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三星堆的出土文物是在 2001年，美国西雅图博物馆举办“千古遗珍 —— 中国四川省出土文物展”， 其中大部分是三星堆出土的文物， 当时颇为轰动：“这还是中国人的形象吗”？甚至“这还是地球人的形象吗？”
再次看到这些文物已经是20年后在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 这些惊世文物的出土，绝对是中国考古史上的奇迹。1929年，四川广汉县农民燕道诚偶然发现了一个玉石器坑，从中挖出了三四百件玉石器，由此引发了关注。1934 年，华西协合大学（后来的华西医科大学）对此开展考古发掘， 由美国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传教士葛维汉（D.C. Graham）担任领队。 葛维汉博士早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 1911 年以美国浸理会牧师的身份来华，从此在中国西南地区工作和生活了三十余年， 其中的大部分时间在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任教并担任博物馆馆长（1932—1941）。1934 年，葛维汉博士应广汉县政府的邀请，主持了三星堆的首次考古发掘。 1936 年，葛维汉博士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发表《汉州发掘简报》，这是三星堆历史上第一份正式考古报告，他也由此被称为 “三星堆发掘第一人”。 华西协合大学的研究员林名均作为葛维汉的副手，则负责了发掘现场的组织、测量、器物登记与地层记录。此次发掘的六百余件玉石器被长期保存在四川大学博物馆，成为三星堆文明的早期实物证据。 下列的是葛维汉的照片，和当年三星堆考古团队的合影，照片中左一为林名均，右一为葛维汉。
1980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立了三星堆工作站，开启了系统性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1986年获得突破性进展，相继发现一、二号祭祀坑，出土了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金杖、纵目面具等 1700 余件文物，由此轰动了全球考古界。2020 年后，又发现了六座祭祀坑，出土了完整金面具、顶尊跪坐人像、神树纹玉琮等数千件文物。 经过碳 14 测年显示，这些祭祀坑的埋藏年代为公元前 1201 - 前 1012 年， 与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的年代相近。
博物馆展出的这些三千年前的稀世珍宝，造型诡谲、工艺精湛，显示了古蜀文明独树一帜的创造力； 尤其是以下几件最具代表性的镇馆之宝：青铜大立人像通高 2.62 米，是同时期全球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人像头戴高冠、身着龙纹礼袍，双手环握中空，立于神兽底座，被推测为集神权与王权于一身的古蜀大祭司，尽显威严神圣。
青铜纵目面具宽 138 厘米，眼球向外突出 16 厘米，双耳夸张展开，被称为 “千里眼、顺风耳”。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古蜀先祖蚕丛 “目纵” 的神化形象，是古蜀人对超能力的向往与太阳、神灵崇拜的体现。
青铜神树高达 3.96 米，由底座、树身与龙形构件组成，采用套铸、铆铸等复杂工艺分段铸造，是我国已发现体量最大的青铜文物。神树造型对应 “扶桑”“若木” 的上古神话，象征天地沟通的宇宙观。
金杖长 143 厘米，是商代体量最大的金器。金箔包卷木杖而成，杖身刻有人头、鸟、鱼与箭的图案，融合了古蜀的图腾信仰，被视作王权与神权合一的信物。
青铜太阳形器，也被网友戏称为 “青铜方向盘”，它极可能是祭祀神器，作为太阳的象征，在神庙或祭祀仪式中被顶礼膜拜。
要论三星堆考古的意义，其核心就是一句话：它证明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发源地，证明了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多元起源、交流融合、最终走向一体的伟大文明，彻底打破了 “中原唯一中心” 的传统史观。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古蜀文明的神秘大门，却也留下了一连串“未解之谜”。这里最大的谜团是，三星堆是“外星人的文明”还是“外来文明”？ 这些出土文物给人们的冲击感实在太强了，夸张到失真的纵目人像，巨大的青铜面具，近四米高的青铜神树，其人像比例、审美逻辑完全不同于商周中原文明。 人们不仅会问：“这不像殷商，更不像我们熟悉的中国，甚至不太像人类？“ ”这是不是受到西亚、南亚甚至更远地区的影响？“
作为资深博物馆爱好者 （当然也是考古爱好者），自二十多年前第一次看到三星堆的文物后，我一直在关心这些话题。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也通过参观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我目前的观点是，仅据三星堆目前的考古发现，还不足以证明三星堆是“外来文明“。 尽管不少文物看上去与中原文明相距甚远，但他们还是带有强烈的中原文化因素，尤其是出土的玉琮、玉璋、铜尊、铜罍等礼器，与夏商礼制高度一致。三星堆的青铜铸造技术的源头也仍是中原商文化体系， 当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地方化、宗教化和极端审美观念的改造。
