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大自然的造化, 还是上帝的旨意, 我们每个人, 几乎都是毫无选择, 混混噩噩地就来到这人世间！
然后长大成人, 人人都有他不同的遭遇, 都有他自己一套对人生的看法和规划，决定将来要何去何从！ 但真正能如愿以偿，能达到自己理想的，却没有几个！
这是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江湖上有太多的偶然与必然，让我们无法控管。
所以就以我自己的遭遇来说：
（一）
1943年，抗日战争末期，正值我的童年时期。那时，在我乡下老家，曾有国军部队驻扎。
每天我看他们，除了早晚集合、出操训练外，同时他们也与村民有些互动。我就常见到一位军官，后来才知道，他是一名排长，经常威风凛凛，带着一名勤务兵，在村内外忙进忙出，似是洽办公务、或为私事，而且其他军人，见到他，都还要向他敬礼，好不令我羡慕！
所以我那时一直想，将来长大，要去从军，当一个威风凛凛的排长！
然而殊不知，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鬼子投降！ 但没多久，又爆发国共内战，百姓遭殃！
也因为这种战乱关系, 我不但没有欢乐的童年，甚至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 只是混混惑惑，随着老爸老妈，过着东奔西逃的日子，从此也就再没有要想当排长的念头。
大陆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于1949年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行共产主义治国。
解放之初几个月，一切好像没什么改变，老百姓日子照旧过。 然而，谁知道，从1950年开始，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有了改变，首先是强迫向富有人家捐钱征粮，然后就是清算斗争，三反五反等运动，接踵而来。
我家因被列为地主身份，因此在我家乡，最先就拿我家开刀，不但把老爸、老妈抓上台，莫名其妙的被大众公审，而且最后还把我们全家扫地出门。
老爸眼见大势不妙，与姑姑商量好，让姑姑暂时照顾祖母，他带着老妈和我，漏夜赶忙逃离家乡，到广州从深圳偷渡到达香港。
我们在香港无依无靠，又不会讲广东话，老爸为了一家的生计, 于是就想自己来做点小生意, 赚些蝇头小利, 以维持生活.
当时他想到的生意: 就是早上去面包店, 批一些面包, 放在一个大的木质面包箱内, 然后用头顶着, 沿街叫卖.
可是老爸自己觉得; 过去好歹也是个读书人, 并且也曾在政府机关任职过, 所以碍于面子, 他不好意思自己去做, 就要我挑起这个担子, 把面包箱交给我, 要我每天早上去叫买.
那时我才十岁多, 每天早上, 六点钟起床, 梳洗完毕, 就顶着面包箱沿街叫买, 嘴里不停的喊着：“面包, 面包; 面包, 鸡蛋糕; 奶油面包, 葱油大包……”.
开始两天, 还算顺利, 可是到了第三天, 就碰到当地的几个烂仔(流氓), 来向我收保护费, 我当时那懂这些, 只有呆在那儿.
他们看我没有反应, 有人就开骂: “丢你老母, 你个死仔!…” 然后就有几个人动手, 把我的面包箱抢去, 用脚踢翻, 还有人过来就要打我！
我吓得连面包箱都不要了, 只好往家里跑, 跑上了楼. 他们还是一路追过来, 一直追到我家的楼下, 老妈见状, 立刻跑下楼, 挡住他们上楼, 并大声喊救命, 这时很多邻居都跑出来, 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才把他们吓走.
于是生意不能做了，正在走头无路之际，但天无绝人之路，因为当年大陆解放后,很多被清算斗争、以及不满中共统治的国军伤残、退役军人和民众, 都往香港逃亡, 因此香港刹那间, 踊入成千上万的难民, 香港政府一时措手不及, 不知如何处置？
而且这些难民, 穿着破旧, 在时在街上, 还伸手向人乞讨, 对当时香港的社会治安和市区观瞻, 这却是一大负担和隐忧!
不久香港政府着手, 先把这些最初来到的国军老弱、残兵, 安置在远离香港市区的摩星岭公民村, 另一些没有被安置的军眷和其他人员, 就成为了当时名副其实、流离失所的难民. 这时难民数, 总共己超过3,000人以上.
