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以前，我曾到过新加坡五六次，但每次都只有两三天；期间忙着开会，见客户，参加国际商事仲裁等等，来去匆匆，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情享受一下马六甲海峡的风情。 此次故地重游，有了心情和时间，坐在马六甲海峡边的长凳上，白天看货轮、傍晚看日落，总算好好享受了一番。与此同时，也想起了一个老问题：多年以来，人们似乎总是将新加坡这个国家与马六甲海峡划等号，似乎新加坡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新加坡，就是因为它占据着地势；有了马六甲海峡才有新加坡；甚至反过来说，似乎没有马六甲海峡，就没有新加坡的今天。
下午在宾馆里闲着，带着这个问题查阅各种资料，觉得这个论断大有可商榷之处。 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半岛与印尼苏门答腊岛之间，呈西北 - 东南走向，长度约 1,080 公里； 海峡沿岸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个国家，而泰国还位于海峡的西北入口处。它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最短航道，承担着占全球 25% 的海运贸易、25% 的原油运输和50% 的集装箱运输。每年通过的船只超过 10 万艘，密度为苏伊士运河的 3 倍、巴拿马运河的 5 倍。 这条海峡由此成为全球最重要、最繁忙的战略水道，被誉为海上生命线与东方十字路口。
二战后，英属的亚洲殖民地纷纷独立。 1963 年 9 月 16 日，新加坡正式并入马来西亚。此后马来西亚连续爆发华裔和马来裔之间的种族骚乱，联邦政府与新加坡政府矛盾激化。当时新加坡的华人约占 75%， 加入马来西亚后就把全国的华人比例从37% 拉到 44% 以上，与当地的马来人（47%）几乎平起平坐。为了保障马来西亚族裔在当地“一族独大”的权益，联邦政府决定 “踢走新加坡”。1965 年 8 月 8 日，马来西亚国会以126:0通过议案，将新加坡逐出联邦。同日，新加坡被迫独立建国，李光耀在宣布独立时掩面而泣的照片，成为历史的经典。
马六甲海峡当然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地理基石，它成就了新加坡从一个小渔村变成国际航运中心、转口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商贸枢纽的地位。但马六甲海峡沿岸除了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港、巴生港和槟城港； 还有印度尼西亚的棉兰港和杜迈港；甚至还有海峡最西北面入口处的泰国的沙敦港等。换句话说，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这三个国家，占据着与新加坡基本相同的地理条件。那为何数十年后只有新加坡成为今日的新加坡？
对独立时的新加坡来说，与这几个邻国相比，条件比它们更差，国土狭小，没资源、没土地、没军队、没工业、高失业、种族乱、被邻国封锁、国际孤立，是真正的 “开局地狱模式”。 除了地理条件外，从“经济基础”来看，当年这几个国家都是刚从殖民地走向独立，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如果这些国家的“上层建筑”由其“经济基础”而决定，那为何数十年后只有新加坡成为今日的新加坡？
另一种论点是，新加坡是个小国，只有区区五百万人口，一党长期执政容易搞的好。这话当然也有道理，但当今世界上与新加坡的人口数量类似或更小的国家至少有二三十个；而一党，一族乃至一家长期执政的国家也不下二三十个，那为何数十年后只有新加坡成为今日的新加坡？
这里的实质性的差别，我认为是“人”的因素，是新加坡有了李光耀先生（Lee Kuan Yew，1923.9.16－2015.3.23）。他生于新加坡，祖籍中国广东大埔（客家）；自幼接受英式精英教育（莱佛士书院）。二战期间经历日本占领（1942－1945），李光耀目睹强权与暴力，形成了现实主义、强政府、重秩序的政治底色。1946 年李光耀赴英留学，就读伦敦政经和剑桥大学，获法律学位、大律师资格。1950 年回新加坡当律师，常为工会、弱势群体辩护，积累政治声望。1954 年与吴庆瑞、杜进才等创立人民行动党，任秘书长。1965 年 8 月新加坡被迫独立后，李光耀开启从零建国的艰难历程。此后他任新加坡总理长达 31 年。1990 年交棒吴作栋，此后长期担任内阁资政，2015 年病逝，享年91 岁。
