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严父慈父
2、忧郁爸爸
想起爸爸，浮现在眼前的总是他笑呵呵的面容，慈眉善目。其实，爸爸也有很多郁闷的时候，脸上也会布满乌云。
我刚刚上小学的时候，一天晚上，下班时间已过了很久，妈妈一个人红着眼圈回来了，告诉大姨带我们先吃饭，不用等爸爸了，她头疼先去躺一会儿。
那晚我很早就上床睡觉了。夜里,朦胧中听见从爸爸妈妈卧室隐约传来爸爸压抑的哭声，持续了很久很久。第二天早上，爸爸眼睛肿着，眼珠布满血丝。我很疑惑，可没有问爸爸，吃过早饭就懂事地上学去了。
我心里一直想着爸爸的事，放学后赶紧问姐姐。姐姐告诉我，昨天爸爸是去车站送他的学生。他们被送去农村改造了，因为被定为“右派”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右派”这个词。后来从妈妈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了爸爸妈妈工作的学校有十多个老师和学生成了“右派”，因为全国都开展了一场叫做“反右派”的运动。
我不懂爸爸为什么那样伤心。妈妈说，这些右派学生都是聪明有头脑的人，是有希望成为好医生的人，当了右派，要被劳动改造，改造到什么时候无法预料，也许一辈子都做不了好医生了。妈妈的语气里充满了对右派学生的怜惜和遗憾。
从那时起，我常从爸爸妈妈口中听到这些右派学生和同事的名字：刘大威，史国平，谢邦彦，徐志远……。每次我听到的都是他们如何有才华，他们现在的处境如何不好。对于儿时的我，“右派”是一个费解的字眼。在爸爸妈妈的口中，它和多才多艺相联，可在报纸上、广播里，它指的是反动透顶，罪不可赦的阶级敌人。
六十年代初，在粮食、蔬菜供应最紧张的日子里，家里来了一个叫杨兴宇的人。他的衣服沾满了土，脸也很脏，手里拎了一只带洞的草编筐。爸爸说，这是他的高中同学，让我们叫他杨伯伯。
杨伯伯在我家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半年。他每天在家里看书，不上街，也不去商店，只在院子里帮我们种菜、浇水，也和我们打扑克。他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每天晚上爸爸一下班就和杨伯伯说他们的“悄悄话”，没完没了。平时不喝白酒的爸爸，每天都要陪着杨伯伯喝上一小杯酒。
我渐渐弄明白了，杨伯伯是爸爸当年在北京“东北难民子第学校”读高中时的同班同学，也是新民老乡。他比爸爸大六岁，本来是盖平县第二中学老师，现在成了右派，被开除公职，妻子也带着孩子离开了他。他居无定所，靠打零工为生，无法吃饱饭，万般无奈，来投奔爸爸。他打算去黑龙江，希望在那里靠辛勤劳动吃上饭，安下家。除此之外，想不出还有什么出路。爸爸还试图说服杨伯伯再在老家新民等一等，看能不能找到其它出路，但杨伯伯的心已经凉了，去意已决，不想回头。
半年后，杨伯伯走了，带着妈妈为他准备的四季服装、厚厚的被褥和能够想到的所有生活用品。爸爸陪他去车站前，我们站在院子里为他送行。杨伯伯挨个摸了摸我们的头，又站在妈妈面前，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就流着泪跟在爸爸推着的自行车旁，走了。爸爸沉默着，直到从车站回来，直到晚上，一句话都没说。
