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事件37周年前夕，遇难者家属群体“天安门母亲”发表年度祭文。(中国人权)
1989年六四事件37周年前夕，遇难者家属群体“天安门母亲”发表年度祭文，重申公布真相、赔偿遇难者及家属、依法追究责任者三项诉求。祭文说，37年过去，遇难者亲属仍无法公开悼念，许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1989年6月在北京曾发生过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的惨烈事实。
天安门母亲授权中国人权发布的六四祭文题为《1989年“六四”惨案三十七周年祭》，文中说，1989年6月3日至4日，北京发生六四事件，当年当权者下令，军队参与，对和平示威学生和市民实施镇压。作为受害者，难属呼吁政府通过法律途径，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当年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每一个遇难者家庭以公道。
“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言人尤维洁对本台说，今年6月4日，部分遇难者家属仍会前往北京万安公墓祭奠。她说：“我们会去，大约8点多吧，一般有五六个家庭。我们想说的话都已经在发表的祭文中讲了，这就是我们想说的话。我觉得这是（政府）绕不过去的，必须要解决的。”
官方叙事多次变化
祭文说，六四事件37年后依然看不到解决的可能。中国政府至今仍采取回避、不解决、压制言论的态度。在中国大陆，公众无法自由获取有关六四事件的信息，不能公开讨论，也不能公开悼念，遇难者亲属的悼念活动长期处于监控之下。
祭文回顾中共官方对六四事件的不同表述。从最初的“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到后来称为“政治风波”，再到2021年11月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中使用“严重政治风波”和“反对动乱”的说法。
天安门母亲认为，不论官方表述如何变化，都没有回应军队镇压民众、造成无辜生命死亡的事实。六四遇难者王楠的母亲张先玲对本台说，天安门母亲发声不是外界所说的“难得”，而是亲人身份使她们无法沉默。她说：“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应该的。我孩子嘛，是吧，是我的孩子。我今天冬天看到一个小鸟，突然冷，突然下雪，一个小鸟，他妈妈护他，一个大鸟护他，大鸟冻死了，保护小鸟。那是鸟呀，我们是人呀，是吧？我们又护住我的儿子，我还不能看，跟他是应该吗？而且是那么多人的孩子，不是我一个孩子。”
37年前，张先玲的儿子，年仅19岁的王楠在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被射杀。数十年来，难属们每年都会向当局发出公开信，要求交代六四真相，追究相关责任。
遇难学生家属再添逝者
今年祭文特别提到，又一位遇难者父亲熊辉于2025年5月因病去世，享年87岁。熊辉是六四遇难学生熊志明的父亲。熊志明遇难时20岁，是北京师范大学1988级经济系本科生。熊志明父母曾说：“我们的孩子是到北京读书去的，书没有读成，命却丢了。”天安门母亲说，这句话道出许多遇难者家庭共同的心声。
采访中记者询问另一位难属丁子霖的身体状况。张先玲说，丁子霖近年身体虚弱，不愿外界打扰。她说：“他自己就是不希望大家打扰他，不希望去看他，因为他说话很费劲，身体很弱，耳朵又不好使，得要趴在他耳朵边上说，才能听得见。他说话也很累，所以他就希望大家，包括朋友们，都不要去看他。”
天安门母亲重申三项诉求
天安门母亲在祭文中再次提出三项诉求：公布六四事件真相；对遇难者及其家属给予合理赔偿；依法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张先玲说，近年来由她出面接受采访，与现实环境有关。她说：“因为你知道国内的情况，我不用说你一切都明白，找人不容易。以前找丁子霖，现在丁子霖身体不好，不能接待，只有我的地址、电话都是公开的，那就只能来找我。人家来找了我，那我去把风险转嫁给别人吗？这不可能吧。所以这些年都是我在说话，因为目前的状态只能是我说话。”
徐勤先拒绝开枪被提及
祭文还提到原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当年拒绝执行开枪命令，后被判刑5年。祭文引用他曾说过的话：“这样的行动必须经得起历史检验……执行这样的任务可能立功，也可能成为历史的罪人。带武器执行这样的命令，我无法做到。”
此次祭文共有107人签名，并附录历年签名者中已故难友名单80人。张先玲说，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越来越少，但她们仍会坚持。37年前的事件，仍未进入中国官方公开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