李光耀时代创立了“新加坡模式“：政治上精英威权、绝对清廉；一党长期执政，专家治国，政策长期稳定、不搞民粹，铁腕法治、严打腐败（高薪养廉 + 独立反贪）。 在此基础上以生存、稳定、繁荣为核心，推行了一系列务实、高效且影响深远的治理措施。在经济上开放引资，产业升级，贸易立国；推进阶梯式产业升级，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电子、机械）；推动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发展金融、航运、炼油（世界第三大炼油国）；依托马六甲海峡区位，发展自由港、取消关税、开放市场，建成全球第一流的中转港与金融中心。国防上坚持全民防卫，实行强制兵役制，所有男性公民必须服役，建设精锐海空军。外交上确保独立自主，不依附任何大国，实行大国平衡 + 东盟优先 + 务实经济外交 + 强力国防打底，一切以主权、安全、经济生存为绝对优先。新加坡法律制度则以英美普通法为骨架、本土实用主义为内核，整体呈现体系严谨、执法极严、高度稳定、商业友好的特点，强调秩序第一、稳定至上、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全球公认的高效法治标杆，和最可预期的法治体系之一。
以上这些都是老生长谈，前人之述备矣。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是以下两条政策，这是令不少国家头痛不已而无法解决的事情：
其一是新加坡的“组屋“政策： 独立初期木屋林立、贫民窟遍地、住房极度短缺，国民生活困难。组屋政策是政府主导的公共住房体系，核心是 “居者有其屋”，以解决独立初期房荒、稳定社会、培育国民资产为目标。政府凭借《土地征用法》掌握全国约 90% 土地，以低成本供地。1968 年起允许使用中央公积金（CPF）支付首付与月供，大幅降低购房门槛。组屋政策覆盖广、保障强， 使普通家庭轻松拥有房产。组屋分 2–5 房式等类型，按家庭收入限额申请，首次购屋家庭可获最高 12 万新元补贴。新加坡的组屋是安全耐用、标准严格、工业化高质量的公共住房，它的质量约等于私人公寓，但价格仅为后者的 1/3–1/2，性价比全球罕见。组屋的大规模快速建设，让绝大多数民众告别简陋棚屋，实现人人有住所。从1960年代不到10%的家庭住进组屋，到目前约80% 家庭住入组屋，其中90% 为自有产权， 由此彻底解决了民生最基础的居住难题。房产成为家庭资产，大量民众迈入中产行列，缩小贫富差距，稳固了社会中间阶层，减少了底层不满与社会动荡。
组屋社区配套学校、医院、商场、交通站点，形成成熟宜居社区。政府以组屋社区为基层治理单元，推行社区管理、邻里互助、公共文明建设，降低社会治理成本。组屋建设带动建筑、建材、就业发展；房产增值让居民财富提升，刺激消费。同时配合公积金制度，形成住房 — 储蓄 — 保障的民生闭环，为社会长期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筑牢根基，由此也解决了困扰大多数国家的贫富差别问题，成为新加坡社会稳定与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石。
其二是解决民族和谐问题：?新加坡独立时，华人族约占 75%，马来族约占 15%，印度族约占 7%，其他民族（欧亚裔、阿拉伯裔、欧洲裔等）约占 2–3%。独立初期种族矛盾尖锐、多次爆发种族骚乱。为避免族群对立、维护国家稳定，政府推行一整套制度化、法治化、全方位的民族和谐政策，并长期坚持执行。
首先是规定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为四大官方语言，其中马来语为国语，而英语作为通用行政、教育和工作语言。将英语定为全国通用语言是新加坡的一项极为重要和充满智慧的政策：新加坡人口较少，但族群众多，各民族方言和母语繁杂，需要一种统一语言方便行政、上学、工作和日常沟通。若选华语或马来语作为通用语言，会引发其他族群不满。而英语属于中立语言，不偏向任何一个民族。英语是全球商贸、科技、外交主流语言，推广英语有利于在社会层面打破语言隔阂，实现各族无障碍交流，减少族群矛盾，夯实民族和谐基础。在教育人才层面则接轨国际知识体系，培养大量懂英语的专业人才，适应现代产业发展。
