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9年崖山海面的惊涛骇浪，吞没了南宋王朝最后的旌旗，而这场王朝覆灭的终极悲歌，其伏笔早已深埋在宋元襄阳之战的烽火之中。长达六年的襄阳围城战，是南宋抵御蒙元南下的核心战略屏障，樊城破、襄阳降，南宋西线防御体系彻底崩塌，长江天险尽失，蒙元铁骑顺江东下，一路势如破竹，最终将南宋的残山剩水逼至崖山的绝路。陆秀夫背负幼帝蹈海，十万军民以身殉国，这场从襄阳鏖战到崖山沉海的王朝覆灭史诗，在后世化作一句流传甚广的慨叹——“崖山之后无中国”。数百年来，这句话裹挟着家国悲情与文化执念，在民间反复传诵，甚至被异化为割裂历史、窄化文明的工具。然而，拨开情绪的迷雾，回归历史的本真便会发现，这并非中国传统史学的定论，而是一场被建构的历史迷思，是对“中国”概念与中华文明内核的根本性误读。

溯源“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源流，便能清晰窥见其从文人悲情到政治工具的异化轨迹。其字面雏形，出自明末清初钱谦益的诗句“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这是易代之际遗民的黍离之悲，是对南宋衣冠覆灭的情感抒发，绝非严谨的史学论断。而将这一悲情表述系统化为“华夏正统终结”论调的，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御用学者。内藤湖南等人为给侵华战争寻找合法性，刻意炮制“元清非中国论”，将南宋灭亡歪曲为中华文明的断绝，妄图宣称日本才是华夏文明的正统继承者。这一论调在后世被极端民族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裹挟，剥离了历史语境，简化为片面的民族情绪宣泄，彻底背离了历史的真相。

“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核心谬误，在于对“中国”二字的极端窄化。持此论者，将“中国”等同于汉族单一王朝，将中原正统等同于汉族政权，用单一民族的视角，割裂了中国数千年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脉络。事实上，中国从来不是单一民族的封闭共同体，而是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文明国度。从先秦的华夷共融，到辽、金、西夏与宋的并立共治，再到元、清两代的大一统格局，少数民族政权始终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谭其骧先生曾明确界定：“历史上的中国，不是历代中原王朝的简单相加，而是包括各民族建立的所有政权在内的整体。”崖山之后，元朝定鼎中原，沿用大一统制度，承袭华夏典章，其统治疆域、政治内核、文化根基，均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续，绝非“中国灭亡”的标志。

这一迷思的另一重误区，是将王朝更迭等同于文明断绝，将南宋的文化形态视作中华文明的唯一标尺。南宋的确是汉文化的高峰，理学成熟、士风昂扬、市民文化繁荣，成为华夏文明的经典范式。但文明的生命力，从不在于固守一隅、一成不变，而在于包容吸纳、赓续传承。元朝入主中原后，并未斩断华夏文明的根脉：汉字依旧是官方文字，儒家思想仍是治国核心，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未曾改变，后期科举制度恢复，士大夫文化再度延续。所谓“文化断层”，不过是局部的制度调整与阶层流变，而非文明内核的消亡。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风雨，正是在胡汉交融、农牧互补中不断丰富发展，从赵宋的风雅到蒙元的壮阔，再到明清的鼎盛，文明的薪火从未熄灭。

襄阳之战的沦陷，是南宋走向灭亡的决定性节点。这座扼守江汉的军事重镇，耗尽了南宋最后的兵力、财力与民力，六年坚守让南宋精锐折损殆尽，国库空虚殆尽，荆襄防线的崩溃直接导致南宋江淮腹地无险可守，彻底失去了抵御元军的资本，最终只能在崖山迎来覆灭的结局。崖山之殇，是王朝的悲剧，是无数生灵的浩劫，更是襄阳军民浴血坚守后无力回天的悲壮延续。但将这场从襄阳鏖战到崖山沉海的王朝覆灭，曲解为中华文明的终结，既是对历史的无视，也是对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否定。回望历史，中国的疆域在融合中拓展，民族在交融中共生，文化在包容中升华。无论是汉族建立的唐宋，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元清，都是中华文明的承载者与创造者，共同书写了中国的历史。

“崖山之后无中国”，终究是一场经不起推敲的历史虚无主义叙事。它用狭隘的民族观割裂历史，用片面的文化观否定传承，更曾沦为侵略者的政治工具。真正的中国，从来不是某一个王朝、某一个民族的专属标签，而是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是薪火相传的文明根脉，是历经千年而不绝的文化基因。襄阳的烽火、崖山的海浪，淹没的是一个王朝的舟楫与城池，却从未淹没中华文明的浩荡长河。那些以身殉国的志士，守护的是家国气节，而这份气节，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在后世的岁月里，生生不息，万古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