从此，在爸爸妈妈经常念叨的名字中，又增加了一个“杨兴宇”。杨伯伯走后，再无音信，不知他落在哪里，也不知他是否还在，他成了爸爸妈妈一辈子的牵挂。
高健夫伯伯是爸爸妈妈的大学同学，他和应起翔阿姨是和爸爸同在附属医院工作的仅有的两个同学，他的职务是眼科主任。每年，爸爸妈妈和几位盛京医大学友:我的叔叔、李德安叔叔、高伯伯和他的妻子刘柏香阿姨都会在我家聚会好几次。听他们谈话，像是在听一群风华正茂的大学生谈天说地，感觉不到他们已历经沧桑。他们说起当年的学校生活时，常常提到“十九期”“二十期”“二十二期”一类莫名其妙的字眼。我听不懂他们的谈话内容，可是喜欢看他们那一张张扬溢着青春光彩的脸，听他们兴奋张扬的高谈阔论。
1966年夏天，红色恐怖弥漫。每天晚上爸爸妈妈都在悄声交谈着：哪个同事、同学、朋友又被“揪出来了”，被“专政了”，仿佛随时会有惊恐的事情发生。一天晚上，爸爸一进屋就趴在了床上，用枕头蒙住了头，肩抖动着。我们知道爸爸在痛哭。可是，为什么？
高健夫伯伯跳楼自杀了！几天前他被当作“牛鬼蛇神”抓起来，“专政”了，罪名是“特务”。以医生为职业的高伯伯，搞不懂这是什么运动，更不知道要被“专政”到何时，羞辱，恐惧包围了他。被“专政”三天以后，他从被关押的楼上跳了下去,没有和任何亲友告别，高伯伯决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爸爸妈妈和学友们的聚会因高伯伯的死亡而告终。从此，他们不再谈校园轶事，不再谈校友境况，只常常把刘柏香阿姨一个人请到家里来，给她做好吃的饭菜，陪她聊天。我常常在星期日回家的时候遇见刘柏香阿姨，和她一起度过一天。
高伯伯去世四十多年后，住在我家楼上的吴月枝阿姨成了我的忘年交。在附属医院当了一辈子护士的她，常给我讲那个年代的许多人，许多事。她给我讲了高伯伯自杀的经过：那一天，高伯伯对看押他的人说，要上厕所，看押者就在厕所外面守着。很久还不见高伯伯出来，看押者推门进去，看见高伯伯已经爬上了窗台，就冲上前去抓住他，却只抓住了高伯伯的两只鞋子。听吴阿姨讲到最后,我的心揪成一团，几乎要喊出声来：“高伯伯，你慢一些啊!”
爸爸妈妈离开后，我找到了为纪念校庆八十周年而于1991年出版的精装版盛京医科大学简史。我将爸爸妈妈的両册送了一册给高伯伯和刘阿姨的儿子,我的校友高凯。每年我们也会有一两次相聚，共同怀念我们的父母，追忆那早已逝去的时光。
“李自葵”是我从小熟悉的一个名字，因为爸爸和妈妈谈起新民往事时都会提到他。我一直以为他是我们家的一位亲友，仍居住在新民老家，但我从未见过他。1982年的夏日，刚刚办好退休手续的爸爸像上班一样，每天准时去一个特别熟悉又特别陌生的地方,那是他每天上班都要路过但一辈子没进去过的地方:锦州市中级法院。爸爸去法院“上访”，为的是李自葵案件的平反，昭雪。
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又从冬到春，爸爸无数次地奔走在那个“神圣”的大门内外，申诉，上交材料，一遍遍地谈话，爸爸的执着令我不解：李自葵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直到爸爸终于拿到了那一纸平反文件，我才明白，李自葵早已不在人世，1959年死在了锦州南山监狱。从被打成右派到含冤死去，只有两年时间。我第一次听到爸爸讲述李自葵伯伯的故事。
