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作藩，1927年生，湖南洞口人。195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留校任教。1954年调至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汉语音韵学常识》《音韵学教程》《汉语语音史教程》《上古音手册》等。
一想到唐先生，一个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长者形象就浮现在我眼前。上本科的时候，听先生讲汉语音韵学。
什么是音韵学？那时候，不少外专业的同学以为“音韵学”这门课是教唱歌的。刚开始上课时，我也听得一头雾水。唐先生便给我们讲起他写《汉语音韵学常识》的过程。据唐先生回忆，1956年春的一天，王力先生从城里开会回来，对他说，吕叔湘先生建议王先生写一本音韵学的普及读物，但当时王先生工作繁忙，便安排尚在学习音韵学和汉语史的唐先生来撰写，“边学习，边写作”，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汉语音韵学常识》。
音韵学是中国传统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人通晓经义的重要工具，因为汉字的读音与语义关系密切。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曾说过：“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答李子德书》）这里的“知音”就是知晓音韵的意思。
通过先生的课，我们了解到，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古代既没有记音工具，也没有录音设备，我们无法确切了解古代汉语的语音，但学者通过历代诗文的押韵情况、字书韵书的反切等资料，再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和现代汉语语音，发现了很多古今语音演变的规律，还大致构拟出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
在唐先生的精心教导下，我们愉快地完成了这门课，而且不少同学在做本科毕业论文时选了唐诗用韵，利用唐先生教给的知识，来考查唐人用韵，取得了不少成果。
音韵学历来被称为绝学，曲高和寡，阳春白雪。因此，要普及和推广音韵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罗常培先生给王力先生《汉语音韵学》写的序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
我觉得编教科书和作研究论著性质稍微不同：后者无妨“小题大做”，前者却贵乎“深入浅出”。所以一部教科书尽管没有自己的创见，而能搜罗众说，抉择精当，条理清晰，容易了解的，便算是好著作。要是一味地掉书袋子或标榜主观的成见，读者反倒望而生畏不敢领教了。
本着经世致用的精神，唐先生圆满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唐作藩先生曾说：“（在撰写完《汉语音韵学常识》后）我也立下一个志愿，就是想要通过教学与研究对向来被视为‘绝学’的音韵学，加以传播与普及，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学点音韵学·前言》）无论是面向高等院校学生的音韵学教材，还是供一般读者阅读的音韵学普及性读物，都是唐先生朝这一方向努力的成果。在这些著述中，唐先生都在坚持内容准确的前提下力求通俗易懂，让音韵学褪去神秘的面纱，被更多的人接受和掌握，真正做到了将金针度与人。
《汉语音韵学常识》1958年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篇幅不大，只有六万字左右，却把汉语音韵学的主干知识做了言简意赅的介绍。通过这本著作，人们能对音韵学研究的各个部门及主要内容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此书后来不断再版，也曾在香港出版，还有日语译本，可谓畅销海内外。
唐先生的另一本普及性读物《普通话语音史话》聚焦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形成，让人们对现代汉语共同语语音系统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唐先生在书中通过大量例字，再加上叙述时语言平实、娓娓道来，普通读者阅读起来不觉得吃力。蒋绍愚先生在给《汉语语音史教程》（第二版）写的序里说：“书本不厚，内容不杂，但是有分量，有深度。特别是作者不炫博，不逞奇，只是平平实实地把问题讲明白。”我想这个评价在这里也适用。
