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严父慈父
9、随和爸爸
爸爸的记性真好，他记得住经常来我家的我和姐姐的所有同学和朋友的名字，甚至包括他们父母的工作单位。
一次爸爸认真地问汪战姐的名字是哪个战字,然后对我们说，你爷爷的名字和汪战同音，是占，叫吕占，这样，我很早就记住了爷爷的名字。我的同学杜文娟从小爱背古诗，一谈起古诗就眉飞色舞。她想说服我和她一起背诗词告诉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能吟。”可我一点儿也没有诗情画意，听不进她的话。爸爸却很赞赏她，还说，她的名字要是叫杜鹃多好听。
姐姐的同学周桂俭来我家玩,爸爸问她的名字是哪个俭，她说是勤俭的俭字。爸爸说：“那你还有姐姐吧？你姐姐叫周桂勤吧？”周桂俭回答，她姐姐是叫周桂勤。当时连姐姐和我都不知道她姐姐的名字，我们奇怪爸爸竟“能掐会算”。还有景蓬，那时候还叫景美蓬呢，爸爸问她是哪个蓬字，她脱口说：蓬勃发展的蓬。爸爸知道她当时还是独生女，就哈哈笑着说:“那你还得有三个弟弟妹妹啊！”还有王纯英,爸爸问她的妹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王纯燕，爸爸说:“你妹妹叫燕，你应该叫鹰啊。”还有王淑芳，爸爸知道她有一个姐姐，就说:“你叫王淑芳，那你姐姐一定叫王淑芬吧？”爸爸真是神了，她的姐姐就叫王淑芬。就这样，在不经意间，爸爸把她们全记住了。几十年后，提起我的儿时往事，爸爸仍能清清楚楚地说出每个人的名字、家庭和故事，从没说错过。
我五年级的时候，班里转来了一个叫付亚杰的同学，她家住在铁北，离我们的住宅区很远。一次爸爸和她聊天时，问了一句：“你爸爸在哪里工作？”她说不知道。我们很奇怪她怎么会不知道爸爸的工作单位呢？原来她的亲生父亲早已去世了，现在的父亲是她的继父。她在家从不和父母聊天，也很少说话，完全不像在我家里这么活跃，所以也不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几天后，付亚杰郑重其事地告诉爸爸，她特意去继父上班的地方看了，他工作的单位是“储运料”。爸爸惊奇地问：“这是个什么单位？怎么没有听说过。”我也觉得这是个很奇怪的名字，但付亚杰很肯定的说：“就是‘储运料。”
一天晚上，爸爸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特地去了付亚杰描绘的那个大院，仔细地看了那个院门口挂着的牌子，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了。爸爸一进门就告诉我：“付亚杰爸爸的工作单位是‘桃园粮库铁北储运科’,是储运科，不是储运料。”听了爸爸的话，我们先是目瞪口呆，然后哄堂大笑,怎么也想不到爸爸会为一个名称专程去考证。妈妈哭笑不得：“你爸爸简直就是‘魔症’。”从此,“储运料”就成了付亚杰的代称。她几天不来，爸爸就会问：“怎么没看见‘储运料？”
升初中后我们分开了，她上了十中。然后文革，下乡，回城，我们虽然一直有联系，但见面的机会不多，直到妈妈病倒住院，付亚杰赶到医院去探望，然后又跟我回家看爸爸。多年不见，爸爸已经完全认不出她了，可我刚一说出“储运料”三个字，爸爸马上冲口而出：“付亚杰啊！”
我家在兴城插队的时候，爸爸被安排到县医院当工作队长，每月集中休假两天。这两天里，除了帮妈妈接诊，爸爸最爱做的就是和来串门的农民聊天。爸爸那平实的语言和笑盈盈的样子很容易和大家打成一片，他谈的话题也总会吸引和打动老乡，我常常觉得爸爸好像就是一直生活在农村，生活在这个村子里。
一天傍晚，吃过饭，爸爸和我们一起坐在院子里，和房东一家人闲聊。房东大婶关切地问爸爸：“大哥，在医院吃饭有细粮吗？”爸爸说：“有细粮，吃得还行。”大婶又问：“能吃到肉吗？”爸爸说：“偶尔也会吃。”接下来大婶说：“木耳？木耳可好吃啊！”听到“木耳”，我们都愣住了。爸爸也有些发懵，但马上接口说到：“木耳好吃，木耳好吃。”等我们反应过来，忍不住笑的时候，爸爸一个劲地对我们使眼色，然后继续他们的聊天。当我们回到屋里，忍不住对着爸爸大喊：“木耳好吃，偶尔也吃！”大笑不止。从此,爸爸又多了一个笑料,每当家里吃木耳的时候，都会提醒爸爸：“木耳好吃。”我们会想起曾经住过的农家院，想起我们的房东大婶。
