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北卡罗莱纳州实施居家令以来，在院子里转悠成了每日的消遣，我也时常拎上照相机拍几张照片。现在手机的摄像头越做越好，日常拍摄人物和风景已经绰绰有余。但要想抓拍小动物，还是需要一台好一点的照相机。
我家里现在有一台尼康 D90 单反和一台 Sony a6300 微单。前者配了一个 18-105mm 的镜头，还有一个入门版的70-300mm 镜头；后者配了一个 18-135mm 的镜头。这两台相机给家里的猫猫狗狗拍特写是足够的，但如果想拍摄院子里的松鼠或者小鸟，镜头仍然不够长。所以，我开始惦记能用来“打鸟”的长焦利器。
说到摄影，我算不上“专业级”的爱好者，但也玩了很多年。多年以来，照相机一直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
我人生中第一张照片，大概是在小学的时候，和弟弟一起在村里小学门口拍的。黑白照片里，我们哥俩衣衫褴褛，细脖子大脑袋。这说明当时的农村生活还不富足，我们吃的穿的都不算好。这张照片好像被父亲夹在家里的某一本书里，如今已经无从寻起，说不定早已随着某一本线装书一起被老鼠啃了。
到了小学五年级，我离开村里，到四公里外的镇中心小学读书。在那里，我的人生第一次和照相机打了照面。
镇中心小学和镇国立中学相邻，两边的教室并排而建，中间被一道两三米高的红砖墙隔开。砖墙和我们教室的外墙之间，大约还有一米左右的距离，形成了一条窄窄的通道。
有一天，我突然被班主任从教室里叫出来，带到了教导主任的办公室，那里还有几个和我一样又瘦又小的乡下孩子。
那时候，乡下小孩和镇上的小孩一眼就能分辨出来。我们穿的衣服大多是土布，膝盖和胳膊肘的位置常常打着补丁；而镇上的孩子，大多穿的确良料子的衣服，颜色鲜亮得多。
教导主任开门见山、声色俱厉地质问我们，是谁跳墙到隔壁中学偷了老师的照相机。所有学生的答案都是“不是我”。教导主任气急败坏，命令我们到学校院墙边上，一个一个岔开腿，一脚踩着教室外墙，一脚踩着学校院墙，使劲往上爬。
虽然我心里很不舒服，但还是按照老师的要求去爬了。奈何我个子实在太小，两腿还够不到两侧的砖墙。我试了几次，不但没有爬上去，还摔了几跤，弄了一身土。教导主任见状，就把我放回教室了。
当天我回家把学校发生的事情讲给父母。父亲非常愤怒，第二天就陪我一起去了学校，找老师问个究竟。老师轻描淡写地说，隔壁中学一个老师丢了照相机，有目击者称是一个乡下学生跳墙过来偷的。父亲虽然觉得我委屈，但他担心老师以后给我穿小鞋，所以也没敢责怪老师。
这件事对我有两个影响。
第一，我从此不再信任老师。若老师再说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心里必然大骂他是王8蛋。自此，我也走上了跟老师捣乱的坏学生之路。
第二，我对照相机产生了浓厚兴趣。每当看到有人拍照片，我总会凑过去多看几眼；如果碰到有人聊起照相机，我肯定会竖起耳朵仔细听。
我读初中的时候，农村的经济状况好了起来，傻瓜照相机也进入了一些收入较高的家庭。有一次，我看到村里的一个同学在玩照相机，就回去跟母亲讲。我妈妈问我，一个相机多少钱。我大概告诉她，国产的几百块，日本产的一两千块。
听罢，母亲直接取来钱，让我去买一台日本的照相机。我妈妈花钱向来节省，她主动让我去买照相机，多半是为了安抚我。小学时候，因为小偷的嫌疑被学校逼着爬墙的经历，不但伤害了我，也伤害了我的父母。
于是，我有了第一台照相机。具体是哪个日本厂家制造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总之，我们家算是村子里较早买日本电视和日本相机的人。选择日本货，并不是因为我们对日本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当时日本制造业腾飞，日本货几乎就是品质的象征。
当时我们用的胶卷，最贵的是日本富士，其次是美国柯达，最便宜的是中国乐凯。用富士拍出来的照片，在色彩和锐度上确实比乐凯好很多。