事实证明，如果一部教科书能够持论公允、详略得当、条理清晰、鱼渔并授，往往能够起到良好的培育人才的作用，拥有更长的生命力，唐作藩先生的《音韵学教程》和《汉语语音史教程》无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仁者寿！2027年唐先生将迎来百岁生日，在这里预祝先生健康长寿！
郭锡良先生1930年出生于湖南衡山，在北大中文系任教五十余载，开设汉语史、古代汉语、《马氏文通》研读、文字学、《说文解字》研读、古音研究等课程。郭锡良先生博古通今，治学严谨，融汇古今中外，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迷信，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我读研究生时有幸跟着郭先生研读《说文解字》，当时一块儿上课的有四个同学，包括一个日本同学。每次上课都是在郭先生的办公室，大家坐下来，先谈读书心得，然后郭先生点评。点评以后，讲新的章节。郭先生是湖南人，口音比较重，讲课很有激情，兴奋起来，湖南话就上来了，很难跟上先生的节奏，更不用说完全听懂先生在讲什么了。我们几个只好使劲儿听，飞快记；而我们的日本同学真是如坠云雾中，看不见，摸不着。幸好他有一个小录音机，把上课的内容都录下来了，可是课后放出来，还是听不懂。我还给他做过几次翻译呢。好在郭先生很宽厚，最后我们都顺利地通过了这门课，包括那位日本同学。
前面提到音韵学是绝学，而上古音则是绝学中的绝学。郭先生的研究起到了一种兴亡继绝的作用。郭先生一生致力于完善王力先生建构的上古音体系，完成了《汉字古音手册》和《汉字古音表稿》两部划时代的著作。据孙玉文教授回忆：《表稿》定稿于2018年春天，时值锡良师八八米寿。为表示祝贺，华学诚教授特地提出在他主编的《文献语言学》上作为《汉字古音表稿专辑》登出来。于是《文献语言学》第8辑《汉字古音表稿专辑》由中华书局出版，时间正好是2018年8月，在锡良师生日之前，《表稿》一登出来就产生重要影响。锡良师没有就此止步，他继续修订，质量进一步提升，修订后的《表稿》由中华书局于2020年出版单行本，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海内外学术界，此时锡良师已步入90岁了。
2022年12月30日郭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郭先生的弟子汪启明写了这样一幅挽联：
南岳俊杰崛起陇亩文字音韵训诂守正道拥民德独树一帜
三湘英才学有渊源湖大武大北大追前贤继踵武光被四表
这幅挽联是对郭先生一生的准确概括。我觉得郭先生一生表现出了一种精神，郭先生生前在一次采访中说：中文系的精神，就是前面我讲的意思。中文系大多数教师还是博学多识的，兼通古今中外。博古通今，这大概就是我们的优点。
所以我非常赞同戴震提出来最强调的是为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一个人做学问首先要有广博的知识，我们的文科学者必须是文史哲都得懂，儒释道也都得懂。第二个，做哪一个题目要有这个题目中间的广博，不同的广博不一样。识断就是看东西必须要判断别人对不对，要读懂人家的东西再下判断，缺乏识断就不会有新的东西。精审就是表达的问题，你做研究写了什么不能自己有多少东西都一起倒出来，你要选择一个题目，把最精炼的东西拿出来。
郭锡良先生在《努力继承国学传统，博古通今》的结尾处说道：“北大中文系的精神必须是博古通今，要博学多识，要继承国学传统，也要吸收西方先进经验。博古通今，这大概就是我们的优点。”
其实，在郭先生身上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学术精神，还是一种人文精神，一种君子精神。2017年12月19日，郭锡良先生在湖北大学开展了题为《国学复兴与语言学研究》的讲座。郭先生认为“现在提国学复兴是正确的，国学代表着中华文化、代表着东方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国学，迥异于西方个人主义思想；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代表的儒家精神内核，是“世界文化的精华”。可见，郭先生认为“国学传统”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优秀文化传统；而“语言文字研究对国学复兴是很重要的”，古代汉语研究者应有志于“努力继承国学传统，博古通今”。