在爸爸身边，听不到大道理，听不到夸夸其谈，更听不到教训和指责，感受的只是温馨和惬意。晚年卧床的爸爸给我背《三字经》，《百家姓》，可能那是他所有“国学”知识的底蕴吧。我至今记得爸爸背给我的他小学一年级课文：“我家在何处，我家在村间，村前临大河，河后有小山”,“城市人多好热闹，乡村人少风景好”“月光明，月下可散步，可游戏”,可是我自己学过的一年级课文我一个都不记得了。
爸爸还有很多人生“格言”，会随时随地“兜售”给我：“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家有黄金万贯，不如薄技在身”，“靠山山倒，靠水水流”，“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码头自然直”，“姑枉听之，姑枉闻之”。
1985年，我通过了文秘专业的自学考试，并自学了一些科学管理的课程，很希望为单位的体制改革做点事情，可因为和单位领导的观念不同，有劲使不上。这时候，市卫生局的一位副局长找到我，希望调我到局里，在她主管的业务部门工作，成为她的得力助手。我不喜欢到市直机关那样严肃的地方去上班，可是对自己的单位又很失望。我拿不定主意，征询爸爸妈妈的意见。爸爸“重弹老调”：“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我立刻拿定了主意，选择了自在。
有一个时期，我给自己和儿子做衣服，做上了瘾，扩展到给单位同事做，给朋友做，还报名参加了业余裁剪班，每天晚上去上课。我想爸爸一定会说我“不务正业”。但是爸爸却鼓励我：“家有黄金万两，不如薄技在身。”爸爸说，任何技能都有用，不仅可以发挥自己的兴趣，让生活丰富，还可以给别人带来快乐。爸爸告诉我，他上初小的时候，看见别人发豆芽卖，也学着做，并拿到集市上卖过。这让我大为惊讶。
我由着自己的兴趣，竟一发不可收，又学着做警报器，做陶瓷像，做音乐蜡烛。我有时觉得自己喜欢搞这些“雕虫小技”，有点太离谱了。可爸爸说，只要自己有兴趣，对别人又有好处，那就有意义。会的东西越多，生活就越丰富。爸爸告诉我，做事情就是在提高能力，能力越强，困难就越少。爸爸说，姐姐、弟弟都走的那么远，有一天爸爸妈妈不在了，我一个人带着儿子，遇到什么困难都是不能预料的。“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只能靠自己。靠自己才是真正强大。
有时候爸爸和我讨论“国家大事”、世界大势等等，我口无遮拦，往往说出一些让爸爸一时难以接受的见解。他会诧异，会问我详情和细节，来源和出处，但从不会指责我或给我扣大帽子。爸爸还会认真地向我询问一些他所不甚了解的史实和真相。当我有理有据地讲给他听的时候,爸爸会沉思,也会让我找书给他看，我便把一本本厚厚的大书堆到爸爸的床边。这是我一生中和爸爸一起读书，一起讨论的宝贵时光。不管我说出什么“耸人听闻”的观点和见解，爸爸都不会怀疑我是左、是右,还是“偏激”，因为他最知道我是多么爱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多么希望我们的国家变得美好。
我有时会不解地问爸爸，为什么他不像有些老干部那样，一付掌握“宇宙真理”的样子,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批评我、教育我。爸爸的回答是“姑枉听之，姑枉闻之”，“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是爸爸的又一信条。
爸爸是一个“接地气”的人。他身边每一个人的冷暖温饱、喜怒哀乐,特别是贫困衰老、孤单的人，都会在他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和妈妈常念叨的吴大哥、洪大姐,是两个当年崇慈医院的患者和患者家属。爸爸妈妈不仅为他们免费治病，还像亲人一样请他们住进了家里。在他们年老无靠又要和我们分别的时候，煞费苦心地为他们筹划生活，并分别为他们介绍了满意的老伴儿，使他们安度晚年。