马来族在新加坡属于少数， 将马来语作为国语，更是极为智慧之举。 新加坡地处马来半岛，周边群岛原本是马来人的传统聚居地，比华族和印度族更早定居，从历史渊源上应给予国语地位。新加坡周边是马来西亚和印尼等马来语国家，把马来语定为国语，是主动释放善意、尊重马来世界，缓和邻国戒备，保障自身国家安全。新加坡华族人口占绝大多数，如果国语也定华语，会让马来族、印度族感到被边缘化。将马来语作为国语，主要用于国家仪式、军队口令、国歌、宣誓等正式场合，带有国家象征、历史传承意义；它并不取代英语的通用行政、工作、教学地位，不影响其他族群生活。
在此基础上，新加坡推行双语教育，全体学生以英语为教学语言，同时必须修读本族母语。既保证全民沟通统一，又保留各族传统文化与价值观。
其次是实行“组屋种族配额制度”：在组屋的分配和转售中，严格按照全国族群比例限制各族居住比例，禁止族群聚居隔离，强制各族民众混居生活，让各族裔在生活中增进了解、减少隔阂，促进融合。
再次是制定相关法律，严禁种族歧视、种族仇恨言论和宗教极端主义；禁止宗教介入政治，以法律红线压制族群冲突隐患。在国会、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兼顾各族代表名额，保证少数族群政治参与权，避免单一族群垄断权力；设立种族和谐相关委员会，协调族群关系。各民族的文化节日平等对待，华人的春节、马来的开斋节和印度屠妖节等均定为公共假日。通过执行民族和谐政策，新加坡有效地化解了种族冲突隐患，实现长期社会安定，塑造新加坡国民认同，弱化狭隘族群本位意识。多元文化共存，促进社会包容，为经济发展、吸引外资创造了稳定社会环境。
正因为如此，新加坡依托马六甲海峡，推行转口贸易、金融、航运、高端制造与低税率，成为全球顶级富裕经济体。2025年新加坡人均 GDP约 9.5 万美元，位列亚洲第一位，位列世界第五 （仅次于卢森堡，爱尔兰，瑞士和挪威）。新加坡的吉尼斯指数为0.379，在国际上属中等偏低（0.4 为警戒线），在发达国家中属于控制较好的国家。
当然，除了赞誉外，国际上对李光耀及人民行动党也颇有微词，主要是在李光耀主政期间，以法律、行政和司法等多重手段长期压制反对党，巩固人民行动党的一党独大格局。在立法与选举设限，新加坡制定严苛的选举法，设集选区制提高反对党参选门槛；长期执行《内部安全法》，不经审判无限期拘禁 “颠覆者”。李光耀在1963 年发动“冷藏行动“，逮捕社会主义阵线领袖林清祥等百余人，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长期关押。1987 年的“光谱行动“再抓异见人士，震慑反对派。还以诽谤罪频繁起诉反对党与媒体。1997 年李光耀等控告工人党领袖邓亮洪，判其赔偿 350 万新元，迫其流亡海外。2001至2008 年间政府多次起诉民主党徐顺全，致其破产、政党濒临解散。新加坡政府还严控媒体，打压反对党的声音；行政上限制反对党活动、冻结资金、封锁印刷厂，使其难以发展。通过上述手段，李光耀长期削弱反对党，维持人民行动党的一党独大。
对国人来说，对李光耀的诟病集中在他对新加坡南洋大学的态度。南洋大学由华人首领陈六使创办，是东南亚华文教育的最高学府。它培养了大批影响新加坡及海外的精英人士，包括王鼎昌（第五任新加坡总统）、林金山（前新加坡国会议长、副总理）、高锟（“光纤之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陈立武（2025 年出任英特尔 CEO，是美国科技巨头中罕见的华裔掌舵人）和黄祖耀（执掌大华银行数十年，将其打造为东南亚顶尖银行集团）等。这些校友横跨政、商、学、文各界，共同构成了南洋大学 “自强不息” 的精神传承。
南洋大学也一直是华人社团的精神象征和左翼青年聚集地，由此遭到政府长期打压。政府首先拒不承认南洋大学毕业生的学历，限制其进入公职与主流行业；其次剥夺创办人陈六使的公民权，插手校董会掌控校务；再次推行英语至上政策，削减华文教育资源，逼迫南洋大学改用英语授课，弱化其华文办学特色； 最后是设立联合校园，稀释南洋大学的办学独立性。南洋大学最终在 1980 年被迫关闭并被并入新加坡大学。李光耀此举的目的当然是削弱传统华人社团势力、压制左翼思潮，推行英语主导的教育与社会体系，弱化华人乡土与文化认同，塑造单一新加坡国民认同，巩固人民行动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但无论如何，新加坡的现代化进程有目共睹。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胜利者总是有缺陷的，这都可以理解。
离开新加坡的前一天傍晚，再次来到马六甲海峡边散步，正逢日落，更深切地体会到它对新加坡的作用。但也深深意识到新加坡有今天，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绝不是一条马六甲海峡所能给与的。
注：部分照片取自网络
马六甲海峡启示录