然而就在1950年6月18号, 一群大约80余人的左派倾共学生, 前往摩星岭难民区, 向老兵们挑衅, 不但对他们发表演说, 宣扬共产党的德政, 而且还在他们面前大跳秧歌舞, 这些老兵因为厌恶中共已久, 早就忍无可忍, 现在刚好把长久以来的一肚子怨气, 全部发泄在这些左派人士身上！当时即有人喊打, 于是大伙就蜂拥而上, 双方大打出手, 最后竟演变成流血冲突!
这件意外事故发生后, 迫使香港政府不得不快速处理这个难题。他们只好将这群难民, 尽量收容, 重新登记. 发给每人难民证, 凭难民证并发给饭票一张, 并且全数迁往香港九龙将军澳西南方的”吊颈岭”.
将军澳西南方的一处山坡地名叫, ”吊颈岭”. 据说这是因为一位加拿大名叫兰尼(Alfred Herbert Renni)的商人, 在那里开了间面粉厂, 因生意失败, 上吊自杀而得名.
但因”吊颈岭”之名太恐怖, 而后香港政府社会局救济署长李孑农, 取其广东语谐音改称”调景岭”, 颇有”调整景况”之意.
于是我们全家也就在这时, 随着那浩浩荡荡的难民队伍, 住进了调景岭难民营. 这时全难民营的总人数已近10,000人, 因为还有很多人没赶上登记, 也挤进了营区.
我们住进了香港调景岭难民营后, 每天过着既凄凉又艰苦的难民生活, 住木架的三角油纸棚，一天吃两餐难民饭.
这是我之前从未预料到, 有一天我们会住进难民营, 吃难民饭.
这时天主教及基督教也进入营区传道，由于他们的支助，在岭上办了几所很像样的中小学，虽然师资、设备方面，有点简陋，但学生学习努力 、老师教学认真的程度，不输给任何正规学校。 也因此，我就有了上学的机会。
不用考试，直接报名，编班入学，当时我就读的是：天主教创办的天主堂义务小学，后改为鸣远中学，读完三年初中。
在我上初中的阶段，因为上历史与地理课，从老师的讲解，以及课本上，粗浅地了解我国近代史，自清代末期至民国初年，国家饱受西方列强和恶邻日本鬼子的侵凌，订下许多不平等条约，条约内容不是割地，就是赔款！
这时由历史的课本上，还读到有关孙中山先生的故事。 对孙中山先生；我非常敬佩他大公无私，坚定意志，做人做事的精神。另外就是他领导国民革命，不畏艰辛，推翻了满清将近三百年的独裁专治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中华民国！
因此我特别对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青年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 就一直牢记在心。 可是后来我虽然没有做大官, 但也没有做什么大事，迄今为止，还只不过是一个泛泛之辈的升斗小民。
那时在香港调景岭，很多人估计，蒋介石虽然戡乱惨败，但他现在台湾，卧薪尝胆，整军经武，三、五年后，一定可以反攻大陆，收复河山，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家乡。
所以那时我们在难民营，物质生活方面，虽然很匮乏，但在精神生活方面却很充实！因为天天想着、喊着、唱着、等着：“反攻大陆！”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一）
Lxxyy2014 (2026-03-18 09:21:46) 评论 (2)
不知是大自然的造化, 还是上帝的旨意, 我们每个人, 几乎都是毫无选择, 混混噩噩地就来到这人世间！
然后长大成人, 人人都有他不同的遭遇, 都有他自己一套对人生的看法和规划，决定将来要何去何从！ 但真正能如愿以偿，能达到自己理想的，却没有几个！
这是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江湖上有太多的偶然与必然，让我们无法控管。
所以就以我自己的遭遇来说：
（一）
1943年，抗日战争末期，正值我的童年时期。那时，在我乡下老家，曾有国军部队驻扎。
每天我看他们，除了早晚集合、出操训练外，同时他们也与村民有些互动。我就常见到一位军官，后来才知道，他是一名排长，经常威风凛凛，带着一名勤务兵，在村内外忙进忙出，似是洽办公务、或为私事，而且其他军人，见到他，都还要向他敬礼，好不令我羡慕！
所以我那时一直想，将来长大，要去从军，当一个威风凛凛的排长！
然而殊不知，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鬼子投降！ 但没多久，又爆发国共内战，百姓遭殃！
也因为这种战乱关系, 我不但没有欢乐的童年，甚至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 只是混混惑惑，随着老爸老妈，过着东奔西逃的日子，从此也就再没有要想当排长的念头。
大陆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于1949年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行共产主义治国。
解放之初几个月，一切好像没什么改变，老百姓日子照旧过。 然而，谁知道，从1950年开始，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有了改变，首先是强迫向富有人家捐钱征粮，然后就是清算斗争，三反五反等运动，接踵而来。
我家因被列为地主身份，因此在我家乡，最先就拿我家开刀，不但把老爸、老妈抓上台，莫名其妙的被大众公审，而且最后还把我们全家扫地出门。
老爸眼见大势不妙，与姑姑商量好，让姑姑暂时照顾祖母，他带着老妈和我，漏夜赶忙逃离家乡，到广州从深圳偷渡到达香港。
我们在香港无依无靠，又不会讲广东话，老爸为了一家的生计, 于是就想自己来做点小生意, 赚些蝇头小利, 以维持生活.