还有古大姨，尽管我们一家是那么需要她，离不开她，爸爸还是不顾我们的强烈要求，给她介绍老伴儿，让她成家，过上属于她自己的晚年生活。在爸爸心里，古大姨的家庭幸福比我们的需要更重要，这是我当时不懂，后来才慢慢懂得的。
爸爸一生都是这样，没有改变。八十年代初，为了带可可，妈妈雇了一个我们都称为“潘姥姥”的阿姨。就在我们全家人渐渐熟悉了潘姥姥，和她像一家人一样相处的时候，我们知道了她的身世。她的老伴去世多年，只有一个女儿，她一直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现在年龄大了，心里不安，怕将来连累儿女。为了使她安心，爸爸和她讨论了很久，给她介绍了一个忠厚老实靠做豆腐维生的个体户老伴。潘姥姥免除了后顾之忧，可是也离开了我家，可可没人带了。我不理解爸爸，讽刺爸爸“保媒拉线”，爸爸不为所动，依然如故。
据妈妈讲,爸爸年轻的时候，是个“滴酒不沾、寸烟不染”的“文明青年”。在1950年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因为常常整晚“写检查”，爸爸学会了吸烟。奶奶去世后,爸爸吸烟加重。退休后，在妈妈的监督下爸爸的吸烟频率大减，但还是没有戒掉。他摔伤后，躺在床上还会偶尔吸上一、两支。有时烟灰掉在地上,地板会被烧成一个个小黑点。我掌管“大权”后,以怕引起失火为理由狠心把烟收起来，不让爸爸吸了。可怜的爸爸就在我要求他定时坐便椅的时候，提出条件：“你先给我一支烟，我就坐上去。”我只好把烟递给爸爸：“坐上才能吸。”于爸爸迫不及待的接过烟点上，坐上了便椅，可是直到烟吸完一点儿都没有便出来，就要回到床上。我按住爸爸，不让他动，爸爸就伸手再要一支烟。我不同意，我们就‘讨价还价’，互不妥协。最终还是我让步，爸爸就再得到一支烟，胜利了，很高兴。妈妈看着我和爸爸“博弈”，像两个孩子在做游戏，无奈地摇头：“这点事儿都戒不了，真是老了。”
事情过去了这么久，我还是会常常想起这一切，想笑，却还是流下泪来。如果一切能重来，我会给爸爸再点上一支烟，让他高高兴兴地抽。
有网友问: 哪里可以买到这部书? 答案是:
《生于1950》吕旭 著， 2025 出版，共两卷， 约68万字。
电子版可在www.bornin1950.com购买。 原始印刷版已售光，再版由Amazon印刷、发行，可在 Amazon 购买。
Go to http:/www Amazon.com, search: born in 1950 lu xu 即可看到这部书。
严父慈父 (9): 随和爸爸
旭子 (2026-05-03 08:04:16) 评论 (1)
第二章 严父慈父
9、随和爸爸
爸爸的记性真好，他记得住经常来我家的我和姐姐的所有同学和朋友的名字，甚至包括他们父母的工作单位。
一次爸爸认真地问汪战姐的名字是哪个战字,然后对我们说，你爷爷的名字和汪战同音，是占，叫吕占，这样，我很早就记住了爷爷的名字。我的同学杜文娟从小爱背古诗，一谈起古诗就眉飞色舞。她想说服我和她一起背诗词告诉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能吟。”可我一点儿也没有诗情画意，听不进她的话。爸爸却很赞赏她，还说，她的名字要是叫杜鹃多好听。
姐姐的同学周桂俭来我家玩,爸爸问她的名字是哪个俭，她说是勤俭的俭字。爸爸说：“那你还有姐姐吧？你姐姐叫周桂勤吧？”周桂俭回答，她姐姐是叫周桂勤。当时连姐姐和我都不知道她姐姐的名字，我们奇怪爸爸竟“能掐会算”。还有景蓬，那时候还叫景美蓬呢，爸爸问她是哪个蓬字，她脱口说：蓬勃发展的蓬。爸爸知道她当时还是独生女，就哈哈笑着说:“那你还得有三个弟弟妹妹啊！”还有王纯英,爸爸问她的妹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王纯燕，爸爸说:“你妹妹叫燕，你应该叫鹰啊。”还有王淑芳，爸爸知道她有一个姐姐，就说:“你叫王淑芳，那你姐姐一定叫王淑芬吧？”爸爸真是神了，她的姐姐就叫王淑芬。就这样，在不经意间，爸爸把她们全记住了。几十年后，提起我的儿时往事，爸爸仍能清清楚楚地说出每个人的名字、家庭和故事，从没说错过。
