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品，未经同意请勿转载）
我与他们相遇（5）：波斯吹来的风
近期伊朗的局势，让我牵挂着我的伊朗同窗们，也唤起了对与他们一起度过的岁月的无尽怀念。
我们大老板的一位挚友和旧同事，是伊朗人。他在英国多年后，回到德黑兰大学工作，但仍与大老板保持紧密的合作，也因此给我们系持续输送着优秀的伊朗学生。我在系里的6年时间里，系里先后有10余位来自伊朗的博士生。其中Sahar和Ali和我最是熟稔。
Sahar是我真正的同门：同一位大老板、二老板的门下，虽不同年但在同一组。Sahar的到来，颠覆了我对伊朗穆斯林女性的刻板印象来自于前20年人生中有限及片面的信息。从她来到的第一天起，我们那条一向安静的楼道里就被Sahar快乐、不加克制的笑声填满了。虽然她是直接从伊朗来到这里，却丝毫不显生涩：不论是组会、文献讨论还是实验室工作，她都像回到熟悉的舞台似的瞬间投入高速运转、游刃有余。尤其是工作，对她来说，这里的博士工作好似和之前的研究经历无缝衔接。和她熟悉之后，我了解到，伊朗的高等教育与欧美完全一个体系；而工作语言是英语，在她老板那样的组，是很常见的；她在大学期间，就经常和同学导师一起去各国参加学术会议。更加得益于她伊朗导师和我大老板的长期合作，使得她能够如此丝滑的全方位融入新环境新工作。
当时我们组有5、6个博士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只有Sahar和我是来自（广义的）东方，可能觉得我们会有较相似的文化背景、也或者是我们都是女生，我老板贴心的把Sahar安排在了我的领桌。事实上，我们也很快成为了很好的同事和朋友，一起逛街、出游、聊天谈心。Sahar开朗外向、交友甚广。我们医学中心所有的伊朗人似乎都和她很熟稔、甚至整个城市的伊朗社群她也广有联系。有一次伊朗国家交响乐队来访问演出，她带着我一起参加了首场音乐会和官方招待会。我曾经经常开玩笑说她是Miss Iran。
说起伊朗，她总是充满了感情，却也经常纠正我，说她是波斯人；她深爱的是波斯文化。她从不戴头巾（Hijab），我也没有见过她戴头巾的样子。唯一有一次，是因为她在下班后要赶飞机回伊朗度假，她上班来时随身携带了一块头巾，并告诉我，在登上伊朗航空公司的飞机时，她就必须佩戴上Hijab。每当谈到这些，例如伊朗的地铁等公共场所、都必须男女分开时，她的语气总是充满无奈和不满。但她很快就转换话题，讲给我听她们在大学时，是如何反抗类似的规矩，比如她们会故意把袖子剪短，短于规定长度2～3cm。直到大学的执法人员用尺子量过、勒令她们回家换衣服。每每说到这些，她都就会很得意的发出她标志性的爽朗笑声。正是通过她，我才去专门了解了伊朗的历史和现状。与她朝夕相处后，很难想象她在伊朗面临的境遇。她外放好胜的性格、积极进取的野心更符合79年之前的伊朗女性形象，尤其是她直面强势的西班牙大师姐时的自信和勇气。大师姐对我们向来是声色俱厉。而我们老板是个十足的英国绅士。虽然会暗里支持力挺我们，但绝不会当面干涉大师姐教训我们。在Sahar之前，从来没有人敢对抗大师姐，即使是同为博后的师兄，看着我们挨训也无能为力。所以，当Sahar公然在全组包括老板面前和大师姐据理力争之后，我们对她的敬仰立即如滔滔江水般淹没了她。至此之后，我们彼此扶持，在大师姐的严厉和老板若即若离的关爱下，熬过了艰难的博士岁月。
