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秦晖《秦汉史讲义》
上古“封建”时期有文字可考的商周两代，国祚都长达600-800多年，但秦制各代都没有超过300年。
王夫之说，“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统治者越专制，老百姓越犬儒，专制主义和犬儒主义的互补，应该是专制社会能够持续很长时间的一个很重要条件。
在皇权操控下宗族瓦解，个人从小共同体中解脱出来，不是使人真正独立，而是让人成为皇权的工具。让大家斩断血缘纽带，六亲不认只认皇上。为了皇上可以赴汤蹈火，但是不能为了父亲去做皇上不喜欢的事。是“为君绝父，不为父绝君”。包办婚姻不好，但是非要包办，还是父母包办的比较好，要是让组织包办，那更是伤天害理。
而法家思想从商鞅到韩非，就是相信强者为王的。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统治者不能指望老百姓忠于自己，不能指望老百姓热爱自己，如果一个统治者总是追求受人爱戴，他肯定是一个软弱的统治者；一个出色的统治者，不会在乎人民爱戴不爱戴他，他只在乎人民害怕不害怕他，以及能不能因害怕而巴结他。
秦制下的官僚并不同于周制下的贵族或小领主，他们没有小共同体，没有贵族对王权的制约。他们作为皇权的爪牙，只对上负责。
如何统治？在法家看来，首先是统治者要垄断组织资源。这是为什么法家极力鼓吹反宗法的主要原因，法家很反对“人人亲其亲，长其长”,“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治国的妙诀是垄断组织资源，使得除了这一套“闾里什伍”从上到下的管制体系以外，社会上没有别的组织资源可以使大家抱团。除了统治者的控制以外，整个社会就是一盘散沙，原子化的个人是没有办法跟统治者较量的。法家法律特别强调政治挂帅，一切从皇权出发，为了皇权可以六亲不认。
按照《管子》的说法，国家对老百姓管理要严格。国家必须“塞民之养，隘其利途", 就是对老百姓的收入途径要给予钳制约束。目的是通过制度设定，实现“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
实际上真正最悲惨的，往往不是私人所有的农奴或者奴隶，而是“人身产权不明晰＂的那些贱民。换言之就是国家控制下的那些奴隶、农奴乃至其他“非人”人口。他们并没有具体的自然人主人，也不像西周的殷民七族、怀姓九宗那样拥有自己的小共同体。例如古希腊斯巴达的希洛人（又译黑劳士），他们的处境比所谓奴隶还悲惨。他们不是归属于某一个主人（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其实不是农奴，也不是奴隶）。斯巴达经济是“国家化（或曰城邦化）”的，斯巴达人不种地，只为国家打仗，而国家通过奴役希洛人来供养他们。每年春天斯巴达的小伙子（就是斯巴达的平民）会成群结队地拿着刀到乡下去砍杀希洛人，为什么？因为希洛人人数远远超过斯巴达人，后者认为人数太多会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要实行“灭丁制”，就是把一部分“多余＂的希洛人青壮年不分青红皂臼地给杀掉。所以真正对秦汉社会影响大的，不是私奴婢，而是刑徒、罪隶、“城旦”“收翠'“居贽＂、＂闾左”、“七科谪”这类皇权奴役下的贱民，他们是奴隶还是农奴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面对的不是自然人主人，而是皇权爪牙。主人也许不把他们当人，但至少会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财产来看护；而爪牙不仅不把他们当人，甚至不会把他们当成有价值的财产来爱惜。其实在美洲印加帝国等地的人殉人祭，以及我们熟悉的殷商，这种情况也很常见。
我愿意为天下拔己一毛是一回事，别人以利天下为由拔我一毛是另一回事。真正的问题在千：谁有权利做出这个抉择。＂拔一毛＂的权利属于我，属于我的家庭家族（小共同体），还是属千“天下”、国家或“大共同体”? 在“群已权界”之已权内，他人及公共权力不得以某种理由，包括“利天下”之理由辄行剥夺。至于我行使已权，自愿为天下利，则＂拔一毛＂固不足论，即抛头颅、洒热血，其权在我。但若权不在我，则奴隶矣。若公共权力及以公权代表自命的统治者今得以“利天下”为由拔我一毛，明日自可按同样逻辑，以“利天下”为由而折我一臂，又明日当可取我之头，乃至取类我者任一人之头，以此类推，号称为51％之“多数之利”，就可以屠戮49％之“少数”。