我五年级的时候，班里转来了一个叫付亚杰的同学，她家住在铁北，离我们的住宅区很远。一次爸爸和她聊天时，问了一句：“你爸爸在哪里工作？”她说不知道。我们很奇怪她怎么会不知道爸爸的工作单位呢？原来她的亲生父亲早已去世了，现在的父亲是她的继父。她在家从不和父母聊天，也很少说话，完全不像在我家里这么活跃，所以也不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几天后，付亚杰郑重其事地告诉爸爸，她特意去继父上班的地方看了，他工作的单位是“储运料”。爸爸惊奇地问：“这是个什么单位？怎么没有听说过。”我也觉得这是个很奇怪的名字，但付亚杰很肯定的说：“就是‘储运料。”
一天晚上，爸爸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特地去了付亚杰描绘的那个大院，仔细地看了那个院门口挂着的牌子，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了。爸爸一进门就告诉我：“付亚杰爸爸的工作单位是‘桃园粮库铁北储运科’,是储运科，不是储运料。”听了爸爸的话，我们先是目瞪口呆，然后哄堂大笑,怎么也想不到爸爸会为一个名称专程去考证。妈妈哭笑不得：“你爸爸简直就是‘魔症’。”从此,“储运料”就成了付亚杰的代称。她几天不来，爸爸就会问：“怎么没看见‘储运料？”
升初中后我们分开了，她上了十中。然后文革，下乡，回城，我们虽然一直有联系，但见面的机会不多，直到妈妈病倒住院，付亚杰赶到医院去探望，然后又跟我回家看爸爸。多年不见，爸爸已经完全认不出她了，可我刚一说出“储运料”三个字，爸爸马上冲口而出：“付亚杰啊！”
我家在兴城插队的时候，爸爸被安排到县医院当工作队长，每月集中休假两天。这两天里，除了帮妈妈接诊，爸爸最爱做的就是和来串门的农民聊天。爸爸那平实的语言和笑盈盈的样子很容易和大家打成一片，他谈的话题也总会吸引和打动老乡，我常常觉得爸爸好像就是一直生活在农村，生活在这个村子里。
一天傍晚，吃过饭，爸爸和我们一起坐在院子里，和房东一家人闲聊。房东大婶关切地问爸爸：“大哥，在医院吃饭有细粮吗？”爸爸说：“有细粮，吃得还行。”大婶又问：“能吃到肉吗？”爸爸说：“偶尔也会吃。”接下来大婶说：“木耳？木耳可好吃啊！”听到“木耳”，我们都愣住了。爸爸也有些发懵，但马上接口说到：“木耳好吃，木耳好吃。”等我们反应过来，忍不住笑的时候，爸爸一个劲地对我们使眼色，然后继续他们的聊天。当我们回到屋里，忍不住对着爸爸大喊：“木耳好吃，偶尔也吃！”大笑不止。从此,爸爸又多了一个笑料,每当家里吃木耳的时候，都会提醒爸爸：“木耳好吃。”我们会想起曾经住过的农家院，想起我们的房东大婶。
在爸爸身边，听不到大道理，听不到夸夸其谈，更听不到教训和指责，感受的只是温馨和惬意。晚年卧床的爸爸给我背《三字经》，《百家姓》，可能那是他所有“国学”知识的底蕴吧。我至今记得爸爸背给我的他小学一年级课文：“我家在何处，我家在村间，村前临大河，河后有小山”,“城市人多好热闹，乡村人少风景好”“月光明，月下可散步，可游戏”,可是我自己学过的一年级课文我一个都不记得了。
爸爸还有很多人生“格言”，会随时随地“兜售”给我：“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家有黄金万贯，不如薄技在身”，“靠山山倒，靠水水流”，“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码头自然直”，“姑枉听之，姑枉闻之”。
