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别样妈妈
7、率真女人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不知道这句话源自哪里，不知道它诞生在哪个时代，不知道它出自于那个国家，我能肯定的是它绝对适用于我的妈妈。
妈妈的眼睛清澈、明亮，总是闪着光，年轻时是这样，年老时还是这样。一直生活在妈妈身边，天天看着她澄澈的目光、舒展的面容、灵活的身姿，我从没有想过我的妈妈还会老去。直到有一天，妈妈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那天,朋友常秋影和我一起趴在妈妈的枕头旁，目不转睛的凝视着妈妈的眼睛，然后我俩又对望彼此的眼睛，竟然都没有妈妈的眼睛纯净、明亮，我们可是和妈妈相差了三十多岁啊。妈妈的外眼角，是向上扬起的，没有像一般老人那样向下耷拉，我俩看了又看，研究妈妈为什么有这么清澈的眼睛，妈妈为什么一点儿都不像八十多岁的老人。从那以后，我每天都会趴在妈妈的身边注视着她的眼睛，探索她的心灵之窗。
我记得小时候妈妈第一次住院的情景。那一年,妈妈四十二岁，是大炼钢铁时，劳动强度太大累倒的。当天晚上,爸爸回到家,安慰吓坏了的姐姐和我。他问我们：“你们猜医生在你妈妈的病志上写的是多大年纪？”还没等我和姐姐猜出来，爸爸美滋滋地告诉我们“26岁，医生以为你妈妈只有26岁。”想着妈妈年轻的面容，我和姐姐竟然忘掉了刚刚的恐惧，拍着手叫：“妈妈最年轻。”
长相远比同龄人年轻的妈妈，她的心也像孩子一样单纯，她只知道她的身边谁是需要帮助的人，却不知道贫穷的人里面也有“小人”。她竭尽全力地帮助同事们，把家里的钱、物甚至崭新的自行车一辆辆地援助给需要它的人，可是在她身陷囹圄的时候就有被她帮助过的人站出来背后捅刀，和她划清界线，甚至横眉冷对。
可是妈妈不改初衷。当风暴过后，妈妈又“扬眉吐气”的时候，她仍然只告诉我们，谁是好人，对于文革中整过她、出卖她、甚至恩将仇报的人，绝口不提，斗争不是她的哲学。
在悼念妈妈的时候，一位她昔日的同事，我叫“叔叔”的人来到我家，表达他的悼念之情，说：“我对不起王老师。”我以为他的意思是来晚了，觉得他太客气了。直到几年之后，回来探亲的弟弟谈起他的童年往事，我才知道这位“叔叔”在文革中批判过妈妈，揭露了许多“要害”问题，都是妈妈“小恩小惠”拉拢、腐蚀“革命群众”的“罪证”。可是这一切我从来没听妈妈说过，妈妈一如既往的对待他们。
妈妈工作的时候，除了上班，就是在家里忙。我没有见过妈妈去别人家里串门，唠叨什么张长李短，也没有见过妈妈到哪个领导的家里拜年走访。妈妈一辈子也没有宴请过“上司”或“关系”客户，没有求他们办过一件事，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妈妈对人际关系中的“潜规则”不理解，不接受。
退休后的妈妈依然有忙不完的事情。楼前楼后聚集聊天的人群里没有她的身影，她也不会唠蔬菜涨价大米行情的家常嗑。可妈妈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最接地气的人。妈妈住在石桥子的近二十年里，楼道里上下楼梯都是她打扫，日日月月年年。不管楼道多脏多乱，被新搬来的住户随意扔了什么脏东西，妈妈没有抱怨过，更没有夸耀过。
一次楼前的空地上堆着一个庞大的垃圾堆，那是新搬来的住户拆除的砖瓦石块水泥，妨碍楼内住户的出入，还影响了住宅区的整洁。有的邻居乘机往上面倒垃圾，也有些人气得叨叨咕咕骂骂咧咧。几天后，妈妈发现不会有人处理垃圾堆了，就找到一位运送垃圾的师傅，付了30元钱，请他拉走了垃圾。没有人感到惊讶，邻居们都了解妈妈的为人。
妈妈住在医学院四十八户住宅楼的时候，楼里住着他们单位里的领导、同事，可是妈妈只到一个人家里去过，是医学院后勤处的老工人杨师傅的家。杨师傅住在楼前面狭窄空地上的一座平房里。妈妈常常送去衣物和糕点，可能是他们家里还有上一辈老人。每年春节妈妈去杨师傅家的时候，都会带上一本新年历，这也成了她的习惯。
后来,我家搬到石桥子,杨师傅经常来我家。他不是专为聊天而来,而是来帮爸爸妈妈的。那时的石桥子还只有三栋家属住宅楼,没有小区服务设施,也没有粮店，要到原来买粮的乐安粮站买粮。每个月杨师傅都会利用休息日把爸爸妈妈的粮油买好送来，那时他也有六、七十岁的年纪了。