读书札记：秦晖《秦汉史讲义》
思芦 (2026-03-10 20:52:09) 评论 (1)
读书札记：秦晖《秦汉史讲义》
上古“封建”时期有文字可考的商周两代，国祚都长达600-800多年，但秦制各代都没有超过300年。
王夫之说，“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统治者越专制，老百姓越犬儒，专制主义和犬儒主义的互补，应该是专制社会能够持续很长时间的一个很重要条件。
在皇权操控下宗族瓦解，个人从小共同体中解脱出来，不是使人真正独立，而是让人成为皇权的工具。让大家斩断血缘纽带，六亲不认只认皇上。为了皇上可以赴汤蹈火，但是不能为了父亲去做皇上不喜欢的事。是“为君绝父，不为父绝君”。包办婚姻不好，但是非要包办，还是父母包办的比较好，要是让组织包办，那更是伤天害理。
而法家思想从商鞅到韩非，就是相信强者为王的。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统治者不能指望老百姓忠于自己，不能指望老百姓热爱自己，如果一个统治者总是追求受人爱戴，他肯定是一个软弱的统治者；一个出色的统治者，不会在乎人民爱戴不爱戴他，他只在乎人民害怕不害怕他，以及能不能因害怕而巴结他。
秦制下的官僚并不同于周制下的贵族或小领主，他们没有小共同体，没有贵族对王权的制约。他们作为皇权的爪牙，只对上负责。
如何统治？在法家看来，首先是统治者要垄断组织资源。这是为什么法家极力鼓吹反宗法的主要原因，法家很反对“人人亲其亲，长其长”,“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治国的妙诀是垄断组织资源，使得除了这一套“闾里什伍”从上到下的管制体系以外，社会上没有别的组织资源可以使大家抱团。除了统治者的控制以外，整个社会就是一盘散沙，原子化的个人是没有办法跟统治者较量的。法家法律特别强调政治挂帅，一切从皇权出发，为了皇权可以六亲不认。
按照《管子》的说法，国家对老百姓管理要严格。国家必须“塞民之养，隘其利途", 就是对老百姓的收入途径要给予钳制约束。目的是通过制度设定，实现“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
实际上真正最悲惨的，往往不是私人所有的农奴或者奴隶，而是“人身产权不明晰＂的那些贱民。换言之就是国家控制下的那些奴隶、农奴乃至其他“非人”人口。他们并没有具体的自然人主人，也不像西周的殷民七族、怀姓九宗那样拥有自己的小共同体。例如古希腊斯巴达的希洛人（又译黑劳士），他们的处境比所谓奴隶还悲惨。他们不是归属于某一个主人（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其实不是农奴，也不是奴隶）。斯巴达经济是“国家化（或曰城邦化）”的，斯巴达人不种地，只为国家打仗，而国家通过奴役希洛人来供养他们。每年春天斯巴达的小伙子（就是斯巴达的平民）会成群结队地拿着刀到乡下去砍杀希洛人，为什么？因为希洛人人数远远超过斯巴达人，后者认为人数太多会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要实行“灭丁制”，就是把一部分“多余＂的希洛人青壮年不分青红皂臼地给杀掉。所以真正对秦汉社会影响大的，不是私奴婢，而是刑徒、罪隶、“城旦”“收翠'“居贽＂、＂闾左”、“七科谪”这类皇权奴役下的贱民，他们是奴隶还是农奴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面对的不是自然人主人，而是皇权爪牙。主人也许不把他们当人，但至少会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财产来看护；而爪牙不仅不把他们当人，甚至不会把他们当成有价值的财产来爱惜。其实在美洲印加帝国等地的人殉人祭，以及我们熟悉的殷商，这种情况也很常见。
我愿意为天下拔己一毛是一回事，别人以利天下为由拔我一毛是另一回事。真正的问题在千：谁有权利做出这个抉择。＂拔一毛＂的权利属于我，属于我的家庭家族（小共同体），还是属千“天下”、国家或“大共同体”? 在“群已权界”之已权内，他人及公共权力不得以某种理由，包括“利天下”之理由辄行剥夺。至于我行使已权，自愿为天下利，则＂拔一毛＂固不足论，即抛头颅、洒热血，其权在我。但若权不在我，则奴隶矣。若公共权力及以公权代表自命的统治者今得以“利天下”为由拔我一毛，明日自可按同样逻辑，以“利天下”为由而折我一臂，又明日当可取我之头，乃至取类我者任一人之头，以此类推，号称为51％之“多数之利”，就可以屠戮49％之“少数”。