1985年，我通过了文秘专业的自学考试，并自学了一些科学管理的课程，很希望为单位的体制改革做点事情，可因为和单位领导的观念不同，有劲使不上。这时候，市卫生局的一位副局长找到我，希望调我到局里，在她主管的业务部门工作，成为她的得力助手。我不喜欢到市直机关那样严肃的地方去上班，可是对自己的单位又很失望。我拿不定主意，征询爸爸妈妈的意见。爸爸“重弹老调”：“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我立刻拿定了主意，选择了自在。
有一个时期，我给自己和儿子做衣服，做上了瘾，扩展到给单位同事做，给朋友做，还报名参加了业余裁剪班，每天晚上去上课。我想爸爸一定会说我“不务正业”。但是爸爸却鼓励我：“家有黄金万两，不如薄技在身。”爸爸说，任何技能都有用，不仅可以发挥自己的兴趣，让生活丰富，还可以给别人带来快乐。爸爸告诉我，他上初小的时候，看见别人发豆芽卖，也学着做，并拿到集市上卖过。这让我大为惊讶。
我由着自己的兴趣，竟一发不可收，又学着做警报器，做陶瓷像，做音乐蜡烛。我有时觉得自己喜欢搞这些“雕虫小技”，有点太离谱了。可爸爸说，只要自己有兴趣，对别人又有好处，那就有意义。会的东西越多，生活就越丰富。爸爸告诉我，做事情就是在提高能力，能力越强，困难就越少。爸爸说，姐姐、弟弟都走的那么远，有一天爸爸妈妈不在了，我一个人带着儿子，遇到什么困难都是不能预料的。“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只能靠自己。靠自己才是真正强大。
有时候爸爸和我讨论“国家大事”、世界大势等等，我口无遮拦，往往说出一些让爸爸一时难以接受的见解。他会诧异，会问我详情和细节，来源和出处，但从不会指责我或给我扣大帽子。爸爸还会认真地向我询问一些他所不甚了解的史实和真相。当我有理有据地讲给他听的时候,爸爸会沉思,也会让我找书给他看，我便把一本本厚厚的大书堆到爸爸的床边。这是我一生中和爸爸一起读书，一起讨论的宝贵时光。不管我说出什么“耸人听闻”的观点和见解，爸爸都不会怀疑我是左、是右,还是“偏激”，因为他最知道我是多么爱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多么希望我们的国家变得美好。
我有时会不解地问爸爸，为什么他不像有些老干部那样，一付掌握“宇宙真理”的样子,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批评我、教育我。爸爸的回答是“姑枉听之，姑枉闻之”，“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是爸爸的又一信条。
爸爸是一个“接地气”的人。他身边每一个人的冷暖温饱、喜怒哀乐,特别是贫困衰老、孤单的人，都会在他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和妈妈常念叨的吴大哥、洪大姐,是两个当年崇慈医院的患者和患者家属。爸爸妈妈不仅为他们免费治病，还像亲人一样请他们住进了家里。在他们年老无靠又要和我们分别的时候，煞费苦心地为他们筹划生活，并分别为他们介绍了满意的老伴儿，使他们安度晚年。
还有古大姨，尽管我们一家是那么需要她，离不开她，爸爸还是不顾我们的强烈要求，给她介绍老伴儿，让她成家，过上属于她自己的晚年生活。在爸爸心里，古大姨的家庭幸福比我们的需要更重要，这是我当时不懂，后来才慢慢懂得的。
爸爸一生都是这样，没有改变。八十年代初，为了带可可，妈妈雇了一个我们都称为“潘姥姥”的阿姨。就在我们全家人渐渐熟悉了潘姥姥，和她像一家人一样相处的时候，我们知道了她的身世。她的老伴去世多年，只有一个女儿，她一直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现在年龄大了，心里不安，怕将来连累儿女。为了使她安心，爸爸和她讨论了很久，给她介绍了一个忠厚老实靠做豆腐维生的个体户老伴。潘姥姥免除了后顾之忧，可是也离开了我家，可可没人带了。我不理解爸爸，讽刺爸爸“保媒拉线”，爸爸不为所动，依然如故。