长岛退休客 (2026-05-03 18:09:27) 评论 (1)退休以前，我曾到过新加坡五六次，但每次都只有两三天；期间忙着开会，见客户，参加国际商事仲裁等等，来去匆匆，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情享受一下马六甲海峡的风情。 此次故地重游，有了心情和时间，坐在马六甲海峡边的长凳上，白天看货轮、傍晚看日落，总算好好享受了一番。与此同时，也想起了一个老问题：多年以来，人们似乎总是将新加坡这个国家与马六甲海峡划等号，似乎新加坡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新加坡，就是因为它占据着地势；有了马六甲海峡才有新加坡；甚至反过来说，似乎没有马六甲海峡，就没有新加坡的今天。
下午在宾馆里闲着，带着这个问题查阅各种资料，觉得这个论断大有可商榷之处。 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半岛与印尼苏门答腊岛之间，呈西北 - 东南走向，长度约 1,080 公里； 海峡沿岸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个国家，而泰国还位于海峡的西北入口处。它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最短航道，承担着占全球 25% 的海运贸易、25% 的原油运输和50% 的集装箱运输。每年通过的船只超过 10 万艘，密度为苏伊士运河的 3 倍、巴拿马运河的 5 倍。 这条海峡由此成为全球最重要、最繁忙的战略水道，被誉为海上生命线与东方十字路口。
二战后，英属的亚洲殖民地纷纷独立。 1963 年 9 月 16 日，新加坡正式并入马来西亚。此后马来西亚连续爆发华裔和马来裔之间的种族骚乱，联邦政府与新加坡政府矛盾激化。当时新加坡的华人约占 75%， 加入马来西亚后就把全国的华人比例从37% 拉到 44% 以上，与当地的马来人（47%）几乎平起平坐。为了保障马来西亚族裔在当地“一族独大”的权益，联邦政府决定 “踢走新加坡”。1965 年 8 月 8 日，马来西亚国会以126:0通过议案，将新加坡逐出联邦。同日，新加坡被迫独立建国，李光耀在宣布独立时掩面而泣的照片，成为历史的经典。
马六甲海峡当然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地理基石，它成就了新加坡从一个小渔村变成国际航运中心、转口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商贸枢纽的地位。但马六甲海峡沿岸除了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港、巴生港和槟城港； 还有印度尼西亚的棉兰港和杜迈港；甚至还有海峡最西北面入口处的泰国的沙敦港等。换句话说，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这三个国家，占据着与新加坡基本相同的地理条件。那为何数十年后只有新加坡成为今日的新加坡？
对独立时的新加坡来说，与这几个邻国相比，条件比它们更差，国土狭小，没资源、没土地、没军队、没工业、高失业、种族乱、被邻国封锁、国际孤立，是真正的 “开局地狱模式”。 除了地理条件外，从“经济基础”来看，当年这几个国家都是刚从殖民地走向独立，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如果这些国家的“上层建筑”由其“经济基础”而决定，那为何数十年后只有新加坡成为今日的新加坡？
另一种论点是，新加坡是个小国，只有区区五百万人口，一党长期执政容易搞的好。这话当然也有道理，但当今世界上与新加坡的人口数量类似或更小的国家至少有二三十个；而一党，一族乃至一家长期执政的国家也不下二三十个，那为何数十年后只有新加坡成为今日的新加坡？
这里的实质性的差别，我认为是“人”的因素，是新加坡有了李光耀先生（Lee Kuan Yew，1923.9.16－2015.3.23）。他生于新加坡，祖籍中国广东大埔（客家）；自幼接受英式精英教育（莱佛士书院）。二战期间经历日本占领（1942－1945），李光耀目睹强权与暴力，形成了现实主义、强政府、重秩序的政治底色。1946 年李光耀赴英留学，就读伦敦政经和剑桥大学，获法律学位、大律师资格。1950 年回新加坡当律师，常为工会、弱势群体辩护，积累政治声望。1954 年与吴庆瑞、杜进才等创立人民行动党，任秘书长。1965 年 8 月新加坡被迫独立后，李光耀开启从零建国的艰难历程。此后他任新加坡总理长达 31 年。1990 年交棒吴作栋，此后长期担任内阁资政，2015 年病逝，享年91 岁。