比爸爸大八岁的李自葵伯伯毕业于1930年代的东北大学教育学院数学系，任教于哈尔滨一所中学。因为他读书时参加过共青团，在日本人对反满者进行大逮捕时，携带妻儿逃到了武汉，在一所中学教书。武汉沦陷后，他经香港辗转回到了老家新民。隐居新民的李伯伯因患病求治于崇慈医院而和爸爸相识，结下友情。见多识广的李伯伯经常讲他的见闻，讲他的经历和观点，告诉爸爸国民党的腐败。他曾在暑期带领学生去向老乡宣传抗战，被国民党当局制止；南京沦陷前，汤恩伯扬言与南京共存亡，但敌军未到，他就逃之夭夭了。李伯伯对国民党失望，寄希望于共产党。
爸爸和李伯伯的友情改变了他们两个人的命运。爸爸治好了李伯伯的病后，李伯伯对医学产生了兴趣，三十多岁的李伯伯又考入了满洲医科大学，成了医生。而爸爸则因为结识了李伯伯而关心起国家大事，每天读报读书收听广播，关心战争动向，终于抛家舍业跑到八路军的根据地，为战士治病疗伤。
爸爸一直认为李伯伯是他的引路人，可是这样一个思想开明，赞扬过共产党的李伯伯，却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关进了监狱，并在两年后惨死狱中。在他死前的一个星期，他的妻子和子女还去探望过他，当时他没有任何病,怎么就突然死了？爸爸的质疑得不到解答。爸爸纠结于李伯伯一事中，无法解脱,那是他最郁闷、失落的一段时间。
一纸平反证书那么轻，拿在手里完全感觉不到它还有分量,可是一个人的生命那么重，用任何仪器都无法度量。李伯伯的惨死，让一个完整的家庭破碎，让他所有的亲人失去欢乐，心头永远笼罩着无法驱散的雾霾。
爸爸无法释怀。它也强烈地震撼了我。
严父慈父 (2): 忧郁爸爸
旭子 (2026-04-12 07:32:40) 评论 (1)
第二章 严父慈父
2、忧郁爸爸
想起爸爸，浮现在眼前的总是他笑呵呵的面容，慈眉善目。其实，爸爸也有很多郁闷的时候，脸上也会布满乌云。
我刚刚上小学的时候，一天晚上，下班时间已过了很久，妈妈一个人红着眼圈回来了，告诉大姨带我们先吃饭，不用等爸爸了，她头疼先去躺一会儿。
那晚我很早就上床睡觉了。夜里,朦胧中听见从爸爸妈妈卧室隐约传来爸爸压抑的哭声，持续了很久很久。第二天早上，爸爸眼睛肿着，眼珠布满血丝。我很疑惑，可没有问爸爸，吃过早饭就懂事地上学去了。
我心里一直想着爸爸的事，放学后赶紧问姐姐。姐姐告诉我，昨天爸爸是去车站送他的学生。他们被送去农村改造了，因为被定为“右派”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右派”这个词。后来从妈妈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了爸爸妈妈工作的学校有十多个老师和学生成了“右派”，因为全国都开展了一场叫做“反右派”的运动。
我不懂爸爸为什么那样伤心。妈妈说，这些右派学生都是聪明有头脑的人，是有希望成为好医生的人，当了右派，要被劳动改造，改造到什么时候无法预料，也许一辈子都做不了好医生了。妈妈的语气里充满了对右派学生的怜惜和遗憾。
从那时起，我常从爸爸妈妈口中听到这些右派学生和同事的名字：刘大威，史国平，谢邦彦，徐志远……。每次我听到的都是他们如何有才华，他们现在的处境如何不好。对于儿时的我，“右派”是一个费解的字眼。在爸爸妈妈的口中，它和多才多艺相联，可在报纸上、广播里，它指的是反动透顶，罪不可赦的阶级敌人。
六十年代初，在粮食、蔬菜供应最紧张的日子里，家里来了一个叫杨兴宇的人。他的衣服沾满了土，脸也很脏，手里拎了一只带洞的草编筐。爸爸说，这是他的高中同学，让我们叫他杨伯伯。