北大教授谢冕在怀念郭先生时写道：他的正直无私是中文系的脊梁和骄傲！
郭先生的正直无私来源于郭先生成长的湘学文化。
湘学文化（湖湘文化）是源于湖南地区，以岳麓书院为学术中心，以周敦颐、王船山为思想源头，涵盖文学、哲学、书院教育、书画艺术等领域的地域文化系统。这种精神品格表现为：
忧国忧民： 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传承。
敢为天下先： 创新意识强，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敢于打破常规。
坚韧不拔： 湖南人性格中的“霸蛮”精神，坚韧不拔，百折不挠。
外省人称湘人为“湖南骡子”，湖南人自己也称自己为“湖南骡子”。
这一绰号的得名，据说是在左宗棠西征时期。西北物产不丰，军队所需给养全赖东南补充。当时在遥远的南北运输线上，装着军需物资的队伍排起长龙，经商者获利丰厚。起初那些行商都是陕甘人，他们用骆驼运货，结队而行。因为运输量大，不久又增加湖南的行商，他们随湘军来做生意，因为南方不产骆驼，所以用骡子驮货，也是结队而行。如此一来，一看骆驼和骡子，就可以分别出南北，于是北方商人都称湖南行商为“湖南骡子”。这个外号一出，很快就传遍西北，西征的湘军也被成为湖南骡子，连主帅左宗棠背后也被人叫作“左骡子”。
骡子是马与驴的杂交而得，形体似马，叫声似驴，天生一幅怪脾气，耐劳苦，忍辱负重，越是拉不动，越是拼命用劲拉。类似湖南人的脾气。所以把湖南人比作骡子，也有性格相仿的原因。一是骡子有一种刻苦耐劳、负重致远的习性，颇似湖南人。湖南人显著的特点就是坚韧不拔、刚毅果敢、守正不阿。二是骡子的倔强有似湖南人的脾气，凡事将就一点，顺着毛摸一摸，湖南人便可以两肋插刀，赴汤蹈火，穷时可以共穿一条裤子。但如果是倚势欺人，强人所难，湖南人绝不吃这一套，一句“老子不信邪”，必定会拼个鱼死网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三是骡子勤奋，可以和湖南人的务实精神媲美。
有意思的是，唐作藩先生和郭锡良先生是湖南人，其实，中文系另外一位研究古代汉语的何九盈先生也是湖南人。用骡子来比喻湖南人，不是一种贬义，而是一种湖南人的美称。喊湖南人为骡子，也就是对湖南人朴实、耐劳、奋斗精神的肯定。我想郭先生、唐先生和何先生是配得上这个称号的。
北大中文系的先生们 （七） 经世致用唐作藩，兴亡继绝郭锡良
墨村乡士 (2026-04-11 20:27:33) 评论 (1)唐作藩，1927年生，湖南洞口人。195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留校任教。1954年调至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汉语音韵学常识》《音韵学教程》《汉语语音史教程》《上古音手册》等。
一想到唐先生，一个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长者形象就浮现在我眼前。上本科的时候，听先生讲汉语音韵学。
什么是音韵学？那时候，不少外专业的同学以为“音韵学”这门课是教唱歌的。刚开始上课时，我也听得一头雾水。唐先生便给我们讲起他写《汉语音韵学常识》的过程。据唐先生回忆，1956年春的一天，王力先生从城里开会回来，对他说，吕叔湘先生建议王先生写一本音韵学的普及读物，但当时王先生工作繁忙，便安排尚在学习音韵学和汉语史的唐先生来撰写，“边学习，边写作”，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汉语音韵学常识》。
音韵学是中国传统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人通晓经义的重要工具，因为汉字的读音与语义关系密切。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曾说过：“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答李子德书》）这里的“知音”就是知晓音韵的意思。
通过先生的课，我们了解到，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古代既没有记音工具，也没有录音设备，我们无法确切了解古代汉语的语音，但学者通过历代诗文的押韵情况、字书韵书的反切等资料，再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和现代汉语语音，发现了很多古今语音演变的规律，还大致构拟出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