在爸爸妈妈住院的日子里，杨叔叔蹬着他的平板车一趟趟的来到我家，眼含热泪给我讲着妈妈对他们一家人的帮助。在送别爸爸妈妈以后，杨叔叔专门来看过我很多次。他善良慈祥的面容我没有忘记，他真挚感人的话语永远记在我心间：“孩子，有什么需要帮忙干的活，就找杨叔叔，千万别客气，杨叔叔干了一辈子活，身体没问题。”可是，我没有余力像妈妈那样帮助他了，我更不能再去麻烦他，我和杨叔叔失去联系了。
在我眼里无所不能的妈妈其实有许多“不能”的方面。妈妈不会理财，不会攒钱，也不会精打细算。五十年代，她买了很多公债，却从来未兑换过，默默地支援了国家建设；她每月都会把剩余的钱存进银行，如果一直积累下来，会是一笔不菲的存款，可只要有人来求助，她就会毫不犹豫地取出来，送出去。如果有人向妈妈推销商品，不管家里需要还是不需要，她都不会说拒绝的话。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一天晚上，医学院对面一个小商店里的营业员来我家向妈妈推销一种床单,价格150元,是议价商品。那是三年经济因难时期，人们注意力都放在吃饱肚子上，谁会花这样的“巨款”去买一个床单啊，她根本就卖不出去。连我这个在旁边观望的小孩子都认为根本不能买。愁眉苦脸的营业员阿姨对妈妈说，如果她再卖不出一个床单，商店就开不下去了，她就没有生活来源了。妈妈没有犹豫，取出钱买下了这个床单,放在了箱子里留起来，因为家里实在是不缺床单啊。那个营业员阿姨我认识，后来我在新华书店还看过她，她调去那里工作了。
妈妈这个“毛病”半个世纪都没有改变。住到石桥子后，因为妈妈每天去市场买菜，熟悉了几个卖菜卖衣服的商贩。如果遇到天气不好，或者生意不顺有了积压的时候，他们就向妈妈推销。妈妈是来者不拒，有时买的菜和水果吃不了放坏了，只能扔掉；买的衣服没人能穿，妈妈就放在柜橱下面。有时堆的多了，被我发现，我就会告诫妈妈：“不要再买了。”可是没有用,只要人家向妈妈推销，她还是会买。有一次柜子底层竟然堆了几件同样款式的假皮夹克，价格还不便宜。我一再向妈妈提出抗议，她就趁着我上班的时候一件件地送出去了。都给了什么人，我不知道。
所有复杂多变的人情世故，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妈妈那里也会变得简单、纯粹、一清二白。
妈妈离开后的第五天，我还戴着黑纱，在出门倒垃圾的时候，被一个陌生的中年妇女拦住了去路。她对我说，我要和你说说你妈妈的事情。我诧异地望着她，一脸困惑。她悲伤地对我说，前天，我看见开往殡仪馆的车上，你抱着你妈妈的照片站在车前面，我才知道你妈妈已经走了，也知道了你是她的女儿，所以今天特意找到你。我一定得告诉你，你妈妈帮助过我，你妈妈是个大好人。
从她的讲述中，我知道她是家住郊区的农民，来石桥子大棚卖菜已经一年多了。因为妈妈常买她的菜，又从来不挑不拣，不讨价还价，这有别常规的做法，让她对妈妈有了很深的印象。
就在前一年的冬天，为了防止骑车赶路的时候蔬菜被冻坏，她需要一床旧棉被将蔬菜盖住，跟几个顾客打了招呼，都没有回应。一天晚上收摊以后，她在街上拦住了正在散步的妈妈，说了她的请求，就回家了。第二天早市大棚刚开始营业，她就看见妈妈抱着一个大包袱向她走来了。妈妈递给了她包袱，只说拿去盖菜吧，她还没来得及说谢，妈妈就走了。等她卖了一天菜晚上回家打开包袱时，才发现那并不是一床破旧棉被，而是一床崭新的鸭绒被，哪里舍得盖菜啊，她用来自己睡觉盖了。她说:“那个被子可真暖和啊。你妈妈对我一个农村来卖菜的生人都这么好，这得是一个多好的人哪，我不会忘记她的。”
听了她的话，我心里除了难过，还有欣慰和感慨。这就是我的妈妈，单纯善良，无欲无求。那时候,我家里所有多余的棉被都给爸爸改做小褥子了，已经拿不出一条完整的棉被了。那床鸭绒被是我的一个湖南朋友帮我在家乡买到邮寄来的，妈妈一直没舍得盖，就这样轻易的送给了一个陌生人，一个农妇，给她的寒冬带来了温暖，也让我的回忆更加温暖。
妈妈离开以后，第一个来家里看我的长辈是劳姨。她和我紧挨着坐在沙发上，拉着我的手，心潮起伏地告诉了我很多她和妈妈之间的故事，讲的她和听的我都眼泪汪汪。其中的一个故事是，劳姨和妈妈同在卫校当教师的时候，劳姨的儿子建巍和我弟弟吕强同年出生，都在哺乳期，所以她们两个每天上午、下午都要回家给孩子哺乳。可是劳姨的课时安排不开，每天上午要喂奶的时候她都有课要上，回不了家。妈妈就在给弟弟喂奶的时候，再跑到她家给建巍喂上一次奶。后来，妈妈怕她家老人着急，干脆从学校回来先到她家，喂完了建巍再回家喂弟弟。