真正的外来文明迁入通常会留下新作物、新文字、新葬俗和新动物（马、骆驼等），这些在三星堆遗址中一个都没有发现。从我所参观过的西亚古文明（例如古波斯、米索不达米亚等）博物馆来说，确实看到过一些带有面部装饰性或神祇象征意义的金属面具和头饰，那些造型也具有宗教或权力象征意义 （见下述照片）； 但与三星堆巨大而夸张的人面面具风格、制造技术、文化背景都不同。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夸张的面具、祭祀器物在功能上可能有类似的宗教用途，但它们在形式上与西亚传统截然不同。
既非完全的
中原文明，又非来自西亚的文明，那三星堆到底是什么？目前考古学家的比较严谨的叙述是： 在发现三星堆以前，传统的中国历史叙事是把“中原样式”当成了“中国唯一模板”。 三星堆的发现告诉我们，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多中心并存，中原只是最后胜出的叙事中心。 三星堆代表的是另一种古代中国属性，是高度独立、宗教权力极端集中的“区域性文明中心”。
与此有关的另外两个谜团也很有意思： 一是作为一个拥有高度发达手工业和完整祭祀体系的文明，同期的中原文明已有甲骨文或金文记录历史，而三星堆除仅发现少量零散刻画符号外，至今未发现系统的文字。 但我认为文字的问题并不是三星堆所独有，以“夏都”自称的河南二里头遗址，和浙江的良渚遗址，至今也没有发现系统的文字， 但这都不影响它们的“文明”形态。况且至今未发现，不等于今后也不会发现，三星堆的考古发掘还在继续中。
二是三星堆文明在距今3200年前“戛然而止“，这是什么原因？迄今为止对三星堆的考古已经基本确认，三星堆的祭祀坑是被系统性和仪式性地破坏，青铜器被打碎、焚烧、掩埋，并非是战争废墟。对此主流的考古学观点认为是由环境灾变 （如洪水或地震）、内部变化（神权体系瓦解与内部冲突）、或外部军事威慑等原因，由此引发了古人的“战略迁移“，文明的核心从三星堆转移至附近成都金沙地区。 考古发掘也证明了，三星堆晚期与邻近的金沙遗址早期文化高度同源，金沙距三星堆约 40 公里，那里的出土文物（如金面具和玉璋等）与三星堆同类器物风格一致， 这就显示了三星堆文明中心的平稳迁移，而非文明的完全终结。
当然，考古学是一门动态的科学，到目前为止三星堆遗址的发掘面积，还不到遗址总面积的 2%。 目前所有的学术观点，都只能立足在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三星堆的这些未解之谜，正是三星堆的魅力所在，一切都等待着考古学家进一步探索。
注：部分照片取自网络
三星堆之“迷“
长岛退休客 (2026-02-10 18:23:43) 评论 (6) 第一次看到三星堆的出土文物是在 2001年，美国西雅图博物馆举办“千古遗珍 —— 中国四川省出土文物展”， 其中大部分是三星堆出土的文物， 当时颇为轰动：“这还是中国人的形象吗”？甚至“这还是地球人的形象吗？”
再次看到这些文物已经是20年后在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 这些惊世文物的出土，绝对是中国考古史上的奇迹。1929年，四川广汉县农民燕道诚偶然发现了一个玉石器坑，从中挖出了三四百件玉石器，由此引发了关注。1934 年，华西协合大学（后来的华西医科大学）对此开展考古发掘， 由美国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传教士葛维汉（D.C. Graham）担任领队。 葛维汉博士早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 1911 年以美国浸理会牧师的身份来华，从此在中国西南地区工作和生活了三十余年， 其中的大部分时间在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任教并担任博物馆馆长（1932—1941）。1934 年，葛维汉博士应广汉县政府的邀请，主持了三星堆的首次考古发掘。 1936 年，葛维汉博士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发表《汉州发掘简报》，这是三星堆历史上第一份正式考古报告，他也由此被称为 “三星堆发掘第一人”。 华西协合大学的研究员林名均作为葛维汉的副手，则负责了发掘现场的组织、测量、器物登记与地层记录。此次发掘的六百余件玉石器被长期保存在四川大学博物馆，成为三星堆文明的早期实物证据。 下列的是葛维汉的照片，和当年三星堆考古团队的合影，照片中左一为林名均，右一为葛维汉。
1980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立了三星堆工作站，开启了系统性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1986年获得突破性进展，相继发现一、二号祭祀坑，出土了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金杖、纵目面具等 1700 余件文物，由此轰动了全球考古界。2020 年后，又发现了六座祭祀坑，出土了完整金面具、顶尊跪坐人像、神树纹玉琮等数千件文物。 经过碳 14 测年显示，这些祭祀坑的埋藏年代为公元前 1201 - 前 1012 年， 与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的年代相近。
