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电视上的一条重要新闻，是美国多个机场安检大排长龙。眼下正值春假旅游旺季，机场本应是全年最繁忙的时段之一，但负责安检的TSA工作人员却大量“请病假”不上班了。
目前全美告病假的比例大约达到10%，而在一些受影响严重的机场，这个数字要大得多：休斯顿的霍比机场病假率一度冲到55%，新奥尔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国际机场和亚特兰大哈兹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的缺勤率分别逼近40%和35%，就连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也有超过30%的员工没有到岗。
由于人手严重短缺，不少安检通道被迫关闭，效率直线下降，致使旅客怨声载道。在休斯顿、新奥尔良等地，旅客通过安检往往需要排队三小时以上。机场方面不得不发布紧急通告，要求旅客大幅提前到达：国内航班至少提前三小时，国际航班则需提前四小时。
真正引起我兴趣的，是这个“call sick”的制度。我是来美国之后，才逐渐知道了这个英语用法的。来美国后第一个夏天在校园打过工，常常遇到同事“call sick”，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却因病没到，领班的人就用了这个词，说那人“called sick”。我还有点担心，怎么就突然病倒了呢？可人家过了一天又若无其事地回来上班了，健康如常。我当时还嘀咕，这人肯定是装病的。
后来我太太在康奈尔大学的教学酒店工作了，我才慢慢了解了这一制度。她的工作福利也包括几天的call sick 带薪假，通常无需提供医生证明，只需打个电话即可不去上班。这在中国是几乎不可想象的。一个人通常请病假必须递交医院证明或正式假条。当然，这些证明有时也可以找熟人弄到，但制度上仍强调“证明”。而在美国，由于医疗费用高昂，与其让员工为了开证明去看病，不如直接给予一定额度的病假，由个人自行支配。
不同单位的具体做法也不尽相同。有的病假“当年不用，过期作废”，有的则可以累积，甚至在退休时以一定形式折算为收入。制度设计看似灵活，也体现出对个体选择的尊重。
我自己在大学工作二十多年，好像从来没有这个call sick的福利，也没有使用过一天病假。我发现学生生病会比较频繁，一个病了，很多人跟着病。不过有的也不是真病。有时我会半开玩笑地对学生说：你们可以生病请假，但老师不能生病。其实我们即便病了，也“轻伤不下火线”。当然，这更多是一种职业习惯。相比之下，我女儿的小学老师就经常休病假，然后由替补老师代课。我当时还抱怨，怎么老是生病呢？现在看，根本不是生病，而是享受福利。
然而，对于这次的TSA安检人员来说，“call sick”却不再只是一个福利，而逐渐带上了一种无奈的抗争意味。成为一名TSA安检员，并不需要高等学历，高中学历即可，但必须通过严格的背景调查、信用审核和体能测试。尽管他们属于联邦雇员，平均时薪却只有20到27美元，收入并不算高。许多人长期处于 “from check to check” 的状态，一旦收入中断，房贷、车贷和日常开销便立刻陷入困境。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说，他们是比较容易被推入到“斩杀线”地带的一族。
从今年二月中旬开始，由于华盛顿两党在国土安全部预算和移民政策上的对峙，联邦政府再次出现部分停摆，约5万名TSA员工被迫在无薪状态下继续工作，当然薪水日后会补发的。但作为“必要岗位人员”，他们不能正式罢工，却也无法承受长期没有收入的现实压力。在这种情况下，“call sick” 就成为一种变相的自救方式：有人去跑Uber，有人帮别人做点 handyman 的零工，以获取现金收入维持家庭运转。当然，也有人就在家待着。
于是，一个原本体现人性化管理的制度，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被迫转化为一种集体性的“消极抵抗”。结果是，TSA雇员在华盛顿的政治博弈中沦为牺牲品，而普通旅客则为此付出时间与行程的代价。
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可以预见，会有更多员工选择请病假，甚至直接离职。据报道，已经有数百人辞去这份工作，因为对他们而言，这样的岗位已不再稳定。本来找政府的工作，就是图它有优厚的福利和稳定的岗位，但如今却反而因为政府停摆而频频遭受生计冲击，这无疑带有某种讽刺意味。
人们常常喜欢引用那句理想化的政治表述：“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但现实中的政府运作，往往在两党的权力博弈中偏离初衷，都想打压对方，都想把屎盆子扣在对方头上，为的就是选民手中的选票。
于是，一个看似普通的“call sick”，在这一刻，折射出的已不只是劳动制度的福利，而是政治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与混乱。
2026.3.19 于美国
“Call sick”：竟然能让美国众机场几乎停摆