杨伯伯在我家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半年。他每天在家里看书，不上街，也不去商店，只在院子里帮我们种菜、浇水，也和我们打扑克。他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每天晚上爸爸一下班就和杨伯伯说他们的“悄悄话”，没完没了。平时不喝白酒的爸爸，每天都要陪着杨伯伯喝上一小杯酒。
我渐渐弄明白了，杨伯伯是爸爸当年在北京“东北难民子第学校”读高中时的同班同学，也是新民老乡。他比爸爸大六岁，本来是盖平县第二中学老师，现在成了右派，被开除公职，妻子也带着孩子离开了他。他居无定所，靠打零工为生，无法吃饱饭，万般无奈，来投奔爸爸。他打算去黑龙江，希望在那里靠辛勤劳动吃上饭，安下家。除此之外，想不出还有什么出路。爸爸还试图说服杨伯伯再在老家新民等一等，看能不能找到其它出路，但杨伯伯的心已经凉了，去意已决，不想回头。
半年后，杨伯伯走了，带着妈妈为他准备的四季服装、厚厚的被褥和能够想到的所有生活用品。爸爸陪他去车站前，我们站在院子里为他送行。杨伯伯挨个摸了摸我们的头，又站在妈妈面前，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就流着泪跟在爸爸推着的自行车旁，走了。爸爸沉默着，直到从车站回来，直到晚上，一句话都没说。
从此，在爸爸妈妈经常念叨的名字中，又增加了一个“杨兴宇”。杨伯伯走后，再无音信，不知他落在哪里，也不知他是否还在，他成了爸爸妈妈一辈子的牵挂。
高健夫伯伯是爸爸妈妈的大学同学，他和应起翔阿姨是和爸爸同在附属医院工作的仅有的两个同学，他的职务是眼科主任。每年，爸爸妈妈和几位盛京医大学友:我的叔叔、李德安叔叔、高伯伯和他的妻子刘柏香阿姨都会在我家聚会好几次。听他们谈话，像是在听一群风华正茂的大学生谈天说地，感觉不到他们已历经沧桑。他们说起当年的学校生活时，常常提到“十九期”“二十期”“二十二期”一类莫名其妙的字眼。我听不懂他们的谈话内容，可是喜欢看他们那一张张扬溢着青春光彩的脸，听他们兴奋张扬的高谈阔论。
1966年夏天，红色恐怖弥漫。每天晚上爸爸妈妈都在悄声交谈着：哪个同事、同学、朋友又被“揪出来了”，被“专政了”，仿佛随时会有惊恐的事情发生。一天晚上，爸爸一进屋就趴在了床上，用枕头蒙住了头，肩抖动着。我们知道爸爸在痛哭。可是，为什么？
高健夫伯伯跳楼自杀了！几天前他被当作“牛鬼蛇神”抓起来，“专政”了，罪名是“特务”。以医生为职业的高伯伯，搞不懂这是什么运动，更不知道要被“专政”到何时，羞辱，恐惧包围了他。被“专政”三天以后，他从被关押的楼上跳了下去,没有和任何亲友告别，高伯伯决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爸爸妈妈和学友们的聚会因高伯伯的死亡而告终。从此，他们不再谈校园轶事，不再谈校友境况，只常常把刘柏香阿姨一个人请到家里来，给她做好吃的饭菜，陪她聊天。我常常在星期日回家的时候遇见刘柏香阿姨，和她一起度过一天。
高伯伯去世四十多年后，住在我家楼上的吴月枝阿姨成了我的忘年交。在附属医院当了一辈子护士的她，常给我讲那个年代的许多人，许多事。她给我讲了高伯伯自杀的经过：那一天，高伯伯对看押他的人说，要上厕所，看押者就在厕所外面守着。很久还不见高伯伯出来，看押者推门进去，看见高伯伯已经爬上了窗台，就冲上前去抓住他，却只抓住了高伯伯的两只鞋子。听吴阿姨讲到最后,我的心揪成一团，几乎要喊出声来：“高伯伯，你慢一些啊!”