本来，妈妈的奶水很多，弟弟以前每次都吃得心满意足的睡去。可是要同时喂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时间一长，就有些应接不暇了，弟弟吃不饱了。几个月大的孩子吃不饱就会哭，这引起了奶奶的疑心，奶奶每天盯着大钟看时间，发现妈妈回家的时间又晚，停留的时间又短，而且妈妈不是从前门回家，却改走了北门。奶奶觉出其中的蹊跷，发现了妈妈的秘密，气得数落了妈妈好多天，说妈妈“缺心眼”，还怪她不心疼弟弟，是傻妈妈。妈妈回答奶奶的只有一个表情:微笑。微笑着听她唠叨，微笑着照样去喂建巍，从来不辩驳，不顶撞奶奶。
1968年，全国大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成了一个固定的仪式。我家住的小白楼也有一个教授夫人带领跳舞，仅有的四户人家早晨都要聚集在楼前。妈妈以做早饭为由谢绝参加。爸爸不是早早离家上班，就是下夜班时故意晚回来，避开跳舞。只有我和姐姐代表全家去跳舞。一天早上跳舞结束回家吃早饭时，妈妈触景生情：“信仰基督教的时候，每天吃饭前都要做祷告，要感谢主，和现在的仪式差不多。”听了妈妈的话，我这个革命精神十足的少年觉得妈妈的阶级觉悟太低了，立刻反驳说，那是反动的宗教迷信，是帝修反的东西，怎么能跟我们的革命行动相比，两者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听我夸夸其谈，大讲“革命道理”，妈妈不再说话,姐姐也沉默不语，我便觉得自己捍卫了伟大理想。回想当年，那一幕仍历历在目。有时候，愚昧无知也是可以训话真理和常识的。岂止有时候，在特定历史时期，是常态。
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一败涂地的两次婚姻曾经一波又一波地成为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也给全家人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和伤害。有些人总是很好奇，设想我的家人一定会对某些人恨之入骨。在妈妈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还有人向妈妈提出了这个问题，问妈妈，这是两个怎样的人，恨不恨他们？妈妈平和地回答说，两个人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各有各的特点。没有一句义愤和声讨，连生气的表情都没有，提问的人大惑不解，甚至大失所望。其实这是妈妈一贯的态度。
在我坎坷的漫长岁月中，只享受到妈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理解、信任和同情，没有听到过她对任何人的恶语相加，甚至连指责的话都没有。
妈妈生在风云变幻的时代，经历了无数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身世沉浮，却始终以一颗透明的心对待这个世界，对待她周围所有的人，终生不变。
妈妈是一个奇迹。
别样妈妈 (7): 率真女人
旭子 (2026-03-19 07:58:39) 评论 (1)
第一章 别样妈妈
7、率真女人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不知道这句话源自哪里，不知道它诞生在哪个时代，不知道它出自于那个国家，我能肯定的是它绝对适用于我的妈妈。
妈妈的眼睛清澈、明亮，总是闪着光，年轻时是这样，年老时还是这样。一直生活在妈妈身边，天天看着她澄澈的目光、舒展的面容、灵活的身姿，我从没有想过我的妈妈还会老去。直到有一天，妈妈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那天,朋友常秋影和我一起趴在妈妈的枕头旁，目不转睛的凝视着妈妈的眼睛，然后我俩又对望彼此的眼睛，竟然都没有妈妈的眼睛纯净、明亮，我们可是和妈妈相差了三十多岁啊。妈妈的外眼角，是向上扬起的，没有像一般老人那样向下耷拉，我俩看了又看，研究妈妈为什么有这么清澈的眼睛，妈妈为什么一点儿都不像八十多岁的老人。从那以后，我每天都会趴在妈妈的身边注视着她的眼睛，探索她的心灵之窗。
我记得小时候妈妈第一次住院的情景。那一年,妈妈四十二岁，是大炼钢铁时，劳动强度太大累倒的。当天晚上,爸爸回到家,安慰吓坏了的姐姐和我。他问我们：“你们猜医生在你妈妈的病志上写的是多大年纪？”还没等我和姐姐猜出来，爸爸美滋滋地告诉我们“26岁，医生以为你妈妈只有26岁。”想着妈妈年轻的面容，我和姐姐竟然忘掉了刚刚的恐惧，拍着手叫：“妈妈最年轻。”
