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文联副主席王林的几则“交代”（七）
我与黑线人物的关系
8、我与高仰先的关系
进入天津市以前，我并不认识高仰先。来天津市工作以后，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开会听报告时认识，但向来没有私人来往。一九六六年冬季十二月间，在我尚未被揪出以前，他到我家找过我三次，三次都是下午，我下班后回到家里才知道。前两次，他只留下个条，说有要事相商，可是没有签姓名，我也不知道是谁。第三次签上了“高仰先”的姓名，又留下他的电话号码，要我见条后立刻给他通电话约定地点见面。这时我已经买好了去北京串联火车票，平素我对他的印象并不怎么太好，所以见到他的留条后，也没有给他打电话，更没有与他会面。赴京串联返津后又被保定红卫兵揪去保定。从保定返回天津时，文联“造总”已经把我揪了出来。后来听说高仰先曾风云一时，我却始终没有找过他，也没有与他通电话或见面。
9、我与杨循的关系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与杨循同在冀中根据地打游击，因而认识。进入天津市后，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间我在天津电影制片厂当编写人员时，他是厂长，与我有上下级关系。文化大革命以前，他调到河北大学工作，私人间还有来往。文化大革命初期，《十六条》公布后，他就被揪出来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以前，我尚未被揪出，上下班走大理道，有时碰见过他。他步行，我骑车子，碰见时开开玩笑：“怎么样？”他总是笑笑回答：“很好，半天劳动，半天反省。”后来我跌折左臂，治好以后再上下班，不走大理道，而走成都道了，再也没有碰见过他，再也没有见过面或通过电话，或通过书信。
10、与李湘洲的关系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认识的李湘洲。建国以后在大跃进期间，李湘洲来天津市交通部系统工作，见过几次面。后来他调到话剧院工作，常找他们的院长张学新，因我与张学新往同一楼房，因而在宿舍院中见过李湘洲。因我在冀中根据地时，曾因李湘洲的违法犯纪恶行，狠狠地批评过他，伤了他。所以他多次到宿舍中找张学新时，从来没有到我的屋中去过。
去年十月间，十几个团体贴出声明保方纪“站出来”时，有一天下班骑着车子在成都道上走，偶然遇到了李湘洲。他说：“你们文联‘红旗’贴标语说方纪是周扬在天津的代理人，要打倒，打不倒呀！周扬在天津市的代理人是白桦，周扬跟方纪有什么关系？”我当时大吃一惊，我问：“白桦有白桦的罪状，要是论起跟周扬的黑关系来，全天津市谁能比得了方纪？在宣扬周扬的黑文艺思想上，全天津市又有谁能比得了方纪有系统？”李湘洲一口咬定方纪跟周扬的关系是一般的工作关系，谁打倒方纪就是别有用心。我与他吵到体育馆前的转盘前，要分道了，我气得说：“小将们如果受蒙蔽，还有可说。他们不知道方纪跟周扬的关系。咱们这些人，谁不知道方纪跟周扬的关系。你那样替方纪做辩护，有良心吗？”中央“二·二一”指示后，我才听说李湘洲也是黑会黑戏的幕后策划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就偶然与他见过这一次面。
11、我与韩庄的关系
一九四四年夏到一九四五年我在晋察冀边区北方分局党校整风审干时，后期与韩庄在一组学习，以前并不认识他。一九四五年九月出校后，在天津市小白楼街道上一九五八年间偶遇一次。当时他乘汽车下车进商店购物。他那时在军委某炮校当校长。在商店门口随便扯了几句话就分手了。后来再没有任何来往。最近在电视上才知道他也是黑戏的策划者之一。
12、我与李菁玉的关系
抗日战争初期，李菁玉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当区党委书记。我在冀中根据地工作。因工作找过他两三次，后来就没有任何来往。最近在电视上才知道他也是黑戏的支持人之一。
13、我与许建国的关系
中央“二·二一”指示中提到许建国。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周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带着一些干部来到西安，住金家巷张学良公馆内，跟着周总理来西安者就有许建国。许建国用西安军警督察处第三科的公开名义组织保卫工作。我被调去参加了这一项工作，因而认识了许建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我就跟许建国分开工作了。天津市解放后，他来津当公安局长，并兼任天津市总工会党组成员之一。我当时在市总工会工作，也是党组成员之一，因而在工作上有所接触。后他调离天津市，我就与他没有来往了。
14、我与桑仁政的关系
桑仁政在冀中根据地时叫白川。进入天津市后，在开会听报告时，偶尔见到他，平日没有私人来往。一九六六年八月在河北宾馆开会期间，有时还碰见。那时他的问题已被揭出。从河北宾馆返回文联机关后，至今一直没有再见过他。
15、我与王培的关系
在冀中根据地时，我不认识王培。天津市解放初期，我因调查英勇牺牲在天津国民党监狱中的苏路烈士生前的事迹，曾到公安六处去找当事人查对材料。王培当时是六处处长，因而认识了王培。此后，在开会听报告时见了面就点点头。我被揪出以前，上下班走大理道，有一次在大理道口遇见了王培一次。各个都是骑着车子，就在车子上点了点头。后来再没有遇见过，也没有任何来往。
王 林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天津市文联副主席王林的几则“交代”（七）