Ali几乎和我同时开始博士课题。他性格极其温和，总是不急不慢、笑脸盈盈、人缘极好，他的家自然成了聚会的首选地，而大家事先都不需要征求他的同意。Ali除了课题做得不好，其他各方面--文学、艺术、体育...，都极具才华，却从不张扬：他钢琴弹的犹如专业演奏家般行云流水；歌喉完美无暇，他翻唱的流行榜歌曲，让人分辨不出是否是原版原唱。Ali一直这么悠然自得的过着悠闲的科研生活、并保持着单身贵族的身份。
多年后。我们先后答辩、毕业。Ali一如系里其他伊朗学长们一样，坚定地去了哈佛。Sahar一度也在哈佛，后辗转东西岸，最终与她的波斯王子一起在霍普金斯安定了下来。回国几年间远离了FB，使得我和他们渐渐失去了联系。但每每回忆起Sahar、Ali他们，Sahar在办公室播放的波斯音乐便会在耳畔响起。那时，老板一下班，我们便关紧办公室的门，大声的播放各自喜欢的音乐。而Sahar总会一边说，给你听世界上最美的歌曲，一边固执的播放出波斯旋律。那些画面，就像是带着淡淡波斯香的微风，轻轻飘来、悄悄拂过心中最柔软的角落。
如今，伊朗的炮声未停。我无法知道那些走上街头抗议的人中是否有Sahar、Ali或其他伊朗同窗的亲人、朋友、同学；也无法知道美以的炮弹是否落在了他们在德黑兰的家中。我唯有祈愿，愿他们与他们在伊朗的亲友们平安无恙，愿这个世界不再有炮火。
我与他们相遇（5）：波斯吹来的风
旺财球球 (2026-03-02 16:04:48) 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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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他们相遇（5）：波斯吹来的风
近期伊朗的局势，让我牵挂着我的伊朗同窗们，也唤起了对与他们一起度过的岁月的无尽怀念。
我们大老板的一位挚友和旧同事，是伊朗人。他在英国多年后，回到德黑兰大学工作，但仍与大老板保持紧密的合作，也因此给我们系持续输送着优秀的伊朗学生。我在系里的6年时间里，系里先后有10余位来自伊朗的博士生。其中Sahar和Ali和我最是熟稔。
Sahar是我真正的同门：同一位大老板、二老板的门下，虽不同年但在同一组。Sahar的到来，颠覆了我对伊朗穆斯林女性的刻板印象来自于前20年人生中有限及片面的信息。从她来到的第一天起，我们那条一向安静的楼道里就被Sahar快乐、不加克制的笑声填满了。虽然她是直接从伊朗来到这里，却丝毫不显生涩：不论是组会、文献讨论还是实验室工作，她都像回到熟悉的舞台似的瞬间投入高速运转、游刃有余。尤其是工作，对她来说，这里的博士工作好似和之前的研究经历无缝衔接。和她熟悉之后，我了解到，伊朗的高等教育与欧美完全一个体系；而工作语言是英语，在她老板那样的组，是很常见的；她在大学期间，就经常和同学导师一起去各国参加学术会议。更加得益于她伊朗导师和我大老板的长期合作，使得她能够如此丝滑的全方位融入新环境新工作。
当时我们组有5、6个博士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只有Sahar和我是来自（广义的）东方，可能觉得我们会有较相似的文化背景、也或者是我们都是女生，我老板贴心的把Sahar安排在了我的领桌。事实上，我们也很快成为了很好的同事和朋友，一起逛街、出游、聊天谈心。Sahar开朗外向、交友甚广。我们医学中心所有的伊朗人似乎都和她很熟稔、甚至整个城市的伊朗社群她也广有联系。有一次伊朗国家交响乐队来访问演出，她带着我一起参加了首场音乐会和官方招待会。我曾经经常开玩笑说她是Miss Iran。