上古“封建”时期有文字可考的商周两代，国祚都长达600-800多年，但秦制各代都没有超过300年。
王夫之说，“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统治者越专制，老百姓越犬儒，专制主义和犬儒主义的互补，应该是专制社会能够持续很长时间的一个很重要条件。
在皇权操控下宗族瓦解，个人从小共同体中解脱出来，不是使人真正独立，而是让人成为皇权的工具。让大家斩断血缘纽带，六亲不认只认皇上。为了皇上可以赴汤蹈火，但是不能为了父亲去做皇上不喜欢的事。是“为君绝父，不为父绝君”。包办婚姻不好，但是非要包办，还是父母包办的比较好，要是让组织包办，那更是伤天害理。
而法家思想从商鞅到韩非，就是相信强者为王的。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统治者不能指望老百姓忠于自己，不能指望老百姓热爱自己，如果一个统治者总是追求受人爱戴，他肯定是一个软弱的统治者；一个出色的统治者，不会在乎人民爱戴不爱戴他，他只在乎人民害怕不害怕他，以及能不能因害怕而巴结他。
秦制下的官僚并不同于周制下的贵族或小领主，他们没有小共同体，没有贵族对王权的制约。他们作为皇权的爪牙，只对上负责。
如何统治？在法家看来，首先是统治者要垄断组织资源。这是为什么法家极力鼓吹反宗法的主要原因，法家很反对“人人亲其亲，长其长”,“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治国的妙诀是垄断组织资源，使得除了这一套“闾里什伍”从上到下的管制体系以外，社会上没有别的组织资源可以使大家抱团。除了统治者的控制以外，整个社会就是一盘散沙，原子化的个人是没有办法跟统治者较量的。法家法律特别强调政治挂帅，一切从皇权出发，为了皇权可以六亲不认。
按照《管子》的说法，国家对老百姓管理要严格。国家必须“塞民之养，隘其利途", 就是对老百姓的收入途径要给予钳制约束。目的是通过制度设定，实现“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
实际上真正最悲惨的，往往不是私人所有的农奴或者奴隶，而是“人身产权不明晰＂的那些贱民。换言之就是国家控制下的那些奴隶、农奴乃至其他“非人”人口。他们并没有具体的自然人主人，也不像西周的殷民七族、怀姓九宗那样拥有自己的小共同体。例如古希腊斯巴达的希洛人（又译黑劳士），他们的处境比所谓奴隶还悲惨。他们不是归属于某一个主人（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其实不是农奴，也不是奴隶）。斯巴达经济是“国家化（或曰城邦化）”的，斯巴达人不种地，只为国家打仗，而国家通过奴役希洛人来供养他们。每年春天斯巴达的小伙子（就是斯巴达的平民）会成群结队地拿着刀到乡下去砍杀希洛人，为什么？因为希洛人人数远远超过斯巴达人，后者认为人数太多会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要实行“灭丁制”，就是把一部分“多余＂的希洛人青壮年不分青红皂臼地给杀掉。所以真正对秦汉社会影响大的，不是私奴婢，而是刑徒、罪隶、“城旦”“收翠'“居贽＂、＂闾左”、“七科谪”这类皇权奴役下的贱民，他们是奴隶还是农奴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面对的不是自然人主人，而是皇权爪牙。主人也许不把他们当人，但至少会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财产来看护；而爪牙不仅不把他们当人，甚至不会把他们当成有价值的财产来爱惜。其实在美洲印加帝国等地的人殉人祭，以及我们熟悉的殷商，这种情况也很常见。
我愿意为天下拔己一毛是一回事，别人以利天下为由拔我一毛是另一回事。真正的问题在千：谁有权利做出这个抉择。＂拔一毛＂的权利属于我，属于我的家庭家族（小共同体），还是属千“天下”、国家或“大共同体”? 在“群已权界”之已权内，他人及公共权力不得以某种理由，包括“利天下”之理由辄行剥夺。至于我行使已权，自愿为天下利，则＂拔一毛＂固不足论，即抛头颅、洒热血，其权在我。但若权不在我，则奴隶矣。若公共权力及以公权代表自命的统治者今得以“利天下”为由拔我一毛，明日自可按同样逻辑，以“利天下”为由而折我一臂，又明日当可取我之头，乃至取类我者任一人之头，以此类推，号称为51％之“多数之利”，就可以屠戮49％之“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