长相远比同龄人年轻的妈妈，她的心也像孩子一样单纯，她只知道她的身边谁是需要帮助的人，却不知道贫穷的人里面也有“小人”。她竭尽全力地帮助同事们，把家里的钱、物甚至崭新的自行车一辆辆地援助给需要它的人，可是在她身陷囹圄的时候就有被她帮助过的人站出来背后捅刀，和她划清界线，甚至横眉冷对。
可是妈妈不改初衷。当风暴过后，妈妈又“扬眉吐气”的时候，她仍然只告诉我们，谁是好人，对于文革中整过她、出卖她、甚至恩将仇报的人，绝口不提，斗争不是她的哲学。
在悼念妈妈的时候，一位她昔日的同事，我叫“叔叔”的人来到我家，表达他的悼念之情，说：“我对不起王老师。”我以为他的意思是来晚了，觉得他太客气了。直到几年之后，回来探亲的弟弟谈起他的童年往事，我才知道这位“叔叔”在文革中批判过妈妈，揭露了许多“要害”问题，都是妈妈“小恩小惠”拉拢、腐蚀“革命群众”的“罪证”。可是这一切我从来没听妈妈说过，妈妈一如既往的对待他们。
妈妈工作的时候，除了上班，就是在家里忙。我没有见过妈妈去别人家里串门，唠叨什么张长李短，也没有见过妈妈到哪个领导的家里拜年走访。妈妈一辈子也没有宴请过“上司”或“关系”客户，没有求他们办过一件事，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妈妈对人际关系中的“潜规则”不理解，不接受。
退休后的妈妈依然有忙不完的事情。楼前楼后聚集聊天的人群里没有她的身影，她也不会唠蔬菜涨价大米行情的家常嗑。可妈妈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最接地气的人。妈妈住在石桥子的近二十年里，楼道里上下楼梯都是她打扫，日日月月年年。不管楼道多脏多乱，被新搬来的住户随意扔了什么脏东西，妈妈没有抱怨过，更没有夸耀过。
一次楼前的空地上堆着一个庞大的垃圾堆，那是新搬来的住户拆除的砖瓦石块水泥，妨碍楼内住户的出入，还影响了住宅区的整洁。有的邻居乘机往上面倒垃圾，也有些人气得叨叨咕咕骂骂咧咧。几天后，妈妈发现不会有人处理垃圾堆了，就找到一位运送垃圾的师傅，付了30元钱，请他拉走了垃圾。没有人感到惊讶，邻居们都了解妈妈的为人。
妈妈住在医学院四十八户住宅楼的时候，楼里住着他们单位里的领导、同事，可是妈妈只到一个人家里去过，是医学院后勤处的老工人杨师傅的家。杨师傅住在楼前面狭窄空地上的一座平房里。妈妈常常送去衣物和糕点，可能是他们家里还有上一辈老人。每年春节妈妈去杨师傅家的时候，都会带上一本新年历，这也成了她的习惯。
后来,我家搬到石桥子,杨师傅经常来我家。他不是专为聊天而来,而是来帮爸爸妈妈的。那时的石桥子还只有三栋家属住宅楼,没有小区服务设施,也没有粮店，要到原来买粮的乐安粮站买粮。每个月杨师傅都会利用休息日把爸爸妈妈的粮油买好送来，那时他也有六、七十岁的年纪了。
在爸爸妈妈住院的日子里，杨叔叔蹬着他的平板车一趟趟的来到我家，眼含热泪给我讲着妈妈对他们一家人的帮助。在送别爸爸妈妈以后，杨叔叔专门来看过我很多次。他善良慈祥的面容我没有忘记，他真挚感人的话语永远记在我心间：“孩子，有什么需要帮忙干的活，就找杨叔叔，千万别客气，杨叔叔干了一辈子活，身体没问题。”可是，我没有余力像妈妈那样帮助他了，我更不能再去麻烦他，我和杨叔叔失去联系了。
在我眼里无所不能的妈妈其实有许多“不能”的方面。妈妈不会理财，不会攒钱，也不会精打细算。五十年代，她买了很多公债，却从来未兑换过，默默地支援了国家建设；她每月都会把剩余的钱存进银行，如果一直积累下来，会是一笔不菲的存款，可只要有人来求助，她就会毫不犹豫地取出来，送出去。如果有人向妈妈推销商品，不管家里需要还是不需要，她都不会说拒绝的话。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一天晚上，医学院对面一个小商店里的营业员来我家向妈妈推销一种床单,价格150元,是议价商品。那是三年经济因难时期，人们注意力都放在吃饱肚子上，谁会花这样的“巨款”去买一个床单啊，她根本就卖不出去。连我这个在旁边观望的小孩子都认为根本不能买。愁眉苦脸的营业员阿姨对妈妈说，如果她再卖不出一个床单，商店就开不下去了，她就没有生活来源了。妈妈没有犹豫，取出钱买下了这个床单,放在了箱子里留起来，因为家里实在是不缺床单啊。那个营业员阿姨我认识，后来我在新华书店还看过她，她调去那里工作了。