李光耀时代创立了“新加坡模式“：政治上精英威权、绝对清廉；一党长期执政，专家治国，政策长期稳定、不搞民粹，铁腕法治、严打腐败（高薪养廉 + 独立反贪）。 在此基础上以生存、稳定、繁荣为核心，推行了一系列务实、高效且影响深远的治理措施。在经济上开放引资，产业升级，贸易立国；推进阶梯式产业升级，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电子、机械）；推动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发展金融、航运、炼油（世界第三大炼油国）；依托马六甲海峡区位，发展自由港、取消关税、开放市场，建成全球第一流的中转港与金融中心。国防上坚持全民防卫，实行强制兵役制，所有男性公民必须服役，建设精锐海空军。外交上确保独立自主，不依附任何大国，实行大国平衡 + 东盟优先 + 务实经济外交 + 强力国防打底，一切以主权、安全、经济生存为绝对优先。新加坡法律制度则以英美普通法为骨架、本土实用主义为内核，整体呈现体系严谨、执法极严、高度稳定、商业友好的特点，强调秩序第一、稳定至上、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全球公认的高效法治标杆，和最可预期的法治体系之一。
以上这些都是老生长谈，前人之述备矣。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是以下两条政策，这是令不少国家头痛不已而无法解决的事情：
其一是新加坡的“组屋“政策： 独立初期木屋林立、贫民窟遍地、住房极度短缺，国民生活困难。组屋政策是政府主导的公共住房体系，核心是 “居者有其屋”，以解决独立初期房荒、稳定社会、培育国民资产为目标。政府凭借《土地征用法》掌握全国约 90% 土地，以低成本供地。1968 年起允许使用中央公积金（CPF）支付首付与月供，大幅降低购房门槛。组屋政策覆盖广、保障强， 使普通家庭轻松拥有房产。组屋分 2–5 房式等类型，按家庭收入限额申请，首次购屋家庭可获最高 12 万新元补贴。新加坡的组屋是安全耐用、标准严格、工业化高质量的公共住房，它的质量约等于私人公寓，但价格仅为后者的 1/3–1/2，性价比全球罕见。组屋的大规模快速建设，让绝大多数民众告别简陋棚屋，实现人人有住所。从1960年代不到10%的家庭住进组屋，到目前约80% 家庭住入组屋，其中90% 为自有产权， 由此彻底解决了民生最基础的居住难题。房产成为家庭资产，大量民众迈入中产行列，缩小贫富差距，稳固了社会中间阶层，减少了底层不满与社会动荡。
组屋社区配套学校、医院、商场、交通站点，形成成熟宜居社区。政府以组屋社区为基层治理单元，推行社区管理、邻里互助、公共文明建设，降低社会治理成本。组屋建设带动建筑、建材、就业发展；房产增值让居民财富提升，刺激消费。同时配合公积金制度，形成住房 — 储蓄 — 保障的民生闭环，为社会长期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筑牢根基，由此也解决了困扰大多数国家的贫富差别问题，成为新加坡社会稳定与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石。
其二是解决民族和谐问题：?新加坡独立时，华人族约占 75%，马来族约占 15%，印度族约占 7%，其他民族（欧亚裔、阿拉伯裔、欧洲裔等）约占 2–3%。独立初期种族矛盾尖锐、多次爆发种族骚乱。为避免族群对立、维护国家稳定，政府推行一整套制度化、法治化、全方位的民族和谐政策，并长期坚持执行。
首先是规定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为四大官方语言，其中马来语为国语，而英语作为通用行政、教育和工作语言。将英语定为全国通用语言是新加坡的一项极为重要和充满智慧的政策：新加坡人口较少，但族群众多，各民族方言和母语繁杂，需要一种统一语言方便行政、上学、工作和日常沟通。若选华语或马来语作为通用语言，会引发其他族群不满。而英语属于中立语言，不偏向任何一个民族。英语是全球商贸、科技、外交主流语言，推广英语有利于在社会层面打破语言隔阂，实现各族无障碍交流，减少族群矛盾，夯实民族和谐基础。在教育人才层面则接轨国际知识体系，培养大量懂英语的专业人才，适应现代产业发展。
马来族在新加坡属于少数， 将马来语作为国语，更是极为智慧之举。 新加坡地处马来半岛，周边群岛原本是马来人的传统聚居地，比华族和印度族更早定居，从历史渊源上应给予国语地位。新加坡周边是马来西亚和印尼等马来语国家，把马来语定为国语，是主动释放善意、尊重马来世界，缓和邻国戒备，保障自身国家安全。新加坡华族人口占绝大多数，如果国语也定华语，会让马来族、印度族感到被边缘化。将马来语作为国语，主要用于国家仪式、军队口令、国歌、宣誓等正式场合，带有国家象征、历史传承意义；它并不取代英语的通用行政、工作、教学地位，不影响其他族群生活。