据妈妈讲,爸爸年轻的时候，是个“滴酒不沾、寸烟不染”的“文明青年”。在1950年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因为常常整晚“写检查”，爸爸学会了吸烟。奶奶去世后,爸爸吸烟加重。退休后，在妈妈的监督下爸爸的吸烟频率大减，但还是没有戒掉。他摔伤后，躺在床上还会偶尔吸上一、两支。有时烟灰掉在地上,地板会被烧成一个个小黑点。我掌管“大权”后,以怕引起失火为理由狠心把烟收起来，不让爸爸吸了。可怜的爸爸就在我要求他定时坐便椅的时候，提出条件：“你先给我一支烟，我就坐上去。”我只好把烟递给爸爸：“坐上才能吸。”于爸爸迫不及待的接过烟点上，坐上了便椅，可是直到烟吸完一点儿都没有便出来，就要回到床上。我按住爸爸，不让他动，爸爸就伸手再要一支烟。我不同意，我们就‘讨价还价’，互不妥协。最终还是我让步，爸爸就再得到一支烟，胜利了，很高兴。妈妈看着我和爸爸“博弈”，像两个孩子在做游戏，无奈地摇头：“这点事儿都戒不了，真是老了。”
事情过去了这么久，我还是会常常想起这一切，想笑，却还是流下泪来。如果一切能重来，我会给爸爸再点上一支烟，让他高高兴兴地抽。
有网友问: 哪里可以买到这部书? 答案是:
《生于1950》吕旭 著， 2025 出版，共两卷， 约68万字。
电子版可在www.bornin1950.com购买。 原始印刷版已售光，再版由Amazon印刷、发行，可在 Amazon 购买。
Go to http:/www Amazon.com, search: born in 1950 lu xu 即可看到这部书。
9、随和爸爸
爸爸的记性真好，他记得住经常来我家的我和姐姐的所有同学和朋友的名字，甚至包括他们父母的工作单位。
一次爸爸认真地问汪战姐的名字是哪个战字,然后对我们说，你爷爷的名字和汪战同音，是占，叫吕占，这样，我很早就记住了爷爷的名字。我的同学杜文娟从小爱背古诗，一谈起古诗就眉飞色舞。她想说服我和她一起背诗词告诉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能吟。”可我一点儿也没有诗情画意，听不进她的话。爸爸却很赞赏她，还说，她的名字要是叫杜鹃多好听。
姐姐的同学周桂俭来我家玩,爸爸问她的名字是哪个俭，她说是勤俭的俭字。爸爸说：“那你还有姐姐吧？你姐姐叫周桂勤吧？”周桂俭回答，她姐姐是叫周桂勤。当时连姐姐和我都不知道她姐姐的名字，我们奇怪爸爸竟“能掐会算”。还有景蓬，那时候还叫景美蓬呢，爸爸问她是哪个蓬字，她脱口说：蓬勃发展的蓬。爸爸知道她当时还是独生女，就哈哈笑着说:“那你还得有三个弟弟妹妹啊！”还有王纯英,爸爸问她的妹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王纯燕，爸爸说:“你妹妹叫燕，你应该叫鹰啊。”还有王淑芳，爸爸知道她有一个姐姐，就说:“你叫王淑芳，那你姐姐一定叫王淑芬吧？”爸爸真是神了，她的姐姐就叫王淑芬。就这样，在不经意间，爸爸把她们全记住了。几十年后，提起我的儿时往事，爸爸仍能清清楚楚地说出每个人的名字、家庭和故事，从没说错过。
我五年级的时候，班里转来了一个叫付亚杰的同学，她家住在铁北，离我们的住宅区很远。一次爸爸和她聊天时，问了一句：“你爸爸在哪里工作？”她说不知道。我们很奇怪她怎么会不知道爸爸的工作单位呢？原来她的亲生父亲早已去世了，现在的父亲是她的继父。她在家从不和父母聊天，也很少说话，完全不像在我家里这么活跃，所以也不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几天后，付亚杰郑重其事地告诉爸爸，她特意去继父上班的地方看了，他工作的单位是“储运料”。爸爸惊奇地问：“这是个什么单位？怎么没有听说过。”我也觉得这是个很奇怪的名字，但付亚杰很肯定的说：“就是‘储运料。”
一天晚上，爸爸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特地去了付亚杰描绘的那个大院，仔细地看了那个院门口挂着的牌子，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了。爸爸一进门就告诉我：“付亚杰爸爸的工作单位是‘桃园粮库铁北储运科’,是储运科，不是储运料。”听了爸爸的话，我们先是目瞪口呆，然后哄堂大笑,怎么也想不到爸爸会为一个名称专程去考证。妈妈哭笑不得：“你爸爸简直就是‘魔症’。”从此,“储运料”就成了付亚杰的代称。她几天不来，爸爸就会问：“怎么没看见‘储运料？”