那台傻瓜相机记录了我中学时代的快乐时光，也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超焦距，并因此对标准镜头和变焦镜头产生了渴望。高中三年住校，没什么机会玩，到了大学我才重新玩起照相机。
刚到大学的时候，人人都想当文艺青年。我在地质系读书，有公费游山玩水的便利，于是想买一台好一点的照相机。那时候父亲的生意做得很顺利，家里收到我的信后就汇来了不少钱。当时我的大伯父还在世，他非常支持我学摄影。记得他说过，艺不压身，以后不想进地质队，还可以开个照相馆谋生。
我在兰州读大学。兰州西关附近的张掖路上，有一家照相器材批发市场。我和同班的宋同学常常结伴去看而不买。拿到家里的钱后，我很犹豫该买哪一款相机。
当时国产品牌有凤凰和海鸥，国外品牌基本上是尼康、佳能、奥林巴斯和美能达。至于蔡司，我们也只是看看而已。宋同学建议我买一台国产相机，这样就能省下钱借给他。于是，我们各自买了一台江西光学出产的凤凰 818 单反相机，配 50 毫米标准镜头。
上大学的时候，我和宋同学常常结伴出去拍照。我们自学了光圈、快门和 ISO 等知识。为了省钱，还使用黑白胶卷，玩“黑白彩洗”。照片拍多了，慢慢有了经验，同学们开始请我们帮忙拍照。
所以，学校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和宋同学成了班上的摄影师。买胶卷、洗相片都要花钱，把照片送给同学的时候，多了收钱，少了就白给。所以，我们也没少赔钱。
除了拍照，我们还集资购买摄影杂志。有一次，我看到一期杂志封底在推销俄罗斯定焦镜头。几百块钱，就能买到 135mm 和 200mm 的镜头，这让我们很动心。
于是，寒假回家的时候，我按照广告上的地址钻进北京城的老胡同，帮宋同学买了 135mm，也给自己买了200mm。记得我的 200mm 光圈是 f/2.8，镜片直径有 72mm，又大又粗，看起来很有气势。
俄国镜头使用螺纹卡口，凤凰相机使用 PK 卡口。套上一个转接环，我们的凤凰 818 就能享受长焦的乐趣了。镜头的机械部分逃不掉老毛子傻大黑粗的缺点，时常会出一些小问题，但是镜片却磨得很不错，估计是二战之后把德国的工厂搬到了俄国。
用长焦镜头拍出的人像，主体突出，背景虚化，这让校园里很多摄影老鸟羡慕不已，我和宋同学也颇为得意。
有趣的事情还在后面。为了稳定长焦镜头，我特意买了一个三脚架，好像也是江西光学出的。没用几次，三脚架就趴架了。
有一次，我和宋同学扛着相机出城拍照，在公交车上我大骂江西光学品质差。没想到，邻座一位三十多岁的大哥主动跟我搭话，告诉我江西光学在兰州广武门附近有一个总代理，可以维修我的三脚架。
虽然半信半疑，后来我还是去了那家店面。没想到那位大哥竟然是江西光学西北总代理的负责人。他不但安排人帮我修好了三脚架，还告诉我可以用批发价在他那里购买相机。
在兰州，从广武门步行到张掖路也就三十分钟的路程，可同一款照相机的批发价和零售价却相差很多。千把块钱的相机，批发价能便宜好几百。
这是一个商机。于是我开始在学校里帮同学代买相机。帮男生买，我就多赚一点；帮女生买，我就少赚一点；要是她肯请吃饭，不赚钱也行。
大学期间，倒卖相机到底赚了多少钱，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从女同学那里赚来的饭局却着实不少。不管怎样，倒卖相机赚来的钱，足够我买胶卷、洗照片了。
大学毕业后，照相机进入了从胶片到数码的过渡阶段。算是出于情怀吧，我还是购买了一台凤凰 828 胶片相机，配 28–70mm 变焦镜头。那台相机到底有没有真正用过，我都不太确定。总之，它算是我对自己的一个交代——拥有了第一个变焦镜头。
在中科院读研究生的日子，我体会到了忙成狗的感觉。再加上大学时代一起摄影的好友各奔西东，没有伴，一个人玩也没什么意思。除了朋友结婚，我很少再出去拍照片。
老师的项目组里配了几台数码相机，都属于高级版数码傻瓜。拍照只需要咔嚓一下按快门，不需要再考虑什么光圈、快门和曝光指数。那时候，如果真有点创作冲动，也就是在 Photoshop 里玩玩滤镜，或者把同学的脖子上接一个狗脑袋。专业数码相机价格昂贵，我从来没想过去买一台。
