰起弊的成就，不仅是欣羡，而且说起来，头头是道。他认为中国的富强复兴，应以德、意为借鉴……他口头上常表示，不仅是以委员长为，为领袖，而是亲切的长辈。”⑦他说，“在德国正逢希特勒崛起，加深我的想象——一个受压迫的国家，如果希望更生。必须万众一心、精诚团结之外，还需要一位能干的领袖来领导。”⑧国民党元老张继也推崇蒋介石，希望他成为“中国的希特勒”。
希特勒在德国所开创的政治模式，满足了许多人寻求抗日救亡路径的需要。如1934年，桂永清、酆悌在郑州视察，声称，“法西斯是极权的政治形式，大权集于一人，一言出口，重逾立法，随机应变，行动敏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意竟能一跃而起称霸世界者，正由于实行了法西斯统治……法西斯运动是中国救国救民的唯一良策，是民族复兴的唯一途径。”⑨力行社《前途》、CC系的《社会主义月刊》，是当时宣传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重要刊物。
与希特勒在中国大量收获拥趸同时，1930年代中期，中德关系也走入了蜜月期。1936年前后，蒋介石几次致信希特勒，洽谈经济合作事宜。在信中，他赞扬希特勒，“先生为德国力增光荣，时深钦佩”“德国民众仰赖大总理坚毅有方领导之力，能与困苦艰难中发奋上进，获取其继承光荣历史而应有之民族地位，良为〇〇之所钦佩也”⑩。这种赞誉，并不全是客套的外交辞令。
略言之，希特勒以政治强人的形象，俘获近代中国诸多政学界人士之“芳心”，所反映的，乃是当日国人的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心态。
注释：
①(美)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1、192页;
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67页;
③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田晓青主编《民国思潮读本》第3卷，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546页;
④何永佶：《希特拉的外交》，李帆主编《民国思想文丛：战国策派》，长春出版社2013年，第300页;
⑤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99页;
⑥单世联：《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1、172页;
⑦刘健群：《银河忆往》，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33、234页;
⑧《张学良自述》(1957年)，窦应泰编著《张学良遗稿》，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
⑨卞西九：《法西斯组织内片断忆》，《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 政治军事编)，第403、404页;⑩陈红民：《蒋介石与希特勒关系论》，《史学月刊》1996年第4期。
法西斯希特勒是如何称赞蒋介石?
1937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应邀访德。期间与德国总理希特勒等进行了会谈。会谈中，希特勒曾对孔氏谈及蒋介石，赞其为“中国负有天赋使命的伟人”。
蒋介石也一度对希特勒及法西斯产生浓厚兴趣。
蒋介石总结法西斯的三个特点：
“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个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个最优秀的民族……。
第二是要一切军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组织，其精神，其活动，一定统统能够军事化……。
第三是领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任一个贤明和有能力的领袖……”
蒋介石期望以此约束全体国民党党员。
转载：《希特勒称蒋介石为“负有天赋使命的伟人”》
来源：谌旭彬 短史记
1937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应邀访德。期间与德国总理希特勒等进行了会谈。会谈中，希特勒曾对孔氏谈及蒋介石，赞其为“中国负有天赋使命的伟人”。
据德国外交档案记载，希特勒“称赞”蒋氏的具体语境如下：
“元首兼总理(向孔)说明了加强政府权力的必要性和益处。在这一点上，他把蒋介石委员长视作上帝所派继承中华帝国的人物。(元首认为)同强有力的政府可以订立长期性协定。”①
孔祥熙此行，目的在于消除“德日反共协定”之消极影响，希望能够得到希特勒在对华援助方面——尤其是武器之购买与军事顾问团之合作——的继续支持。据在场的驻德大使程天放披露，孔氏曾试图说服希特勒抛弃日本支持中国。
程氏回忆：“谈到远东局势，希讲希望远东国家如中国、日本，彼此友好合作，不要发生事故。如果中国、日本的争执需要他做调人，他很愿尽力。孔乃告诉希，……中国可永远做德国的朋友，日本友谊不一定可靠。希讲他非常愿望中国强盛，也希望中德关系益加密切，驻上海总领事克里拜是他的老友，也是中国的友人，他对中国情形很熟悉，随时对希有报告。孔就问克里拜对中国有什么意见？希讲克里拜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事，是将军政大权集中中央，能造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一切问题，都不难解决。”②