说起伊朗，她总是充满了感情，却也经常纠正我，说她是波斯人；她深爱的是波斯文化。她从不戴头巾（Hijab），我也没有见过她戴头巾的样子。唯一有一次，是因为她在下班后要赶飞机回伊朗度假，她上班来时随身携带了一块头巾，并告诉我，在登上伊朗航空公司的飞机时，她就必须佩戴上Hijab。每当谈到这些，例如伊朗的地铁等公共场所、都必须男女分开时，她的语气总是充满无奈和不满。但她很快就转换话题，讲给我听她们在大学时，是如何反抗类似的规矩，比如她们会故意把袖子剪短，短于规定长度2～3cm。直到大学的执法人员用尺子量过、勒令她们回家换衣服。每每说到这些，她都就会很得意的发出她标志性的爽朗笑声。正是通过她，我才去专门了解了伊朗的历史和现状。与她朝夕相处后，很难想象她在伊朗面临的境遇。她外放好胜的性格、积极进取的野心更符合79年之前的伊朗女性形象，尤其是她直面强势的西班牙大师姐时的自信和勇气。大师姐对我们向来是声色俱厉。而我们老板是个十足的英国绅士。虽然会暗里支持力挺我们，但绝不会当面干涉大师姐教训我们。在Sahar之前，从来没有人敢对抗大师姐，即使是同为博后的师兄，看着我们挨训也无能为力。所以，当Sahar公然在全组包括老板面前和大师姐据理力争之后，我们对她的敬仰立即如滔滔江水般淹没了她。至此之后，我们彼此扶持，在大师姐的严厉和老板若即若离的关爱下，熬过了艰难的博士岁月。
Ali几乎和我同时开始博士课题。他性格极其温和，总是不急不慢、笑脸盈盈、人缘极好，他的家自然成了聚会的首选地，而大家事先都不需要征求他的同意。Ali除了课题做得不好，其他各方面--文学、艺术、体育...，都极具才华，却从不张扬：他钢琴弹的犹如专业演奏家般行云流水；歌喉完美无暇，他翻唱的流行榜歌曲，让人分辨不出是否是原版原唱。Ali一直这么悠然自得的过着悠闲的科研生活、并保持着单身贵族的身份。
多年后。我们先后答辩、毕业。Ali一如系里其他伊朗学长们一样，坚定地去了哈佛。Sahar一度也在哈佛，后辗转东西岸，最终与她的波斯王子一起在霍普金斯安定了下来。回国几年间远离了FB，使得我和他们渐渐失去了联系。但每每回忆起Sahar、Ali他们，Sahar在办公室播放的波斯音乐便会在耳畔响起。那时，老板一下班，我们便关紧办公室的门，大声的播放各自喜欢的音乐。而Sahar总会一边说，给你听世界上最美的歌曲，一边固执的播放出波斯旋律。那些画面，就像是带着淡淡波斯香的微风，轻轻飘来、悄悄拂过心中最柔软的角落。
如今，伊朗的炮声未停。我无法知道那些走上街头抗议的人中是否有Sahar、Ali或其他伊朗同窗的亲人、朋友、同学；也无法知道美以的炮弹是否落在了他们在德黑兰的家中。我唯有祈愿，愿他们与他们在伊朗的亲友们平安无恙，愿这个世界不再有炮火。
我与他们相遇（5）：波斯吹来的风
近期伊朗的局势，让我牵挂着我的伊朗同窗们，也唤起了对与他们一起度过的岁月的无尽怀念。
我们大老板的一位挚友和旧同事，是伊朗人。他在英国多年后，回到德黑兰大学工作，但仍与大老板保持紧密的合作，也因此给我们系持续输送着优秀的伊朗学生。我在系里的6年时间里，系里先后有10余位来自伊朗的博士生。其中Sahar和Ali和我最是熟稔。
Sahar是我真正的同门：同一位大老板、二老板的门下，虽不同年但在同一组。Sahar的到来，颠覆了我对伊朗穆斯林女性的刻板印象来自于前20年人生中有限及片面的信息。从她来到的第一天起，我们那条一向安静的楼道里就被Sahar快乐、不加克制的笑声填满了。虽然她是直接从伊朗来到这里，却丝毫不显生涩：不论是组会、文献讨论还是实验室工作，她都像回到熟悉的舞台似的瞬间投入高速运转、游刃有余。尤其是工作，对她来说，这里的博士工作好似和之前的研究经历无缝衔接。和她熟悉之后，我了解到，伊朗的高等教育与欧美完全一个体系；而工作语言是英语，在她老板那样的组，是很常见的；她在大学期间，就经常和同学导师一起去各国参加学术会议。更加得益于她伊朗导师和我大老板的长期合作，使得她能够如此丝滑的全方位融入新环境新工作。