爸爸妈妈离开后，我找到了为纪念校庆八十周年而于1991年出版的精装版盛京医科大学简史。我将爸爸妈妈的両册送了一册给高伯伯和刘阿姨的儿子,我的校友高凯。每年我们也会有一两次相聚，共同怀念我们的父母，追忆那早已逝去的时光。
“李自葵”是我从小熟悉的一个名字，因为爸爸和妈妈谈起新民往事时都会提到他。我一直以为他是我们家的一位亲友，仍居住在新民老家，但我从未见过他。1982年的夏日，刚刚办好退休手续的爸爸像上班一样，每天准时去一个特别熟悉又特别陌生的地方,那是他每天上班都要路过但一辈子没进去过的地方:锦州市中级法院。爸爸去法院“上访”，为的是李自葵案件的平反，昭雪。
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又从冬到春，爸爸无数次地奔走在那个“神圣”的大门内外，申诉，上交材料，一遍遍地谈话，爸爸的执着令我不解：李自葵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直到爸爸终于拿到了那一纸平反文件，我才明白，李自葵早已不在人世，1959年死在了锦州南山监狱。从被打成右派到含冤死去，只有两年时间。我第一次听到爸爸讲述李自葵伯伯的故事。
比爸爸大八岁的李自葵伯伯毕业于1930年代的东北大学教育学院数学系，任教于哈尔滨一所中学。因为他读书时参加过共青团，在日本人对反满者进行大逮捕时，携带妻儿逃到了武汉，在一所中学教书。武汉沦陷后，他经香港辗转回到了老家新民。隐居新民的李伯伯因患病求治于崇慈医院而和爸爸相识，结下友情。见多识广的李伯伯经常讲他的见闻，讲他的经历和观点，告诉爸爸国民党的腐败。他曾在暑期带领学生去向老乡宣传抗战，被国民党当局制止；南京沦陷前，汤恩伯扬言与南京共存亡，但敌军未到，他就逃之夭夭了。李伯伯对国民党失望，寄希望于共产党。
爸爸和李伯伯的友情改变了他们两个人的命运。爸爸治好了李伯伯的病后，李伯伯对医学产生了兴趣，三十多岁的李伯伯又考入了满洲医科大学，成了医生。而爸爸则因为结识了李伯伯而关心起国家大事，每天读报读书收听广播，关心战争动向，终于抛家舍业跑到八路军的根据地，为战士治病疗伤。
爸爸一直认为李伯伯是他的引路人，可是这样一个思想开明，赞扬过共产党的李伯伯，却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关进了监狱，并在两年后惨死狱中。在他死前的一个星期，他的妻子和子女还去探望过他，当时他没有任何病,怎么就突然死了？爸爸的质疑得不到解答。爸爸纠结于李伯伯一事中，无法解脱,那是他最郁闷、失落的一段时间。
一纸平反证书那么轻，拿在手里完全感觉不到它还有分量,可是一个人的生命那么重，用任何仪器都无法度量。李伯伯的惨死，让一个完整的家庭破碎，让他所有的亲人失去欢乐，心头永远笼罩着无法驱散的雾霾。
爸爸无法释怀。它也强烈地震撼了我。
2、忧郁爸爸
想起爸爸，浮现在眼前的总是他笑呵呵的面容，慈眉善目。其实，爸爸也有很多郁闷的时候，脸上也会布满乌云。
我刚刚上小学的时候，一天晚上，下班时间已过了很久，妈妈一个人红着眼圈回来了，告诉大姨带我们先吃饭，不用等爸爸了，她头疼先去躺一会儿。
那晚我很早就上床睡觉了。夜里,朦胧中听见从爸爸妈妈卧室隐约传来爸爸压抑的哭声，持续了很久很久。第二天早上，爸爸眼睛肿着，眼珠布满血丝。我很疑惑，可没有问爸爸，吃过早饭就懂事地上学去了。
我心里一直想着爸爸的事，放学后赶紧问姐姐。姐姐告诉我，昨天爸爸是去车站送他的学生。他们被送去农村改造了，因为被定为“右派”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右派”这个词。后来从妈妈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了爸爸妈妈工作的学校有十多个老师和学生成了“右派”，因为全国都开展了一场叫做“反右派”的运动。
我不懂爸爸为什么那样伤心。妈妈说，这些右派学生都是聪明有头脑的人，是有希望成为好医生的人，当了右派，要被劳动改造，改造到什么时候无法预料，也许一辈子都做不了好医生了。妈妈的语气里充满了对右派学生的怜惜和遗憾。
