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大学同学约在汾阳花园酒店重聚。

按地址找到了酒店。那不是昔日的海关学校吗？有40多年没来此地了，学校变成了酒店。

进了大门，映入眼帘的是花园和那座红瓦黄墙的洋房。这座洋房建于上世纪30年代，曾是江海关（上海海关）税务司官邸。

有必要说点儿历史，民国时期（1912–1949）上海是全国海关收入最高的口岸，因此海关的最高主管机构——海关总税务司署一直设在上海，只有在太平洋战争时期一度迁往内地（1941-1945）。中国的海务建设，如航标、灯塔、航道等，也以上海为中心。

海关的最高主管——海关总税务司（Inspector-General）在民国时期都由外籍人士担任（三位英国人和一位美国人），这是因为1854年小刀会起义后，英美法三国通过19世纪末与清朝签订的条约，强行接管了上海海关的征税权。

丁贵堂是首位成为海关总税务司高管的华人，1928年担任上海海关代理副税务司，这是当时华籍官员能达到的最高层级。1940年代初，丁贵堂入住汾阳路的税务司官邸，因此，这座洋房也被称为“丁贵堂旧居”。

丁贵堂在抗战胜利后，因美籍总税务司尚未上任，曾被国民政府任命主管上海海关。他对中国海关体系做出了极大贡献，打破了海关长期的洋人垄断。最主要的贡献是把海关英文报表、单据全部译为中文，并在所有文档中加入中文栏，实现了中国海关第一次系统性的“中文化”，方便了华商与国外的商务交易。

50年代初，官邸和花园成了海关学校。这座洋房是学校主要的办公楼，内有校长、行政人员和教师的办公室，医务室也在这座楼里。

花园酒店入口

文革时，海关学校的学生分成两派，有一天据说两派正在激烈争吵，有可能爆发武斗。那时休学在家，没事干，跟着朋友去看热闹。只见一派占领了洋房，另一派和众多看热闹者挤在大草地上，团团围住了洋房，颇有要攻下城堡（洋房）的架势。守城堡的仗着地形好，可以从高处用自来水“射击”，或用房子里的东西“轰炸”进攻者，站在阳台上摆出大义凛然与城堡共生死的悲壮模样。两派拿着喇叭哇啦哇啦“辩论”，所谓的辩论就是各说各的，谁也不听谁的。见他们吵了半天也没吵出个名堂来，又到了午饭时间，我们就撤了。最后好像没打起来，遵循了上海人的传统“动口不动手”。

海关学校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这座洋房和绿茵茵的大草地。记得校园内还有操场、游泳池、教室楼、食堂、学生宿舍等。可是眼下除了大草坪，其他设施都不见踪影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的酒店大楼（见下图）。

查了一下资料，海关学校1952年成立后一直在这儿教学，直到1997年迁往浦东新校园为止。之后校园被改建成五星级精品酒店。2010年，汾阳花园酒店开张了，是梧桐区罕见的大型私家草坪花园酒店，内有客房70间。因拥有花园和4千平米的大草坪，不少人选择在此举行婚礼。

下图是酒店大堂和餐厅，低调的奢侈，令人舒适。春节期间，食客不多，几乎都说一口上海话，且有了点儿年纪，可见是老上海所爱。

聚会后，走出酒店大门，对面就是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院的大门比以前气派多了，而且校园内看似多了不少新建筑，大家决定进去看看。

保安说，只要刷身份证就能进去。我哪来的身份证？又没带护照。幸好手机里有一张护照照片，给保安看了看，他让我去入口旁边的平板电脑输入护照信息。正好来了一大家子，男女老少，这家的小青年不停地刷身份证，我三步并作两步，跟着最后一位家族成员混了进去。