毛囡 (2026-03-19 08:33:34) 评论 (0)天津市文联副主席王林的几则“交代”（七）
我与黑线人物的关系
8、我与高仰先的关系
进入天津市以前，我并不认识高仰先。来天津市工作以后，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开会听报告时认识，但向来没有私人来往。一九六六年冬季十二月间，在我尚未被揪出以前，他到我家找过我三次，三次都是下午，我下班后回到家里才知道。前两次，他只留下个条，说有要事相商，可是没有签姓名，我也不知道是谁。第三次签上了“高仰先”的姓名，又留下他的电话号码，要我见条后立刻给他通电话约定地点见面。这时我已经买好了去北京串联火车票，平素我对他的印象并不怎么太好，所以见到他的留条后，也没有给他打电话，更没有与他会面。赴京串联返津后又被保定红卫兵揪去保定。从保定返回天津时，文联“造总”已经把我揪了出来。后来听说高仰先曾风云一时，我却始终没有找过他，也没有与他通电话或见面。
9、我与杨循的关系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与杨循同在冀中根据地打游击，因而认识。进入天津市后，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间我在天津电影制片厂当编写人员时，他是厂长，与我有上下级关系。文化大革命以前，他调到河北大学工作，私人间还有来往。文化大革命初期，《十六条》公布后，他就被揪出来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以前，我尚未被揪出，上下班走大理道，有时碰见过他。他步行，我骑车子，碰见时开开玩笑：“怎么样？”他总是笑笑回答：“很好，半天劳动，半天反省。”后来我跌折左臂，治好以后再上下班，不走大理道，而走成都道了，再也没有碰见过他，再也没有见过面或通过电话，或通过书信。
10、与李湘洲的关系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认识的李湘洲。建国以后在大跃进期间，李湘洲来天津市交通部系统工作，见过几次面。后来他调到话剧院工作，常找他们的院长张学新，因我与张学新往同一楼房，因而在宿舍院中见过李湘洲。因我在冀中根据地时，曾因李湘洲的违法犯纪恶行，狠狠地批评过他，伤了他。所以他多次到宿舍中找张学新时，从来没有到我的屋中去过。
去年十月间，十几个团体贴出声明保方纪“站出来”时，有一天下班骑着车子在成都道上走，偶然遇到了李湘洲。他说：“你们文联‘红旗’贴标语说方纪是周扬在天津的代理人，要打倒，打不倒呀！周扬在天津市的代理人是白桦，周扬跟方纪有什么关系？”我当时大吃一惊，我问：“白桦有白桦的罪状，要是论起跟周扬的黑关系来，全天津市谁能比得了方纪？在宣扬周扬的黑文艺思想上，全天津市又有谁能比得了方纪有系统？”李湘洲一口咬定方纪跟周扬的关系是一般的工作关系，谁打倒方纪就是别有用心。我与他吵到体育馆前的转盘前，要分道了，我气得说：“小将们如果受蒙蔽，还有可说。他们不知道方纪跟周扬的关系。咱们这些人，谁不知道方纪跟周扬的关系。你那样替方纪做辩护，有良心吗？”中央“二·二一”指示后，我才听说李湘洲也是黑会黑戏的幕后策划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就偶然与他见过这一次面。
11、我与韩庄的关系
一九四四年夏到一九四五年我在晋察冀边区北方分局党校整风审干时，后期与韩庄在一组学习，以前并不认识他。一九四五年九月出校后，在天津市小白楼街道上一九五八年间偶遇一次。当时他乘汽车下车进商店购物。他那时在军委某炮校当校长。在商店门口随便扯了几句话就分手了。后来再没有任何来往。最近在电视上才知道他也是黑戏的策划者之一。
12、我与李菁玉的关系
抗日战争初期，李菁玉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当区党委书记。我在冀中根据地工作。因工作找过他两三次，后来就没有任何来往。最近在电视上才知道他也是黑戏的支持人之一。
13、我与许建国的关系
中央“二·二一”指示中提到许建国。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周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带着一些干部来到西安，住金家巷张学良公馆内，跟着周总理来西安者就有许建国。许建国用西安军警督察处第三科的公开名义组织保卫工作。我被调去参加了这一项工作，因而认识了许建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我就跟许建国分开工作了。天津市解放后，他来津当公安局长，并兼任天津市总工会党组成员之一。我当时在市总工会工作，也是党组成员之一，因而在工作上有所接触。后他调离天津市，我就与他没有来往了。
14、我与桑仁政的关系
桑仁政在冀中根据地时叫白川。进入天津市后，在开会听报告时，偶尔见到他，平日没有私人来往。一九六六年八月在河北宾馆开会期间，有时还碰见。那时他的问题已被揭出。从河北宾馆返回文联机关后，至今一直没有再见过他。
15、我与王培的关系
在冀中根据地时，我不认识王培。天津市解放初期，我因调查英勇牺牲在天津国民党监狱中的苏路烈士生前的事迹，曾到公安六处去找当事人查对材料。王培当时是六处处长，因而认识了王培。此后，在开会听报告时见了面就点点头。我被揪出以前，上下班走大理道，有一次在大理道口遇见了王培一次。各个都是骑着车子，就在车子上点了点头。后来再没有遇见过，也没有任何来往。
王 林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