从那时起，我常从爸爸妈妈口中听到这些右派学生和同事的名字：刘大威，史国平，谢邦彦，徐志远……。每次我听到的都是他们如何有才华，他们现在的处境如何不好。对于儿时的我，“右派”是一个费解的字眼。在爸爸妈妈的口中，它和多才多艺相联，可在报纸上、广播里，它指的是反动透顶，罪不可赦的阶级敌人。
六十年代初，在粮食、蔬菜供应最紧张的日子里，家里来了一个叫杨兴宇的人。他的衣服沾满了土，脸也很脏，手里拎了一只带洞的草编筐。爸爸说，这是他的高中同学，让我们叫他杨伯伯。
杨伯伯在我家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半年。他每天在家里看书，不上街，也不去商店，只在院子里帮我们种菜、浇水，也和我们打扑克。他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每天晚上爸爸一下班就和杨伯伯说他们的“悄悄话”，没完没了。平时不喝白酒的爸爸，每天都要陪着杨伯伯喝上一小杯酒。
我渐渐弄明白了，杨伯伯是爸爸当年在北京“东北难民子第学校”读高中时的同班同学，也是新民老乡。他比爸爸大六岁，本来是盖平县第二中学老师，现在成了右派，被开除公职，妻子也带着孩子离开了他。他居无定所，靠打零工为生，无法吃饱饭，万般无奈，来投奔爸爸。他打算去黑龙江，希望在那里靠辛勤劳动吃上饭，安下家。除此之外，想不出还有什么出路。爸爸还试图说服杨伯伯再在老家新民等一等，看能不能找到其它出路，但杨伯伯的心已经凉了，去意已决，不想回头。
半年后，杨伯伯走了，带着妈妈为他准备的四季服装、厚厚的被褥和能够想到的所有生活用品。爸爸陪他去车站前，我们站在院子里为他送行。杨伯伯挨个摸了摸我们的头，又站在妈妈面前，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就流着泪跟在爸爸推着的自行车旁，走了。爸爸沉默着，直到从车站回来，直到晚上，一句话都没说。
从此，在爸爸妈妈经常念叨的名字中，又增加了一个“杨兴宇”。杨伯伯走后，再无音信，不知他落在哪里，也不知他是否还在，他成了爸爸妈妈一辈子的牵挂。
高健夫伯伯是爸爸妈妈的大学同学，他和应起翔阿姨是和爸爸同在附属医院工作的仅有的两个同学，他的职务是眼科主任。每年，爸爸妈妈和几位盛京医大学友:我的叔叔、李德安叔叔、高伯伯和他的妻子刘柏香阿姨都会在我家聚会好几次。听他们谈话，像是在听一群风华正茂的大学生谈天说地，感觉不到他们已历经沧桑。他们说起当年的学校生活时，常常提到“十九期”“二十期”“二十二期”一类莫名其妙的字眼。我听不懂他们的谈话内容，可是喜欢看他们那一张张扬溢着青春光彩的脸，听他们兴奋张扬的高谈阔论。
1966年夏天，红色恐怖弥漫。每天晚上爸爸妈妈都在悄声交谈着：哪个同事、同学、朋友又被“揪出来了”，被“专政了”，仿佛随时会有惊恐的事情发生。一天晚上，爸爸一进屋就趴在了床上，用枕头蒙住了头，肩抖动着。我们知道爸爸在痛哭。可是，为什么？
高健夫伯伯跳楼自杀了！几天前他被当作“牛鬼蛇神”抓起来，“专政”了，罪名是“特务”。以医生为职业的高伯伯，搞不懂这是什么运动，更不知道要被“专政”到何时，羞辱，恐惧包围了他。被“专政”三天以后，他从被关押的楼上跳了下去,没有和任何亲友告别，高伯伯决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爸爸妈妈和学友们的聚会因高伯伯的死亡而告终。从此，他们不再谈校园轶事，不再谈校友境况，只常常把刘柏香阿姨一个人请到家里来，给她做好吃的饭菜，陪她聊天。我常常在星期日回家的时候遇见刘柏香阿姨，和她一起度过一天。
高伯伯去世四十多年后，住在我家楼上的吴月枝阿姨成了我的忘年交。在附属医院当了一辈子护士的她，常给我讲那个年代的许多人，许多事。她给我讲了高伯伯自杀的经过：那一天，高伯伯对看押他的人说，要上厕所，看押者就在厕所外面守着。很久还不见高伯伯出来，看押者推门进去，看见高伯伯已经爬上了窗台，就冲上前去抓住他，却只抓住了高伯伯的两只鞋子。听吴阿姨讲到最后,我的心揪成一团，几乎要喊出声来：“高伯伯，你慢一些啊!”