综上，不难还原当日希、孔会谈之实际情形——孔希望说服希抛弃日本、转与中国订立长期友好协定；希的回答则是：“非常愿望中国强盛”，希望蒋介石这位“负有天赋使命的伟人”，能够集中军政大权，“造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因为德国只愿意“同强有力的政府订立长期性协定”。
换言之，这番“赞誉”言词背后，有着希特勒对中国国力的深度藐视。所谓“中国负有天赋使命的伟人”，于蒋介石而言，只是客套罢了。
图注：蒋介石国军德械部队
事实上，此种“讽刺”，自“九一八”始，国民政府即已备尝。中国以一几无国防工业体系之纯农业国，对抗扩张欲望强烈之工业化军事强国日本，垂16年。其终获惨胜，既有赖于国人之艰苦卓绝，亦倚仗外交之“一波三折”——始致力于对德关系；继求助于苏联；再与美、英结盟。诸种转折背后，实有无尽之屈辱存焉。
以对德外交而言，中国需德国之军事人才和武器装备；德国需中国之的钨、锑及铁矿石等战略物资，固然是合作之基础；但钨、锑之类物资非中国所独有，而在30年代前半期，蒋氏频频向英、美、苏诸国求助，已一再碰壁，德国乃最后之希望。为维系此种脆弱关系，蒋氏曾亲自致信希特勒，承诺“中国之原料必须巨量供给贵国”；乃至于不得不于1936年4月13日致信希特勒，专门为其祝寿。③今已知蒋氏致希特勒之私人信函至少有四，而希之回复仅一，弱国之无尊严可见一斑。
再如所谓之英美盟国——1943年蒋氏应邀参加开罗会议，未启程前，已于日记中频频告诫自己须保持“无求于人”之姿态，以保全国家尊严：
“余此去与罗、丘会谈，本‘无所求、无所予’之精神，……勿存一毫得失之见则几矣。”（1943/11/13）④“余此去与罗、丘会谈，应以淡泊自得、无求于人为唯一方针，总使不辱其身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1943/11/17）⑤
以“无求于人为唯一方针”，实乃国力不足以支撑其所求；故与其求而不得受辱，不如“淡泊自得”以保持有限之尊严。所谓“开罗会议使中国跻世界四大强国之列”，蒋氏当日即有清醒认识：
“昨日——发表开罗会议公报以后，中外舆情无不称颂为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寸衷唯有忧惧而已。”（1943/12/4）⑥
就在蒋氏“忧惧”之时，英国已将中英联合反攻缅甸之议定计划一笔勾销。
注释：
①吴景平：《孔祥熙与希特勒、戈林、沙赫特和里宾特洛甫的谈话——德国外交档案选译》，《民国档案》1994年第3期。吴氏其他著作，多将“上帝所派继承中华帝国的人物”一句，译作“中国负有天赋使命的伟人”。
②程天放：《孔庸之应邀访德——使德回忆之十三》，《传记文学》第6卷第3期。
③陈红民：《蒋介石与希特勒关系论》，《史学月刊》1996年第4期。
④⑤⑥[日]《产经新闻》社撰：《蒋介石秘录（第四卷）全译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转载：《希特勒在民国，有哪些高端粉？》
来源：腾讯历史 作者：杨津涛
希特勒以政治强人的形象，俘获近代中国诸多政学界人士之“芳心”，所反映的，乃是当日国人的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心态。
知识界，如蒋廷黼、雷海宗等，曾向希特勒“深深地脱帽致敬”
据媒体报道，德国近日即将再版希特勒之自传《我的奋斗》。希特勒死于1945年，依照德国版权法，版权保护在作者死后70年失效，成为公版书。为防止该书被右翼分子利用，德国政府将于2016年1月推出《我的奋斗》学者注释版，“加入大量标注并放进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对希特勒的言论进行批驳和辨析。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曾将中国人归为“劣等民族”，认为相信“一个黑人或中国人”能加入德国生活，是“错误的”。1934年，中国驻德公使刘崇杰对此表示抗议，德国政府承诺会在再版时删掉这一段。①不过，希特勒对中国人的蔑视，并不影响《我的奋斗》一书在民国热销。1930年代，该书先后有多个中译本问世。1935年，商务印书馆在《申报》上刊登“希特拉《我之奋斗》”的新书广告，还得到了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作序推荐。罗在序言中赞叹“希特拉之崛起于德国，在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②该序虽被鲁迅撰文嘲讽，却也可见知识界当日对希特勒的推崇。
除罗家伦外，地质学家丁文江、历史学家蒋廷黼、法学家钱端升、政治学家陈之迈等，在1930年代，也都曾对希特勒颇存好感，主张效仿意大利、德国、苏联、土耳其等国的独裁体制，实现国家统一，以挽救民族危亡。譬如，希特勒上台不久，钱端升即观察到，“德国的劳、资团体虽未能如意大利的组织整齐，但比别的国家也向来高出一筹……也将全国一切生产会社，如德意志商业协会等置于民社党人领导之下……民社党将德国一切的政党或归并于国社党，或则禁止其存在……德国的宪法虽尚未变更，而国权则已统一于一党……”③钱端升希望中国也能如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德国一样，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府。
到了1940年代，中国面对日本侵略节节失利，知识界又出现了一个以历史学家雷海宗、莎士比亚专家林同济、剧作家陈铨、政治学家何永佶、哲学史家贺麟为代表的“战国策派”(他们所办杂志名为《战国策》)。雷海宗等信奉尼采思想，鼓吹“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及“英雄崇拜”，并在杂志上刊登希特勒语录。战国策派虽然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但却有很多推崇、鼓吹希特勒的言论。如何永佶在《希特拉的外交》一文中，开篇即引用《我的奋斗》里的话“内政的任务是如何制造国家的武力;外交任务是如何保障这个已制造出来及在制造中的武力，并在战争时找寻作战的盟友”，并称赞“这是希特拉对于政治一针见血的名言，充分表明希氏的政治天才与灼见”。何永佶甚至说，“研究希特拉之外交的人们，不由得忘记他道德上的缺憾，而对于他的聪明、机警、敏捷，深深地脱帽致敬!”④