第一次去上海音乐学院时尚未上学，那是一个夏天的上午，我们楼里一名中学生不知如何“买通”了门卫，得以进入音乐学院。他带着一帮兴致勃勃的“小萝卜头”（沪语：小孩），包括上二年级的我哥，扛着竹竿去音乐学院抓“野乌子”（沪语：知了）。一听有这等趣事，我跟上了他们的队伍。本来一帮男孩高高兴兴的，回头见到了个小尾巴，不免扫兴。几个男孩大声告诉我哥：你妹妹跟上来了！我哥回过头来三番五次赶我走。也不知中了什么邪，我铁了心要跟着，他骂我“跟屁虫”，我依旧死咬住他们不放，让我哥在朋友面前丢尽了脸。令我喜出望外的是，跟屁虫居然感动了“上帝”，领队的中学生下了命令“算了，让她跟我们去吧。”甚至还让我紧跟着他，别走丢了。

记忆中的音乐学院很大，建筑之间有许多绿化（见下图，校园一角）。跟着男孩在树丛里钻进钻出，他们抬头看到树干上的知了便兴奋不已，在竹竿头上涂一层浆糊，举起竹竿去粘，粘到了放进竹编的笼子里，直到笼子满了，才意犹未尽走上了回家的路。

我上二年级的时候，六月中旬刚满了九岁，七月一日就入队了。我们小学没有大礼堂，于是大家排好队，过了一条马路，走了半个block，去音乐学院的大礼堂举行入队仪式。那天，戴上红领巾，唱了少先队队歌，是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那一版：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从音乐学院出来后，我戴着红领巾，很骄傲地沿着淮海路走回家，以为所有的路人都会注意到我入队了。下图是春节期间，我当年走过无数次的那段淮海路。图中左边的高楼盖在我们小学的操场上。

后来因为马思聪“叛国投敌”了，少先队队歌改成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的歌词作者是同班同学的爸爸周郁辉。1964年干部大调动，他们家搬到北京去了。

正逢寒假，音乐学院校园里人影稀疏，幽雅清静，全不像平日，校园里到处荡漾着悠扬的乐声歌声。

春节期间，几乎每座建筑都关闭着，只有一座开着大门，见下图。这座楼曾是武警总队的办公楼，现在是音乐学院的东方乐器博物馆。那天门可罗雀，本想进去参观一下，却被告之，没有预约不得入内，只好作罢。

出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往南而去，三四分钟后，到达了我的中学旧址。文革开始那年，我们从小学毕业后就失学了，在家混了一年多，直到1967年秋冬之际，被分配去了一所新成立的初级中学“复课闹革命”。

第一次见到这所中学时，大失所望，非常小，只有一座外形粗糙的水泥教室楼，旁边一块很小的水泥地是操场。当年，由于要入学的学生人数太多，各中学人满为患。结果在一片空地上，快速造了一幢四层的教学楼，从各中学抽调了一些老师，一下子招收了包括我在内的500多名学生。我们这届有10个班，每班人数超过50人。

在中学没学什么知识，天天念小红书，搞大批判，学工学农，稀里糊涂两年过去了，全校学生一锅端，都去乡下插队了。我对这所中学毫无好感，毕业后从未回去看过。

听说20多年前，学校从市中心迁去了较为偏远的地区。站在校门口，这座曾经简陋的水泥楼不知被什么公司或机关接收了，如今操场成了停车场，水泥楼的外部装修得漂漂亮亮（见下图）。无法想象，当年在如此小的空间里，曾挤过500多荷尔蒙旺盛，活蹦乱跳的青少年，住在附近的居民一定是叫苦不迭。

从中学旧址往北走了几分钟，就到了小学旧址。我的小学可没中学那么幸运，连一块砖一片瓦都没留下。小学曾坐落在东湖路和淮海路的转角。90年代末，学校的大操场和闹中取静的地理位置不幸被当年最有权势的官二代之一看中，这所创建于1917年的法国教会学校若翰纳公学 (St Jeanna d’Arc College) 的校舍被夷为平地。1999年盖起了一座高达31层的豪华公寓——嘉丽苑。尽管已有20多年的房龄了，目前的平均房价为15万人民币/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