在此基础上，新加坡推行双语教育，全体学生以英语为教学语言，同时必须修读本族母语。既保证全民沟通统一，又保留各族传统文化与价值观。
其次是实行“组屋种族配额制度”：在组屋的分配和转售中，严格按照全国族群比例限制各族居住比例，禁止族群聚居隔离，强制各族民众混居生活，让各族裔在生活中增进了解、减少隔阂，促进融合。
再次是制定相关法律，严禁种族歧视、种族仇恨言论和宗教极端主义；禁止宗教介入政治，以法律红线压制族群冲突隐患。在国会、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兼顾各族代表名额，保证少数族群政治参与权，避免单一族群垄断权力；设立种族和谐相关委员会，协调族群关系。各民族的文化节日平等对待，华人的春节、马来的开斋节和印度屠妖节等均定为公共假日。通过执行民族和谐政策，新加坡有效地化解了种族冲突隐患，实现长期社会安定，塑造新加坡国民认同，弱化狭隘族群本位意识。多元文化共存，促进社会包容，为经济发展、吸引外资创造了稳定社会环境。
正因为如此，新加坡依托马六甲海峡，推行转口贸易、金融、航运、高端制造与低税率，成为全球顶级富裕经济体。2025年新加坡人均 GDP约 9.5 万美元，位列亚洲第一位，位列世界第五 （仅次于卢森堡，爱尔兰，瑞士和挪威）。新加坡的吉尼斯指数为0.379，在国际上属中等偏低（0.4 为警戒线），在发达国家中属于控制较好的国家。
当然，除了赞誉外，国际上对李光耀及人民行动党也颇有微词，主要是在李光耀主政期间，以法律、行政和司法等多重手段长期压制反对党，巩固人民行动党的一党独大格局。在立法与选举设限，新加坡制定严苛的选举法，设集选区制提高反对党参选门槛；长期执行《内部安全法》，不经审判无限期拘禁 “颠覆者”。李光耀在1963 年发动“冷藏行动“，逮捕社会主义阵线领袖林清祥等百余人，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长期关押。1987 年的“光谱行动“再抓异见人士，震慑反对派。还以诽谤罪频繁起诉反对党与媒体。1997 年李光耀等控告工人党领袖邓亮洪，判其赔偿 350 万新元，迫其流亡海外。2001至2008 年间政府多次起诉民主党徐顺全，致其破产、政党濒临解散。新加坡政府还严控媒体，打压反对党的声音；行政上限制反对党活动、冻结资金、封锁印刷厂，使其难以发展。通过上述手段，李光耀长期削弱反对党，维持人民行动党的一党独大。
对国人来说，对李光耀的诟病集中在他对新加坡南洋大学的态度。南洋大学由华人首领陈六使创办，是东南亚华文教育的最高学府。它培养了大批影响新加坡及海外的精英人士，包括王鼎昌（第五任新加坡总统）、林金山（前新加坡国会议长、副总理）、高锟（“光纤之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陈立武（2025 年出任英特尔 CEO，是美国科技巨头中罕见的华裔掌舵人）和黄祖耀（执掌大华银行数十年，将其打造为东南亚顶尖银行集团）等。这些校友横跨政、商、学、文各界，共同构成了南洋大学 “自强不息” 的精神传承。
南洋大学也一直是华人社团的精神象征和左翼青年聚集地，由此遭到政府长期打压。政府首先拒不承认南洋大学毕业生的学历，限制其进入公职与主流行业；其次剥夺创办人陈六使的公民权，插手校董会掌控校务；再次推行英语至上政策，削减华文教育资源，逼迫南洋大学改用英语授课，弱化其华文办学特色； 最后是设立联合校园，稀释南洋大学的办学独立性。南洋大学最终在 1980 年被迫关闭并被并入新加坡大学。李光耀此举的目的当然是削弱传统华人社团势力、压制左翼思潮，推行英语主导的教育与社会体系，弱化华人乡土与文化认同，塑造单一新加坡国民认同，巩固人民行动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但无论如何，新加坡的现代化进程有目共睹。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胜利者总是有缺陷的，这都可以理解。
离开新加坡的前一天傍晚，再次来到马六甲海峡边散步，正逢日落，更深切地体会到它对新加坡的作用。但也深深意识到新加坡有今天，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绝不是一条马六甲海峡所能给与的。
注：部分照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