在唐先生的精心教导下，我们愉快地完成了这门课，而且不少同学在做本科毕业论文时选了唐诗用韵，利用唐先生教给的知识，来考查唐人用韵，取得了不少成果。
音韵学历来被称为绝学，曲高和寡，阳春白雪。因此，要普及和推广音韵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罗常培先生给王力先生《汉语音韵学》写的序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
我觉得编教科书和作研究论著性质稍微不同：后者无妨“小题大做”，前者却贵乎“深入浅出”。所以一部教科书尽管没有自己的创见，而能搜罗众说，抉择精当，条理清晰，容易了解的，便算是好著作。要是一味地掉书袋子或标榜主观的成见，读者反倒望而生畏不敢领教了。
本着经世致用的精神，唐先生圆满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唐作藩先生曾说：“（在撰写完《汉语音韵学常识》后）我也立下一个志愿，就是想要通过教学与研究对向来被视为‘绝学’的音韵学，加以传播与普及，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学点音韵学·前言》）无论是面向高等院校学生的音韵学教材，还是供一般读者阅读的音韵学普及性读物，都是唐先生朝这一方向努力的成果。在这些著述中，唐先生都在坚持内容准确的前提下力求通俗易懂，让音韵学褪去神秘的面纱，被更多的人接受和掌握，真正做到了将金针度与人。
《汉语音韵学常识》1958年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篇幅不大，只有六万字左右，却把汉语音韵学的主干知识做了言简意赅的介绍。通过这本著作，人们能对音韵学研究的各个部门及主要内容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此书后来不断再版，也曾在香港出版，还有日语译本，可谓畅销海内外。
唐先生的另一本普及性读物《普通话语音史话》聚焦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形成，让人们对现代汉语共同语语音系统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唐先生在书中通过大量例字，再加上叙述时语言平实、娓娓道来，普通读者阅读起来不觉得吃力。蒋绍愚先生在给《汉语语音史教程》（第二版）写的序里说：“书本不厚，内容不杂，但是有分量，有深度。特别是作者不炫博，不逞奇，只是平平实实地把问题讲明白。”我想这个评价在这里也适用。
事实证明，如果一部教科书能够持论公允、详略得当、条理清晰、鱼渔并授，往往能够起到良好的培育人才的作用，拥有更长的生命力，唐作藩先生的《音韵学教程》和《汉语语音史教程》无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仁者寿！2027年唐先生将迎来百岁生日，在这里预祝先生健康长寿！
郭锡良先生1930年出生于湖南衡山，在北大中文系任教五十余载，开设汉语史、古代汉语、《马氏文通》研读、文字学、《说文解字》研读、古音研究等课程。郭锡良先生博古通今，治学严谨，融汇古今中外，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迷信，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我读研究生时有幸跟着郭先生研读《说文解字》，当时一块儿上课的有四个同学，包括一个日本同学。每次上课都是在郭先生的办公室，大家坐下来，先谈读书心得，然后郭先生点评。点评以后，讲新的章节。郭先生是湖南人，口音比较重，讲课很有激情，兴奋起来，湖南话就上来了，很难跟上先生的节奏，更不用说完全听懂先生在讲什么了。我们几个只好使劲儿听，飞快记；而我们的日本同学真是如坠云雾中，看不见，摸不着。幸好他有一个小录音机，把上课的内容都录下来了，可是课后放出来，还是听不懂。我还给他做过几次翻译呢。好在郭先生很宽厚，最后我们都顺利地通过了这门课，包括那位日本同学。
前面提到音韵学是绝学，而上古音则是绝学中的绝学。郭先生的研究起到了一种兴亡继绝的作用。郭先生一生致力于完善王力先生建构的上古音体系，完成了《汉字古音手册》和《汉字古音表稿》两部划时代的著作。据孙玉文教授回忆：《表稿》定稿于2018年春天，时值锡良师八八米寿。为表示祝贺，华学诚教授特地提出在他主编的《文献语言学》上作为《汉字古音表稿专辑》登出来。于是《文献语言学》第8辑《汉字古音表稿专辑》由中华书局出版，时间正好是2018年8月，在锡良师生日之前，《表稿》一登出来就产生重要影响。锡良师没有就此止步，他继续修订，质量进一步提升，修订后的《表稿》由中华书局于2020年出版单行本，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海内外学术界，此时锡良师已步入90岁了。