政界，如力行社及张学良等，都曾期望蒋介石做“中国的希特勒”
在政界，最早提议学习希特勒和法西斯的人是刘健群，时为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1931年前后，他起草《改组国民党的刍议》，建议蒋介石，“国民党仿效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的组织，一切惟领袖之命是从，其组成人员，以著蓝衣为标志”。⑤其后成立了被认为有法西斯性质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和“中华民族复兴社”。力行社先后由滕杰、贺衷寒、刘健群等任书记;复兴社有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民、曾扩情等13名骨干，多出身于黄埔一期。直到晚年，邓文仪依旧视德国为当年“欧洲的中流砥柱”，“运用国家社会主义武装德国人的精神思想，促使德国复兴进步。”
蒋介石也一度对希特勒及法西斯产生浓厚兴趣。但国民党信奉三民主义，蒋自己亦是“总理信徒”，因此在公开场合，蒋曾多次表示法西斯主义不适用于中国。为了借鉴法西斯主义中对中国有利部分，蒋介石将其抽象化，总结法西斯的三个特点，“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个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个最优秀的民族……第二是要一切军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组织，其精神，其活动，一定统统能够军事化……第三是领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任一个贤明和有能力的领袖……”⑥期望以此约束党员。
张学良游欧归来后，也相信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他“对于希特勒与国社党领导德国的复兴，以及墨索里尼与蓝衣社领导意大利振衰起弊的成就，不仅是欣羡，而且说起来，头头是道。他认为中国的富强复兴，应以德、意为借鉴……他口头上常表示，不仅是以委员长为，为领袖，而是亲切的长辈。”⑦他说，“在德国正逢希特勒崛起，加深我的想象——一个受压迫的国家，如果希望更生。必须万众一心、精诚团结之外，还需要一位能干的领袖来领导。”⑧国民党元老张继也推崇蒋介石，希望他成为“中国的希特勒”。
希特勒在德国所开创的政治模式，满足了许多人寻求抗日救亡路径的需要。如1934年，桂永清、酆悌在郑州视察，声称，“法西斯是极权的政治形式，大权集于一人，一言出口，重逾立法，随机应变，行动敏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意竟能一跃而起称霸世界者，正由于实行了法西斯统治……法西斯运动是中国救国救民的唯一良策，是民族复兴的唯一途径。”⑨力行社《前途》、CC系的《社会主义月刊》，是当时宣传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重要刊物。
与希特勒在中国大量收获拥趸同时，1930年代中期，中德关系也走入了蜜月期。1936年前后，蒋介石几次致信希特勒，洽谈经济合作事宜。在信中，他赞扬希特勒，“先生为德国力增光荣，时深钦佩”“德国民众仰赖大总理坚毅有方领导之力，能与困苦艰难中发奋上进，获取其继承光荣历史而应有之民族地位，良为〇〇之所钦佩也”⑩。这种赞誉，并不全是客套的外交辞令。
略言之，希特勒以政治强人的形象，俘获近代中国诸多政学界人士之“芳心”，所反映的，乃是当日国人的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心态。
注释：
①(美)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1、192页;
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67页;
③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田晓青主编《民国思潮读本》第3卷，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546页;
④何永佶：《希特拉的外交》，李帆主编《民国思想文丛：战国策派》，长春出版社2013年，第300页;
⑤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99页;
⑥单世联：《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1、172页;
⑦刘健群：《银河忆往》，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33、234页;
⑧《张学良自述》(1957年)，窦应泰编著《张学良遗稿》，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
⑨卞西九：《法西斯组织内片断忆》，《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 政治军事编)，第403、404页;⑩陈红民：《蒋介石与希特勒关系论》，《史学月刊》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