爸爸妈妈离开后，我找到了为纪念校庆八十周年而于1991年出版的精装版盛京医科大学简史。我将爸爸妈妈的両册送了一册给高伯伯和刘阿姨的儿子,我的校友高凯。每年我们也会有一两次相聚，共同怀念我们的父母，追忆那早已逝去的时光。
“李自葵”是我从小熟悉的一个名字，因为爸爸和妈妈谈起新民往事时都会提到他。我一直以为他是我们家的一位亲友，仍居住在新民老家，但我从未见过他。1982年的夏日，刚刚办好退休手续的爸爸像上班一样，每天准时去一个特别熟悉又特别陌生的地方,那是他每天上班都要路过但一辈子没进去过的地方:锦州市中级法院。爸爸去法院“上访”，为的是李自葵案件的平反，昭雪。
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又从冬到春，爸爸无数次地奔走在那个“神圣”的大门内外，申诉，上交材料，一遍遍地谈话，爸爸的执着令我不解：李自葵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直到爸爸终于拿到了那一纸平反文件，我才明白，李自葵早已不在人世，1959年死在了锦州南山监狱。从被打成右派到含冤死去，只有两年时间。我第一次听到爸爸讲述李自葵伯伯的故事。
比爸爸大八岁的李自葵伯伯毕业于1930年代的东北大学教育学院数学系，任教于哈尔滨一所中学。因为他读书时参加过共青团，在日本人对反满者进行大逮捕时，携带妻儿逃到了武汉，在一所中学教书。武汉沦陷后，他经香港辗转回到了老家新民。隐居新民的李伯伯因患病求治于崇慈医院而和爸爸相识，结下友情。见多识广的李伯伯经常讲他的见闻，讲他的经历和观点，告诉爸爸国民党的腐败。他曾在暑期带领学生去向老乡宣传抗战，被国民党当局制止；南京沦陷前，汤恩伯扬言与南京共存亡，但敌军未到，他就逃之夭夭了。李伯伯对国民党失望，寄希望于共产党。
爸爸和李伯伯的友情改变了他们两个人的命运。爸爸治好了李伯伯的病后，李伯伯对医学产生了兴趣，三十多岁的李伯伯又考入了满洲医科大学，成了医生。而爸爸则因为结识了李伯伯而关心起国家大事，每天读报读书收听广播，关心战争动向，终于抛家舍业跑到八路军的根据地，为战士治病疗伤。
爸爸一直认为李伯伯是他的引路人，可是这样一个思想开明，赞扬过共产党的李伯伯，却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关进了监狱，并在两年后惨死狱中。在他死前的一个星期，他的妻子和子女还去探望过他，当时他没有任何病,怎么就突然死了？爸爸的质疑得不到解答。爸爸纠结于李伯伯一事中，无法解脱,那是他最郁闷、失落的一段时间。
一纸平反证书那么轻，拿在手里完全感觉不到它还有分量,可是一个人的生命那么重，用任何仪器都无法度量。李伯伯的惨死，让一个完整的家庭破碎，让他所有的亲人失去欢乐，心头永远笼罩着无法驱散的雾霾。
爸爸无法释怀。它也强烈地震撼了我。