当时我们组有5、6个博士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只有Sahar和我是来自（广义的）东方，可能觉得我们会有较相似的文化背景、也或者是我们都是女生，我老板贴心的把Sahar安排在了我的领桌。事实上，我们也很快成为了很好的同事和朋友，一起逛街、出游、聊天谈心。Sahar开朗外向、交友甚广。我们医学中心所有的伊朗人似乎都和她很熟稔、甚至整个城市的伊朗社群她也广有联系。有一次伊朗国家交响乐队来访问演出，她带着我一起参加了首场音乐会和官方招待会。我曾经经常开玩笑说她是Miss Iran。
说起伊朗，她总是充满了感情，却也经常纠正我，说她是波斯人；她深爱的是波斯文化。她从不戴头巾（Hijab），我也没有见过她戴头巾的样子。唯一有一次，是因为她在下班后要赶飞机回伊朗度假，她上班来时随身携带了一块头巾，并告诉我，在登上伊朗航空公司的飞机时，她就必须佩戴上Hijab。每当谈到这些，例如伊朗的地铁等公共场所、都必须男女分开时，她的语气总是充满无奈和不满。但她很快就转换话题，讲给我听她们在大学时，是如何反抗类似的规矩，比如她们会故意把袖子剪短，短于规定长度2～3cm。直到大学的执法人员用尺子量过、勒令她们回家换衣服。每每说到这些，她都就会很得意的发出她标志性的爽朗笑声。正是通过她，我才去专门了解了伊朗的历史和现状。与她朝夕相处后，很难想象她在伊朗面临的境遇。她外放好胜的性格、积极进取的野心更符合79年之前的伊朗女性形象，尤其是她直面强势的西班牙大师姐时的自信和勇气。大师姐对我们向来是声色俱厉。而我们老板是个十足的英国绅士。虽然会暗里支持力挺我们，但绝不会当面干涉大师姐教训我们。在Sahar之前，从来没有人敢对抗大师姐，即使是同为博后的师兄，看着我们挨训也无能为力。所以，当Sahar公然在全组包括老板面前和大师姐据理力争之后，我们对她的敬仰立即如滔滔江水般淹没了她。至此之后，我们彼此扶持，在大师姐的严厉和老板若即若离的关爱下，熬过了艰难的博士岁月。
Ali几乎和我同时开始博士课题。他性格极其温和，总是不急不慢、笑脸盈盈、人缘极好，他的家自然成了聚会的首选地，而大家事先都不需要征求他的同意。Ali除了课题做得不好，其他各方面--文学、艺术、体育...，都极具才华，却从不张扬：他钢琴弹的犹如专业演奏家般行云流水；歌喉完美无暇，他翻唱的流行榜歌曲，让人分辨不出是否是原版原唱。Ali一直这么悠然自得的过着悠闲的科研生活、并保持着单身贵族的身份。
多年后。我们先后答辩、毕业。Ali一如系里其他伊朗学长们一样，坚定地去了哈佛。Sahar一度也在哈佛，后辗转东西岸，最终与她的波斯王子一起在霍普金斯安定了下来。回国几年间远离了FB，使得我和他们渐渐失去了联系。但每每回忆起Sahar、Ali他们，Sahar在办公室播放的波斯音乐便会在耳畔响起。那时，老板一下班，我们便关紧办公室的门，大声的播放各自喜欢的音乐。而Sahar总会一边说，给你听世界上最美的歌曲，一边固执的播放出波斯旋律。那些画面，就像是带着淡淡波斯香的微风，轻轻飘来、悄悄拂过心中最柔软的角落。
如今，伊朗的炮声未停。我无法知道那些走上街头抗议的人中是否有Sahar、Ali或其他伊朗同窗的亲人、朋友、同学；也无法知道美以的炮弹是否落在了他们在德黑兰的家中。我唯有祈愿，愿他们与他们在伊朗的亲友们平安无恙，愿这个世界不再有炮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