当时他想到的生意: 就是早上去面包店, 批一些面包, 放在一个大的木质面包箱内, 然后用头顶着, 沿街叫卖.
可是老爸自己觉得; 过去好歹也是个读书人, 并且也曾在政府机关任职过, 所以碍于面子, 他不好意思自己去做, 就要我挑起这个担子, 把面包箱交给我, 要我每天早上去叫买.
那时我才十岁多, 每天早上, 六点钟起床, 梳洗完毕, 就顶着面包箱沿街叫买, 嘴里不停的喊着：“面包, 面包; 面包, 鸡蛋糕; 奶油面包, 葱油大包……”.
开始两天, 还算顺利, 可是到了第三天, 就碰到当地的几个烂仔(流氓), 来向我收保护费, 我当时那懂这些, 只有呆在那儿.
他们看我没有反应, 有人就开骂: “丢你老母, 你个死仔!…” 然后就有几个人动手, 把我的面包箱抢去, 用脚踢翻, 还有人过来就要打我！
我吓得连面包箱都不要了, 只好往家里跑, 跑上了楼. 他们还是一路追过来, 一直追到我家的楼下, 老妈见状, 立刻跑下楼, 挡住他们上楼, 并大声喊救命, 这时很多邻居都跑出来, 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才把他们吓走.
于是生意不能做了，正在走头无路之际，但天无绝人之路，因为当年大陆解放后,很多被清算斗争、以及不满中共统治的国军伤残、退役军人和民众, 都往香港逃亡, 因此香港刹那间, 踊入成千上万的难民, 香港政府一时措手不及, 不知如何处置？
而且这些难民, 穿着破旧, 在时在街上, 还伸手向人乞讨, 对当时香港的社会治安和市区观瞻, 这却是一大负担和隐忧!
不久香港政府着手, 先把这些最初来到的国军老弱、残兵, 安置在远离香港市区的摩星岭公民村, 另一些没有被安置的军眷和其他人员, 就成为了当时名副其实、流离失所的难民. 这时难民数, 总共己超过3,000人以上.
然而就在1950年6月18号, 一群大约80余人的左派倾共学生, 前往摩星岭难民区, 向老兵们挑衅, 不但对他们发表演说, 宣扬共产党的德政, 而且还在他们面前大跳秧歌舞, 这些老兵因为厌恶中共已久, 早就忍无可忍, 现在刚好把长久以来的一肚子怨气, 全部发泄在这些左派人士身上！当时即有人喊打, 于是大伙就蜂拥而上, 双方大打出手, 最后竟演变成流血冲突!
这件意外事故发生后, 迫使香港政府不得不快速处理这个难题。他们只好将这群难民, 尽量收容, 重新登记. 发给每人难民证, 凭难民证并发给饭票一张, 并且全数迁往香港九龙将军澳西南方的”吊颈岭”.
将军澳西南方的一处山坡地名叫, ”吊颈岭”. 据说这是因为一位加拿大名叫兰尼(Alfred Herbert Renni)的商人, 在那里开了间面粉厂, 因生意失败, 上吊自杀而得名.
但因”吊颈岭”之名太恐怖, 而后香港政府社会局救济署长李孑农, 取其广东语谐音改称”调景岭”, 颇有”调整景况”之意.
于是我们全家也就在这时, 随着那浩浩荡荡的难民队伍, 住进了调景岭难民营. 这时全难民营的总人数已近10,000人, 因为还有很多人没赶上登记, 也挤进了营区.
我们住进了香港调景岭难民营后, 每天过着既凄凉又艰苦的难民生活, 住木架的三角油纸棚，一天吃两餐难民饭.