妈妈这个“毛病”半个世纪都没有改变。住到石桥子后，因为妈妈每天去市场买菜，熟悉了几个卖菜卖衣服的商贩。如果遇到天气不好，或者生意不顺有了积压的时候，他们就向妈妈推销。妈妈是来者不拒，有时买的菜和水果吃不了放坏了，只能扔掉；买的衣服没人能穿，妈妈就放在柜橱下面。有时堆的多了，被我发现，我就会告诫妈妈：“不要再买了。”可是没有用,只要人家向妈妈推销，她还是会买。有一次柜子底层竟然堆了几件同样款式的假皮夹克，价格还不便宜。我一再向妈妈提出抗议，她就趁着我上班的时候一件件地送出去了。都给了什么人，我不知道。
所有复杂多变的人情世故，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妈妈那里也会变得简单、纯粹、一清二白。
妈妈离开后的第五天，我还戴着黑纱，在出门倒垃圾的时候，被一个陌生的中年妇女拦住了去路。她对我说，我要和你说说你妈妈的事情。我诧异地望着她，一脸困惑。她悲伤地对我说，前天，我看见开往殡仪馆的车上，你抱着你妈妈的照片站在车前面，我才知道你妈妈已经走了，也知道了你是她的女儿，所以今天特意找到你。我一定得告诉你，你妈妈帮助过我，你妈妈是个大好人。
从她的讲述中，我知道她是家住郊区的农民，来石桥子大棚卖菜已经一年多了。因为妈妈常买她的菜，又从来不挑不拣，不讨价还价，这有别常规的做法，让她对妈妈有了很深的印象。
就在前一年的冬天，为了防止骑车赶路的时候蔬菜被冻坏，她需要一床旧棉被将蔬菜盖住，跟几个顾客打了招呼，都没有回应。一天晚上收摊以后，她在街上拦住了正在散步的妈妈，说了她的请求，就回家了。第二天早市大棚刚开始营业，她就看见妈妈抱着一个大包袱向她走来了。妈妈递给了她包袱，只说拿去盖菜吧，她还没来得及说谢，妈妈就走了。等她卖了一天菜晚上回家打开包袱时，才发现那并不是一床破旧棉被，而是一床崭新的鸭绒被，哪里舍得盖菜啊，她用来自己睡觉盖了。她说:“那个被子可真暖和啊。你妈妈对我一个农村来卖菜的生人都这么好，这得是一个多好的人哪，我不会忘记她的。”
听了她的话，我心里除了难过，还有欣慰和感慨。这就是我的妈妈，单纯善良，无欲无求。那时候,我家里所有多余的棉被都给爸爸改做小褥子了，已经拿不出一条完整的棉被了。那床鸭绒被是我的一个湖南朋友帮我在家乡买到邮寄来的，妈妈一直没舍得盖，就这样轻易的送给了一个陌生人，一个农妇，给她的寒冬带来了温暖，也让我的回忆更加温暖。
妈妈离开以后，第一个来家里看我的长辈是劳姨。她和我紧挨着坐在沙发上，拉着我的手，心潮起伏地告诉了我很多她和妈妈之间的故事，讲的她和听的我都眼泪汪汪。其中的一个故事是，劳姨和妈妈同在卫校当教师的时候，劳姨的儿子建巍和我弟弟吕强同年出生，都在哺乳期，所以她们两个每天上午、下午都要回家给孩子哺乳。可是劳姨的课时安排不开，每天上午要喂奶的时候她都有课要上，回不了家。妈妈就在给弟弟喂奶的时候，再跑到她家给建巍喂上一次奶。后来，妈妈怕她家老人着急，干脆从学校回来先到她家，喂完了建巍再回家喂弟弟。
本来，妈妈的奶水很多，弟弟以前每次都吃得心满意足的睡去。可是要同时喂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时间一长，就有些应接不暇了，弟弟吃不饱了。几个月大的孩子吃不饱就会哭，这引起了奶奶的疑心，奶奶每天盯着大钟看时间，发现妈妈回家的时间又晚，停留的时间又短，而且妈妈不是从前门回家，却改走了北门。奶奶觉出其中的蹊跷，发现了妈妈的秘密，气得数落了妈妈好多天，说妈妈“缺心眼”，还怪她不心疼弟弟，是傻妈妈。妈妈回答奶奶的只有一个表情:微笑。微笑着听她唠叨，微笑着照样去喂建巍，从来不辩驳，不顶撞奶奶。
1968年，全国大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成了一个固定的仪式。我家住的小白楼也有一个教授夫人带领跳舞，仅有的四户人家早晨都要聚集在楼前。妈妈以做早饭为由谢绝参加。爸爸不是早早离家上班，就是下夜班时故意晚回来，避开跳舞。只有我和姐姐代表全家去跳舞。一天早上跳舞结束回家吃早饭时，妈妈触景生情：“信仰基督教的时候，每天吃饭前都要做祷告，要感谢主，和现在的仪式差不多。”听了妈妈的话，我这个革命精神十足的少年觉得妈妈的阶级觉悟太低了，立刻反驳说，那是反动的宗教迷信，是帝修反的东西，怎么能跟我们的革命行动相比，两者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听我夸夸其谈，大讲“革命道理”，妈妈不再说话,姐姐也沉默不语，我便觉得自己捍卫了伟大理想。回想当年，那一幕仍历历在目。有时候，愚昧无知也是可以训话真理和常识的。岂止有时候，在特定历史时期，是常态。