后来机缘巧合，我获得了到美国访问学习的机会。出国前，我买了一台索尼数码相机，为的是记录国外风光，不枉出一次国。
我挂着这台相机，几乎走遍了伯克利的大街小巷，还步行游览了奥克兰和旧金山，拍了不少唐人街的照片。我和同学结伴去拍摄号称世界最高的红杉树，到了地方才发现，这个“世界之最”并不止一棵。
除了美国的风景，我回国时还拍了很多故乡的风光和亲人的照片。那些照片里的小孩，如今都已经长大成家；照片里的大人，也在慢慢老去。
后来，我到匹兹堡大学继续读书。不久女儿出生，我便继续用那台小相机记录她的成长。
女儿两岁多时，我们把她送进一家 Day Care。在那里，我结识了朱大姐。她是女儿同学的妈妈，也是一个改变我生活方式的人。
因为投缘，我们两家很快成了朋友。那时候，朱大姐在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做研究，她先生王大哥和我一样读博士。在我们这伙留学生里，她家是唯一买房住大 house 的。
有一次去她家吃饭，王大哥听说我喜欢摄影，就拿出家里的一套佳能相机，让我教他怎么使用。
我当时有点惊讶：他们并不是摄影发烧友，居然买了这么贵的相机。我把玩良久，忍不住感叹，不知何时自己才能买得起这样的装备。
朱大姐笑着说，其实完全没必要攒够钱再买，只要申请 Best Buy 的信用卡，就可以分 12 个月甚至 18 个月付款。分期付款买东西，对我来说完全是个新鲜概念。
朱大姐颇为得意地告诉我：她的相机是分期买的，车子是分期买的，就连给小孩子的公主床，也是分期买的。
看我还没完全转过弯来，朱大姐又说：“等你攒够钱，小孩子都长大了！还不如现在先买，钱慢慢还，这样就能提前享受。”
这句话有如醍醐灌顶，我瞬间顿悟。
Best Buy 的信用卡我早就办好了，那还等什么？我立刻开车直奔匹兹堡 Homestead 的 Best Buy，买了一台尼康D90，配 18–105mm 变焦镜头。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一味攒钱才消费，而是陆续用分期付款买了电视、车子和房子。可以说，是通过买这台相机，朱大姐把我“教会”了美国式消费。
那台索尼小相机就此退役，我开始用尼康 D90 给女儿拍照。
读书期间，父母两次来美国帮我们带孩子，我也用这台相机给他们留下了不少影像。这些老照片弥足珍贵。闲暇时翻看，往事历历在目，耳畔仿佛还能听见孩子的笑声和父母的说话声。
尼康 D90 不但能拍照，还能录像。妻子当年找工作时，我们就是用它录制教学示范视频的。可以说，这台相机为我们家立下了汗马功劳。
工作之后，我们进入了智能手机时代。买了 iPhone 之后，相机用得越来越少。
终于有一天，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该把尼康 D90 装箱留作纪念了。于是，这台相机在箱子里沉睡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几年忙着工作和绿卡，也确实没什么心思出去拍照。
拿到绿卡后，心情放松了许多。我也动过重拾摄影的念头，只是有点担心箱子里的 D90 是否还能正常工作。
直到有一天，我结识了杜克大学的一群摄影爱好者。他们提倡“摄影走路健身”，这对我很有吸引力。
于是，我加入了他们的微信群，也参加了几次线下聚会，因此认识了不少北卡的摄影高手。看着他们在朋友圈分享的精美照片，我沉寂已久的摄影兴趣再次被点燃。
我把尼康 D90 翻出来，装上电池一试，居然状态良好。既然如此，那就重新玩起来吧。
看到群友们扛着长枪打鸟，我也开始盘算买一支更长焦的镜头。在亚马逊上一看，居然有一支尼康 70–300mm 镜头，只要 160 美元。
我心里猜这大概是树脂镜片的入门头，但价格这么便宜，不妨一试。买回来一用，发现画质基本对得起这个价位。虽然锐度一般，但总算可以抓拍院子里的小动物了。