这是我之前从未预料到, 有一天我们会住进难民营, 吃难民饭.
这时天主教及基督教也进入营区传道，由于他们的支助，在岭上办了几所很像样的中小学，虽然师资、设备方面，有点简陋，但学生学习努力 、老师教学认真的程度，不输给任何正规学校。 也因此，我就有了上学的机会。
不用考试，直接报名，编班入学，当时我就读的是：天主教创办的天主堂义务小学，后改为鸣远中学，读完三年初中。
在我上初中的阶段，因为上历史与地理课，从老师的讲解，以及课本上，粗浅地了解我国近代史，自清代末期至民国初年，国家饱受西方列强和恶邻日本鬼子的侵凌，订下许多不平等条约，条约内容不是割地，就是赔款！
这时由历史的课本上，还读到有关孙中山先生的故事。 对孙中山先生；我非常敬佩他大公无私，坚定意志，做人做事的精神。另外就是他领导国民革命，不畏艰辛，推翻了满清将近三百年的独裁专治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中华民国！
因此我特别对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青年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 就一直牢记在心。 可是后来我虽然没有做大官, 但也没有做什么大事，迄今为止，还只不过是一个泛泛之辈的升斗小民。
那时在香港调景岭，很多人估计，蒋介石虽然戡乱惨败，但他现在台湾，卧薪尝胆，整军经武，三、五年后，一定可以反攻大陆，收复河山，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家乡。
所以那时我们在难民营，物质生活方面，虽然很匮乏，但在精神生活方面却很充实！因为天天想着、喊着、唱着、等着：“反攻大陆！”
然后长大成人, 人人都有他不同的遭遇, 都有他自己一套对人生的看法和规划，决定将来要何去何从！ 但真正能如愿以偿，能达到自己理想的，却没有几个！
这是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江湖上有太多的偶然与必然，让我们无法控管。
所以就以我自己的遭遇来说：
（一）
1943年，抗日战争末期，正值我的童年时期。那时，在我乡下老家，曾有国军部队驻扎。
每天我看他们，除了早晚集合、出操训练外，同时他们也与村民有些互动。我就常见到一位军官，后来才知道，他是一名排长，经常威风凛凛，带着一名勤务兵，在村内外忙进忙出，似是洽办公务、或为私事，而且其他军人，见到他，都还要向他敬礼，好不令我羡慕！
所以我那时一直想，将来长大，要去从军，当一个威风凛凛的排长！
然而殊不知，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鬼子投降！ 但没多久，又爆发国共内战，百姓遭殃！
也因为这种战乱关系, 我不但没有欢乐的童年，甚至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 只是混混惑惑，随着老爸老妈，过着东奔西逃的日子，从此也就再没有要想当排长的念头。
大陆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于1949年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行共产主义治国。
解放之初几个月，一切好像没什么改变，老百姓日子照旧过。 然而，谁知道，从1950年开始，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有了改变，首先是强迫向富有人家捐钱征粮，然后就是清算斗争，三反五反等运动，接踵而来。
我家因被列为地主身份，因此在我家乡，最先就拿我家开刀，不但把老爸、老妈抓上台，莫名其妙的被大众公审，而且最后还把我们全家扫地出门。
老爸眼见大势不妙，与姑姑商量好，让姑姑暂时照顾祖母，他带着老妈和我，漏夜赶忙逃离家乡，到广州从深圳偷渡到达香港。
我们在香港无依无靠，又不会讲广东话，老爸为了一家的生计, 于是就想自己来做点小生意, 赚些蝇头小利, 以维持生活.
当时他想到的生意: 就是早上去面包店, 批一些面包, 放在一个大的木质面包箱内, 然后用头顶着, 沿街叫卖.
可是老爸自己觉得; 过去好歹也是个读书人, 并且也曾在政府机关任职过, 所以碍于面子, 他不好意思自己去做, 就要我挑起这个担子, 把面包箱交给我, 要我每天早上去叫买.
那时我才十岁多, 每天早上, 六点钟起床, 梳洗完毕, 就顶着面包箱沿街叫买, 嘴里不停的喊着：“面包, 面包; 面包, 鸡蛋糕; 奶油面包, 葱油大包……”.
开始两天, 还算顺利, 可是到了第三天, 就碰到当地的几个烂仔(流氓), 来向我收保护费, 我当时那懂这些, 只有呆在那儿.