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一败涂地的两次婚姻曾经一波又一波地成为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也给全家人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和伤害。有些人总是很好奇，设想我的家人一定会对某些人恨之入骨。在妈妈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还有人向妈妈提出了这个问题，问妈妈，这是两个怎样的人，恨不恨他们？妈妈平和地回答说，两个人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各有各的特点。没有一句义愤和声讨，连生气的表情都没有，提问的人大惑不解，甚至大失所望。其实这是妈妈一贯的态度。
在我坎坷的漫长岁月中，只享受到妈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理解、信任和同情，没有听到过她对任何人的恶语相加，甚至连指责的话都没有。
妈妈生在风云变幻的时代，经历了无数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身世沉浮，却始终以一颗透明的心对待这个世界，对待她周围所有的人，终生不变。
妈妈是一个奇迹。
7、率真女人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不知道这句话源自哪里，不知道它诞生在哪个时代，不知道它出自于那个国家，我能肯定的是它绝对适用于我的妈妈。
妈妈的眼睛清澈、明亮，总是闪着光，年轻时是这样，年老时还是这样。一直生活在妈妈身边，天天看着她澄澈的目光、舒展的面容、灵活的身姿，我从没有想过我的妈妈还会老去。直到有一天，妈妈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那天,朋友常秋影和我一起趴在妈妈的枕头旁，目不转睛的凝视着妈妈的眼睛，然后我俩又对望彼此的眼睛，竟然都没有妈妈的眼睛纯净、明亮，我们可是和妈妈相差了三十多岁啊。妈妈的外眼角，是向上扬起的，没有像一般老人那样向下耷拉，我俩看了又看，研究妈妈为什么有这么清澈的眼睛，妈妈为什么一点儿都不像八十多岁的老人。从那以后，我每天都会趴在妈妈的身边注视着她的眼睛，探索她的心灵之窗。
我记得小时候妈妈第一次住院的情景。那一年,妈妈四十二岁，是大炼钢铁时，劳动强度太大累倒的。当天晚上,爸爸回到家,安慰吓坏了的姐姐和我。他问我们：“你们猜医生在你妈妈的病志上写的是多大年纪？”还没等我和姐姐猜出来，爸爸美滋滋地告诉我们“26岁，医生以为你妈妈只有26岁。”想着妈妈年轻的面容，我和姐姐竟然忘掉了刚刚的恐惧，拍着手叫：“妈妈最年轻。”
长相远比同龄人年轻的妈妈，她的心也像孩子一样单纯，她只知道她的身边谁是需要帮助的人，却不知道贫穷的人里面也有“小人”。她竭尽全力地帮助同事们，把家里的钱、物甚至崭新的自行车一辆辆地援助给需要它的人，可是在她身陷囹圄的时候就有被她帮助过的人站出来背后捅刀，和她划清界线，甚至横眉冷对。
可是妈妈不改初衷。当风暴过后，妈妈又“扬眉吐气”的时候，她仍然只告诉我们，谁是好人，对于文革中整过她、出卖她、甚至恩将仇报的人，绝口不提，斗争不是她的哲学。
在悼念妈妈的时候，一位她昔日的同事，我叫“叔叔”的人来到我家，表达他的悼念之情，说：“我对不起王老师。”我以为他的意思是来晚了，觉得他太客气了。直到几年之后，回来探亲的弟弟谈起他的童年往事，我才知道这位“叔叔”在文革中批判过妈妈，揭露了许多“要害”问题，都是妈妈“小恩小惠”拉拢、腐蚀“革命群众”的“罪证”。可是这一切我从来没听妈妈说过，妈妈一如既往的对待他们。
妈妈工作的时候，除了上班，就是在家里忙。我没有见过妈妈去别人家里串门，唠叨什么张长李短，也没有见过妈妈到哪个领导的家里拜年走访。妈妈一辈子也没有宴请过“上司”或“关系”客户，没有求他们办过一件事，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妈妈对人际关系中的“潜规则”不理解，不接受。