太太在外校上课，课时费以研究经费名义存放在她名下，可以用于购买电脑和教学设备。在我软磨硬泡之下，她入手了一台 Sony a6300 微单，配 18–135mm 变焦镜头。
除了她偶尔用来录制教学视频，这台相机大部分时间都在我这里，女儿有时也会拿去玩。a6300 的传感器明显比D90 先进许多，照片不仅更清晰，色彩也更加饱和。
我原以为这台新微单会彻底取代老单反，后来才发现二者各有所长，谁也替代不了谁。
在抓拍时，D90 的对焦速度依然明显更快；而在开车抓拍窗外风景时，D90 也更顺手。所以现在出门，我往往两台相机都会带上。
话再说回到新冠疫情。自从国会通过《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 Act）后，我就惦记上了川普总统签发的救济支票。
查看了一下 2018 年和 2019 年的纳税记录，按税后收入计算，我家仍在政府的救济范围之内。既然政府发钱的目的是刺激经济，那我这 1200 块钱一旦到手，自然要尽早花掉。
钱还没到手，我已经盘算了好几套把钱花光的方案。最初打算用这笔钱买一把趁手的步枪，比如 AR-15 或 Ruger Mini-14，用来看家护院。很可惜，我看得上、又买得起的步枪全部售罄。
在网上下了几次订单，全都抢不到货。几轮下来，我买枪的热情也消耗殆尽，开始琢磨别的花钱方式。
为了打发居家隔离的闲暇，我常常拍摄院子里的花草和鸟兽，发到朋友圈自娱自乐。一位摄影发烧友看到我的照片，顺手把我拉进了一个“居家隔离拍照群”，里面有好几位本地的摄影高手。
看到群友们用长焦镜头拍出的照片——主体突出、背景虚化——非常显眼夺目，让我羡慕不已。于是，我动了购置长焦镜头的念头。
在亚马逊上一搜，两款镜头进入我的视线：一个是 Sigma 150–600mm，另一个是 Nikon 200–500mm，价钱分别在 850 和 1250 左右。YouTube 上对比这两款镜头的视频很多，网上还有一些摄影师的评论文章。
结论很简单：Sigma 的镜头物美价廉，Nikon 的镜头物有所值。简而言之，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越贵越好。
我在亚马逊上查了一下，这两款镜头都可以和我的 D90 匹配。本来我想买便宜一点的 Sigma，可是太太劝我：要买就买一个好的，否则花了 850，还会再花 1250。
太太的话有道理，可我仍然犹豫不决。在她几次催促之下，我下了单，心里却多少有些乱花钱的愧疚感——毕竟那 1200 块钱的支票还只是传说，并没有真正到账。
几天后，镜头到货拆箱。这个 Nikon 镜头比想象中还要大很多，简直就是个庞然大物。
镜头装到 D90 上，我把相机调到光圈优先模式，兴冲冲地测试光圈，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光圈死死卡在 f/5.6 上，无法调节。
这让我心头一凉——花这么多钱买来的镜头，难道有问题？
上网一查才知道，原来是 D90 机身太老，无法完整控制这款镜头的光圈，只能使用 f/5.6 这个最大光圈。也罢，好歹还能凑合着用。
我扛着这门“瘸腿大炮”，开始玩起了野生动物摄影。院子里花草遍地，松鼠和各类小鸟也不少，我玩得不亦乐乎。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得陇望蜀是天性。D500？还是 D780？抑或直接上 D850？
Nikon 200–500mm 到货没几天，这些念头就在我脑子里天天打转。
几年之后，家里不但添置了新的相机，还买了一个专门存放相机和镜头的恒湿柜。柜子里不仅有 Z7 和 Z8 机身，还放满了 Z 卡口镜头。
至于疫情期间购置的 D500，早已被外甥拿走，和我当年在国内买的那些旧器材一起，被他放在橱柜里收藏起来了。而那只200-500mm的镜头，也被Z 卡口的镜头取代，成了我橱柜里的收藏。
光影漫漫，且行且拍。路还很长，镜头在手，慢慢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