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毛泽东在文革的理论，改革开放就是走修正主义道路。1975年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就是根据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强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写的。

1976年结束了“十年浩劫”，进入“拨乱反正”时期，所谓的拨乱反正就是要反思文革，反思毛泽东，要纠正文革的错误。

1980年党内4000人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在讨论中有人提出：“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古今中外哪一个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发生的问题也比不上这个严重。”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归根到底，他不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是维护自己的地位，这表明他的品质不高尚。”有人说：“毛泽东有有严重的个人品质问题，和封建帝王一样”；有人说：“评价毛泽东可以分前后两段，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后期是极左主义者。”也有人甚至说：“整个建国三十年来，中国发生很多次重大错误和失误，所有这些错误都应该由毛泽东一个人负责。” 毛泽东犯了很多左倾错误，包括夸大阶级斗争、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发展、脱离实际和群众等。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将文革定性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80年代没有毛泽东热，因为“四人帮”就是“五人帮”。文革的核心责任在毛泽东，“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其执行者，江青说“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有深刻而痛苦的反思。 这类反思往往聚焦于极权主义、个人崇拜、政策失误导致的巨大人道灾难，以及对知识分子阶层本身的摧残。

毛泽东追求权力的方法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原意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但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资产或无产根本不相关。他所谓的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他所不喜欢的人，大部分还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他自己到最后也没有放弃阶级斗争。

经济学家董辅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曾明确说“人民公社就是农奴制”。万里（人大委员长）也称公社把农民当“奴隶”。

户籍制度（农业/非农业户口）将农民牢牢捆在土地上，外出需生产队/大队批准，否则可能被扣口粮或工分。农民不能自由进城务工，类似农奴被束缚于领主土地。传统中国农民虽有赋税，但有较多流动和择业空间；公社则通过“政社合一”实现超强行政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