升初中后我们分开了，她上了十中。然后文革，下乡，回城，我们虽然一直有联系，但见面的机会不多，直到妈妈病倒住院，付亚杰赶到医院去探望，然后又跟我回家看爸爸。多年不见，爸爸已经完全认不出她了，可我刚一说出“储运料”三个字，爸爸马上冲口而出：“付亚杰啊！”
我家在兴城插队的时候，爸爸被安排到县医院当工作队长，每月集中休假两天。这两天里，除了帮妈妈接诊，爸爸最爱做的就是和来串门的农民聊天。爸爸那平实的语言和笑盈盈的样子很容易和大家打成一片，他谈的话题也总会吸引和打动老乡，我常常觉得爸爸好像就是一直生活在农村，生活在这个村子里。
一天傍晚，吃过饭，爸爸和我们一起坐在院子里，和房东一家人闲聊。房东大婶关切地问爸爸：“大哥，在医院吃饭有细粮吗？”爸爸说：“有细粮，吃得还行。”大婶又问：“能吃到肉吗？”爸爸说：“偶尔也会吃。”接下来大婶说：“木耳？木耳可好吃啊！”听到“木耳”，我们都愣住了。爸爸也有些发懵，但马上接口说到：“木耳好吃，木耳好吃。”等我们反应过来，忍不住笑的时候，爸爸一个劲地对我们使眼色，然后继续他们的聊天。当我们回到屋里，忍不住对着爸爸大喊：“木耳好吃，偶尔也吃！”大笑不止。从此,爸爸又多了一个笑料,每当家里吃木耳的时候，都会提醒爸爸：“木耳好吃。”我们会想起曾经住过的农家院，想起我们的房东大婶。
在爸爸身边，听不到大道理，听不到夸夸其谈，更听不到教训和指责，感受的只是温馨和惬意。晚年卧床的爸爸给我背《三字经》，《百家姓》，可能那是他所有“国学”知识的底蕴吧。我至今记得爸爸背给我的他小学一年级课文：“我家在何处，我家在村间，村前临大河，河后有小山”,“城市人多好热闹，乡村人少风景好”“月光明，月下可散步，可游戏”,可是我自己学过的一年级课文我一个都不记得了。
爸爸还有很多人生“格言”，会随时随地“兜售”给我：“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家有黄金万贯，不如薄技在身”，“靠山山倒，靠水水流”，“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码头自然直”，“姑枉听之，姑枉闻之”。
1985年，我通过了文秘专业的自学考试，并自学了一些科学管理的课程，很希望为单位的体制改革做点事情，可因为和单位领导的观念不同，有劲使不上。这时候，市卫生局的一位副局长找到我，希望调我到局里，在她主管的业务部门工作，成为她的得力助手。我不喜欢到市直机关那样严肃的地方去上班，可是对自己的单位又很失望。我拿不定主意，征询爸爸妈妈的意见。爸爸“重弹老调”：“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我立刻拿定了主意，选择了自在。
有一个时期，我给自己和儿子做衣服，做上了瘾，扩展到给单位同事做，给朋友做，还报名参加了业余裁剪班，每天晚上去上课。我想爸爸一定会说我“不务正业”。但是爸爸却鼓励我：“家有黄金万两，不如薄技在身。”爸爸说，任何技能都有用，不仅可以发挥自己的兴趣，让生活丰富，还可以给别人带来快乐。爸爸告诉我，他上初小的时候，看见别人发豆芽卖，也学着做，并拿到集市上卖过。这让我大为惊讶。
我由着自己的兴趣，竟一发不可收，又学着做警报器，做陶瓷像，做音乐蜡烛。我有时觉得自己喜欢搞这些“雕虫小技”，有点太离谱了。可爸爸说，只要自己有兴趣，对别人又有好处，那就有意义。会的东西越多，生活就越丰富。爸爸告诉我，做事情就是在提高能力，能力越强，困难就越少。爸爸说，姐姐、弟弟都走的那么远，有一天爸爸妈妈不在了，我一个人带着儿子，遇到什么困难都是不能预料的。“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只能靠自己。靠自己才是真正强大。