退休后的妈妈依然有忙不完的事情。楼前楼后聚集聊天的人群里没有她的身影，她也不会唠蔬菜涨价大米行情的家常嗑。可妈妈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最接地气的人。妈妈住在石桥子的近二十年里，楼道里上下楼梯都是她打扫，日日月月年年。不管楼道多脏多乱，被新搬来的住户随意扔了什么脏东西，妈妈没有抱怨过，更没有夸耀过。
一次楼前的空地上堆着一个庞大的垃圾堆，那是新搬来的住户拆除的砖瓦石块水泥，妨碍楼内住户的出入，还影响了住宅区的整洁。有的邻居乘机往上面倒垃圾，也有些人气得叨叨咕咕骂骂咧咧。几天后，妈妈发现不会有人处理垃圾堆了，就找到一位运送垃圾的师傅，付了30元钱，请他拉走了垃圾。没有人感到惊讶，邻居们都了解妈妈的为人。
妈妈住在医学院四十八户住宅楼的时候，楼里住着他们单位里的领导、同事，可是妈妈只到一个人家里去过，是医学院后勤处的老工人杨师傅的家。杨师傅住在楼前面狭窄空地上的一座平房里。妈妈常常送去衣物和糕点，可能是他们家里还有上一辈老人。每年春节妈妈去杨师傅家的时候，都会带上一本新年历，这也成了她的习惯。
后来,我家搬到石桥子,杨师傅经常来我家。他不是专为聊天而来,而是来帮爸爸妈妈的。那时的石桥子还只有三栋家属住宅楼,没有小区服务设施,也没有粮店，要到原来买粮的乐安粮站买粮。每个月杨师傅都会利用休息日把爸爸妈妈的粮油买好送来，那时他也有六、七十岁的年纪了。
在爸爸妈妈住院的日子里，杨叔叔蹬着他的平板车一趟趟的来到我家，眼含热泪给我讲着妈妈对他们一家人的帮助。在送别爸爸妈妈以后，杨叔叔专门来看过我很多次。他善良慈祥的面容我没有忘记，他真挚感人的话语永远记在我心间：“孩子，有什么需要帮忙干的活，就找杨叔叔，千万别客气，杨叔叔干了一辈子活，身体没问题。”可是，我没有余力像妈妈那样帮助他了，我更不能再去麻烦他，我和杨叔叔失去联系了。
在我眼里无所不能的妈妈其实有许多“不能”的方面。妈妈不会理财，不会攒钱，也不会精打细算。五十年代，她买了很多公债，却从来未兑换过，默默地支援了国家建设；她每月都会把剩余的钱存进银行，如果一直积累下来，会是一笔不菲的存款，可只要有人来求助，她就会毫不犹豫地取出来，送出去。如果有人向妈妈推销商品，不管家里需要还是不需要，她都不会说拒绝的话。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一天晚上，医学院对面一个小商店里的营业员来我家向妈妈推销一种床单,价格150元,是议价商品。那是三年经济因难时期，人们注意力都放在吃饱肚子上，谁会花这样的“巨款”去买一个床单啊，她根本就卖不出去。连我这个在旁边观望的小孩子都认为根本不能买。愁眉苦脸的营业员阿姨对妈妈说，如果她再卖不出一个床单，商店就开不下去了，她就没有生活来源了。妈妈没有犹豫，取出钱买下了这个床单,放在了箱子里留起来，因为家里实在是不缺床单啊。那个营业员阿姨我认识，后来我在新华书店还看过她，她调去那里工作了。
妈妈这个“毛病”半个世纪都没有改变。住到石桥子后，因为妈妈每天去市场买菜，熟悉了几个卖菜卖衣服的商贩。如果遇到天气不好，或者生意不顺有了积压的时候，他们就向妈妈推销。妈妈是来者不拒，有时买的菜和水果吃不了放坏了，只能扔掉；买的衣服没人能穿，妈妈就放在柜橱下面。有时堆的多了，被我发现，我就会告诫妈妈：“不要再买了。”可是没有用,只要人家向妈妈推销，她还是会买。有一次柜子底层竟然堆了几件同样款式的假皮夹克，价格还不便宜。我一再向妈妈提出抗议，她就趁着我上班的时候一件件地送出去了。都给了什么人，我不知道。
所有复杂多变的人情世故，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妈妈那里也会变得简单、纯粹、一清二白。
妈妈离开后的第五天，我还戴着黑纱，在出门倒垃圾的时候，被一个陌生的中年妇女拦住了去路。她对我说，我要和你说说你妈妈的事情。我诧异地望着她，一脸困惑。她悲伤地对我说，前天，我看见开往殡仪馆的车上，你抱着你妈妈的照片站在车前面，我才知道你妈妈已经走了，也知道了你是她的女儿，所以今天特意找到你。我一定得告诉你，你妈妈帮助过我，你妈妈是个大好人。
从她的讲述中，我知道她是家住郊区的农民，来石桥子大棚卖菜已经一年多了。因为妈妈常买她的菜，又从来不挑不拣，不讨价还价，这有别常规的做法，让她对妈妈有了很深的印象。
就在前一年的冬天，为了防止骑车赶路的时候蔬菜被冻坏，她需要一床旧棉被将蔬菜盖住，跟几个顾客打了招呼，都没有回应。一天晚上收摊以后，她在街上拦住了正在散步的妈妈，说了她的请求，就回家了。第二天早市大棚刚开始营业，她就看见妈妈抱着一个大包袱向她走来了。妈妈递给了她包袱，只说拿去盖菜吧，她还没来得及说谢，妈妈就走了。等她卖了一天菜晚上回家打开包袱时，才发现那并不是一床破旧棉被，而是一床崭新的鸭绒被，哪里舍得盖菜啊，她用来自己睡觉盖了。她说:“那个被子可真暖和啊。你妈妈对我一个农村来卖菜的生人都这么好，这得是一个多好的人哪，我不会忘记她的。”