远远的雾 (2026-03-19 05:23:59) 评论 (3)这几天电视上的一条重要新闻，是美国多个机场安检大排长龙。眼下正值春假旅游旺季，机场本应是全年最繁忙的时段之一，但负责安检的TSA工作人员却大量“请病假”不上班了。
目前全美告病假的比例大约达到10%，而在一些受影响严重的机场，这个数字要大得多：休斯顿的霍比机场病假率一度冲到55%，新奥尔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国际机场和亚特兰大哈兹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的缺勤率分别逼近40%和35%，就连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也有超过30%的员工没有到岗。
由于人手严重短缺，不少安检通道被迫关闭，效率直线下降，致使旅客怨声载道。在休斯顿、新奥尔良等地，旅客通过安检往往需要排队三小时以上。机场方面不得不发布紧急通告，要求旅客大幅提前到达：国内航班至少提前三小时，国际航班则需提前四小时。
真正引起我兴趣的，是这个“call sick”的制度。我是来美国之后，才逐渐知道了这个英语用法的。来美国后第一个夏天在校园打过工，常常遇到同事“call sick”，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却因病没到，领班的人就用了这个词，说那人“called sick”。我还有点担心，怎么就突然病倒了呢？可人家过了一天又若无其事地回来上班了，健康如常。我当时还嘀咕，这人肯定是装病的。
后来我太太在康奈尔大学的教学酒店工作了，我才慢慢了解了这一制度。她的工作福利也包括几天的call sick 带薪假，通常无需提供医生证明，只需打个电话即可不去上班。这在中国是几乎不可想象的。一个人通常请病假必须递交医院证明或正式假条。当然，这些证明有时也可以找熟人弄到，但制度上仍强调“证明”。而在美国，由于医疗费用高昂，与其让员工为了开证明去看病，不如直接给予一定额度的病假，由个人自行支配。
不同单位的具体做法也不尽相同。有的病假“当年不用，过期作废”，有的则可以累积，甚至在退休时以一定形式折算为收入。制度设计看似灵活，也体现出对个体选择的尊重。
我自己在大学工作二十多年，好像从来没有这个call sick的福利，也没有使用过一天病假。我发现学生生病会比较频繁，一个病了，很多人跟着病。不过有的也不是真病。有时我会半开玩笑地对学生说：你们可以生病请假，但老师不能生病。其实我们即便病了，也“轻伤不下火线”。当然，这更多是一种职业习惯。相比之下，我女儿的小学老师就经常休病假，然后由替补老师代课。我当时还抱怨，怎么老是生病呢？现在看，根本不是生病，而是享受福利。
然而，对于这次的TSA安检人员来说，“call sick”却不再只是一个福利，而逐渐带上了一种无奈的抗争意味。成为一名TSA安检员，并不需要高等学历，高中学历即可，但必须通过严格的背景调查、信用审核和体能测试。尽管他们属于联邦雇员，平均时薪却只有20到27美元，收入并不算高。许多人长期处于 “from check to check” 的状态，一旦收入中断，房贷、车贷和日常开销便立刻陷入困境。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说，他们是比较容易被推入到“斩杀线”地带的一族。
从今年二月中旬开始，由于华盛顿两党在国土安全部预算和移民政策上的对峙，联邦政府再次出现部分停摆，约5万名TSA员工被迫在无薪状态下继续工作，当然薪水日后会补发的。但作为“必要岗位人员”，他们不能正式罢工，却也无法承受长期没有收入的现实压力。在这种情况下，“call sick” 就成为一种变相的自救方式：有人去跑Uber，有人帮别人做点 handyman 的零工，以获取现金收入维持家庭运转。当然，也有人就在家待着。
于是，一个原本体现人性化管理的制度，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被迫转化为一种集体性的“消极抵抗”。结果是，TSA雇员在华盛顿的政治博弈中沦为牺牲品，而普通旅客则为此付出时间与行程的代价。
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可以预见，会有更多员工选择请病假，甚至直接离职。据报道，已经有数百人辞去这份工作，因为对他们而言，这样的岗位已不再稳定。本来找政府的工作，就是图它有优厚的福利和稳定的岗位，但如今却反而因为政府停摆而频频遭受生计冲击，这无疑带有某种讽刺意味。
人们常常喜欢引用那句理想化的政治表述：“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但现实中的政府运作，往往在两党的权力博弈中偏离初衷，都想打压对方，都想把屎盆子扣在对方头上，为的就是选民手中的选票。
于是，一个看似普通的“call sick”，在这一刻，折射出的已不只是劳动制度的福利，而是政治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与混乱。
2026.3.19 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