有时候爸爸和我讨论“国家大事”、世界大势等等，我口无遮拦，往往说出一些让爸爸一时难以接受的见解。他会诧异，会问我详情和细节，来源和出处，但从不会指责我或给我扣大帽子。爸爸还会认真地向我询问一些他所不甚了解的史实和真相。当我有理有据地讲给他听的时候,爸爸会沉思,也会让我找书给他看，我便把一本本厚厚的大书堆到爸爸的床边。这是我一生中和爸爸一起读书，一起讨论的宝贵时光。不管我说出什么“耸人听闻”的观点和见解，爸爸都不会怀疑我是左、是右,还是“偏激”，因为他最知道我是多么爱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多么希望我们的国家变得美好。
我有时会不解地问爸爸，为什么他不像有些老干部那样，一付掌握“宇宙真理”的样子,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批评我、教育我。爸爸的回答是“姑枉听之，姑枉闻之”，“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是爸爸的又一信条。
爸爸是一个“接地气”的人。他身边每一个人的冷暖温饱、喜怒哀乐,特别是贫困衰老、孤单的人，都会在他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和妈妈常念叨的吴大哥、洪大姐,是两个当年崇慈医院的患者和患者家属。爸爸妈妈不仅为他们免费治病，还像亲人一样请他们住进了家里。在他们年老无靠又要和我们分别的时候，煞费苦心地为他们筹划生活，并分别为他们介绍了满意的老伴儿，使他们安度晚年。
还有古大姨，尽管我们一家是那么需要她，离不开她，爸爸还是不顾我们的强烈要求，给她介绍老伴儿，让她成家，过上属于她自己的晚年生活。在爸爸心里，古大姨的家庭幸福比我们的需要更重要，这是我当时不懂，后来才慢慢懂得的。
爸爸一生都是这样，没有改变。八十年代初，为了带可可，妈妈雇了一个我们都称为“潘姥姥”的阿姨。就在我们全家人渐渐熟悉了潘姥姥，和她像一家人一样相处的时候，我们知道了她的身世。她的老伴去世多年，只有一个女儿，她一直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现在年龄大了，心里不安，怕将来连累儿女。为了使她安心，爸爸和她讨论了很久，给她介绍了一个忠厚老实靠做豆腐维生的个体户老伴。潘姥姥免除了后顾之忧，可是也离开了我家，可可没人带了。我不理解爸爸，讽刺爸爸“保媒拉线”，爸爸不为所动，依然如故。
据妈妈讲,爸爸年轻的时候，是个“滴酒不沾、寸烟不染”的“文明青年”。在1950年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因为常常整晚“写检查”，爸爸学会了吸烟。奶奶去世后,爸爸吸烟加重。退休后，在妈妈的监督下爸爸的吸烟频率大减，但还是没有戒掉。他摔伤后，躺在床上还会偶尔吸上一、两支。有时烟灰掉在地上,地板会被烧成一个个小黑点。我掌管“大权”后,以怕引起失火为理由狠心把烟收起来，不让爸爸吸了。可怜的爸爸就在我要求他定时坐便椅的时候，提出条件：“你先给我一支烟，我就坐上去。”我只好把烟递给爸爸：“坐上才能吸。”于爸爸迫不及待的接过烟点上，坐上了便椅，可是直到烟吸完一点儿都没有便出来，就要回到床上。我按住爸爸，不让他动，爸爸就伸手再要一支烟。我不同意，我们就‘讨价还价’，互不妥协。最终还是我让步，爸爸就再得到一支烟，胜利了，很高兴。妈妈看着我和爸爸“博弈”，像两个孩子在做游戏，无奈地摇头：“这点事儿都戒不了，真是老了。”
事情过去了这么久，我还是会常常想起这一切，想笑，却还是流下泪来。如果一切能重来，我会给爸爸再点上一支烟，让他高高兴兴地抽。
有网友问: 哪里可以买到这部书? 答案是:
《生于1950》吕旭 著， 2025 出版，共两卷， 约68万字。
电子版可在www.bornin1950.com购买。 原始印刷版已售光，再版由Amazon印刷、发行，可在 Amazon 购买。
Go to http:/www Amazon.com, search: born in 1950 lu xu 即可看到这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