听了她的话，我心里除了难过，还有欣慰和感慨。这就是我的妈妈，单纯善良，无欲无求。那时候,我家里所有多余的棉被都给爸爸改做小褥子了，已经拿不出一条完整的棉被了。那床鸭绒被是我的一个湖南朋友帮我在家乡买到邮寄来的，妈妈一直没舍得盖，就这样轻易的送给了一个陌生人，一个农妇，给她的寒冬带来了温暖，也让我的回忆更加温暖。
妈妈离开以后，第一个来家里看我的长辈是劳姨。她和我紧挨着坐在沙发上，拉着我的手，心潮起伏地告诉了我很多她和妈妈之间的故事，讲的她和听的我都眼泪汪汪。其中的一个故事是，劳姨和妈妈同在卫校当教师的时候，劳姨的儿子建巍和我弟弟吕强同年出生，都在哺乳期，所以她们两个每天上午、下午都要回家给孩子哺乳。可是劳姨的课时安排不开，每天上午要喂奶的时候她都有课要上，回不了家。妈妈就在给弟弟喂奶的时候，再跑到她家给建巍喂上一次奶。后来，妈妈怕她家老人着急，干脆从学校回来先到她家，喂完了建巍再回家喂弟弟。
本来，妈妈的奶水很多，弟弟以前每次都吃得心满意足的睡去。可是要同时喂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时间一长，就有些应接不暇了，弟弟吃不饱了。几个月大的孩子吃不饱就会哭，这引起了奶奶的疑心，奶奶每天盯着大钟看时间，发现妈妈回家的时间又晚，停留的时间又短，而且妈妈不是从前门回家，却改走了北门。奶奶觉出其中的蹊跷，发现了妈妈的秘密，气得数落了妈妈好多天，说妈妈“缺心眼”，还怪她不心疼弟弟，是傻妈妈。妈妈回答奶奶的只有一个表情:微笑。微笑着听她唠叨，微笑着照样去喂建巍，从来不辩驳，不顶撞奶奶。
1968年，全国大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成了一个固定的仪式。我家住的小白楼也有一个教授夫人带领跳舞，仅有的四户人家早晨都要聚集在楼前。妈妈以做早饭为由谢绝参加。爸爸不是早早离家上班，就是下夜班时故意晚回来，避开跳舞。只有我和姐姐代表全家去跳舞。一天早上跳舞结束回家吃早饭时，妈妈触景生情：“信仰基督教的时候，每天吃饭前都要做祷告，要感谢主，和现在的仪式差不多。”听了妈妈的话，我这个革命精神十足的少年觉得妈妈的阶级觉悟太低了，立刻反驳说，那是反动的宗教迷信，是帝修反的东西，怎么能跟我们的革命行动相比，两者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听我夸夸其谈，大讲“革命道理”，妈妈不再说话,姐姐也沉默不语，我便觉得自己捍卫了伟大理想。回想当年，那一幕仍历历在目。有时候，愚昧无知也是可以训话真理和常识的。岂止有时候，在特定历史时期，是常态。
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一败涂地的两次婚姻曾经一波又一波地成为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也给全家人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和伤害。有些人总是很好奇，设想我的家人一定会对某些人恨之入骨。在妈妈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还有人向妈妈提出了这个问题，问妈妈，这是两个怎样的人，恨不恨他们？妈妈平和地回答说，两个人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各有各的特点。没有一句义愤和声讨，连生气的表情都没有，提问的人大惑不解，甚至大失所望。其实这是妈妈一贯的态度。
在我坎坷的漫长岁月中，只享受到妈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理解、信任和同情，没有听到过她对任何人的恶语相加，甚至连指责的话都没有。
妈妈生在风云变幻的时代，经历了无数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身世沉浮，却始终以一颗透明的心对待这个世界，对待她周围所有的人，终生不变。
妈妈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