他们看我没有反应, 有人就开骂: “丢你老母, 你个死仔!…” 然后就有几个人动手, 把我的面包箱抢去, 用脚踢翻, 还有人过来就要打我！
我吓得连面包箱都不要了, 只好往家里跑, 跑上了楼. 他们还是一路追过来, 一直追到我家的楼下, 老妈见状, 立刻跑下楼, 挡住他们上楼, 并大声喊救命, 这时很多邻居都跑出来, 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才把他们吓走.
于是生意不能做了，正在走头无路之际，但天无绝人之路，因为当年大陆解放后,很多被清算斗争、以及不满中共统治的国军伤残、退役军人和民众, 都往香港逃亡, 因此香港刹那间, 踊入成千上万的难民, 香港政府一时措手不及, 不知如何处置？
而且这些难民, 穿着破旧, 在时在街上, 还伸手向人乞讨, 对当时香港的社会治安和市区观瞻, 这却是一大负担和隐忧!
不久香港政府着手, 先把这些最初来到的国军老弱、残兵, 安置在远离香港市区的摩星岭公民村, 另一些没有被安置的军眷和其他人员, 就成为了当时名副其实、流离失所的难民. 这时难民数, 总共己超过3,000人以上.
然而就在1950年6月18号, 一群大约80余人的左派倾共学生, 前往摩星岭难民区, 向老兵们挑衅, 不但对他们发表演说, 宣扬共产党的德政, 而且还在他们面前大跳秧歌舞, 这些老兵因为厌恶中共已久, 早就忍无可忍, 现在刚好把长久以来的一肚子怨气, 全部发泄在这些左派人士身上！当时即有人喊打, 于是大伙就蜂拥而上, 双方大打出手, 最后竟演变成流血冲突!
这件意外事故发生后, 迫使香港政府不得不快速处理这个难题。他们只好将这群难民, 尽量收容, 重新登记. 发给每人难民证, 凭难民证并发给饭票一张, 并且全数迁往香港九龙将军澳西南方的”吊颈岭”.
将军澳西南方的一处山坡地名叫, ”吊颈岭”. 据说这是因为一位加拿大名叫兰尼(Alfred Herbert Renni)的商人, 在那里开了间面粉厂, 因生意失败, 上吊自杀而得名.
但因”吊颈岭”之名太恐怖, 而后香港政府社会局救济署长李孑农, 取其广东语谐音改称”调景岭”, 颇有”调整景况”之意.
于是我们全家也就在这时, 随着那浩浩荡荡的难民队伍, 住进了调景岭难民营. 这时全难民营的总人数已近10,000人, 因为还有很多人没赶上登记, 也挤进了营区.
我们住进了香港调景岭难民营后, 每天过着既凄凉又艰苦的难民生活, 住木架的三角油纸棚，一天吃两餐难民饭.
这是我之前从未预料到, 有一天我们会住进难民营, 吃难民饭.
这时天主教及基督教也进入营区传道，由于他们的支助，在岭上办了几所很像样的中小学，虽然师资、设备方面，有点简陋，但学生学习努力 、老师教学认真的程度，不输给任何正规学校。 也因此，我就有了上学的机会。
不用考试，直接报名，编班入学，当时我就读的是：天主教创办的天主堂义务小学，后改为鸣远中学，读完三年初中。
在我上初中的阶段，因为上历史与地理课，从老师的讲解，以及课本上，粗浅地了解我国近代史，自清代末期至民国初年，国家饱受西方列强和恶邻日本鬼子的侵凌，订下许多不平等条约，条约内容不是割地，就是赔款！
这时由历史的课本上，还读到有关孙中山先生的故事。 对孙中山先生；我非常敬佩他大公无私，坚定意志，做人做事的精神。另外就是他领导国民革命，不畏艰辛，推翻了满清将近三百年的独裁专治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中华民国！
因此我特别对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青年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 就一直牢记在心。 可是后来我虽然没有做大官, 但也没有做什么大事，迄今为止，还只不过是一个泛泛之辈的升斗小民。
那时在香港调景岭，很多人估计，蒋介石虽然戡乱惨败，但他现在台湾，卧薪尝胆，整军经武，三、五年后，一定可以反攻大陆，收复河山，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家乡。
所以那时我们在难民营，物质生活方面，虽然很匮乏，但在精神生活方面却很充实！因为天天想着、喊着、唱着、等着：“反攻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