2022年12月30日郭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郭先生的弟子汪启明写了这样一幅挽联：
南岳俊杰崛起陇亩文字音韵训诂守正道拥民德独树一帜
三湘英才学有渊源湖大武大北大追前贤继踵武光被四表
这幅挽联是对郭先生一生的准确概括。我觉得郭先生一生表现出了一种精神，郭先生生前在一次采访中说：中文系的精神，就是前面我讲的意思。中文系大多数教师还是博学多识的，兼通古今中外。博古通今，这大概就是我们的优点。
所以我非常赞同戴震提出来最强调的是为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一个人做学问首先要有广博的知识，我们的文科学者必须是文史哲都得懂，儒释道也都得懂。第二个，做哪一个题目要有这个题目中间的广博，不同的广博不一样。识断就是看东西必须要判断别人对不对，要读懂人家的东西再下判断，缺乏识断就不会有新的东西。精审就是表达的问题，你做研究写了什么不能自己有多少东西都一起倒出来，你要选择一个题目，把最精炼的东西拿出来。
郭锡良先生在《努力继承国学传统，博古通今》的结尾处说道：“北大中文系的精神必须是博古通今，要博学多识，要继承国学传统，也要吸收西方先进经验。博古通今，这大概就是我们的优点。”
其实，在郭先生身上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学术精神，还是一种人文精神，一种君子精神。2017年12月19日，郭锡良先生在湖北大学开展了题为《国学复兴与语言学研究》的讲座。郭先生认为“现在提国学复兴是正确的，国学代表着中华文化、代表着东方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国学，迥异于西方个人主义思想；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代表的儒家精神内核，是“世界文化的精华”。可见，郭先生认为“国学传统”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优秀文化传统；而“语言文字研究对国学复兴是很重要的”，古代汉语研究者应有志于“努力继承国学传统，博古通今”。
北大教授谢冕在怀念郭先生时写道：他的正直无私是中文系的脊梁和骄傲！
郭先生的正直无私来源于郭先生成长的湘学文化。
湘学文化（湖湘文化）是源于湖南地区，以岳麓书院为学术中心，以周敦颐、王船山为思想源头，涵盖文学、哲学、书院教育、书画艺术等领域的地域文化系统。这种精神品格表现为：
忧国忧民： 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传承。
敢为天下先： 创新意识强，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敢于打破常规。
坚韧不拔： 湖南人性格中的“霸蛮”精神，坚韧不拔，百折不挠。
外省人称湘人为“湖南骡子”，湖南人自己也称自己为“湖南骡子”。
这一绰号的得名，据说是在左宗棠西征时期。西北物产不丰，军队所需给养全赖东南补充。当时在遥远的南北运输线上，装着军需物资的队伍排起长龙，经商者获利丰厚。起初那些行商都是陕甘人，他们用骆驼运货，结队而行。因为运输量大，不久又增加湖南的行商，他们随湘军来做生意，因为南方不产骆驼，所以用骡子驮货，也是结队而行。如此一来，一看骆驼和骡子，就可以分别出南北，于是北方商人都称湖南行商为“湖南骡子”。这个外号一出，很快就传遍西北，西征的湘军也被成为湖南骡子，连主帅左宗棠背后也被人叫作“左骡子”。
骡子是马与驴的杂交而得，形体似马，叫声似驴，天生一幅怪脾气，耐劳苦，忍辱负重，越是拉不动，越是拼命用劲拉。类似湖南人的脾气。所以把湖南人比作骡子，也有性格相仿的原因。一是骡子有一种刻苦耐劳、负重致远的习性，颇似湖南人。湖南人显著的特点就是坚韧不拔、刚毅果敢、守正不阿。二是骡子的倔强有似湖南人的脾气，凡事将就一点，顺着毛摸一摸，湖南人便可以两肋插刀，赴汤蹈火，穷时可以共穿一条裤子。但如果是倚势欺人，强人所难，湖南人绝不吃这一套，一句“老子不信邪”，必定会拼个鱼死网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三是骡子勤奋，可以和湖南人的务实精神媲美。
有意思的是，唐作藩先生和郭锡良先生是湖南人，其实，中文系另外一位研究古代汉语的何九盈先生也是湖南人。用骡子来比喻湖南人，不是一种贬义，而是一种湖南人的美称。喊湖南人为骡子，也就是对湖南人朴实、耐劳、奋斗精神的肯定。我想郭先生、唐先生和何先生是配得上这个称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