博物馆展出的这些三千年前的稀世珍宝，造型诡谲、工艺精湛，显示了古蜀文明独树一帜的创造力； 尤其是以下几件最具代表性的镇馆之宝：青铜大立人像通高 2.62 米，是同时期全球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人像头戴高冠、身着龙纹礼袍，双手环握中空，立于神兽底座，被推测为集神权与王权于一身的古蜀大祭司，尽显威严神圣。
青铜纵目面具宽 138 厘米，眼球向外突出 16 厘米，双耳夸张展开，被称为 “千里眼、顺风耳”。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古蜀先祖蚕丛 “目纵” 的神化形象，是古蜀人对超能力的向往与太阳、神灵崇拜的体现。
青铜神树高达 3.96 米，由底座、树身与龙形构件组成，采用套铸、铆铸等复杂工艺分段铸造，是我国已发现体量最大的青铜文物。神树造型对应 “扶桑”“若木” 的上古神话，象征天地沟通的宇宙观。
金杖长 143 厘米，是商代体量最大的金器。金箔包卷木杖而成，杖身刻有人头、鸟、鱼与箭的图案，融合了古蜀的图腾信仰，被视作王权与神权合一的信物。
青铜太阳形器，也被网友戏称为 “青铜方向盘”，它极可能是祭祀神器，作为太阳的象征，在神庙或祭祀仪式中被顶礼膜拜。
要论三星堆考古的意义，其核心就是一句话：它证明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发源地，证明了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多元起源、交流融合、最终走向一体的伟大文明，彻底打破了 “中原唯一中心” 的传统史观。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古蜀文明的神秘大门，却也留下了一连串“未解之谜”。这里最大的谜团是，三星堆是“外星人的文明”还是“外来文明”？ 这些出土文物给人们的冲击感实在太强了，夸张到失真的纵目人像，巨大的青铜面具，近四米高的青铜神树，其人像比例、审美逻辑完全不同于商周中原文明。 人们不仅会问：“这不像殷商，更不像我们熟悉的中国，甚至不太像人类？“ ”这是不是受到西亚、南亚甚至更远地区的影响？“
作为资深博物馆爱好者 （当然也是考古爱好者），自二十多年前第一次看到三星堆的文物后，我一直在关心这些话题。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也通过参观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我目前的观点是，仅据三星堆目前的考古发现，还不足以证明三星堆是“外来文明“。 尽管不少文物看上去与中原文明相距甚远，但他们还是带有强烈的中原文化因素，尤其是出土的玉琮、玉璋、铜尊、铜罍等礼器，与夏商礼制高度一致。三星堆的青铜铸造技术的源头也仍是中原商文化体系， 当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地方化、宗教化和极端审美观念的改造。
真正的外来文明迁入通常会留下新作物、新文字、新葬俗和新动物（马、骆驼等），这些在三星堆遗址中一个都没有发现。从我所参观过的西亚古文明（例如古波斯、米索不达米亚等）博物馆来说，确实看到过一些带有面部装饰性或神祇象征意义的金属面具和头饰，那些造型也具有宗教或权力象征意义 （见下述照片）； 但与三星堆巨大而夸张的人面面具风格、制造技术、文化背景都不同。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夸张的面具、祭祀器物在功能上可能有类似的宗教用途，但它们在形式上与西亚传统截然不同。
既非完全的
中原文明，又非来自西亚的文明，那三星堆到底是什么？目前考古学家的比较严谨的叙述是： 在发现三星堆以前，传统的中国历史叙事是把“中原样式”当成了“中国唯一模板”。 三星堆的发现告诉我们，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多中心并存，中原只是最后胜出的叙事中心。 三星堆代表的是另一种古代中国属性，是高度独立、宗教权力极端集中的“区域性文明中心”。
与此有关的另外两个谜团也很有意思： 一是作为一个拥有高度发达手工业和完整祭祀体系的文明，同期的中原文明已有甲骨文或金文记录历史，而三星堆除仅发现少量零散刻画符号外，至今未发现系统的文字。 但我认为文字的问题并不是三星堆所独有，以“夏都”自称的河南二里头遗址，和浙江的良渚遗址，至今也没有发现系统的文字， 但这都不影响它们的“文明”形态。况且至今未发现，不等于今后也不会发现，三星堆的考古发掘还在继续中。
二是三星堆文明在距今3200年前“戛然而止“，这是什么原因？迄今为止对三星堆的考古已经基本确认，三星堆的祭祀坑是被系统性和仪式性地破坏，青铜器被打碎、焚烧、掩埋，并非是战争废墟。对此主流的考古学观点认为是由环境灾变 （如洪水或地震）、内部变化（神权体系瓦解与内部冲突）、或外部军事威慑等原因，由此引发了古人的“战略迁移“，文明的核心从三星堆转移至附近成都金沙地区。 考古发掘也证明了，三星堆晚期与邻近的金沙遗址早期文化高度同源，金沙距三星堆约 40 公里，那里的出土文物（如金面具和玉璋等）与三星堆同类器物风格一致， 这就显示了三星堆文明中心的平稳迁移，而非文明的完全终结。
当然，考古学是一门动态的科学，到目前为止三星堆遗址的发掘面积，还不到遗址总面积的 2%。 目前所有的学术观点，都只能立足在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三星堆的这些未解之谜，正是三星堆的魅力所在，一切都等待着考古学家进一步探索。
注：部分照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